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

李思浩

李思浩(1882—1968年),字贊侯,浙江餘姚人(原屬慈溪沿江鄉)。早年肄業於京師大學堂,后考中舉人。曾在清政府鹽政、稅務機構任職。民國成立後任臨時政府鹽務署科長、廳長、次年為國家稅務籌備處委員。1916 年任北洋政府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次年為代理財長,6月兼中國銀行總裁。1919年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1919年徐樹錚創邊業銀行於北京,李任總經理。1920年直皖戰爭中皖系大敗,名列安福系禍首之一,被通緝。1924年段祺瑞復出,再任,財長兼鹽務署督辦。1925年任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1933年天津大中銀行改組,任總經理。1934年因全國經濟重心南移,遷大中總管理處至上海。1936年四明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任商股董事。抗戰爆發后避走香港,1941年12月遭日軍拘禁。1942年2月返滬,發起設立阜通銀行,任董事長。1943年日偽改組四明銀行,李任董事長、兼中國通商、交通銀行董事。1944年任偽上海市市政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新聞報》社長149年5月任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8年1月28日去世。

早年經歷


李思浩
李思浩
李思浩,字贊侯,浙江慈溪人,1882年(清光緒八年)生。祖上經商,積有財產,有棉田2萬餘畝。其祖上臨終遺言,田產不得變賣,逐年收入留作栽培後輩,獵取功名之用。李思浩自幼聰慧好學,少時即以神童名聞鄉里。20歲(1901年)時負笈北京,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接觸到新式知識。但他牢記祖上叮囑,仍圖走傳統的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之路。1903年,李思浩回浙江杭州應鄉試,中第103名舉人,總算不負祖上獵取功名之厚望。次年又去河南開封,參加甲辰會試(北京試場已毀於八國聯軍庚子之役),竟名落孫山(亦有稱中進士)。此時已屆清政府行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前夕,李思浩通過科舉再向上博取功名的路徑已斷,於是不得不再返北京,出資向清政府捐得主事,分發在北京戶部,同時繼續在京師大學堂學習。1906年,李思浩出任度支部編纂考核,開始接觸鹽務,從此與財政、鹽務與金融結下了不解之緣。
1907年,清政府將戶部改為度支部。后因鹽務繁忙,該部專設鹽務籌備處,李思浩為籌備委員之一。1910年,李思浩任度支部考核司司長兼鹽政處處長,1911年任稅務司司長。在此期間,李思浩主要負責鹽政事宜,曾赴浙江、兩廣等地調查鹽務,提出整頓鹽務新法,先後受到度支部尚書載澤、陳堯甫等人的賞識。
民國創立后,官制初定,改度支部為財政部,下設鹽務署,署內分設總務、場產、運銷三廳。署長張弧,李思浩先任鹽稅科科長,後任場產廳廳長。鹽產不僅關係國計民生,而且鹽稅為穩定的大宗財政收入,鹽政一向受各方關注。1913年,北京政府向列強接洽善後大借款,以鹽稅為主要擔保之一,從此全國鹽政受到列強的控制。1914年4月,根據北京政府與外國銀行團的協定,在財政部之下成立鹽務稽核所,總辦為英國人丁恩,實際控制了中國鹽政的有關重要事宜。鹽務署的一切款項收支,事事須經總辦核批,處處仰其鼻息。鹽稅收入除按期撥付到期的善後借款本息外,餘款大部存入滙豐銀行,名為鹽餘,作為其它內外債務的擔保,但仍有一部分撥解到財政部,作為員司薪給及行政經費之用。此時張弧和李思浩合議,向丁恩力爭取將各地應撥還的1914年4月前的歷年鹽稅欠款另行入帳,列入“鹽務另款”,由鹽務署自行支配,不受鹽務稽核所的控制。鹽餘與鹽務另款合計每月收入可達數百萬元,成為北京政府一筆穩定的收入,在當時北京政府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這筆收入對北京政府的意義不言而喻,而負責鹽務的李思浩也因此成了北京政府的“財神爺”之一。
李思浩
李思浩
1915年,袁世凱圖謀改行帝制,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鹽務署長張弧連續接到多封恐嚇信,警告他不得再為袁世凱效力,張因膽小而辭職,鹽務署署長遂由李思浩升任,同時仍兼任場產廳廳長。從此,鹽餘及鹽務另款基本為李思浩所掌握,他除將此款的一部分上交財政部外,將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用於報效各時期的當政者。因此,先後擔任北京政府總統的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等人,都不斷給李思浩捎來便條,“情商”提用款項,李思浩由此成為當政者眼中的紅人。袁世凱當政末期,將李思浩名列政事堂,以鹽運使資格備用。
1916年3月,袁世凱在討袁護國戰爭風起雲湧的壓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在6月病死。其後,黎元洪接任大總統,並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經段的親信徐樹錚的推薦介紹,李思浩出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得到段祺瑞的欣賞,逐漸成為段所倚重的幹將。在段祺瑞周圍集合而成的軍閥派系,稱為皖系,李思浩既為段所信賴,當然也就成了皖系集團的中堅人物之一。皖系一手操縱的安福俱樂部成立后,李思浩又成為安福系的財政後台。由於李思浩掌握了鹽餘與“鹽務另款”這個錢袋,為皖系所倚重,因此在皖系倒台前,雖然北京政府的內閣成員不斷變動,財政總長一再易人,而他的財政次長地位卻極為穩固,始終連任,不曾換人,成為政壇不倒翁。

政治生涯


1917年4月,財政總長陳錦濤因涉瀆職業嫌疑被免職查辦,李思浩一度以次長身份代理財政部部務。同年6月,徐恩元因在中國銀行總裁任上未處理好各方關係,被迫去職,李思浩又兼任了中國銀行總裁。然而好景不長,他在中國銀行總裁的位子上坐了不及一個月,情況還未熟悉,便趕上了7月1日“辮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之舉。慌亂之中,李思浩微服出京,躲避動亂。不旋踵,段祺瑞組織“討逆軍”,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勳,李思浩為之奔前跑后,積極籌措各項軍事費用。7月12日,張勳失敗,被逐出北京,段祺瑞再次上台執政,李思浩繼續擔任財政次長。1919年11月,靳雲鵬組織內閣,李思浩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手握財政大權,可謂呼風喚雨,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兩系共掌北京政權。直系等隨即操縱北京政府,下令通緝皖系骨幹分子李思浩、徐樹錚、段芝貴等10人,被共稱為“安福十大禍首”。李思浩消息靈通,先於24日逃入東交民巷,避居於俄華道勝銀行的高級職員宿舍。李思浩只擔任了不到一年的財政總長,而他為逃避通緝,在東交民巷一住就是3年多,無法自由活動。直到1923年,經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人的疏通,大總統黎元洪取消通緝令,李思浩始離開北京去天津閑居。不久又應浙江督軍、直皖戰後皖系碩果僅存的大將盧永祥之邀,去杭州居住,並被盧永祥奉為上賓。1924年9月,盧永祥與直系軍閥的大將、江蘇督軍齊燮元開戰,是謂江浙戰爭。結果盧永祥戰敗,李思浩隨盧逃出杭州,蟄居於上海租界

結算金佛朗案


李思浩
李思浩
1924年10月,直系與奉系軍閥北方發生了第二次戰爭。由於直系大將馮玉祥臨陣倒戈,直系戰敗,曹錕辭去大總統職務。11月間,段祺瑞在張作霖和馮玉祥的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北京組織臨時執政府,自任執政,重新搭起了北京政府的班子。段祺瑞起用老部下李思浩,擔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但此時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實力已大為削弱,今非昔比,而各地軍閥割地稱雄,各省稅收多被截留,中央所得甚少,“鹽務另款”來源也告斷絕,北京政府財政陷入絕境。即使京畿之內的稅賦收入,也都被劃歸奉、馮兩軍充作軍費,臨時執政府的日常開支、軍警餉金,均籌措無著,只能靠告貸度日。此時外債因幾無可作抵押之物,無處可借;內債因無償還信譽,本國銀行又都袖手旁觀。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飲鴆止渴,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責令李思浩限期辦理結算金佛朗案。
金佛郎案的由來是,根據《辛丑和約》,中國須賠償法國白銀7088萬兩,通過關銀佛郎法郎)之折算,連本帶利共58016萬佛郎。因為佛郎實行金本位制,而金銀比價經常變化,故每年中國以白銀時價摺合金佛郎交付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通貨膨脹,佛郎貶值,其實際價值僅及其紙面含金量的1/3。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1922年,法國提出將庚子賠款之未付部分退還中國,用於償還中法實業銀行基金,發展中法教育事業,代償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未清股本,及清結中國政府欠中法實業銀行各款,但所有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計算。所謂“金佛郎”,是指實行金本位紙幣。當時中國銀幣1元值8佛郎有餘,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價換算,則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國將要損失6500萬元之多。這樣,名義上是法國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實際是為了法國的利益,將佛郎貶值的損失轉嫁於中國,中國不僅未得好處,反要向法國付出一大筆錢。
法國提出以金佛郎結算庚子賠款的要求后,北京政府據理駁回。此後,法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一直糾纏不休,緊逼不舍,並以東方匯理銀行扣留鹽餘和拒絕參加關稅會議相威脅,逼迫北京政府讓步。中國方面的一些高官顯貴,特別是王克敏等人,與中法實業銀行利害關係密切,他們也希望在用庚款償還該行各款項時,照所謂金佛郎支付,以獲取更多利益,故慫恿北京政府滿足法方要求。在內外雙方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曾在1923年2月,決定同意以金佛郎結演演算法方退還之庚款。然而消息傳出后,輿論大嘩,各界一致抨擊此決定為賣國行為,該案在國會被擱置,懸而難決。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成為北京政府總統,法國聯合各列強遞交照會,聲明如中國不承認金佛郎,則法國對中國政府整理外債、增加關稅等問題將不予支持。曹錕本想通過與法國的談判,秘密承認法國的要求。但礙於各界的強烈反對,他不敢貿然行事。12月,北京政府再次向法國聲明不承認金佛郎。
對於金佛郎案,段祺瑞在台下時也曾通電反對。但此時段的臨時執政府財政枯竭,張作霖、馮玉祥催索軍費,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擇手段,以圖先渡過難關再說。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復就此事與法方再度商議。在法方壓力下,中法於1925年4月20日成立協定,規定法國庚款退還時以美元匯率摺合中國貨幣計算,而法國則以金佛郎摺合為美元,中國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法國提出的以金佛郎結算的要求,並將為此損失關銀6200多萬兩,但臨時執政府也可由此換得扣在總稅務司安格聯手中的關余、鹽餘2360多萬元,作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舉雖為代人受過,但激起社會各界的反對是不可避免的,有傳聞他已受馮玉祥部下的嚴密監視,並將對其採取行動。李思浩預感處境危殆,遂於1925年11月再度逃入東交民巷,租得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空屋兩幢暫居。1926年4月,馮玉祥的軍隊在與奉軍的作戰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備專車送至天津,從此在天津開始了他長期的寓公生涯。

晚年境遇


李思浩到天津后,退出政壇,終日閑居,不問世事。其間中國政壇風雲變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舞台的當權者。1931年冬,蔣介石因九一八事件和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一度辭職下野,回到家鄉奉化。此時,蔣介石與宋子文一度發生矛盾,宋離職去廣東,並表示要辭去財政部長職務。蔣介石則通過虞洽卿,請李思浩往謁。李在徵得段祺瑞的同意后,南下到達上海,由虞陪同赴奉化見蔣。蔣表示擬以財政部長相委,然時過境遷,此時的李思浩早已失去當年的實力,在天津賦閑多年,與政事也早隔膜了,蔣的表示或許只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李思浩心知肚明,表示願意在財政上儘力相助,但財政部長一職仍建議宋子文留任。宋在廣東聞訊后,急忙趕到南京,從此不再提及辭職一事。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勢力深入華北。為了避免日本利用北洋元老從事分裂活動,1933年2月,蔣介石派錢新之北上天津,接段祺瑞南下。錢找到李思浩,由錢、李共同陪同段祺瑞到達上海,由國民政府每月撥給段生活費,直到1936年11月段在上海病逝為止。對李思浩、曾雲霈、段宏業等段派人物10人,亦每人每月致送津貼1000元。直到抗戰時期,李思浩託人帶信給重慶當局請免后,他的津貼始告取消。
1935年,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更為擴大,華北局勢更加緊張,李思浩得到蔣介石的電召去洛陽,被任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併兼下屬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其當即北上赴任。蔣介石的意圖是利用李思浩與日方的關係,儘可能有所緩衝,以爭取時間。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的盧溝橋發起挑釁,攻擊中國軍隊,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爆發。此時,日本軍方力圖留住李思浩,利用他為日本侵華效力,而李思浩則決心脫出樊籠,毅然離開北平,至天津住下后,再搭輪船到上海。但李思浩到上海后,上海大部地區也已淪陷,只余租界地域成為日軍暫時無法染指的“孤島”。日方繼續派人威脅利誘,迫李思浩出任偽職,而當時上海暗殺之風甚熾,李亦被列入國民黨軍統的監視名單之中。李思浩深感自己危若釜中游魚,只得避走香港。他在香港經常和杜月笙、錢新之交往,並曾同去武漢見蔣介石。蔣委他為中央賑濟委員會第九救濟區(轄區為閩、粵、桂、港、澳等地)賑務委員,李遂重返香港居住。軍統首領戴笠曾多次過港,每次都與李思浩見面,某次李對戴戲言:過去在天津、上海多蒙你們關心,成為注意對象,現在可以從監視名單中勾去了吧。戴笑答:“我們早是一家人了,還提作甚。”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李思浩被日軍拘押到上海,再次成為軍統監視的對象。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多次找李談話,企圖拉其下水。後由於日方內部對李的看法不一,且汪偽政權早已開張,也不願李再插足進來,因此他始終未曾正式下水出任負實際責任的偽職,但在經濟上曾得到汪偽政權的津貼,並擔任了一些挂名職務,如偽交通銀行常務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上海四明商業儲備銀行董事長、《新聞報》董事長等,每月領取多少不等的乾薪
抗戰勝利后,李思浩因與蔣介石、戴笠等人關係較為密切,而且未在偽政權中負過實際責任,所以不曾遇到肅奸的麻煩。此後他因年邁體衰,不再從事社會政治活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後李思浩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
1968年1月28日,李思浩因病在上海去世,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