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繁

加藤繁是日本歷史學家、東洋史學家、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著名學者，文學博士，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領袖之一，被譽為日本近代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他於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島根縣松江市奧谷町一個士族家庭，為舊松江藩士內田家的四男。他的長兄即為收集和研究歌川廣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時的實業家內田實。1歲時，加藤繁成為舊松江藩士加藤家的養子，年長后入讀松江中學，在此讀書因受到三宅雪嶺的支那研究論吸引而立志治東洋史。1901年加藤繁來到東京，進入國民英學會學習。國民英學會是由美國英語教育家弗蘭德里克·W·埃斯托萊克（號東湖，1858.1.22-1905.2.18）與日本英語教育家磯邊彌一郎（1861.3.17-1931.4.23）於1888年2月共同創立。儘管它招收的對象為未考取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舊制）等正規學校的生徒，但擁有英語學者斎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學校教授）等優秀的教員，教學質量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蔵（政治家）、蒲原有明（詩人）、幸徳秋水（思想家）、坂田祐（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記者）、辻潤（詩人）、福斯幸次郎（詩人）、物集高量（國文學者）等人，早年都曾在國民英學會學習。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

1902年9月，加藤繁作為選科生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史學科的支那史學科就讀，師從東洋史學先驅白鳥庫吉。同時因受到日本經濟史學先驅內田銀蔵（時任東帝大講師）有關日本土地經濟史研究成果的影響，加藤繁選擇了當時日本東洋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無人問津的“中國經濟史”作為大學專攻。學習期間，因日俄戰爭的發生曾一度休學，隨後繼續學習，190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史學科畢業。1907年秋加入當時日本政府成立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擔任“事務囑託員”，參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導下的有關土地制度、產業、法制的調查及參與《清國行政法》等編纂修訂工作，歷經8年，至1915年結束。隨後任日本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國留學生總講習等職。

1917任慶應大學講師,1920任慶應大學教授；1925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該書而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翌年出版《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上、下兩卷對學術界的貢獻而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第17屆恩賜獎（日本學士院獎中最權威學術獎）。雖然當時加藤繁僅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但是，隨著20世紀20年代中期白鳥庫吉、市村瓚次郎相繼於東帝大教職退休后，他以其名重一時的學術成果成為了東京帝國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三劍客（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和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三導師（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東帝大經過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歲時成為東帝大教授，擔任東洋史講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於東帝大退休后，繼續從事研究著述活動。

由於加藤繁較早在日本國粹主義者蓑田胸喜主辦的《原理日本》期刊上發表文章，並於1943年在該雜誌上發表《絕對的忠誠》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國史觀。為此，1945年日本戰敗后加藤繁受到日本學術界一些學者的批判，罵他是國粹主義者。儘管如此，日本東洋史學界普遍認為：加藤繁沒有將他的國粹主義思想帶入學術研究中，能夠將政治與學術嚴格加以區別，因而他基於文獻對中國經濟史進行的客觀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開拓性貢獻斐然，以致影響廣泛和深遠。

加藤繁還擅長繪畫評論和俳句創作，死後的1962年，其生前創作的俳句彙集為《句集》出版。他於1946年3月7日在靜岡縣去世，葬在著名的東京郊外多磨村公園墓地“多磨陵園”

加藤繁博士推崇19世紀歷史學派的史學思想。歷史學派的相對主義、有機體思想、把握社會總體的觀念、實用國民經濟學的主張以及對文化及心理要素的關注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論，對加藤繁有深刻影響。加藤繁博士的基本觀點是徹底的歷史主義和經驗主義，即經數次的實地調查體驗及對相關文獻的廣泛搜集而得到知識的歸納，再追溯到明末，抓住社會制度的變化，又將這種展望進行普遍史意義上的比較，聯繫單線發展說做出解釋。加藤繁博士採用廣泛搜集史實的研究方法，確立了日本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學方法。

加藤繁博士對萬世一系的日本與易姓革命的中國進行比較研究后將日本文化定位為“忠誠”文化，將中國文化定位為“革命”文化。這種文化觀在他於1922年與吉野作造（1878.1.29 - 1933.3.18）共著的《支那革命史》中表露無遺。這種文化觀是他於1943年出版的《絕對的忠誠》一書中號召日本國民誓死忠誠天皇的思想源流之一。

學問是天下公器，因此沒有國界。日本學者中鳴敏先生回憶在做學生時，曾向其師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 國經濟史開山鼻祖）抱怨說：“像搞（中國）社會經濟史這門學問，外國人總不及通曉實際情況的本國人”。加藤繁先生即正言厲色地回答說：“不是這樣，那只是在常識方面而已。如果真正進入學問的深處，外國人和本國人，並沒有兩樣”。此語極有氣魄，事實也確實如此。

北朝隋唐均田制的研究，是20世紀日本中國史學界的又一大課題，研究之盛，論著之多，遠遠超過了西晉占田、課田制的研究。最初涉及這一課題的是內藤湖南和加藤繁。兩者都只是作了概述，認為這一制度是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均田農民的身份問題，在戰後成為中國史分期論戰的重要標的。關於這一問題，戰前其實就存在著相互對立的意見。意見大致有三種，即自耕農說、農奴（非佃農）說、國家佃農（國家農奴）說。主張均田農民為自耕農的是加藤繁。加藤先在《唐代莊園的性質及其由來》一文中認為，均田制旨在防止土地兼并之弊，但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後來在新稿中對舊稿略作修正，明確提出，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一方面容忍豪族、官僚驅使奴僕（奴隸）從事經營的大土地所有制存在，阻止土地兼并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力圖維持中等程度以下的大多數自耕農民的存在，可以說是一種維持自耕農的制度。而均田制崩潰以後，土地兼并加速，莊園大量出現，以前的奴僕變成了被稱為客戶、莊戶、佃戶的佃農，中國社會在唐末進入了莊園一佃戶的時代。加藤的這種想法戰後為弟子前田直典所繼承，成為唐末以後為中國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有力的依據

從嚴格意義上講，經濟史家全漢升首開中國市鎮經濟史研究之先河。他於1934年發表的《 中 國廟市之史的考察》，以宋、明、清乃至現代中國廟市為研究對象，認為廟市乃定期市之一種。同年，日本學者加藤繁發表《清代村鎮的定期市》，詳細考察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福建、廣東、廣西七省村鎮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開市日期、定期市與附近村落的關係、定期市交易的貨物及交易人、定期市與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與課稅、定期市的設備及其設立等相關問題。繼全漢升、加藤繁之後，只有少數學者對明清市鎮經濟有所涉獵。由此可見加藤繁在日本學術界研究這一課題上的篳路藍縷之功。

近百年來日本學者在中國城市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而其中對於宋代城市的研究是最重要的 內容之一。關於日本的宋代城市研究的概況，斯波義信、木田知生、伊原弘、平田茂樹等在不同時期先後作過一些學術回顧。1980年之前以宋代城市制度為中心的經典性研究有那波利貞的《宋都汴京的繁華》（《歷史與地理》第10卷第5號）、中野英雄的《北宋的首都汴京》（《日本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四輯）、曾我部靜雄的《開封與杭州》（《中國歷史地理叢書》第七輯，富山房1940年版）描述性地介紹了開封的城市風貌、傳統節日等情況，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研究性成果。直到加藤繁一系列論文的發表才奠定了宋代東京研究的基礎，他的《宋代都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考證》，東洋文庫1952年版）對宋代的城市制度做了開創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以開封為例，說明了宋代城市的城壕結構，然後指出坊制到了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潰。與之相伴，市制也逐漸崩潰，坊內和市內的商店都爭先朝著街面建設店鋪，之前固定的東市、西市的區劃也逐漸湮沒。商店營業時間也不受限制，夜市興盛起來。瓦子這樣的遊樂場所，臨街而立的二三層的酒樓，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開始出現。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廢除，居民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這篇論文的精髓是討論坊制的崩潰過程。他認為，唐代的坊制在宋代初年也還存在，到真宗的天禧年間還是這樣。他根據街鼓的廢止時間，判斷坊制的崩潰時間為宋仁宗時候。坊制崩潰以後，坊的名稱不一定就此消失。但從熙寧年間起，已經逐漸不稱坊名，開始流行用街巷等名稱來指城裡的地理……從上個世紀50年代的加藤繁到70年代的梅原郁、木田知生，日本學者對宋代開封的城市制度進行了相當精到的研究，其觀點常被中國學者引用，至今仍有影響。

在城市與鄉村問題的研究中，大概所有的學者都會注意到市鎮的問題，即市鎮應當歸入城市還是鄉村？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但對市鎮本身的研究論述，成果已十分豐富。最先對中國市鎮史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學者加藤繁。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加藤繁就已經注意到了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都市形態問題。他的研究成果結集於《中國經濟史考證》（吳傑譯，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共三卷

漢代財政支出包括軍事支出、皇室費用、官俸支出、工程支出、社會救濟、科學文化支出等。比較系統地研究漢代財政支出管理的學者有加藤繁等日本學者和國內學者馬大英等。加藤繁對漢代的財政支出問題的研究側重於帝室財政，他將帝室財政支出分為：膳食之費、被服之費、器物之費、輿馬之費、醬葯之費、樂府及戲樂之費、後宮之費、鑄錢之費、少府水衡的雜費、賞賜之費等。然後對皇太后、皇后、太子費用支出辦法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所謂“共養”“勞賜”雖然是帝室財政支出的二大宗，但是屬於廣義“共養”的一部分，如宮殿及其營造費卻置於皇室財政支出以外。御用的馬匹由少府和水衡飼養，其費用當然歸帝室財政負擔，但其馬匹卻從太僕所掌握的諸廄或三十六苑供給補充。與此相反，天下流通的錢幣鑄造費則由皇室財政負擔。天地祭祀由太常管轄，其費用歸大司農支付，但祭祀所用的犧牲卻由水衡都尉所掌握的上林苑供給。加藤繁也承認，帝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在細目上有區別。帝室財政支出主要有共養與賞賜二部分的支出。從帝室財政支出來講，加藤繁考察較為細緻，所列細目詳細而具體，但是缺乏對相關管理措施的論證。對於國家財政支出問題，他在結論中做了補充說明，並將之歸納為：在京官吏的俸祿支出（不包括少府、水衡的俸祿支出）、祭祀之費、土木之費、軍隊供養之費、軍用車馬武器之費、京師諸機關的事務費等。

日人加藤繁是最早開發方誌史源的學者，他在其名著《中國經濟史考證》一書的第三卷中引用中國文獻達300餘種，其中引用中國地方志有204種，佔全部引用文獻的60%,方誌的史料價值由此可見。加藤繁在該書中又曾利用山東省46部志書中所記載的村鎮定期集市的史料，測算出歷城、齊東、臨邑等17個縣，平均每一村鎮定期集市擁有7895人的數字。

對唐代市制進行研究的有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31）、《唐宋時代的市》[《福田德三博士追憶論文集》，1933，並收於《中國經濟史考證》上卷，中譯本（吳傑譯）第1卷，商務1959]、陶希聖《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貨》4—8，1936）、佐藤武敏《唐代的市制與行》（《東洋史研究》25-3，1966）、《長安——古代中國與日本》（京都朋友書店1974）、日野開三郎《唐代城邑坊市的角落》（《東洋學報》47—3，1964）、《唐代邸店的研究》及其《續編》（著者自版，1968、1970）、室永芳三《唐都長安城的坊制與治安機構》上、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4集，1974、1975）、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人文雜誌》1981-2）、《唐長安的東市和西市》（《唐史論叢》1，陝西人民1988）、張永祿《唐代長安城坊里管理制度》（《人文雜誌》1981-3）、礪波護《唐宋時代的蘇州》（《中國近代的都市與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6）、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西北大學學報》1985-2）、武建國《唐代市場管理制度研究》（《思戰線》1988-3）、史念海《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1）等。其中，加藤繁的貢獻尤巨。作者透過唐宋文獻相關記述，敏銳地觀察到坊市制的變化。揭示出唐代兩京各州縣所沿前代舊規，坊與市嚴格區分，商業區限定在市內，並規定嚴格的交易時間。至唐末，原有的制度隨著商業的發展而有所鬆弛，而到了宋代，坊市制最終走向了崩潰。作者認為坊市制的破壞、交易區擴大、夜市的出現等一系列變化與城市人口的增加、交通商業的繁盛、財富的增大等相關聯。作者對唐宋時期市的特徵、坊市制逐漸崩潰的過程詳加論列，並對唐宋時期的城濠、子羅城問題、宋代都城等城市區劃之“廂”、與城市居民娛樂、消費生活相關聯的“戲場”、“瓦子”、酒樓等並有精到的解說。加藤氏的研究可視為唐宋城市發展史的劃時代成果。尤其是對坊市制及其變化所獲得的一系列結論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當然，加藤氏討論的重點主要是京師，對其他城市坊市制及其崩潰的狀況未能過多論及，復由於資料的限制，對唐代坊市制變化歷程的探索亦較簡略，並有若干理解上的失當。但卻為後人的進一步探討指出了方向。上述諸學人的論考正是在加藤氏已有揭示的基礎上進行的，可一併參看。

就“算賦”研究而言，最早進行系統研究並引起注意的當首推日本經濟史學家加藤繁先生。他在《關於算賦的小研究》一文中提出，算賦為商鞅所創設，並就算賦的內容、名稱及意義等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在加藤先生的影響下，目前國內學者也都認為秦國確有算賦，但對其性質和內容的解釋仍存在某些分歧。

20世紀初以來，日本學者加藤繁先生最早對宋代商稅問題作了專門研究。繼之，一批學者相繼對之展開探討。迄今為止，共發表有關論文二十餘篇。

中國正史的志類譯註是從加藤繁開始，和田清、中嶋敏承繼的《食貨志》開始逐漸擴大到各個領域，如能田忠亮、數內清的漢、唐律歷、曆法志;冢本善隆的《魏書·釋老志》;Robert Des Rotours的《唐書百官·兵志》；EtisenneBalazs的《隋書食貨·刑法志》；興膳宏等的《隋書·經籍志》；富谷至、吉川忠夫的《漢書·五行志》等。

在宋代城市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術演進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研究，仍當推加藤繁於1931發表《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此文所提出了“坊市制崩潰”這樣的基本命題，認為唐宋之際中國的城市從傳統封閉式的坊市制、發展成為開放式的街市制。這為宋代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具有“範式”的意義。加藤氏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宋代城市研究者的行列，從各不同側面發現、論證唐宋之際城市發展的種種現象

集市是中國傳統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集市的發展也是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集中體現。關於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1934年日本學者加藤繁先生髮表了《清代村鎮的定期市》，詳細考察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福建、廣東、廣西等十七省村鎮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開市日期、與鄰近村落的關係、交易貨物及交易人、定期市與牙行及斗科人役之關係、定期市課稅等問題，奠定了農村集市研究的基本範式。以後關注與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越來越多，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成為國內經濟史界研究的熱點。

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但許多學者主要關心的是明清時期的情況，專就宋代白銀流向進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國外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當數日本學者加藤繁。他於所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944年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中譯本）中第8章以唐宋時期為中心，集中對白銀的輸出與輸出進行了探討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學者加藤繁和道野鶴松合作，在錢幣合金的研究方面深入了一步，不僅對古錢幣作了化學成分分析，而且作了金相分析，在利用錢幣合金研究中國古代貨幣、經濟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嘗試

在唐朝史笈里雖然有“莊園”一詞，但把“莊園”作為學術問題加以研究的，是從日本學者開始的。1909年，中田薰教授發表《日本莊園系統》……中田薰說：“隋朝以前，根本不使用這樣意義的字，把私有土地稱為庄是在唐朝初和隋朝的事。”唐朝“莊園”說就是這樣產生的。中田的論文發表以後，在日本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1917年，加藤繁發表了《唐朝莊園的性質及其由來》，批評了中田的觀點，他認為，“唐朝的庄、莊園、莊田等性質，決不始於唐朝，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漢朝，在本來是‘別莊’的意思，或者也叫墅園、別業，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娛樂游息場所，可是除了這部分以外，大多包有作為生活資料的田地。換句話說，原來指庄和田園兩重意義的莊田或是莊園這樣用語，事實上很多場合和庄字完全一樣，因為引申下去，就不問別莊設備的有無，專指田地的也稱為庄、莊田、田園等。把別莊稱為庄，從梁朝起就已經出現了，而這種用語的盛行是在唐朝。”“總之，唐朝的莊田、莊園的名稱的確到了唐朝才顯著起來，但是它的實質從漢以來就繼續存在。如果深入細緻地來看，有多少差異也難以推測，但大體說來，這是自古以來普遍現象，決不能看做唐朝特殊制度。”

1924年，玉井是博發表《唐朝土地制度管見》長篇論文，又對從均田制到所謂“莊園”進行全面探討。玉井是博不僅吸收了加藤繁的研究成果，而且把“莊園”說推進一步，他說“這樣看來，唐朝莊園是沒任何法律特權，所以唐朝莊園也就不能像日本的莊園那樣有特別的制度，大體上正如加藤所說，唐朝莊園之名，不過是當時人用它稱貴人、富豪的田園普通話而已。”1928年，加藤繁發表了《唐宋時代的莊園組織及其成為村落而發展的情況》，把唐朝“莊園”說的研究範圍擴大到宋朝，進一步探討唐宋六百年中“莊園”內部結構。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日本學者首先提出唐朝“莊園”說，因此在1930年以前，中國學者編寫的國史著作里，從來沒有人提到唐朝“莊園”問題。在唐朝文獻里，雖然有個別地方提到“莊園”二字，但是，唐朝說的“莊園”僅是一個名詞。我們在談的是“莊園”說，是一種學術觀點，這是兩碼事，不可將二者等同視之。日本學者唐朝“莊園”說傳入中國是1933年以後的事。傳入的途徑有二：一是將加藤繁和玉井是博的論文譯成中文在中國發表，二是通過日本森谷克己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中譯本。北京師大王桐齡先生，首先把加藤繁1917年那篇論文譯成中文，在1933 年的《師大月刊》第2期發表，題目是《唐代莊園考》。1934年，中國《方誌月刊》7卷2期，發表了加藤繁的《唐宋時代莊園之組織及其與聚落的關係》的譯文……。從此開始，唐朝“莊園”說便在中國學術界傳播。

對於加藤繁的宋代東京研究學說，梅原郁先生的《宋代的開封與城市制度》（《鷹陵史學》第3、4號，1977年）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訂正。梅原郁對加藤繁引用的一些史料提出了質疑，進而認為雖然能見到“東市”、“西市”這樣的字句，但全都是以斬刑的場所出現，因此從史料來說，宋初的市制依然存在這一說法也許有點靠不住。梅原郁認為，對於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坊制、市制的存否，不如說是坊制實體坊牆存否。梅原郁最重要的貢獻是通過對“侵街”的現象的分析，指出唐宋街道變化的三個階段：（1）從坊內店肆到臨街店肆，（2）臨街店肆到侵街店肆，（3）從侵街店肆到夾街店肆。由此，梅原郁將坊制的崩潰上溯到宋初甚至五代，從而修正了加藤繁的觀點。

關於秦國算賦的性質問題，加藤先生提出了軍賦說。他認為秦漢算賦相同，秦國算賦就是軍賦。而國內學者則主張，漢代算賦既是成年人的人口稅，那麼秦國（代）算賦也當以口賦來看待。例如：“秦代……往往是口賦、算賦混用，多數情況下稱口賦，有時又稱算錢。”我們認為：加藤先生的軍賦說固然可據，但他把漢代算賦也視為軍賦卻值得探討；當然國內學者將秦漢算賦完全等同、看作口賦的觀點亦值得商榷。其實，秦國算賦並非口賦，而是屬於軍賦，是一種對婦女所專門徵收的賦。

著名歷史學家加藤繁先生認為，漢初國家財政與帝室財政是絕然分立的，國內學者歷來承襲此說。但根據新出簡牘材料考證，在商鞅變法以後秦就開始實行公、私兩套財政管理體制,而且漢代國家財政與帝室財政的混同也並非始於光武帝時期。

“東京文獻學派”部分成員合影，1936年冬攝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樓前。從左到右：前排加藤繁、和田清、黃現璠、松田壽男；後排榎一雄、田坂興道、岸邊成雄、三上次男、矢澤利彥

加藤繁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時在東洋史學教育領域同樣成果不凡。自20世紀20年代白鳥庫吉和市村瓚次郎相繼於東帝大教職退休后，東帝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從“白鳥·市村體制”向“池內、加藤、和田體制”移行，池內宏、和田清、加藤繁成為史學科領軍人物，由此造就了“東京文獻學派”的繁榮興盛。由於加藤繁博士長期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培養出大量傑出的史學人才，馳名於世者有松田壽男、前嶋信次、野原四郎、鈴木俊、江上波夫、増井經夫、三上次男、周藤吉之、日野開三郎、旗田巍、鐮田重雄、山本達郎、田坂興道、榎一雄、矢沢利彥、山根幸夫、神田信夫、西嶋定生、護雅夫、荒松雄、田中正俊、堀敏一等人，皆為日本現代東洋史學界大家。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黃現璠（1899～1982）於1935年底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深造時，加藤繁博士為其導師之一。

日本著名東洋史家和田清曾說：“巳故的加藤繁傅士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這是無庸介紹的。近來，對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很盛行，但是在過去，卻並不如此。他從學術界還沒有廣泛地研究經濟史的那個時代起，就致力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一直堅持鑽研了三十餘年。謹嚴而有自信的加藤博士，決不因時代的風尚而煩惱，也不向研究的困難而低頭……大家知道，博士對藝術及其他意識形態方面具有深厚的興趣，雖然專攻經濟史，但是他並不認為經濟史萬能，還常常照顧到其他方面，因此，即使在一篇經濟史考證中也總是或多或少表現出這種廣泛的見解。博士的研究，雖然不一定像現在流行的那樣新穎，但是他的綿密而周到到的考證，足以使讀者為之欽佩，他的豐碩的研究成果可以稱之不朽，對今後所有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穩固的基礎，這是無庸懷疑的。”

*《支那古田制研究》，京都法學會、有斐閣，1916年8月。

*《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兩卷，東洋文庫，1925-1926年。

*《史記列傳》（司馬遷著，加藤繁、公田連太郎譯，三冊），富山房,1940-1942年。

*, 《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加藤繁注）,岩波文庫,1942年9月。

*《支那經濟史概說》，弘文堂書房，1944年。

*《支那學雜草》，生活社，1944年11月。

*《始皇帝其他——秦漢的人物》，生活社，1946年3月。

*《支那經濟史考證》（中文譯名《中國經濟史考證》）上、下兩卷（東洋文庫論叢第33、34），東洋文庫，1952-1953年；1965年、1974年重印。

*加藤繁著：《清代村鎮的定期市》，《東洋學報》1934年23卷2期，王興瑞譯，載《食 貨》1937年5卷1期。

*加藤繁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國聯合銀行調查室譯，中國聯合準備銀行，1944年；中華書局2006年12月重印。

*加藤繁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1-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1月；上、下兩卷，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9月。

*加藤繁著，杜正勝、蕭正誼譯：《中國經濟社會史概說》，台北：華世， 1978年。

20世紀日本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是從1913年加藤繁的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開始的。后經過一個世紀的 開拓，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加藤繁畢生研究中國經濟史，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從加藤繁1906年寫的畢業論文《中國上古到唐代的土地制度變遷》到他1946年去世為止，他研究中國經濟史四十年，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概說》、《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考證》（和田清博士序）等，這些著作在東西方產生過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正如中華書局於2006年12月重印加藤繁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為中心》時於“內容簡介”中所言：“加藤繁（1880―1946）是日本學界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者，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史考證》、《中國社會經濟史概說》、《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等。《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一書曾獲得1927年日本學士院賞。此書以金銀的貨幣功能為中心分析論述了唐宋時期金銀貨幣的各種用途、金銀的種類及形制、金銀的生產及輸入輸出等諸層面的問題。加藤繁此書在搜集資料的完備性和研究的系統性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書中不僅徵引了正史、雜史、筆記小說、方誌等文獻中的大量相關資料，而且還盡量吸收了當時金石學、古器物學的相關成果。可以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此書在史料搜集和積累上近乎一網打盡。正是由於加藤繁的基礎性工作，使得此書成為研究中國貨幣史特別是金銀貨幣史的必讀書。其所建立起來的研究範式、分析框架仍是今天研究者繞不過去的基礎。”

加藤繁博士的治史觀和方法，對他的學生，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壯學宗師黃現璠有一定影響。至於中、朝、日三國的經濟史學家，不同程度的受其論著啟發和影響更是不泛其人，例如中國現代著名經濟史家李埏，便是加藤繁的私淑弟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