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

李思浩，字贊侯，浙江慈溪人，1882年（清光緒八年）生。祖上經商，積有財產，有棉田2萬餘畝。其祖上臨終遺言，田產不得變賣，逐年收入留作栽培後輩，獵取功名之用。李思浩自幼聰慧好學，少時即以神童名聞鄉里。20歲（1901年）時負笈北京，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接觸到新式知識。但他牢記祖上叮囑，仍圖走傳統的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之路。1903年，李思浩回浙江杭州應鄉試，中第103名舉人，總算不負祖上獵取功名之厚望。次年又去河南開封，參加甲辰會試（北京試場已毀於八國聯軍庚子之役），竟名落孫山（亦有稱中進士）。此時已屆清政府行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前夕，李思浩通過科舉再向上博取功名的路徑已斷，於是不得不再返北京，出資向清政府捐得主事，分發在北京戶部，同時繼續在京師大學堂學習。1906年，李思浩出任度支部編纂考核，開始接觸鹽務，從此與財政、鹽務與金融結下了不解之緣。

1907年，清政府將戶部改為度支部。后因鹽務繁忙，該部專設鹽務籌備處，李思浩為籌備委員之一。1910年，李思浩任度支部考核司司長兼鹽政處處長，1911年任稅務司司長。在此期間，李思浩主要負責鹽政事宜，曾赴浙江、兩廣等地調查鹽務，提出整頓鹽務新法，先後受到度支部尚書載澤、陳堯甫等人的賞識。

民國創立后，官制初定，改度支部為財政部，下設鹽務署，署內分設總務、場產、運銷三廳。署長張弧，李思浩先任鹽稅科科長，後任場產廳廳長。鹽產不僅關係國計民生，而且鹽稅為穩定的大宗財政收入，鹽政一向受各方關注。1913年，北京政府向列強接洽善後大借款，以鹽稅為主要擔保之一，從此全國鹽政受到列強的控制。1914年4月，根據北京政府與外國銀行團的協定，在財政部之下成立鹽務稽核所，總辦為英國人丁恩，實際控制了中國鹽政的有關重要事宜。鹽務署的一切款項收支，事事須經總辦核批，處處仰其鼻息。鹽稅收入除按期撥付到期的善後借款本息外，餘款大部存入滙豐銀行，名為鹽餘，作為其它內外債務的擔保，但仍有一部分撥解到財政部，作為員司薪給及行政經費之用。此時張弧和李思浩合議，向丁恩力爭取將各地應撥還的1914年4月前的歷年鹽稅欠款另行入帳，列入“鹽務另款”，由鹽務署自行支配，不受鹽務稽核所的控制。鹽餘與鹽務另款合計每月收入可達數百萬元，成為北京政府一筆穩定的收入，在當時北京政府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這筆收入對北京政府的意義不言而喻，而負責鹽務的李思浩也因此成了北京政府的“財神爺”之一。

1915年，袁世凱圖謀改行帝制，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鹽務署長張弧連續接到多封恐嚇信，警告他不得再為袁世凱效力，張因膽小而辭職，鹽務署署長遂由李思浩升任，同時仍兼任場產廳廳長。從此，鹽餘及鹽務另款基本為李思浩所掌握，他除將此款的一部分上交財政部外，將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用於報效各時期的當政者。因此，先後擔任北京政府總統的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等人，都不斷給李思浩捎來便條，“情商”提用款項，李思浩由此成為當政者眼中的紅人。袁世凱當政末期，將李思浩名列政事堂，以鹽運使資格備用。

1916年3月，袁世凱在討袁護國戰爭風起雲湧的壓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在6月病死。其後，黎元洪接任大總統，並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經段的親信徐樹錚的推薦介紹，李思浩出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得到段祺瑞的欣賞，逐漸成為段所倚重的幹將。在段祺瑞周圍集合而成的軍閥派系，稱為皖系，李思浩既為段所信賴，當然也就成了皖系集團的中堅人物之一。皖系一手操縱的安福俱樂部成立后，李思浩又成為安福系的財政後台。由於李思浩掌握了鹽餘與“鹽務另款”這個錢袋，為皖系所倚重，因此在皖系倒台前，雖然北京政府的內閣成員不斷變動，財政總長一再易人，而他的財政次長地位卻極為穩固，始終連任，不曾換人，成為政壇不倒翁。

1917年4月，財政總長陳錦濤因涉瀆職業嫌疑被免職查辦，李思浩一度以次長身份代理財政部部務。同年6月，徐恩元因在中國銀行總裁任上未處理好各方關係，被迫去職，李思浩又兼任了中國銀行總裁。然而好景不長，他在中國銀行總裁的位子上坐了不及一個月，情況還未熟悉，便趕上了7月1日“辮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之舉。慌亂之中，李思浩微服出京，躲避動亂。不旋踵，段祺瑞組織“討逆軍”，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勳，李思浩為之奔前跑后，積極籌措各項軍事費用。7月12日，張勳失敗，被逐出北京，段祺瑞再次上台執政，李思浩繼續擔任財政次長。1919年11月，靳雲鵬組織內閣，李思浩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手握財政大權，可謂呼風喚雨，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兩系共掌北京政權。直系等隨即操縱北京政府，下令通緝皖系骨幹分子李思浩、徐樹錚、段芝貴等10人，被共稱為“安福十大禍首”。李思浩消息靈通，先於24日逃入東交民巷，避居於俄華道勝銀行的高級職員宿舍。李思浩只擔任了不到一年的財政總長，而他為逃避通緝，在東交民巷一住就是3年多，無法自由活動。直到1923年，經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人的疏通，大總統黎元洪取消通緝令，李思浩始離開北京去天津閑居。不久又應浙江督軍、直皖戰後皖系碩果僅存的大將盧永祥之邀，去杭州居住，並被盧永祥奉為上賓。1924年9月，盧永祥與直系軍閥的大將、江蘇督軍齊燮元開戰，是謂江浙戰爭。結果盧永祥戰敗，李思浩隨盧逃出杭州，蟄居於上海租界。

1924年10月，直系與奉系軍閥在北方發生了第二次戰爭。由於直系大將馮玉祥臨陣倒戈，直系戰敗，曹錕辭去大總統職務。11月間，段祺瑞在張作霖和馮玉祥的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北京組織臨時執政府，自任執政，重新搭起了北京政府的班子。段祺瑞起用老部下李思浩，擔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但此時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實力已大為削弱，今非昔比，而各地軍閥割地稱雄，各省稅收多被截留，中央所得甚少，“鹽務另款”來源也告斷絕，北京政府財政陷入絕境。即使京畿之內的稅賦收入，也都被劃歸奉、馮兩軍充作軍費，臨時執政府的日常開支、軍警餉金，均籌措無著，只能靠告貸度日。此時外債因幾無可作抵押之物，無處可借；內債因無償還信譽，本國銀行又都袖手旁觀。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飲鴆止渴，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責令李思浩限期辦理結算金佛朗案。

金佛郎案的由來是，根據《辛丑和約》，中國須賠償法國白銀7088萬兩，通過關銀與佛郎（法郎）之折算，連本帶利共58016萬佛郎。因為佛郎實行金本位制，而金銀比價經常變化，故每年中國以白銀時價摺合金佛郎交付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通貨膨脹，佛郎貶值，其實際價值僅及其紙面含金量的1/3。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1922年，法國提出將庚子賠款之未付部分退還中國，用於償還中法實業銀行基金，發展中法教育事業，代償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未清股本，及清結中國政府欠中法實業銀行各款，但所有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計算。所謂“金佛郎”，是指實行金本位的紙幣。當時中國銀幣1元值8佛郎有餘，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價換算，則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國將要損失6500萬元之多。這樣，名義上是法國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實際是為了法國的利益，將佛郎貶值的損失轉嫁於中國，中國不僅未得好處，反要向法國付出一大筆錢。

法國提出以金佛郎結算庚子賠款的要求后，北京政府據理駁回。此後，法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一直糾纏不休，緊逼不舍，並以東方匯理銀行扣留鹽餘和拒絕參加關稅會議相威脅，逼迫北京政府讓步。中國方面的一些高官顯貴，特別是王克敏等人，與中法實業銀行利害關係密切，他們也希望在用庚款償還該行各款項時，照所謂金佛郎支付，以獲取更多利益，故慫恿北京政府滿足法方要求。在內外雙方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曾在1923年2月，決定同意以金佛郎結演演算法方退還之庚款。然而消息傳出后，輿論大嘩，各界一致抨擊此決定為賣國行為，該案在國會被擱置，懸而難決。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成為北京政府總統，法國聯合各列強遞交照會，聲明如中國不承認金佛郎，則法國對中國政府整理外債、增加關稅等問題將不予支持。曹錕本想通過與法國的談判，秘密承認法國的要求。但礙於各界的強烈反對，他不敢貿然行事。12月，北京政府再次向法國聲明不承認金佛郎。

對於金佛郎案，段祺瑞在台下時也曾通電反對。但此時段的臨時執政府財政枯竭，張作霖、馮玉祥催索軍費，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擇手段，以圖先渡過難關再說。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復就此事與法方再度商議。在法方壓力下，中法於1925年4月20日成立協定，規定法國庚款退還時以美元匯率摺合中國貨幣計算，而法國則以金佛郎摺合為美元，中國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法國提出的以金佛郎結算的要求，並將為此損失關銀6200多萬兩，但臨時執政府也可由此換得扣在總稅務司安格聯手中的關余、鹽餘2360多萬元，作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舉雖為代人受過，但激起社會各界的反對是不可避免的，有傳聞他已受馮玉祥部下的嚴密監視，並將對其採取行動。李思浩預感處境危殆，遂於1925年11月再度逃入東交民巷，租得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空屋兩幢暫居。1926年4月，馮玉祥的軍隊在與奉軍的作戰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備專車送至天津，從此在天津開始了他長期的寓公生涯。

李思浩到天津后，退出政壇，終日閑居，不問世事。其間中國政壇風雲變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舞台的當權者。1931年冬，蔣介石因九一八事件和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一度辭職下野，回到家鄉奉化。此時，蔣介石與宋子文一度發生矛盾，宋離職去廣東，並表示要辭去財政部長職務。蔣介石則通過虞洽卿，請李思浩往謁。李在徵得段祺瑞的同意后，南下到達上海，由虞陪同赴奉化見蔣。蔣表示擬以財政部長相委，然時過境遷，此時的李思浩早已失去當年的實力，在天津賦閑多年，與政事也早隔膜了，蔣的表示或許只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李思浩心知肚明，表示願意在財政上儘力相助，但財政部長一職仍建議宋子文留任。宋在廣東聞訊后，急忙趕到南京，從此不再提及辭職一事。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勢力深入華北。為了避免日本利用北洋元老從事分裂活動，1933年2月，蔣介石派錢新之北上天津，接段祺瑞南下。錢找到李思浩，由錢、李共同陪同段祺瑞到達上海，由國民政府每月撥給段生活費，直到1936年11月段在上海病逝為止。對李思浩、曾雲霈、段宏業等段派人物10人，亦每人每月致送津貼1000元。直到抗戰時期，李思浩託人帶信給重慶當局請免后，他的津貼始告取消。

1935年，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更為擴大，華北局勢更加緊張，李思浩得到蔣介石的電召去洛陽，被任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併兼下屬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其當即北上赴任。蔣介石的意圖是利用李思浩與日方的關係，儘可能有所緩衝，以爭取時間。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的盧溝橋發起挑釁，攻擊中國軍隊，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爆發。此時，日本軍方力圖留住李思浩，利用他為日本侵華效力，而李思浩則決心脫出樊籠，毅然離開北平，至天津住下后，再搭輪船到上海。但李思浩到上海后，上海大部地區也已淪陷，只余租界地域成為日軍暫時無法染指的“孤島”。日方繼續派人威脅利誘，迫李思浩出任偽職，而當時上海暗殺之風甚熾，李亦被列入國民黨軍統的監視名單之中。李思浩深感自己危若釜中游魚，只得避走香港。他在香港經常和杜月笙、錢新之交往，並曾同去武漢見蔣介石。蔣委他為中央賑濟委員會第九救濟區（轄區為閩、粵、桂、港、澳等地）賑務委員，李遂重返香港居住。軍統首領戴笠曾多次過港，每次都與李思浩見面，某次李對戴戲言：過去在天津、上海多蒙你們關心，成為注意對象，現在可以從監視名單中勾去了吧。戴笑答：“我們早是一家人了，還提作甚。”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李思浩被日軍拘押到上海，再次成為軍統監視的對象。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多次找李談話，企圖拉其下水。後由於日方內部對李的看法不一，且汪偽政權早已開張，也不願李再插足進來，因此他始終未曾正式下水出任負實際責任的偽職，但在經濟上曾得到汪偽政權的津貼，並擔任了一些挂名職務，如偽交通銀行常務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上海四明商業儲備銀行董事長、《新聞報》董事長等，每月領取多少不等的乾薪。

抗戰勝利后，李思浩因與蔣介石、戴笠等人關係較為密切，而且未在偽政權中負過實際責任，所以不曾遇到肅奸的麻煩。此後他因年邁體衰，不再從事社會政治活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後李思浩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

1968年1月28日，李思浩因病在上海去世，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