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然

方然是懷寧縣涼亭鄉人，原名朱聲，筆名穆海清、柏寒等，1938年赴延安陝北公學學習，1940年延安方面為減輕國民黨-邊區造成的壓力，經組織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在成都、重慶等地中學教書。在蜀期間，他通過文學結識了胡風、綠原等大批詩人，成為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1946年，方然在成都《學生報》（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以中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半月刊）社任編委，他當時的公開職業身份是成都蔭堂中學教員。他常常教誨學生不要只是埋頭讀書，還要寫寫文章，發表對時局的看法，這樣才有意義。他鼓勵學生多為《學生報》投稿，有一次，他發現一個叫廖克定的學生一篇雜文寫得不錯，就鞭策他向魯迅學習，敢於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他向學生推薦魯迅、胡風、綠原、路翎等人的著作，並在班上閱讀路翎的現實主義題材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

1947年，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方然正在重慶通惠中學任教，他參加師生罷教、-活動，他並起草了《告全校師生書》、《告全市市民書》，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口號。5月底，重慶《新華日報》遭查封，當局在未及銷毀的文件中發現了方然寫的文章。6月1日，特務將方然抓捕，關進監獄。方然小時候過繼給伯父朱鏡（國民-防部高參），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主任委員。方然的妻子錢瑛利用這些特殊關係，急忙去找重慶行轅參謀長肖毅肅，沒有見到肖，只好發電報給朱鏡求救。朱鏡來重慶直接找肖毅肅交涉后將方然帶出來了，“軟禁”在南京家中。正因為方然是如此出獄的，他後來交待歷史就難洗“清白”了。　

”方然不僅是詩人，還是一位翻譯家和文學批評家，譯著有拜倫的《哈羅爾德的旅行》、雪萊的《沈茜》和《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方然寫評論像魯迅，特別尖銳，他認為批評不是“提虛勁，打空拳”，而是從“苟安、萎靡中，抬起頭來，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與藝術的高大目的”（《新文學史料》）。可有時難免過激，對此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於團結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方然對陳白塵《陞官圖》的批評和對郭沫若《想起了斫櫻桃樹的故事》的反批評，都使文藝界吃驚，有些惱火。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1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群眾憤怒的寶貴材料！”如果說方然於1940年代的文學批評只是使文藝界“惱火”，那麼到了1950年代，他依然以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以拯救人類（文壇）的精神，與胡風一起反對“以庸俗社會學看內容，以形式主義看形式”的理論，而批評楊朔小說《三千里江山》（當時楊朔的作品在國內深受好評，並有多篇選入教科書）就成為他-的罪狀之一了。

1949年初，方然在馮雪峰勸說下來到杭州，任杭州安徽中學校長。方然組織成立杭州市新文學工作者協會，在浙江文壇影響很大，他出任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1950年，方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調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部長，后又調入中共浙江省委-部。1955年，方然被列為“胡風-集團骨幹”而遭逮捕。當時，方然雖名氣很大，但很多人並不知道他的籍貫。有一天，安徽日報社領導從省委開完緊急會議后匆匆回社，告訴們一則重大新聞，胡風-集團重要成員方然是安徽懷寧縣人！接著指示說，作為本省黨報必須遵循黨中央部署，儘快在報紙上揭露這個-分子的罪行。社裡立即派人趕赴懷寧採訪，揭露方然的“-”罪行。

方然1919年出生，在文壇出名時才20多歲，被捕時35歲，1966年被-至死時47歲。“文革”結束后，方然獲得平反，杭州市委-部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文學界提起七月詩派，撇不開方然，且給予較高的評價。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綠原、牛漢的詩集《白色花》，收錄了20位七月詩派詩人的詩作，其中有方然的詩。詩人九泉之下，方得以欣然。

死亡經過

1955年時任《浙江文藝》主編（后在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工作）的方然認為“黨員有權向中央呈述自己的意見”，寫了一篇為胡風文藝理論辯護的文章，請黨組織遞呈中央，結果被捕。身懷六甲的妻子亦被關押。三個月後妻子生下一對雙胞女兒，被迫與他離婚；老母不堪街坊鄰居的鬥爭聲討，懸樑自盡。

十年後，方然獲釋，在杭州當一名月薪十八元的小工。

次年“文革”伊始，為躲避無窮無盡的鬥爭，他要求公安部門將他重新收監，不獲允諾，於1966年9月自沉水渠而亡。

1945年，方然在成都創辦《呼吸》詩刊，追求《七月》的風格和精神，抱著“人民的信賴和戰鬥的樂觀”，讓詩情“跳躍在時代的激流里”，堅持詩與人民結合，立足時代現實，創作富於歷史感、責任感和力之美的作品，頗具鋒芒。方然還與杜谷、羅洛、芒甸等人創辦《平原詩叢》，后又以《螞蟻》、《泥土》、《詩墾地》等刊，組成七月詩派的重要方陣。

“文革”結束后，方然獲得平反，杭州市委統戰部為他舉行了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