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藻

1929年6月，任燕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費孝通、林耀華、黃華節、瞿同祖、黃迪、李有義、陳永齡均曾師從吳文藻先生。

1938年在雲南大學任教。1939年創立社會學系，並建立了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站。

1940年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對邊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問題進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併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在此期間，吳文藻廣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文藻滿懷愛國熱忱，於1951年返回祖國。1953年任民族學院教授、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後從事編譯工作。

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1980年被聘為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

吳文藻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冰心（謝婉瑩）是我國“五四”以來的著名女作家，他們是風雨同舟、患難與共56年的恩愛夫妻。冰心同志在80高齡的時候曾風趣地講述與吳文藻的戀愛經過。

1923年，冰心在燕大女校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得到了“斐托斐名譽學會”的金鑰匙獎，並得到燕大女校的姊妹學校美國威爾斯利大學研究院的獎學金，赴美留學。吳文藻先生是192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清華學堂，去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深造。

8月中旬，吳文藻與冰心同時由上海乘約克遜號郵船赴美留學。當時的冰心已是文壇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不乏追求者，卻無意中人。在船上幾位女同學告訴她：“在這條船上有清華一個男生，個子高高的，走路都揚著頭，不理睬人。聽說人家給吳文藻介紹過好幾位女朋友，吳文藻一個也相不上。咱們去看看怎麼樣？”這話引起了冰心的好奇心。她贊成一起去見識見識。

冰心見吳文藻果然是一位儀錶堂堂而卻十分高傲的小夥子。冰心自然也不甘示弱，就大大方方和吳文藻攀談起來．她發現小夥子很和她談得來，那傲氣全無蹤影。將近半月的船上旅行生活，使吳文藻倆建立起奇遇的友誼。

踏上美國國土后，由於分赴兩個學校，又是你東我西，便分道揚鑣了。而後，這個驕傲的小夥子，隔幾天便給她寄一本文藝雜誌。又過了一段時候。雜誌裡面夾一個小條。再過些天，小條變成了寬條，都是用英文書寫得整整齊齊。再過若干時候，寫來了信，投來了情書。冰心發現小夥子是真誠的，便也呼應起來。往返的書信，密切的來往，使這一對遠在異鄉的年輕夥伴，漸漸地由相知而相愛。

在1926年冰心女士於威爾利大學研究院畢業並取得文學碩士學位返國時，捎上了一封吳文藻向她的正式求婚信件，這是要呈報冰心父母親的。

1929年6月15日，吳文藻與冰心於北大臨湖軒舉行了婚禮，來賓只有兩校同事、同學，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新婚之夜，倆人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后居於燕南園的一座小樓里。吳文藻的書桌上擺著一張她的照片，她問吳文藻每天是否真的看，吳文藻說當然。有一天，冰心從鏡框里取出自己的相片換上影星阮玲玉的，吳文藻好幾天也沒發現。她提醒吳文藻：“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誰的?”吳文藻這才笑著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吳教授專心於學術研究及安排學生出國深造，冰心肩負著教學寫作、養育子女的責任。

抗戰爆發前，冰心寫過一首寶塔詩：“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進家/說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這其中有幾個小“典故”。吳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薩其馬”叫成“馬”，進了點心店就向售貨員買“馬”。有一次，冰心與婆婆等人在院子里賞花，被從書房裡叫出來的吳先生應酬似地問：“這是什麼花?”冰心看著丁香說：“這是香丁。”吳文藻竟點點頭說：“啊，香丁。”周圍的人忍不住笑起來。為送父親一件雙絲葛夾袍，吳文藻受命去“東升祥”，居然要買一丈“羽毛紗”。幸虧售貨員與冰心熟悉，打電話問過才算弄明白。冰心父親說：“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視而笑。

抗戰爆發后，冰心隨吳文藻到了昆明，冰心向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出示了該詩，想把怨氣潑在清華身上。梅校長看罷加了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獃子怎配得交際花”。玩笑一開，在場的清華同學都樂了，冰心才覺出“作法自斃”的味道。1942年，吳文藻患了嚴重的肺病，當脈搏只有一分鐘36下時，冰心兩腿發軟。出去找人，一個小山坡也走不過去，只覺著丈夫要“完”。然而，吳文藻在重慶“中央醫院”奇迹般地緩了過來。出院后的補品只有親戚送來的一隻雞、兩個廣柑。

1944年，吳文藻赴美參加“戰時太平洋國際學會”，討論戰後盟國對日本的處理。1946年，吳文藻與冰心去了日本。1951年，吳文藻放棄美國耶魯大學的聘請，與冰心一同回到新中國。

1957年，吳文藻先生被錯劃為右派。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冰心同志極度痛苦。正在這時，周恩來總理知道了，就和鄧穎超大姐把冰心接到自己家裡，總理語重心長地說：“吳先生的事，需要的是你關心吳文藻，幫助吳文藻，而不是別的。這，就要看你的啦……”這親切的話語給了困惑中的冰心極大的溫暖和鼓勵力量，也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

1966年，“文革”爆發，二人都靠邊站，住牛棚。1979年，吳文藻重新工作，帶民族學院的研究生，為民族學的中國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與自己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遺囑把三萬元存款捐給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獎學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與世長辭。吳文藻早就說過：“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吳文藻先生的錯划問題徹底平反后。吳文藻與冰心夫妻之間更是相親相愛，相敬如賓。都是一樣的不服老，不間斷地從事著寫作和學術研究，晚年的生活可謂豐富、和諧、充實、快樂。

1919年，吳文藻在清華學堂就學，五四運動的浪潮就激起了吳文藻的愛國熱情，吳文藻毅然加入，並積極書寫愛國反帝宣傳品。五四運動后，吳文藻閱讀了大量孫中山、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和教育，從而奠定了吳文藻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吳文藻先生對當時中國貧窮落後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認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於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落後，而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首先應該學習西方比較先進的科學與文化。在美國，吳文藻如饑似渴地學習現代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學習和研究之中。先後學習了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統計學、人口學、邏輯學、倫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眾多的課程，並且還擠出時間學習了法文和德文。

在吳文藻看來，西方社會的富強與科技進步，正是在於掌握了這些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中國要想強大起來，就必須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進技術與科學文化的人才。吳文藻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的思考，在吳文藻的博士論文《見於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里有著深刻的展現。除此之外，吳文藻還認為，中國社會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問題有待於研究，因此，吳文藻決心選擇社會學和民族學為終身專業，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這兩方面研究，提出改變中國社會落後狀態的合適方案。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支持下，吳文藻在博士學位尚未公布的情況下就回到了祖國。當年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設有“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原先採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吳文藻先生到任后，便親自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種漢文教材，並且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

1933年，吳文藻先生擔任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這一職務的獲得給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主張的吳先生帶來了更多便利。吳文藻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文藻先生把此概括為“社區研究”。吳文藻說，“社區研究”，就是對中國的國情“大家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考察邊疆的部落或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歷程；甚或對於靜態與動態兩種情況同時並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早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吳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吳先生當年所提出的這一目標仍然沒能實現。這當然有著其特殊的歷史原因。

1949年以前，吳文藻先生的社會學中國化主張和社區研究倡議，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國民黨政府的冷遇。儘管吳先生及一些學術界的同仁們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卻未能在全國學術界引起重大反響，因而也沒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後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北京淪陷，吳先生只得流亡雲南，燕京社會學系的其他人員也流散四方，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和社區研究便這樣半途夭折了。儘管如此，在雲南期間，吳文藻先生仍在雲南大學創立了社會學系，並主持成立了實地調查工作站。之後在抗戰期間，吳文藻先生曾參加過一次由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央設計局組織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對以新疆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束后，吳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問題向當局提出一些建議，此時，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吳先生對該書不承認中國多民族存在的事實非常反感，但在當時，只能以不寫原計劃中規定的調查報告來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議。1949年，吳文藻在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外交組組長和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期間，吳文藻先生聽到了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吳文藻心中非常興奮。

1950年6月，吳文藻斷然辭掉了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退出代表團，並與國內取得聯繫，於次年懷著報效人民的滿腔熱情回到了祖國懷抱。回到了中國的吳文藻先生雖然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然而吳文藻一生為之奮鬥的社會學卻與其吳文藻相關學科一樣，遭遇了被取消的命運。1953年10月，吳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此後就致力於研究國內少數民族情況。吳文藻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歷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此時的吳文藻只能極力實踐“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後的吳文藻先生所從事的基本上是內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即使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1959到1966年期間，吳文藻與費孝通（已先被劃為右派）共同校訂了少數民族史志的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會學新書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的釋文等，還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以及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此外，吳文藻還與費孝通共同搜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為了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之行，吳文藻和冰心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被從下放勞動的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

1931年，在燕京求學的費孝通因病住院，使得費孝通沒有能得到當年的學分，為此不得不延長一個學年。這延長的一年，對費孝通一生的學術和生活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吳文藻得以從容安排得意門生此後的學習與研究，讓費孝通去讀了清華的社會學系的研究生，為後來把費孝通引薦給當紅的英國功能人類學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奠定了基礎，此舉將費孝通領上通往國際人類學前沿地帶的階梯。也是在這一年裡，美國社會學界領銜人物之一羅伯特·帕克應吳文藻先生之邀來華講學，吳文藻帶領學生走出書本和課堂，多接觸實際生活，使費孝通一生鍾情于田野調查。

在吳文藻看來，要使事業不中斷並且發達興旺，就應造就幾代人的梯隊。吳文藻主持下的燕京社會學系，先後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國內的一些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他們的調查成果，在吳先生的幫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發表了。這些調查成果儘管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在當時，對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建設卻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研究也起了相當重要的積累資料作用。

1979年，21歲的王慶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師從吳文藻先生門下。王慶仁對第一次去拜見恩師的情景記憶頗深：十多本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原版書擺在書桌上，那是吳文藻先生要求王慶仁在兩個月內要看完的！在吳文藻先生門下幾年，王慶仁教授對恩師平和寬厚的長者風範更是有了深切的體會：吳文藻的藏書可以毫無保留地借給學生看，並把自己做的卡片夾在裡面，作為參考。“吳師做事情非常仔細。仔細到吳文藻看我們的稿子，是一個字一個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麼地方落一個字母，吳文藻都能給你糾正過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現的時候，吳文藻還是會心平氣和地給你指出來，從來不批評學生。”多年以後，回憶起這些細節，王慶仁仍感慨良多。

作為師長的吳文藻注重的是學生學問的長進，至於學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戀愛問題，吳文藻則很少過問；倒是冰心老人經常和學生有說有笑，學生的生活問題甚至戀愛問題都在冰心老人關懷之列。這一點好像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習慣：吳文藻先生最初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等人的戀愛結婚，都是冰心幫忙操辦的。

《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中國少數民族情況》《見於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現代法國社會學》《德國系統社會學》《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現代社區研究的意義和功能》《中國社區研究的西洋影響與國內近況》《社區的意義與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社會制度的性質與範圍》《社會學與現代化》《英國功能學派人類學今昔》《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遷》《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

中國社會學、民族學最早倡導者。

電視劇《東方戰場》，程耀輝飾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