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

對於1949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學史的劃分，主要有這樣幾種觀點:①分為4個階段，即輸入期(1898-1917)、移植期(1918～1925)、萌芽期(1926～1930)、建設期 (1931～1949)；②劃成3個階段，即萌芽期(1840～1918)、開始期(1919～1930)、建設期(1931～1949)；③亦分 3個階段，但起始有別，即萌芽期（1903～1911）、發展期(1912～1928)、比較發達期(1929～1948)。對中國社會學史總的劃分另有一種觀點，即5階段論：發軔期（1891～1910）、萌芽期(1911～1918)、幼苗期(1919～1927)、成長期（1928～1948）、改革期(1949以來)。我們認為，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可分為3個大的階段:①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19世紀末～1929)。以1919年為界，前期可視為傳入期，後期可看作傳播期。②中國社會學的建設(1930～1949)。以1937年為界，前期稱為成長期，後期可視為建設期。③中國社會學的調整與重建(1950～1989)。以1979年為界，前期為調整與停滯期，後期為重建期。

今文學派既是儒學的一支，又不是正統的。他們思想活躍，比較容易吸收西方的先進思想。該學派的觀點新舊混雜，中西融合，在傳統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內容。今文學派的另一個特點是，關心社會，參與政治，鼓吹變法。他們強調變革和通經致用，將創新變革的思想運用於社會變革。其代表人物有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等。其中康有為、梁啟超又是改良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譚嗣同、嚴復等人主張中國應走維新變法的道路，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向西方學習。

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時，先是學習其船堅炮利的技術，即學習自然科學技術，同時保持中國的倫理綱常。甲午戰爭及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使中國人認識到，學習西學不但要學自然科學，而且還要學西方的社會科學，並偏重於後者。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說被介紹到中國，起了啟蒙的作用。

傳入的主要途徑與活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從創立階段進入形成階段。中國思想學術界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通過不同的途徑，引進和吸收了西方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和觀點。

維新派的貢獻 西方社會學中的社會進化論、平衡論、社會有機體論及同類意識等理論，對中國維新派的影響較大。他們在維新變法的社會改良運動中為社會學的傳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康有為在其著作中，融合了中西社會學說，指出人類社會歷史是向前發展進化的。他將社會進化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 3個階段，從根本上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傳統思想，並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社會政治理想和觀點，其中涉及社會發展、民主制度、國家、家庭和婦女等社會問題。梁啟超繼承和發揮了康有為的觀點和理論，提出“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治天下之道”。他說“群”是天下之公理，萬物之公理，同樣“變”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指出“群學”（社會學）是貫通天人之際的根本學問。他把自然科學、哲學和社會學結合在一起，並以此來論證變法。在維新派的激進派人物譚嗣同的社會思想中，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學說。他在《仁學》(1896)一書中，最先明確採用“社會學”一詞，並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黎洲之書” （《譚瀏陽全集》第4冊）。章太炎則十分讚賞H.斯賓塞的社會有機論和F.H.吉丁斯的同類意識論。他翻譯的日本社會學家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即綜合了這兩家的學說。他在所著《訄書》一書中，對不同社會制度進行了對比，提出了從政治到經濟制度的社會改造設想，並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了中國人口、語言、文學、心理、宗教、風俗等社會問題。

中國社會學的先驅者嚴復首先引進了社會進化論，並根據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的情況，特彆強調3點：①宇宙是發展進化的，社會也是發展進化的;②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中存在著激烈的鬥爭;③民主和自由是社會變法的主要內容。嚴復還翻譯了大量社會學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夾敘夾議地翻譯了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中譯名為《群學肄言》(1903)。嚴復不但介紹了社會學的理論，而且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方法。他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富強的關鍵是科學的發達，而科學發達是由於經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認為西方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在於運用了歸納法和演繹法。嚴復所介紹的西方的科學方法，就是中國早期社會學所採用的主要方法。

維新派不但把社會學作為變革的理論依據，而且還用社會學的理論培育人才。康有為早在1891年就將“群學”列入萬木草堂的教學大綱中。嚴復曾指出《群學肄言》與《大學》、《中庸》有相通之處，並把社會學作為教育的基礎課程。

社會學傳入中國，主要通過外派留學生、外國學者來華講學、國人辦學等多種途徑。中國留學生主要被派往歐美和日本，其中以留日生最多。1905年以後派出及自費留日學生每年竟達1萬～1.5萬人之多，留學生中學習師範、法政、經濟者居多。19世紀末，日本的一般學校均已開設社會學課，尤其在法政學校和師範學校更為普遍，留學生中有不少人學過社會學。這些留學生回國后成為傳播社會學的先導，中國第一位講授社會學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學法政的留學生。留日學生翻譯了大量的日文書和講義，其中不少含有大量社會學的內容。早期社會學書籍多譯自日文，如1902年章太炎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同年另一日本學者有賀長雄的《族制進化論》的中譯本問世。1903年吳建常轉譯市川源三日文譯本（原為吉丁斯所著）《社會學提綱》，1911年歐陽鈞譯遠藤隆吉的《社會學》講義等。

中國學生大批去歐美留學是1909年設立庚款獎學金之後。留美學生朱友漁較早主修社會學課程,191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哲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是《中國慈善事業》。回國後任上海聖約翰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家陶孟和早年留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1915年與梁宇臬合著《中國鄉村與城市生活》，從社會學角度對中國社會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回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並主持社會調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工作。早期留學生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社會學界的先導。

20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教會學校中相繼開設社會學課程，或設置社會學系。教會學校也成為社會學傳入中國的重要場所。1908年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由美國人A.孟教授任教，採用W.白芝霍特的《物理學與政治學》一書為課本。1913年上海滬江大學由美國學者B.葛學博創立社會學系，由葛學博、H.S.白克令、J.Q.狄萊等任教。清華學校於1917年開設社會學課，由美國人C.G.狄特莫等來華短期任教。教會學校在中國開展一系列社會學調查。滬江大學1917年成立的滬東公社，在上海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並進行社會調查。1917年清華學校狄特莫教授指導學生，對北京西郊 195家居民的生活費進行調查。1918年他又指導清華學生，對校役的生活費進行調查。1918～1919年，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J.S.伯吉斯(又譯步濟時)與美籍教士S.D.甘博，對北京社會狀況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調查結果於1921年用英文發表，書名為《北京——一種社會調查》。

在社會學傳播的過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會實進會是較早傳播社會學的團體，瞿秋白、陳長蘅、陶孟和等是其主要成員或負責人。該會宗旨是：“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於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該會會刊《新社會》圍繞社會改造登載有關提倡社會服務、討論社會學說、研究平民教育、記載社會事件、批評社會缺點、反映社會實況的文章。特別突出的是大量討論了社會問題，如知識分子、婦女、婚姻、勞工、自殺等。

社會學傳入中國主要是適應了中國社會本身的需要。在帝國主義入侵，封建統治腐敗，國家危亡的形勢下，中國社會需要變，中國社會思想需要更新。在西學東漸中，中國從西方社會學中吸取養料，吸收了社會進化論、社會有機體論、平衡論以及同類意識等學術觀點，為中國維新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在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文化轉變時期注入了西方社會學思想的新內容。

社會學專業主要培養掌握當代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主要理論，熟悉社會學研究方法，了解社會科學各主要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善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具備較高的外語水平和漢語寫作能力，能夠勝任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行政與管理，能夠在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從事研究和教學等工作的高級人才。

社會學專業開設的主要課程有：社會學概論、社會心理學、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西方社會學理論、中國社會思想史、組織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產業社會學、消費社會學、發展社會學、家庭社會學、人口社會學、社會分層與流動、城市社會學、農村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問題等40餘門課程。

截至2005 年，全國高校建有社會學系或社會學專業70 多個，社會工作系和社會工作專業186 個，有專任教師約4000人，在校本科生和專科生約4 萬人。全國社科院系統和黨政部門研究機構系統設立社會學研究所50 多個，專業研究人員近千人。各重點高校和重要科研機構設有博士點16 個（25），碩士點97（115），招收博士研究生160 人，碩士研究生1083 人。社會學分支學科已經達到40 多個。全國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會、中國社會心理學會等一級學會、中國農村社會學會、中國社會政策研究會等多個二級學會以及一批專業委員會，2006 年學會還新批准成立家庭與社會性別專業委員會。各省也普遍成立了自己的學會。另外，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還建立了若干實體性的和非實體性的相關研究中心。

在國家大力支持下，在社會學界老前輩和新生代的共同努力下，在與國際社會學界交流互動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在機構和隊伍方面獲得空前發展。社會學的各門分支學科基本建立起來，教學科研機構在全國各地的布局初步形成模樣，教學科研隊伍初具規模，專業化水平顯著提高，科研能力以及參與國家建設事業的能力不斷增強，與國際社會學界對話交流的空間不斷擴大。

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是社會學學科發展的基礎。中國社會學理論和方法體系的建構，目前還處於翻譯引進與研究並重階段。兩年來，歐美社會學的大量經典著作以及重要當代著作被譯介進來，其主題幾乎涵蓋了社會學的所有重要領域和部門，為建設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基礎提供了廣泛的智識支撐，為拓展中國社會學研究的視野和論題範圍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發示範，為提升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內涵質量和規範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參照標準，也為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並結合當下的中國經驗發展本土社會學理論提供了思考進路。兩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建構本土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更加明確。大家普遍認為，對於社會學基礎理論研究來說，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介和研討固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運用社會學的比較成熟的範式和方法，通過廣泛深入的經驗考察尤其是實證研究，探討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過程，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總結現代化中國經驗，發掘其中的理論蘊涵，進行理論抽象和創新，乃是更加重要更為基礎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