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庭

1905年，寧波鎮海俞范村一位16歲的少年邁進了餘姚一片木行當學徒，開始他獨立的生涯。然而，誰也未曾料到，出身醫家、學藝木行的少年卻把他一生的足跡留在了滬甬銀錢業發展的軌道上。他先當寧波商會會長，後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成為滬甬兩地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俞佐庭。

俞佐庭（1888——1951），名崇功，字佐庭，浙江鎮海俞范村人。曾祖曾任江蘇松江府知府。祖父體弱多病，無意仕進，致家道中落。其父俞樵薌，生育子女10人，4男6女，長男早逝，佐庭居二。俞樵薌在鎮海掛牌行醫，家境清貧。俞佐庭幼年進入私塾受教，喜詩詞，勤奮好學業，並待人彬彬有禮，頗為鄉親父老所器重。16歲進了餘姚木行學徒，走向獨立的人生生涯。

 俞佐庭有表叔李詠裳，是鎮海小巷李家乾房，是鎮海慎餘錢莊和寧波天益錢莊的老闆。1908年，俞佐庭學徒滿師后得李詠裳的賞識進慎餘錢莊當職員。他工作勤謹，進步很快，待人接物，機智靈活，博得莊主歡心和顧客的好評。1916年，李詠裳又提撥他到天益錢莊當經理。俞佐庭不辜負李詠裳的期望，想方設法開展業務，常親自走出店門招攬生意，放款支持工商業的發展，且注意放款安全，重視借款人的償還能力和信用。他擔任天益錢莊經理，常參加社會活動，與政、商各界人士有較多往來。1926年，俞佐庭通過北洋政府財政部長李思浩的同鄉關係，就任天津墾業銀行的經理，但仍兼天益錢莊經理，在墾業銀行不暇暖席，又應寧波市長羅惠僑的邀請，辭職南下，出任寧波市政府財政局局長，遂被推選為寧波市商會會長。

1927年，俞佐庭剛當上寧波商會會長，其時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北伐，節節勝利。適有一股由王淼率領的反動部隊，被北伐軍追剿，倉皇退到寧波。王淼借口餉糧不濟，向寧波商會勒索巨款，並聲稱他的部隊一旦在市內駐紮下來，則地方秩序難以維持。消息傳出，人心惶惶。俞佐庭探悉其底細，王需款甚急，刻不容緩，害怕追兵逼近。俞佐庭親自與王淼虛以周旋，殷勤款待，同時滿口答應王淼召集工商各業代表開會，儘力籌款接濟，實則故作拖延。果然不出所料，王淼急於逃走，不等索款到手，就己無影無蹤。商會沒有正式派款，市民沒有遭到洗劫，一場虛驚過後，俞佐庭見機行事，穩健、老練的膽識與魄力深受市民稱道。

1931年，俞佐庭到上海招股集資，籌辦恆巽錢莊。秦潤卿家族為上海十大錢業家族集團之一，俞籌辦恆巽錢莊得到秦家大力支持。秦家投資五股，李詠裳、徐慶雲各投資二股半，俞本人投資一股，並自任經理。恆巽錢莊辦得很出色，自此，俞佐庭在上海金融界打下了基礎。不久，俞被選為上海市錢業公會常務委員。

從1931年前後至抗日戰爭爆發，是上海錢莊業從輝煌趨向弱勢的時期，也是俞佐庭一生中工商活動的項峰時期，可稱得上是他的黃金時代。他先後在寧波獨資開設慎生、正大、東開、萬成4家鹹魚行外，還在寧波、紹興、杭州、上海等地的工業企業、金融、保險、航運、新聞等方面進行投資活動，並擔任重要職務，據史料統計有29處之多。1932年俞當選上海市商會常務理事。俞素諳滬甬兩地錢業經營情況，可謂知情人；並深為兩地錢業業內人所信賴，寧波錢莊在此時期，存款多於貸款，有多餘的資金丞需謀求出路，以為生息贏利；俞將這些資金交由他關係密切的如恆巽錢莊、上海大來銀行等對上海潤昌棧放貸，該棧是長江各埠錢莊駐滬申庄，使寧波多餘資金挹註上海后流通到鎮江、無錫、南通等江蘇一帶的錢莊，促進長江下游江浙兩省中等城市工商業的繁榮和發展。於是俞在滬甬兩地工商界中聲譽日隆。1934年6月，俞當選為上海市商會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其任職兩間，有幾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其一，俞鑒於橡膠業等因盲目競爭投產、造成銷路獃滯，遭受嚴重虧損，故擬就《編製工業條例》草案，由市商會報國民黨政府批准后在全國施行，該草案雖未被採納，但后在商會鼓勵同業自行聯合，統一調劑產銷，火柴業處先實行，收到了一定效果。

其二，1934年8月，在俞的主持下，市商會執行委員會決議，將北河南路天后宮原己停辦的國貨商場重新改組擴充，參加廠商30多家，重行開張，宣傳推銷國貨，以配合當時上海全市性的愛國國貨運動，為廠商推銷了不少國產商品，也喚醒了國人愛國貨的覺悟，影響所及，外地廠商也紛紛仿效上海開闢了類似的國貨商場。

其三，俞佐庭提倡職業教育，開辦商業職業學校和商業補習夜校的勞工班，培養商業人才。他說，工廠商店職工文化水平和業務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工廠產品的良莠、商店營業的盛衰。大多數職工在就業前失去學習機會或者學非所用，他們迫切要求學習文化，學習職業技能。當時，上海市總商會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在南洋高級商業學校舊址開辦了私立商業職業學校，在商業實習夜校內添辦勞工實習班。其四，俞佐庭對平息銀行錢業的提存風波也起了居間作用。1935年春，我國內受農村經濟破產的影響，外受美國銀價上漲的威嚇，白銀外流，現存枯竭，匯市低落，外貨傾銷，工商業紛紛到閉，無力償還銀行錢莊到期借款，致使銀錢業資金周轉失靈，造成存款戶人心的恐慌，提存者蜂湧，銀錢業“日腳難過”。俞佐庭經營的恆巽和其他恆興、恆隆、恆4家錢莊，因存款戶較多，首先受到提存影響，面臨倒閉危險。錢業公會一再集議，要求政府救濟，並推錢業公會會長秦潤卿為代表，拜見財政部長孔祥熙。國民黨財政部為了安定金融，救濟工商，當允撥發金融公債2500萬元，組織“錢業特別委員會”辦理借款救濟事宜。當時，俞佐庭是上海錢業公會組織辦理金融公債的“錢業特別委員會”委員之一（另兩名委員是秦潤卿和裴雲卿）；杜月笙是財政部指派的辦理金融公債的“錢業監理委員會”委員之一。俞佐庭通過杜月笙的關係，“錢業監理委員會”道德答應恆巽等4家錢莊以房地產向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辦理抵押借款手續，取得金融公債，然後憑金融公債票面金額向銀團抵借現金。恆巽等4家錢莊就此渡過險境。其他錢莊也逐漸平息了風波。

 1935年的銀錢業風波表明，錢莊在上海開埠初期的優勢不再擁有，而處理善後事宜的“上海錢業監理委員會”的成立，更表明錢莊己不得不接受官僚資本的控制與監督。錢莊不再是商業貿易賴以進行資金劃撥清算的所在，相反處於銀行的從屬地位，寧波人在錢業中的優勢也逐漸轉移至銀行業中。

1935年10月，國民黨政府為了表示對日本政府的“親善”，特意糾集北平、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工商界和金融界的首腦人物，組織赴日經濟考察團，進行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親善活動。俞佐庭以金融界代表為該團成員。

1937年“八·一三”事變，滬寧淪陷，俞佐庭在滬深居簡出，除繼續經營錢莊業務之外，盡量避免社會活動。不久即與恆隆、同計錢莊共同提出歇業申請，從此結束了錢莊生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江偽勾結日本人，脅迫俞佐庭出任偽中央儲備銀行要職。俞不願附逆，偕其弟俞佐宸一同離滬，繞道香港，經過貴陽，到達重慶，擺脫了敵偽的脅迫。抗戰期間，俞佐庭受重慶四明銀行董事長吳啟鼎聘請，擔任該行私股董事。

 抗日戰爭勝利后，俞佐庭與其弟俞佐宸參加“國民大會代表”的競選活動，俞佐庭以鎮海居民的名義當上了“國大”代表，俞佐宸以寧波工商界的名義當上了“國大”代表。他倆都出席了在南京如開的“國民大會”。

 1947年，經陳布雷推薦，俞佐庭擔任上海四明銀行總經理兼常務董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俞佐庭辭去四明銀行總經理職務，攜眷屬遷往台灣。1950年，俞在台灣尚在求學讀書的獨子患病死亡后，乃心灰意懶離開台灣，赴香港居住。1951年6月，俞病逝在香港，終年63歲。

俞佐庭生前在家鄉鎮海俞范村曾捐資助建同義醫院、辛成初級中學、志成小學等；並在1936年為重建寧波老江橋（靈橋）捐款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