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齡

第一屆中國新編地方志優秀成果一等獎獲得者。

在史學、方誌學領域以獨樹一幟的學術思想和常璩傳人的職業精神聞名志壇，以“張伯齡精神”傳於中國方誌界。其事迹被載入《世界名人錄》《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中國當代學者詞典》《中國地方志年鑒》《當代中國志壇群星集》等相關名人史冊，並收入四川省方誌館·四川名人名作珍藏館典藏資料。

方誌審稿（武漢史志研究編輯室/1987年）

方誌記事技巧（與鄭正西合著，黃山書社/1988年）

志稿修改與總纂（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方誌務實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方誌文集續編（作家出版社/2003年）

走出修志誤區（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

崇慶縣誌編纂（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崇慶縣誌得失論（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張伯齡先生的學術觀點與修志主張，散見於他的六部專業著述及數十篇學術論文，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主編的責任與素質

張伯齡先生認為：

志書主編是主持編務的負責人，是修志的主將，其責任在“編”，發力在“主”——有“主見”、有“主心骨”，出上佳的“主意”，提鮮明的“主張”，譜寫抑揚頓挫一章一節的“主旋律”。既堅持原則，不隨波逐流；又虛懷若谷，能從善如流。

主編要堅持“集體主義”，切記“主觀主義”。無論多麼能幹的主編，切莫把自己看做“救世主”。全體修志人員是主編的上帝，是志書編修這項綜合工程的主力軍。

志書主編應具備以下基本素質：樂於修志，甘受“三清”苦；懂得政策，能正確導航；論事公允，善協調眾議；與時俱進，敢開拓創新；熟悉業務，懂編纂規律；寫作過關，能勝任總纂。

二、總纂的特性與任務

張伯齡先生認為：

總纂是總體編纂，既不是各分志的相加，也不是各分志的濃縮。總纂作為修志的終端工程，是精加工階段，實際上是個再創作過程。要將原來各自為政、自以為是的各分志（或各篇、各章、各節）編纂成一部相互呼應、取捨得當、繁簡適度、有機聯繫的整體著作，使志稿產生一次比較大的質的飛躍，達到整體優化。

總纂要承擔十個任務：

一、實現志書設計的總體性；

二、確保志書體例的完整性；

三、務求材料取捨的全局性；

四、複核史事記述的可靠性；

五、強化反映地情的宏觀性；

六、提高記事手法的概括性；

七、增強著述質量的深刻性；

八、錘鍊志稿表述的精當性；

九、促進行文規範的統一性；

十、力求全志文風的一致性。

三、方誌的質量標準及其深化原則

張伯齡先生認為：

在方誌質量的諸多標準中，資料標準是志書質量的核心標準。資料的容量要豐，信息密度要高；質量要精，使用價值要大。切實做到真實、準確、全面、系統、深刻、透徹。

深化資料質量的原則——要反映歷史的全局，追蹤歷史的軌跡；要恢復被抹殺的歷史，澄清被篡改的歷史；要有歷史的突破、歷史的填補、歷史的警戒、歷史的發掘。

四、縣誌的謀篇方略

張伯齡先生主張：

縣誌篇目的謀划設置，應堅持“類為一篇”，各篇“不求平衡”。根據客觀實際，多則多寫，少則少寫。僅以學科理論為指導，不以學科體系為安排。兼顧各類讀者需要，力避艱深，內行外行全面照顧，各得其所。

篇目編排採用我國多年形成的常規序列，即按政治、經濟、文化的順序安排。

“概述”略帶策論性，概歷史與現狀，述優勢與劣勢，提綱挈領，彰往昭來。

“大事”編年為主，兼用本末體。

“中共地方組織”本屬黨派社團篇中的一章，但一章之內層次局限，難於記述，故破格升檔，另設專篇。

“經濟板塊”首列經濟總貌，然後分篇記述各條戰線，最後以經濟綜合管理收口。

“人物篇”既堅持生不立傳，又堅持生不列名，只寫已故者傳記事略，生人注目者採用以事系人之法記入有關專篇。

“烈士英名”錄民政部門已有專冊可查，志書不照搬照錄，徒增篇幅。

“一鄉一鎮”的資料不能在縣誌中無法索求，故特設鄉鎮概況篇。

“雜誌”雖雜，仍以志為主，故從附錄中析出另設專篇。而附錄則純系資料錄存，不施刀筆。

篇后“備考”，選錄那些難入主體部分又棄之可惜的有利於資政和科學研究的史料。

五、志書的記事規範

張伯齡先生認為：

“凡例”在編寫志稿時是編寫規則，在志書出版后是閱讀指南。各地地情不同，凡例也當有異，而不能照搬照抄，千遍一律。他通過擬定的《崇慶縣誌·凡例》和《總纂人員守則》制定出若干編纂規範，其中記事規範的統一要求有：

無論記歷史、述現狀，都既忠於事實，不掩蓋真相，又排除有聞必錄的自然主義傾向，注意反映事物的本質和主流，以求實存真為本。

著重在“堅持十不原則”：代表黨和政府立言，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因私情放棄原則。不唯書，不唯親，不唯上，不唯權，只唯實；不虛美，不隱惡，不拔高，不貶低，只求真。記事筆有粗細，墨有濃淡，不平均用力，

“注重六詳六略”：詳事業，略機構；詳關鍵，略過程；詳典型，略一般；詳首創，略常見；詳現代，略古代（建置、文物等除外）。

“注重四個對比”：建國前後對比；三大改造前後對比；十年浩劫前後對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對比。

篇與篇間，交叉內容，各有側重，使用“詳見”、“參見”等方法，使之互補。

敘事中用公元紀年統合古今，採用國際通用計量符號等等。

六、修志的十大誤區

張伯齡先生認為：

中國新方誌的編修，發展到本世紀續修階段，出現了一些大的誤區。這些誤區發展下去，使地方志存在著一種潛在的異化傾向。警惕方誌異化，是志界同仁們應該共同重視的問題。這些誤區要者有十個方面：

一是主編主而不編；

二是長官假手成序；

三是凡例千篇一律；

四是宣傳色彩濃厚；

五是“官書”為官而書；

六是記事文過飾非；

七是傳授專業知識；

八是企業廣告泛濫；

九是大搞“生人簡介”；

十是突破“述而不作”。

20世紀80年代初執教中學時，被溫江地區行署評為模範教師。所著《談文言實詞活用》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被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介紹到國外。修訂版《中學文言實詞活用》，納入“中學生讀寫叢書”出版。

80年代后，專事地方志編修工作，先後獲崇慶縣（今崇州市）拔尖人才、成都市優秀共產黨員、四川省方誌編修先進工作者稱號。主編出版的《崇慶縣誌》獲全國首屆新編地方志優秀成果一等獎。

工作中堅持理論與實踐雙向探索，上班與下班雙軌運行，於八小時外完成方誌理論專著《方誌審稿》、《方誌記事技巧》、《志搞修改與總纂》、《方誌務實論集》，均獲四川省地方志優秀科研成果獎，並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新編地方志成果展覽會上展出。

90年代，經《中國地方志》、《當代中國志壇群星集》發表常志年、邵長興諸人《為張伯齡精神鼓掌》、《治學嚴謹得失並論——略說四川“張伯齡精神”特徵》等文章，遂以“張伯齡精神”傳於中國方誌界。

退休後繼續獻身方誌事業，應省內外修志部門之邀協助審改《左權縣誌》、《曲沃縣誌》、《成都名酒志》等多部志書。又出版了個人專著《方誌文集續編》、《走出修志誤區》。被聘請為成都市第二屆地方志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90年代末，張伯齡先生通過十年時間堅持不懈的建言獻策奔走呼籲，終於說服四川成都崇州市主政者，為家鄉的先賢常璩塑像並興建了常璩廣場。從此中國地方志的先祖常璩在全國有了第一尊銅像，國內史志界人士凡到成都者，大都親臨崇州常璩廣場，拜謁這位中國方誌老祖宗。爾後，國家4 A級景區街子古鎮又根據張伯齡的建議興建了“華陽國志館”。張伯齡也被史志界稱為“常璩傳人”。

【註：四川成都崇州市是中國地方志的發祥地，東晉史學家常璩是崇州的先賢。他所著《華陽國志》是研究我國西南數省社會發展的重要史料，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以“志”為名的地方志專著，被稱為“中國地方志的初祖”，為中外史學界高度重視。英國李約瑟博士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它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之一”。】”。

一、提出了方誌學術的新穎主張

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原辦公室主任諸葛計先生所著的《中國方誌五十年史事錄》，收錄了中國志壇1949年至2010年間的史事。其中有三處提及張伯齡的學術主張：1988年1月20日《廣西地方志》第一期刊登的張伯齡《新縣誌謀篇的幾點主張》；1990年4月1日《方誌研究》第2期刊登的張伯齡《方誌質量的核心標準》；1992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伯齡個人論集《方誌務實論集》。史事錄特別指出：“《方誌務實論集》最突出的特點是“務實”，有些思路也頗為新穎，是同類論著中受到較高評價的一本。”

二、創立了方誌寫作學的基本體系

浙江省開化縣委黨校理論教員、《開化縣誌》副主編韓章訓認為：張伯齡的《方誌記事技巧》對人們在方誌寫作過程中所必然遇到的那些基本問題，均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說，所以就理論而言，它已經創立了方誌寫作學的基本體系；許多地方都創造性地發展了地方志的傳統寫作理論，從而提出了對編寫新志書有直接指導意義的新的寫作方法；許多地方創造性地把一般寫作理論引進方誌寫作領域來，並在方誌領域中做了創造性的運用。

三、創造性地發展了地方志的傳統寫作理論

中國地方志協會理事、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顧問張桂江認為：張伯齡的《志稿修改與纂》 提出的“六變”，即變分述為總說、變引證為轉述、變泛例為精例、變工筆為速寫、變傳授為點撥、變過程為階段，不僅是近一段時間方誌研究的新成就，也有作者大膽的改革倡議。創立了方誌寫作學的雛形。並創造性地發展了地方志的傳統寫作理論，從而提出了對編寫新志書有直接指導意義的主張，與其說作者在進行理論探討，不如說給改稿朋友提供了實用價值較高的提高改稿質量的良方。

中國地方志協會常務理事、河南省地方志協會副會長楊靜琦編審曾著文《試析“凡例”——兼評<崇志·凡例>》，對張伯齡主持制定的《崇慶縣誌·凡例》高度評價：“我讀到《崇慶縣誌》后，開卷先讀了序言、凡例、篇目，翻看了卷首的圖、照，深感其凡例寫得有特色。不僅是較舊志凡例有很大發展，而且與我讀到的80年代以來出版的新縣（市）志相比，其凡例也有很多優點和創新。”“寫出了社會主義新縣誌凡例的新水平，是一篇名符其實的指導地方志編纂的綱領和法規”，“我認為可視為社會主義新方誌凡例的範本。”

四、總纂思想頗為豐富

黑龍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秘書長、副編審梁濱久在《<志稿修改與總纂>評析》中稱：張伯齡的《志稿修改與總纂》是總纂研究的務實之作。總纂，是在初稿基礎上進行的精加工和再創造，是使志書成為有機聯繫整體的科學著述的關鍵。因為總纂工作如此重要，所以，方誌界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面也是很多的。但是，從修改初稿的角度來研究總纂，並寫成一部洋洋洒洒達十幾萬字的專著，卻唯有張伯齡同志的《志稿修改與總纂》一書。

中國方誌協會理事、華夏地方志研究所副所長、江蘇省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李明撰文《從張伯齡總纂思想看<崇慶縣誌>的編纂特色》稱：張伯齡的方誌思想之中最為寶貴的是其總纂思想。由於第一屆中國新編地方志的修志工作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即新方誌的編纂者一方面在實踐中尋覓新的方誌理論以指導修志實踐，一方面又在實踐中不斷發現、發展新的方誌理論。所以四川《崇慶縣誌》主編張伯齡編著的《方誌審稿》、《方誌記事技巧》、《志稿修改與總纂》等三部學術專著便應運而生，並取得重大的學術成果。其代表作《志稿修改與總纂》從志書設計的總體性、體例的完整性、材料取捨的全局性、史事記述的可靠性、反映地情的宏觀性、記事手法的概括性、著述質量的深刻性、志稿表述的精當性、行文規範的統一性、全志文風的一致性等十個專題論點闡述了他豐富的總纂思想。

五、務實精神頗為徹底

鞍山市地方志編審室主任、《當代中國志壇群星集》主編邵長興撰文《略說四川“張伯齡精神”特徵》稱：張伯齡的《方誌務實論集》，其“務實”，是張伯齡精神的特徵之一。而“治學嚴謹”正是“張伯齡精神”的內涵。他勇於把長沙市志辦公室楊志強同志寫給他個人的一封專挑毛病的信全文公開發表，還附了一段讀信感言說：“楊君此信，至誠至真，助我明目，催我反思。質量無止境，吹毛求疵好！樂於吹毛方見疵，諱疾忌醫終自戕。只有挑剔，才能進步”。繼后，他不僅撰文在《中國地方志》公開正視其不足，還寫了《<崇慶縣誌>補正》，糾正自己的疏誤。

六、反思勇氣頗為大膽

山西省《曲沃縣誌》編輯常志年撰文《為張伯齡精神鼓掌》稱：張伯齡是一位銳意創新的方誌工作者，也是一位敢於探索、善於探索的學著，既能經得起成功的鼓舞，也能經得起失誤的考驗。他在反思自己主編的《崇慶縣誌》過程中，不諱疾忌醫，不文過飾非。他把志書編輯的“史事不實處”、“記事不周處”、“數字不準處”、“校對不細處”原原本本寫進《崇慶縣誌記事反思》一文，在全國最權威的方誌刊物《中國地方志》公諸於世。這種精神和膽略，為方誌界開闢了一條走向成功的道路。

七、“常璩傳人”名副其實

《巴蜀史志》主編、著名學者、教授楊鴻儒在人物專訪《常璩傳人——張伯齡》中記敘道：“張伯齡無愧於'常璩傳人'的稱號。他既傳承常璩的志業，又傳承常璩的志德，還在《華陽國志》誕生1600多年後，為中國第一尊常璩塑像呼籲催生，在史志學界傳為佳音，稱之為'常璩傳人'……1993年3月5日，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底樓展覽大廳，全國新編地方志成果展覽會開幕式剛結束，中國地方志領導小組秘書長酈家駒來到成都展台前，握住張伯齡的手說：'好呀，伯齡同志！《中國地方志》發表了《為張伯齡精神鼓掌》的文章，你治學嚴謹值得讚許！'……2004年7月28日，成都市第二屆地方志編纂工作會議在成都國際會展中心召開，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專職副主任、《成都市志》總編馬開欽同志在《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到：'崇州的《崇慶縣誌》主編張伯齡，他所主編的《崇慶縣誌》是全國五部名縣誌之一。后又編輯出版了多部方誌理論專著，成為名副其實的常璩傳人，享譽全國方誌界。'……中央和省、市地方志機構領導同志的這些評價，把張伯齡其人其事定格在'常璩傳人'的社會腳色上，這對張伯齡來說，是非常準確的歷史定位。”

張伯齡先生從教育戰線調到史志部門從事地方志工作后，一面專心於修志實踐，一面堅持新方誌理論研究，遂有《方誌審稿》《方誌記事技巧》《方誌務實論集》《志稿修改與總纂》《走出修志誤區》等幾本專著的問世。在這些書的《後記》之後，總有“×年×月於蜀州斑竹園以外軒”之語。四川方誌界同仁中曾傳揚過先生的一句老話：“上班時間不搞副業，下班時間不務正業。”因為他堅持在上班時間把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志書編纂上，而在下班時間，一般情況下總不肯把辦公室的編寫工作帶回家做，以保證專心專意從事方誌理論的探索，他自己戲稱為“不務正業”。為此，他把他的書房命名為“以外軒”，取“8小時以外”之意。

先生年屆八十歲時，將自己書房裡的藏書精心整理，分類存架、造冊，決意捐贈給他所關注的崇州市圖書館。2014年4月22日在崇州市第七屆全民閱讀活動啟動儀式上，先生向崇州市圖書館捐贈了其畢生收藏的上千冊書籍以及他自己書房中的“以外軒匾額”、“魯迅聯語木刻”、書屋主題書畫、文房四寶、毛澤東瓷像、巴金銅像、《讀書》雕塑等民俗、文化用品。

張老先生捐贈的上千冊存書中，涵蓋了“文學、哲學、語言學、崇人崇事之作、工具書、史志之書”等十三大類典籍，其中不乏該市絕無僅有的珍品。市圖書館為此特別開闢“斑竹園以外軒”書屋，並增設配套設施。整個書屋極具鑒古利今之價值。

張伯齡先生在捐贈儀式上表達了他長期以來的人生訴求——

“‘不求百年以後萬貫家私留嗣輩，但願千古之日幾部拙稿酬後生。’謹以這兩句話和我所存的這些書，一同贈予我的家鄉崇州市的後來人”

張伯齡上班與下班雙軌運行，三十年來累積上萬個“八小時以外”，完成了20多部著作300餘萬字。逾80高齡仍為家鄉古蜀州及其街子古鎮的文化保護、和“中國·成都·唐人街”的歷史文化資源開發打造、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光嚴禪院上古寺的恢復重建，出謀劃策上下奔走躬身筆耕。這一切都得力於他背後有一個堅強的後盾，一個富於犧牲精神的賢內助，他的老伴——余淑芳。

2005年《巴蜀史志》第五期發表《當代中國志壇群星集》主編邵長興的文章《方誌人家屬禮讚》——

“……事例之五，來自四川：‘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站著一個偉大的女性’。張伯齡也不例外，他的賢內助余淑芳，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卻曾通過信。老實說，她的第一封信把我嚇了一大跳。答過伯齡1993年6月1日27頁的長信過後，便等待他的迴音，孰料兩個月後才收到一封字跡陌生的崇慶來信，拆開一看方知伯齡離家去成都住院治病，寫信人是他的妻子。種種思念頓時襲上心頭，幾日都無法平靜，在讀信時憶及伯齡瘦弱的身體，心頭更加沉重，而一想到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並有一位頗通護理之道的夫人照顧，便虔誠祝福伯齡此番也能同前幾次一樣戰勝病魔，康復出院。……這位在朝鮮戰場上度過黃金歲月的轉業軍人余淑芳，一向給伯齡以極大的支持，張伯齡上班與下班雙軌運行中的一條軌道是她給鋪設的。……

她包攬了全部家務，為他騰出大量時間。她還幫助他謄抄書稿，甚至由她下令把 女兒女婿也動員起來幫助抄寫。如果方誌界也能授勛的話，伯齡的勳章里也有餘淑芳的一半啊！在方誌這座綜合工程的大廈上，的確不可忘記方誌工作者家屬們的貢獻！”

2006年，已經是古稀之年的余淑芳開始學習電腦，用科技手段支持張伯齡寫作。她果斷地買回清華同方電腦和惠普印表機，從計算機打開、關閉、瀏覽文件、查找信息、建立文檔的基本知識著手，在逐步掌握了電腦的基本運用方法后，用一年時間攻克了古稀之年拼音打字的難關。

2007年，張伯齡先生一部洋洋40餘萬字的《最後的玫瑰》，有一大半是老伴淑芳在電腦的鍵盤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來的。

張伯齡先生在方誌領域的專業著作之外，還出版了10多部文史著作，主要有：

漫話楊遇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人間龍宮九龍溝(與張雪峰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崇州導遊（與張雪峰合著，西南旅遊雜誌社/1998年)

老年人生·愛情·長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敝帚三編 \第一卷蜀州閑聊初編 \第二卷方誌文集續編 \第三卷社會評說彙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世紀放歌（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青城古鎮街子場（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

陸遊畫傳（四川美術出版社/2004年）

青春的腳步（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年）

最後的玫瑰·藝文拾秋（作家出版社/2008年）

最後的玫瑰·崇州話題（作家出版社/2008年）

清代名將楊遇春暨崇州史事議(中國文聯出版社2011年)

張伯齡出生於四川崇慶縣太平鄉（今崇州市 崇平鎮）。外祖父宋存殷，字榮封。青年時正當康、梁等倡新學，罷科舉，設學校。清廷最後一次鄉試，宋榮封毅然拒之，不予赴考，而欣然就讀於成都通省師範學校，學的是算術、聲、光、電、化等科。畢業后回鄉曾任歇馬台、天民寺(今錦江鄉境內)小學教師，後來出任中興鄉團正。民國十七年(1928年)在其團正任內，不顧鄉人反對，倡議搗毀歇馬台寺廟部分泥塑木雕之神像，擴充校舍，並從各寺廟田產中抽款補充學校教育經費，由此遭僧道詆毀成訟。宋榮封據理力爭，終使歇馬台小學擴建為擁有初級、高級共6個班的中興鄉第一小學，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正式開學，宋榮封被選為學校董事會主任。

父親張德新是個小學教師，又曾兩度擔任外祖父創辦的歇馬台太平小學校的校長，文墨深厚，書法尤佳，崇尚魯迅精神。晚年時給兒子張伯齡留下墨寶，親書魯迅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張伯齡將其木刻為聯掛於書房。

舅父宋益清民系清華大學首屆僅有的90餘名畢業生之一，后從事報業工作。著有《三十年來的外交》、《中美關係七十年》、《十年報人》等多篇文章及書籍。曾在成都大學任教，后在成都創辦了《國難日報》並任社長。又曾任成都《新中國日報》社、上海《中華時報》社的社長。

家族的文脈淵源，不僅給張伯齡的童年帶來追求知識的憧憬和夢想，也對他後來步入方誌領域后堅守並傳承的職業精神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1933年出生於四川省崇慶縣太平鄉（今崇州市崇平鎮）。少時就讀於太平中心小學、崇慶中學初中部。

1951年赴成都讀高中，初入清華協進聯合中學，後轉入成都八中，曾任學生會主席。

1953年考入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曾任團委會宣傳部長、學生會主席、燈塔社（宣傳機構）社長等職。

1957年正讀大學四年級時被錯劃為右派，並開除黨籍。畢業後分配到山西左權縣左權中學任教。

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

1973年調回原籍崇慶縣在城關中學從事高中語文教學，任語文教研組組長。

1978年恢復黨籍。

1989年被評為溫江地區模範教師。

1983年調崇慶縣政府縣誌辦編寫縣誌，先後任人物誌主筆、編輯室第一副主任、主任，后以主任之身行縣誌主編之職，獲崇慶縣拔尖人才稱號。曾任《成都市志》編委、成都市地方志協會副會長、四川省地方志協會理事等。

1984年退休，余年仍從事地方志研究工作，一直是成都市第二屆地方志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