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

1585年9月9日，黎塞留出生於法蘭西王國首都巴黎的一個不算富裕的貴族家庭。他的外祖父是巴黎最高法院的律師弗朗索瓦·德·拉·波爾特，父親弗朗索瓦·迪普萊西·德·黎塞留是波亞都的一個小貴族，他自始至終參加了法國的宗教戰爭，先是國王亨利三世的寵臣，後來又成為亨利四世的部下。

黎塞留8個月大時，在巴黎聖厄斯塔什教堂受洗，他的教父是法國元帥阿爾芒·德·貢托-比隆和讓·德奧蒙，教母是他的祖母弗朗索瓦茲·德·羅什舒阿特。黎塞留早年先後在軍事學校和加爾維學院學習軍事和神學。這一時期對於軍事知識的積累對他以後的事業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黎塞留打算任軍職，但時勢的變化使其在1606年被亨利四世提名為呂松主教，呂松是法國最窮最小的教區。1608年黎塞留前往呂松。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後，由其年方九歲的兒子路易十三繼位，實際的執政者是瑪麗的寵人孔奇諾·孔奇尼，此人不學無術，腐敗無能，造成法國國庫枯竭。1614年，貴族們堅持要召開三級會議。1614年召開三級會議時，黎塞留作為宗教界的代表被選進三級會議。在三級會議中，黎塞留積極支持宮廷，且語出驚人，引起孔奇尼的注意，被引見給瑪麗·德·美第奇。會議解散后，黎塞留繼續留在巴黎，因其善於和政府的反對者進行談判，故而在1616年被任命為國王的國防和外交國務秘書。由此，黎塞留開始了他的宦途生涯。此時瑪麗·德·美第奇的政府對內對外都採取讓步妥協的政策。黎塞留反對讓步，他對貴族採取嚴厲態度，除集合軍隊對付貴族們的聯合反抗外，並公布著名貴族孔代、內伐爾、朗格維爾、美耶納、布榮、旺多姆等人侵吞公款的罪行。法國多芬省的總督列斯底蓋耶對法國的妥協外交不滿，他不等政府同意，徑自出兵北意，幫助薩伏依抵抗西班牙。黎塞留對總督擅自出兵不加追究，並派使節前往德意志、荷蘭、英國、瑞士等國說明對西班牙和親不影響法國一貫的反對哈布斯堡王室的外交政策。這就改變了法國屈從西班牙的政策。黎塞留的這些行動，表明他是亨利四世對內、對外政策的可靠繼承人。

1617年4月路易十三因不滿瑪麗·德·美第奇的攝政，在其親信夏爾·德·阿爾貝·呂伊納公爵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孔奇尼被殺，瑪麗·德·美第奇被放逐於布洛瓦；黎塞留被迫避難於羅馬教皇的領地阿維尼翁。在這裡他寫成《保衛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原理》一書，為此教皇格列高列十五世於1622年9月5日擢升他為紅衣主教。

瑪麗·德·美第奇被放逐后，陰謀策劃逃跑。路易十三不願採取過激手段，決定在1619年召回黎塞留，讓他勸說瑪麗·德·美第奇不要出此下策。黎塞留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使其同意移居昂熱，黎塞留擔任她的首席顧問。同年9月，路易十三和瑪麗·德·美第奇會面，母子和好如初，此事使路易十三很滿意，認為黎塞留是不可缺少的人。

1621年12月，路易十三的親信呂伊納去世，黎塞留漸得重用；1624年4月他進入樞密院，8月13日，在對手拉維耶維爾被捕后，黎塞留順利成為首相。他在得到路易十三的信任后，向國王提出的大政方針是：對內摧毀胡格諾教徒和叛亂貴族的勢力；對外提高法國國王在歐洲的國際地位。

在黎塞留的要求下，1626年底，路易十三召集了一次顯貴會議，其成員包括親王、大貴族、大臣和各高級法庭的成員；他向代表們提出的計劃是：改革議政會、繼續致力於天主教復興、重組財政、注重發展商業和航海事業。這次會議的成果體現在國王的宣言和敕令、尤其是1629年的大條例中。

黎塞留上台之初，就面臨著大貴族和胡格諾派騷亂的威脅。早在1620年，對朝廷心懷不滿的貴族們策劃叛亂，還準備聯絡胡格諾派以為聲援。面對這一次強大的叛亂，路易十三採取派兵鎮壓的堅定措施，貴族的武裝不堪一擊，迅速崩潰。黎塞留認為胡格諾貴族是王權的最大敵人，因為根據“南特敕令”，胡格諾派在全國可佔據兩百多個城堡，作為國王履行敕令的擔保。為了集中全國力量對付胡格諾派，他對叛亂貴族寬大處理、多數赦免。

1620年胡格諾派貴族召開會議於拉羅謝爾，要求全部實現《南特敕令》中所規定的有關胡格諾派政治特權的條文。國王拒絕這一要求，並於1621年4月出兵西征，羅亞爾河兩岸的胡格諾派城堡相繼被攻佔，只有蒙托邦的胡格諾教徒在其領袖羅漢公爵指揮下，頑強抵抗。

1622年朝廷與胡格諾派談判。10月9日達成和議，規定今後不許再召開胡格諾教徒的全國會議，除拉羅謝爾和蒙托邦兩城之外，胡格諾派佔據的城堡均由中央收回，但胡格諾派的宗教信仰自由仍予保留。之後，黎塞留決心徹底消滅胡格諾派。

1628年，在黎塞留的統帥下，法軍從水陸雙方進攻拉羅謝爾，雖有英國海軍支援，該城仍被佔領，城牆被拆除（拉羅歇爾之圍）。

1629年黎塞留集中兵力解決羅漢領導的胡格諾派武裝力量。在大軍壓境的形勢下，胡格諾派完全屈服，他們的城堡均被拆毀，羅漢被流放到威尼斯共和國。8月29日，黎塞留的軍隊進駐蒙托邦。胡格諾教徒雖在1629年的《恩典敕令》仍享有信仰自由，但此後有不少人紛紛改宗天主教。與此同時，黎塞留還從事於剷除國內叛亂貴族的鬥爭。

1626年夏，路易十三的兄弟、亨利四世的私生子們，如旺多姆公爵、隆格維爾公爵、夏萊伯爵和舍弗勒茲公爵夫人策劃了一起陰謀，後者還使王后安娜·德·奧地利（奧地利的安娜）深陷其中。密謀者們準備刺殺黎塞留，但他們的陰謀敗露。8月，在黎塞留和路易十三的堅持下，夏萊伯爵被處死。12月，黎塞留召開名人會議，商討制止叛亂的進一步辦法。規定法國公民一律不得與外國使節往來，即使是教皇的使節也不例外。只要拿起武器反抗，就要剝奪一切職務。嚴禁誹謗文字。沒有朝廷諭旨，任何人不得召集軍隊，籌集軍火或向人民徵稅。這些建議迅即通過，列為法令。

1630年瑪麗·德·美第奇反對黎塞留，被流放於康邊。次年她逃往尼德蘭，加斯東從洛林率軍回國，號召推翻黎塞留，貴族中只有第四代蒙莫朗西公爵亨利二世·德·蒙莫朗西起來響應。

黎塞留時代最後一次貴族叛亂髮生在1642年，首要分子是辛-馬爾斯侯爵。此人從1632年起成為黎塞留的親信，1638年黎塞留將19歲的辛-馬爾斯推薦給路易十三，此人不久成為國王的寵臣。但在1642年他竟和加斯東、布榮等人合謀推翻黎塞留，暗中與西班牙勾結，陰謀敗露后，辛-馬爾斯被處死，布榮被捕入獄，加斯東被削官為民。

他在嚴懲不法貴族的同時，仍大量任用“佩劍貴族”擔任外交官員、各級政府官吏，特別是各級軍事人員。黎塞留對資產階級也是信賴的，在他當政時期，“穿袍貴族”出身的官吏日益增多。

為了獎勵法國工商業的發展，黎塞留實行重商主義，支持法國商人發展跨大西洋貿易，在海外與荷蘭商人競爭。保護殖民貿易公司，擴大法國的加拿大殖民地。在1629年的大條例中，黎塞留允許貴族從事海上貿易而不失身份，並許諾授予大船東貴族身份。同時運用外交手段為法國商人在奧斯曼帝國、薩非波斯和俄國找尋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黎塞留時代在專制王權下面受壓榨最重的是法國的勞動人民，歷次戰爭所用的金錢是從他們的血汗中榨取的。面對人民的苦難，黎塞留沒有絲毫同情心，還把他們比成騾子，說他們必須忍辱負重。

早在1624年，凱爾西就爆發了農民起義，要求減稅。1631年，普羅旺斯發生人民起義，1635年至1637年間，基恩、波亞都、里姆辛、昂古姆瓦、桑東日、加斯科尼等地都先後發生了人民起義。1639年，諾曼底發生“赤腳黨”起義，起義者殺稅吏，焚稅局，聲勢浩大。黎塞留殘酷地鎮壓了這些起義，但無法制止人民起義的繼續爆發。

在對外關係方面，黎塞留本人雖是天主教的高級僧侶，但他把法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從不使宗教情緒影響他的外交政策。從法國的國家利益出發，他不是把新教各國看作主要敵人，而是把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看作最危險的敵人。黎塞留決不容許哈布斯堡王室勢力加強。但此時法國的內亂尚未結束，不能出兵參戰，只能在外交上進行鬥爭，試圖發動一場“隱蔽的戰爭”。

1626年丹麥戰敗，並於1629年退出戰爭。皇帝的勢力擴大到波羅的海，對北方強國瑞典造成嚴重威脅，趁此機會黎塞留竭力慫恿瑞典參戰。由於此時瑞典正與波蘭作戰，抽不出身。黎塞留派沙納斯前往調停，1629年9月瑞典和波蘭達成休戰協約，為瑞典出兵德意志掃清道路。

1631年1月黎塞留與瑞典簽訂《巴瓦爾德條約》，規定瑞典國王率步兵30000、騎兵6000進攻德意志，法國每年資助瑞典100萬里佛爾（法國貨幣）。為了使德意志保持分裂割據狀態，黎塞留勸誘天主教諸侯，特別是巴伐利亞選帝侯馬克西米連一世，脫離皇帝，保持中立。

1631年3月，法國同巴伐利亞締結了為期8年的防禦同盟。黎塞留於1635年4月與瑞典首相奧克森斯廷納簽訂《康邊條約》，雙方同意不單獨與敵人媾和。為佔領米蘭，他還同薩伏依和帕爾瑪的公爵簽訂了《里沃利條約》。

到1634年，法軍藉機佔領了巴羅瓦和洛林，並借口保護阿爾薩斯，包圍了諸城。黎世留控制了萊茵河東部的邊境省，終於能向萊茵河彼岸進犯。

1635年5月，法國向西班牙宣戰。由於財源枯竭，黎塞留也無計可施。法國各地爆發叛亂，人民拒絕納稅，宮廷也出現叛變的密謀。此時巴黎一片恐慌，並掀起了反對黎塞留的浪潮，人們抨擊他是戰爭販子。在危急時刻，黎塞留採取果斷行動。8月4日，他鎮定自若地坐上敞開的馬車，穿過群情激奮的市民，徑直前往市政廳，而身邊競沒有衛兵和隨從。他的自信和沉穩震懾了在場的群眾。喧囂聲停止了，整個人群逐漸安靜下來。剛才還叫嚷著要把黎塞留置於死地的人們，此刻都祈禱上帝保佑他們的大臣和法國。所以，法國史學家認為，“只有國王和黎塞留的堅定意志、以及巴黎人的激情”，最後遏制了局勢的惡化。

正在法軍進展順利之際，黎塞留卻因經年的操勞而耗盡了精力。

1642年3月間，長期受到眼疾和頭痛症困擾的他一病不起。8月，在處理完叛亂者辛-馬爾斯后，黎塞留由水路從塔拉斯孔緩慢向里昂進發。11月28日，黎塞留高燒不起。他表示想見國王一面。12月2日，路易十三前來探望，黎塞留向他推薦馬扎然作為自己的繼任者。12月4日中午時分，黎塞留與世長辭，享年57歲。被葬於巴黎大學索邦神學院。

在中央，他對內部機構進行調整，設立了專門負責財政、外交、軍事的理事會大臣，加強中央行政職能作用。各部大臣在首相領導下掌握實權，此舉使貴族的權力機構“國務會議”形同虛設。由於國家財政、外交、軍事事務日益複雜化，他還設立了樞密院與財務理事會兩個機構。樞密院負責中央行政司法事務，特別是當以巴黎高等法院為首的地方法院對中央的法令法規表示否決時，樞密院就要行使權利確保君主和王室的權益和權威不受侵害。

為了鞏固專制王權，他在全國推行監察官制度，把16世紀以來向地方臨時派遣的欽差審計官變為總督，由國王任免，其官職不得買賣、轉讓或世襲。表面上沒有廢除由地方貴族擔任的省長一職，實際上各省的司法、行政、財政大權均在總督的掌控之下，而他們又直接聽命於中央。通過這種體制，中央對地方的約束力大大強化。為了便於對地方的控制，黎塞留還在全國各地設立驛站。

此外，黎塞留禁止貴族之間的決鬥，嚴令他們一切順從國王。他執政期間，處死大貴族公爵2人，伯爵4人，其餘41人，使各大反對國王的貴族紛紛避居國外。

黎塞留置王權於教權之上，強迫教會向國王交納大量的捐稅，嚴懲耶穌會的反抗。同時鎮壓在《南特敕令》中享有政治、軍事特權的胡格諾派，在1629年頒布《恩典敕令》，剝奪其特權。

黎塞留執政期間，為爭奪歐陸霸權，積極擴充陸軍，1626年法國還只有1.2萬人的陸軍，到1635年陸軍常備軍數量已達13萬（亦有15萬之說）。

此外，他很重視海軍的發展。在擔任首相伊始，就購置了6艘小型軍艦並且選定布拉文作為艦隊基地，從而創建了近代法國海軍的雛形。1626年，黎塞留設立了航海與貿易總監一職，全面負責法國的海軍、航運和海上貿易事務，並親自擔任總監，“使得法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中央集權的海事政治和行政結構，也為未來的國家海務秘書一職創造了草樣”。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如果說法國陸軍的常備化始於查理七世時期，那麼海軍的常備化就始於路易十三時期”。

1628年黎塞留開始擴建法國海軍並著力提升海軍的艦船和裝備製造能力及後勤保障水平。他組建了大西洋艦隊和地中海艦隊，創建法國歷史上第一支常備海軍。到1636年，經過10年的努力，法國的大西洋艦隊已配備了38艘軍艦，其中12艘噸位已達500噸以上，地中海艦隊也擁有25艘艦艇，法國海軍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海上力量。在法國正式參加三十年戰爭后，黎塞留創建的法國海軍在大戰中多次擊敗西班牙艦隊，成為法國取得戰爭最終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在《政治遺囑》中，黎塞留分別以“海軍”和“海上貿易”為主題就自身的海權思想進行了系統闡釋。黎塞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海軍戰略的思想家，在書中，黎塞留竭力主張法國具備發展海軍、海上貿易及航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並針對法國海軍的建設和行動問題提出了系統的海軍戰略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這部書集中體現了黎塞留的海權思想，堪稱法國海權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黎塞留更新了法國人傳統的海洋觀念和國防理念，為法國近代海權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為法國乃至世界海軍戰略的發展提供了啟示。他因此被稱為“法國海軍之父”和“法國現代海洋政策的奠基人”。

黎塞留執政時期，實行重商主義政策。他重視法國海上貿易和航運業的發展，以發放補助金、授予特權、減免租稅等手段鼓勵資本主義手工業的發展。支持海外貿易公司，嘗試組建殖民公司（莫爾比昂公司、納賽爾·弗勒德利塞公司及新法蘭西公司），支持法國探險家薩繆爾·德·尚普蘭在北美洲開拓殖民地的探險活動，使法國移居加拿大者日益增多，並佔領了幾內亞和安的列斯群島。在非洲，法國開始侵佔塞內加爾和馬達加斯加。通過外交途徑擴大法國商人在奧斯曼帝國、薩非波斯和俄國的市場，在摩洛哥和波斯建立政治和經濟據點，有觀點認為，他“想通過俄羅斯開闢與中國貿易之路”。至其晚年，“基本劃定了法國的殖民地輪廓線，擴大了海員和貿易商在海上的活動範圍”。

在思想文化方面，黎塞留雖然鼓吹“民主和寬容”，仍然施行了對強化王權有利的舉措。他首次建立了出版檢查制度，並在1630年創辦了法國歷史上最早的報紙《法蘭西報》。用它作為集權政治的輿論工具。他重視新聞輿論的作用。如為了論證法國吞併洛林、取得萊茵河以西領土的合法性，他曾批准出版了一本題為《洛林公爵領和巴爾併入法國的最可靠手段為何》的小冊子。該冊聲稱：“對於萊茵河以西之領土，神聖羅馬帝國並無任何權利，因為五百年來，這條河流一直是法國的疆界。皇帝的權利是建立在篡奪的基礎之上的。”

而1635年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創立也是黎塞留控制思想文化的另一項重要行動。該院是法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試圖對文化領域的活動進行規範的官方文化機構。黎塞留下令制定了語言文學方面的規範，並在1636年高乃依的悲劇《熙德》上演后指示夏普蘭撰寫《法蘭西學土院對〈熙德〉的批評》一文，嚴厲指責高乃依不遵守“三一律”。此後，“三一律”便成為作家必須嚴格遵循的創作準則。此外，黎塞留還下令擴大了巴黎大學的規模。

黎塞留是法國藝術的贊助者。他認為對藝術的獎掖，能引導大眾提升審美情趣。伏爾泰說：“自黎塞留將戲劇帶入宮廷后，巴黎足可與雅典比美。”1641年，應黎塞留之請，路易十三下令保護皇家劇院的演員，敕令劇院為合法的娛樂場所。黎塞留與其後繼者馬扎然，以及路易十四對藝術的襄贊，使這一時期的法國文學藝術得到長足發展。

黎塞留一方面鎮壓新教徒，另一方面又對可能挑起宗教矛盾的天主教詹森派進行嚴禁。他上台後就著手對付胡格諾教徒的叛亂，剝奪了胡格諾派享有的政治和軍事特權。但他並非宗教狂熱者，鎮壓胡格諾派的目的是為了王權的統一。叛亂被鎮壓后，為了法國的穩定，他又允許胡格諾派存在，保證所有胡格諾教徒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退還侵佔天主教的財物后，由國家補貼20萬給無家可歸的胡格諾牧師。他還於1629年頒布了《恩典敕令》，剝奪了《南特敕令》給胡格諾派的一切軍事和政治特權，根除了他們在法國建立的“國中之國”，使法國進一步得到統一，而且在敕令中明確規定胡格諾派依然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並將全國的陸海軍的各種職位都開放給各教人士。

在對外政策方面，黎塞留立意打破哈布斯堡家族對法國的三麵包圍，分化瓦解德意志諸邦，把法國的陸上國境線推到萊茵河西岸，恢復法國所謂的“天然疆界”。

黎塞留始終堅持國家至上的觀點，一般觀點認為，他首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現代外交之先河。在領導法國外交時，他雖然是一位虔信天主教教義的主教，卻奉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作為外交的行動準則，把法國的國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標更重要。黎塞留將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權威的企圖視為地緣政治上對法國安全的威脅，轉而支持新教，資助信奉新教的瑞典對抗神聖羅馬帝國。這對他而言，不是宗教行動而是政治運作。這種政策的後果，是使歐洲形成了一種均勢體系。黎塞留對於“國家至上”的觀念，不僅成為了以後法國外交的指導原則之一，而且也成為了國際關係的一種理論體系。

黎塞留著有《自傳》和《政治遺囑》（Testament Politique）。儘管伏爾泰對阿文尼爾出版的黎塞留的政務通信集有過懷疑，但它的真實性是毫無疑問的。《政治遺囑》又名《給法國國王的遺言》，他在該書中對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政治理念和戰略構想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和闡釋，以供後世政治家參考。

黎塞留非常熱衷藝術。他與德意志和義大利的代理人經常保持聯繫，敦促他們買下所有被發現的傑作。起初，這些藏品保存在阿森納館。在獲得小盧森堡宮后，黎塞留進行了翻修，由讓·勒梅爾主持設計裝飾。後來，他希望能更靠近盧浮宮，於是在聖奧諾雷區（今法國皇宮所在地）買下一大片房子，並令勒梅西耶開始建造紅衣主教官。這座宮殿於1636年竣工，作為巴黎最豪華的宮殿之一，被黎塞留送給了國王。黎塞留還在國家圖書館建立了一個近似的雕塑畫廊，收藏一系列君主名人的胸像。直至馬扎然時期，除了梵蒂岡圖書館和佛羅倫薩的洛倫佐圖書館外，黎塞留的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圖書館”。

1630年，太后瑪麗向路易十三哭訴黎塞留是個無情無義的小人，要國王將其革職。可惜她們挑錯了日子（這天是11月11日愚人日，愚人指太后瑪麗和皇后安娜，她們誤以為黎塞留失去了國王的寵愛，這也是愚人節的起源）。結果太后被流放到貢比涅，掌璽大臣馬里亞克鋃鐺入獄，王弟加斯東則被處以大不敬之罪。

據記載，黎塞留時常鬱鬱寡歡，他的“心情錯綜複雜”，從而養成了一種不合常情和隱而不露的性格。為了取悅王后安娜·德·奧地利，他曾經跳起薩拉班德舞。他渴望友誼與才學，對於屬下從不吝惜賞賜與關懷。對當時法國文壇的才子高乃依，他是又妒又羨。黎塞留以文人自居，他鼓勵文化事業的發展，自己創作話劇，也寫得一手好散文，但是同時他又建立了文化檢查機關，收買御用文人為自己歌功頌德。

黎塞留的意志力堪稱一絕，他的身體不健康，樹敵眾多，但仍以鋼鐵般的意志力完成了一代偉業。他一生經歷過無數次刺殺，但是全部被他機敏地躲過。晚年的黎塞留感到位極人臣之後的寂寞與孤獨，因此對親人極為關懷，他的政敵們甚至攻擊他與侄女有不倫之戀。

黎塞留愛好小動物，尤其是貓，他的紅衣主教府里養著上百隻貓，晚上熄燈之後整個府邸到處都是閃亮的貓眼，猶如魔鬼的洞窟。

據說黎塞留創立了一個保衛國王的常設安全組織，雇傭間諜，負責報告法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因為間諜的身份只有黎塞留才知道，所以誰也不敢肯定，自己的鄰居會不會把聽到的東西報告上去。甚至牧師在告誡的時候也要小心，說不定前來懺悔的人就是黎塞留的間諜，想來試探牧師是否忠誠。被指說過對國王不忠誠的話的人會被投入監獄，在那裡接受酷刑，其中許多人又會再說出其他心懷叛國思想的人的名字來。這時的法國，幾乎每一個旅館的女服務員都是政府的間諜負責偷看偷聽外國重要客人的一言一行。黎塞留聲稱，有了這樣一張大網，自己就能發現並摧毀一系列危及國王的惡毒陰謀。

關於黎塞留的出生地，主流觀點公認為巴黎，這也是黎塞留的大多數同輩人所認為的。不過還有另一種觀點，稱黎塞留出生在位於法國中部普瓦圖的黎塞留鎮中黎塞留堡（屬布萊伊教區）上。如17世紀的法國詩人拉封丹參觀黎塞留堡時寫道：“紅衣主教命人在他誕生的房間周圍建造……。”黎塞留的侄女埃吉榮公爵夫人也指出，紅衣主教“對他誕生的那座城堡”一往情深。據《黎塞留傳》作者米歇爾·卡爾莫納考證，無論是在黎塞留鎮還是巴黎，均未留下有關黎塞留出生一事的半點痕迹。所以，他指出，“一切都似乎證明，黎塞留有意叫人對他的出生地點和日期始終無法弄清楚”。

作為一位宰相，黎塞留只能用偉大來形容，他無疑是法蘭西乃至歐洲歷史上最有政績的一位政治家。

作為個人黎塞留則十分複雜，連他自己也自配不是好人，他的行為甚至不像一位基督徒。

大仲馬《三劍客》：實際上，當時的他（黎塞留）完全是另一番風範，即是一位矯捷風流的騎士，雖然身體已經衰弱，但憑著他那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可以說是世間曾有過的最非凡的人物之一。

《二十年後》：人們都會以為黎塞留紅衣主教的影子還待在他的這間房間里。並感嘆道：“不幸啊！這（馬薩林）的的確確只不過是那位偉大人物的影子。如今，法國變得衰弱了，國王的權力不受尊重了，貴族又強大起來，紛紛鬧事，進攻的敵人已經越過邊界，這一切都證明黎塞留不在這兒了。”

米什萊《法國歷史》：“一個懶惰的天才”，“創造了讓我們自負的歐洲平衡，和已逝者之間的平衡”。

喬治·杜比《法國史》：與其周圍的人相比，黎塞留在智力方面更勝一籌，富有想象力而又不乏理智，同時也更有抱負。

E.巴亞爾《法國史圖說》：這位大臣不但是偉大的政治家，還是傑出的行政管理者；他當政期間，大力保護文學藝術，創建了法蘭西學院，鼓勵商業發展，建立了強大的海軍，並大大拓展了法國在海外的殖民據點。黎塞留是法國專制制度的奠基者，他也因此而飽受責難；但他的對外政策得到毫無保留的讚賞和同情。他不僅為法蘭西的榮耀而戰，同時也為歐洲的文明而鬥爭。

羅馬教皇烏爾班八世：如果有上帝，黎塞留樞機主教就有得辯白了。如果沒有上帝，那，他的一生也夠輝煌的。

林恩·桑戴克《世界文化史》：自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四二年間，主教長黎塞留（Richelieu）氏為路易第十三世首相，盡奪呼格蘭派教徒及貴族之政權，外憑捭闔縱橫之策，使法蘭西為歐羅巴列邦之領袖，內使國王獨攬政治教化之大權。

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黎塞留“是一代雄才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具謀略，也最無情的政治家”。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少有政治家能像他一樣對歷史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黎塞留是現代國家制度之父。的確，倘若政治家的政績是以其是否達成自訂的目標為準繩，則黎塞留必屬近代史上開創劃時代新局的大人物之一。因為他留給後世面目一新的世界，並奠定法國后三百年的政策。但他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他是惟一拋棄中世紀道德及宗教束縛的政治家。

蘇聯科學院《世界通史》：黎塞留對既定的目的堅定不移而在政策上極為圓滑，甚至流於喪失原則的地步。他善於細心觀察和廣泛總結各種政治思想，具有一個經驗豐富的國家活動家的實踐的品質。黎塞留是法國君主封建制度基礎的保護者，但是他對新鮮事物卻很敏感，懂得為了保持舊的制度，必須使它適合於時代要求。

20世紀30年代法國建造的該國海軍史上最大、最後一級戰列艦便被命名為“黎塞留級戰列艦”（Richelieu Class Battleship）。

黎塞留死後，為了能永久地保存他的遺體，人們對其遺體做了防腐處理。他的頭顱被鋸為前後兩部分：前面的臉龐部分和後面的後腦部分。

1793年，在法國大革命的混亂時期，他在索邦神學院的墳墓被挖開，頭骨的臉龐部分被盜走，而他那具沒有臉的屍體被草草掩埋在一個地洞中。由於做過防腐處理，黎塞留的臉一直都保存完好，1796年被阿爾梅茲家族所擁有。1860年，還給這張臉照了照片。

1866年12月15日，在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干預下，黎塞留的臉部遺骨再一次被葬入索邦神學院的教堂里。而他屍骨的其餘部分始終未能找到。

在大仲馬的小說《三個火槍手》中，他是三個火槍手和達達尼安的敵人。但在第二部《二十年後》中，主角們對黎塞留的看法有了巨大的改變，甚至連火槍手裡最高貴的阿多斯都認可了黎塞留之前的所作所為，高度讚揚了他對強化王權所做的努力。

在維克多·雨果的劇作《瑪麗蓉·德洛麥》中，黎塞留的形象“像是殘忍的噩夢一般”，他的紅色睡袍引發的深思像是凶光一樣照亮了整個話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