詔獄

要理解“詔獄”，需先講清楚“獄”的含意。《金文詁林》說道，“稽之經傳，獄字恆指獄訟為言，不必指繫囚之地。”也就是說，“獄”並非只有牢獄之意，也可用來指法律案件。但單單講明“獄”的本意及引申意義，仍不足以說明“詔獄”的特殊性：其不同於一般之“獄”，關鍵在於“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詔獄”制度與皇帝制度的確立密切相連。秦王政令群臣議立名號時，臣下建言：天子自稱為“朕”，“命為‘制’，令為‘詔’”。裴駰《集解》引蔡邕《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詔”作為有特定含義、為皇帝所專用的字眼，實際上也有表明皇權尊嚴的神聖性和象徵性的意義。

如此以來，“詔獄”的第一層含義是皇帝欽命的法律案件，或如日本學者富田健之所說是“敕命刑獄”。《史記會注考證》引用胡三省語說道，“蓋奉詔以鞫囚，因以為名”。王先謙《漢書補註》引用周壽昌語，語意與之相近：“凡遣官治獄曰詔獄，謂奉詔治獄也。”因此，“詔獄”不同於一般獄訟的特性，即奉皇帝詔旨治獄的特性，才凸現出來。實際上，一旦有重案發生，朝廷百官多會請求皇帝下詔收系罪犯。“假謁者節”召犯人入“詔獄”，正可表明“詔獄”性質的特殊———謁者所持之“節”，作為一種憑信，是皇帝的象徵和皇權的體現，代表皇帝的意志。頻繁見於史籍及簡牘的“詔所名捕”等司法術語，也可以從側面證明案件性質不同一般。

作為實體牢獄（即關押、囚禁犯人的場所）的“詔獄”也是存在的。兩漢之際，赤眉軍立劉盆子為帝，時任更始政權的盆子兄長劉恭自以為罪惡深重，故“自系詔獄”（《後漢書·劉玄傳》）。顯然，“詔獄”也可指關押、囚禁犯人的場所，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清楚此段話語。靈帝時，曾派遣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系，休囚徒”（《後漢書·孝靈帝紀》），“詔獄”與維護地方治安、鞠系罪犯為主要職責的“亭部”並稱，其具有囚禁犯人處所的意義自是不容否認。漢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獄，多因為臨時收押、訊問欽定案犯，性質才發生變化而成為“詔獄”，“魏郡詔獄”、“鉅鹿詔獄”等即是如此。

“詔獄”興起的原由，兩漢典籍缺載。不過，《宋史·刑法志》中的記載，對我們認識問題或不無裨益：“本以糾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見。”時代相隔久遠，宋元時期的判定是否適用於兩漢呢？筆者傾向於贊同。實際上，漢代就有類似意義的話語出現。東漢順帝時，大司農李固就當時選舉人才中出現的弊病上書奏言。順帝接納其建議，“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後漢書·李固傳》）。從詔旨內容中可以看出：“詔獄”用以糾察為非作歹的官吏。這一點也應是“詔獄”特性所在，即糾察、懲治的對象與行為的特殊。比如，“詔獄”作為打擊諸侯王的重要手段，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餘悸，江都王劉建就有“我為王，詔獄歲至”（《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劉建傳》）的怨言。又如，“詔獄”多牽涉朝廷要人，文帝時的周勃、成帝時的王商，二人雖曾貴為丞相，但均受“詔獄”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獄吏之貴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的感嘆。

作為溢於國家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詔獄”制度合理髮揮作用的前提，並不是建立在某種制度基礎上，而是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願，故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正因為此，“詔獄”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會因為秉政者個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於消逝殆盡，甚至蛻變為自逞私慾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權臣秉政之時，掌權之人多借“詔獄”之名，泄私憤，逞淫威，打擊異己，禍害無窮。所以，宋人張方平在《樂全集》中痛言漢、唐兩代之衰，“詔獄”之弊為亂政之首：

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權力移於下而人主受制於臣，而刑罰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樂全集·詔獄之弊》）。但人主大權獨攬就能避免“詔獄”之禍嗎？

明代的錦衣衛擁有自己的監獄，稱詔獄，或是“錦衣獄”，由北鎮撫司署理，可直接拷掠刑訊，取旨行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均無權過問，獄中“水火不入，疫癘之氣充斥囹圄”，詔獄的刑法極其殘酷，刑具有拶指、上夾棍、剝皮、舌、斷脊、墮指、刺心、琵琶等十八種，史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嘉靖時刑科都給事中劉濟有謂：“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

萬曆年間，臨江知府錢若賡被明神宗朱翊鈞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終不得釋，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直到熹宗朱由校即位后才將他釋放。瞿式耜曾道：“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凶網，即煩緹騎，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言：“恂一代秕政，為古今所無者。”顧大武的《詔獄慘言》也曾描寫楊漣在內的“六君子”在鎮撫司內被錦衣衛指揮僉事許顯純嚴刑拷問的慘狀。

從某種情況而言，酷吏及戚宦之禍，是皇帝制度衍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人治盛行家天下且又沒有有效約束制衡力量存在的帝制時代，當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日漸膨脹時，權力的濫用是必然的事。皇帝並非生就精明能幹，權力被臣下竊取也是在所難免，而皇權也並非始終正義無私，也可徇私而行。那麼，徇私而行的權力，又如何能使合理、公正的國家運作機制建立？所以，與其指責佞幸所造成的“詔獄”之禍，倒不如切實反思皇帝制度的自身弊病。

作為溢於國家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詔獄”制度合理髮揮作用的前提，並不是建立在某種制度基礎上，而是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願，故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正因為此，“詔獄”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會因為秉政者個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於消逝殆盡，甚至蛻變為自逞私慾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權臣秉政之時，掌權之人多借“詔獄”之名，泄私憤，逞淫威，打擊異己，禍害無窮。所以，宋人張方平在《樂全集》中痛言漢、唐兩代之衰，“詔獄”之弊為亂政之首：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權力移於下而人主受制於臣，而刑罰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樂全集·詔獄之弊》）。但人主大權獨攬就能避免“詔獄”之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