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歌

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民間藝術之一

山西民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民間藝術之一。以歌唱歷史人物或歷史傳說故事為主。相傳於堯天舜日之時就有傳錄的,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南風歌》:“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詩三百》中所收集的《魏風》、《唐風》共十九篇,大部分采自山西。山西一百多個縣,幾乎每個縣都有自己的民歌。據有關方面統計,現在已經收集起來的民歌達兩萬餘首。山西各地民歌品種繁多,大致可歸納為四大類:一、山歌;二、號子;三、小調;四、套曲。

簡介


著名歌唱家·郭蘭英
著名歌唱家·郭蘭英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位於黃河中游,全省總面積十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五百萬,除有極少數回族和少 數滿族人散居在全省各地外,山西基本上是單一的漢族地區。
全省除晉中、晉南上黨(晉東南)、忻定和大同五個盆地外,絕大多數是土石山區。主要山脈,南有中條山,東有太行山,北有五台山、恆山,西有呂梁山。主要河流有汾河、桑乾河滹沱河漳河、浦水河、沁河等。其中汾河自晉北的寧武發源至晉南的河津注入黃河,縱貫南北,是省內最大的河流。山西的四鄰為:東與河北接壤,北面與內蒙毗連,西和南以黃河為界與陝西、河南兩省隔河相望。在經濟上,山西除少數林、牧業之外,歷史上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省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因盛產煤炭而聞名於世,因而又是中國的煤炭之鄉和能源基地。山西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自古以來,就有“堯都平陽”(今臨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濟),“禹都安邑” (今夏縣)的傳說。從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這裡有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的陶塤、夏代的石磬,春秋時的甬鍾,戰國時的編鐘編磬。在侯馬出土的東周時的晉國鑄銅作坊中,還發現有鑄造編鐘的陶范(模子)。這些都說明山西音樂的發展是比較早的。山西民歌有著悠久的歷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擊壤歌》),“立我庶民,莫匪水爾,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童謠》)相傳都是堯時的民歌、童謠。“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歌》)相傳是舜時歌唱運城鹽池和人民生活關係的民歌。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唐風》和《魏風》,大都是產生在山西地區的古老民歌。這些民歌,如《唐風》中的《椒聊》、《葛生》、《綢繆》、《鴇羽》等《魏風》中的《碩鼠》、《伐檀》、《十畝之間》、《汾沮》、《葛屨》等,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非常廣泛,它們或歌詠勞動生活,或揭露統治者的荒淫無恥,或傾訴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有不少是反映婚姻或愛情生活的。從這些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勞動人民,不僅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用民歌來歌詠他們的生活,抒發他們的感情,而且通過民歌,去抨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表達他們對壓迫的反抗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分類


山西民歌
山西民歌
山西的山歌有“山曲”、“開花調”、“卷席片”(也叫“爛席片”)等因地而異不同名稱。“山曲”主要分佈在晉西北高原或者稱西山(呂梁山)地區,其中以“河曲山曲”最為出色。“卷席片”(爛席片)是五台縣、定襄縣、忻縣、原平縣一帶對山歌的叫法。其含意是信口即唱無所拘束,如陝北人稱山歌為“信天游”內蒙叫“爬山調”一樣。山西的號子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夯硪號子,其中又分為“打夯號子”和“打硪號子”兩種;二是黃河船工們唱的船工號子。主要分佈在黃河沿岸的河曲、河津、芮城等縣。船工號子中又根據不同情況的勞動,分為“撥船號子”、“行船號子”、“拉篷號子”、“爬山虎號子”、“推船號子”等。山西小調的體裁形式是豐富多彩的,有優美秀麗的抒情歌,如《綉荷包》、《繡花燈》、《茉莉花》、《十樣景》等,也有輕鬆愉快表現日常家庭生活的俚俗小曲,如《盧狗親上壽》、《永不能生娘家》、《姑嫂挑菜》等;有詠人述事的敘事歌,如《下柳林》、《秋香哭婆婆》、《苦伶仃》等;有熱烈歡快適於節日或喜慶場合演唱的娛樂性歌曲,如《拜大年》、《觀燈》、《鬧元宵》、《對花》、《打鞦韆》等;也有幽默、風趣的詼諧歌,如《熱菜湯》、《高高山上一骨嘟蒜》、《大紅公雞毛腿腿》等;也有貶斥讒懶或其他醜惡現象的諷刺歌,如《花兒開》、《抓跳蚤》、《不相配》等。小調的結構一股比較規整,以二句式(如《交城山》)、四句式(如臨縣《綉荷包》)樂段結構為其基本形式,體現著“起、承、轉、合”的規律,而這種樂段結構的變化形態又是多種多樣的。
其內容多系歌唱歷史人物或歷史傳說故事,比較突出的有:左權的“大腔”,興縣的“崑曲”,柳林的“彈唱”。山西民歌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鮮明的地方特色,由於全省各個地區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文化傳統(尤其是音樂傳統)以及人民的語言、風俗習慣和所鄰近省區的影響等均不相同,因而各地民歌在音階調式、調式骨幹音和旋律特徵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點,呈現著各自的風格色彩。晉東南壺關、晉城、陽城沁水一帶的民歌,調式古樸;晉北河曲、保德、偏關的民歌,高亢遼闊,有塞上高原特有的雄渾憨直;晉南的民歌感情熱烈;晉中祁縣、太谷、壽陽、太原地區的民歌,則靈活自由、富於變化。山西的民歌,曲調優美,易於傳唱,感情真摯,情真意切,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鮮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山西民歌的歌詞,極其生動,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這種來源於生活的生動歌詞令專業作者都讚嘆不已,許多音樂工作者都不辭勞苦地來山西採風,經過他們的挖掘整理,《走西口》、《看秧歌》、《桃花紅杏花白》、《綉荷包》、《想親親》等民歌廣為流傳。

品種


山西民歌王·阿寶
山西民歌王·阿寶
山西各地民歌品種繁多,而各歌種的形式更是多種多樣。如把全省各地千姿百態的民歌從體裁上加以區分,大致可歸納為五大類:一、山歌;二、號子;三、小調;四、秧歌;五、套曲。這五大類體裁所包括的不同各種 和它們的分佈情況如下:(一)山歌山歌是指那些適於勞動人民在山間田野或崖畔、場院隨時可唱的一種短歌。山西的山歌一般的特徵是:(1)形式短小、單純,一般為上下兩句的樂段結構;(2)詞、曲格律均較自由,便於歌唱者直暢地抒發自己的感情;(3)山歌的歌詞一般都是歌唱者根據自己的勞動或自己的思想感情即興編創的,“做甚唱甚,想甚唱甚,”因而感情真摯、樸實;(4)無須伴奏,無一定調高,隨時隨地張口便唱。山西的山歌有“山曲”、“開花調”、“卷席片”(也叫“爛席片”)等因地而異的各種不同的名稱。“山曲”主要分佈在晉西北高原或者稱西山(呂梁山)地區,包括河曲、保德、偏關、五寨、神池、寧武、靜樂、興縣、臨縣、柳林等各縣。其中以“河曲山曲”最為出色。過去在這些地區,經常可以看到或聽到那些正在山坡上從事勞作的農民,那些手持羊鏟正在放牧羊群的羊倌,那些正走在蜿蜒曲折的山間小路上趕著牲靈的腳夫或三五成群背著鋪蓋去“走西口”的人們,面對曠野引亢高歌。“學會唱曲解心寬”。他們所唱的,大半都是這種可以“解心寬”的山曲。這些“山曲”兒,高亢、嘹亮、悠長、舒展,富有山野風味。 “開花調”是流行在太行山區(或稱東山區)的一種山歌形式。主要分佈於左權、和順、武鄉襄垣各縣。其中以“左權開花調”最為出色。因“開花調”歌詞的上句常“xx開花”為起興,下句點題,因而當地人把這種形式的山歌統稱“開花調”。
在這裡,不只是植物可以開花,其他東西也可以開花,剪刀可以開花,笤帚可以開花,門塔塔(門塔扣)也可以開花,小椅床(小板凳)可以開花,石頭也可以開花。總之,一切用來作比喻的東西都可以開花。而其比喻一般又都是與點題的下一句有著某種聯繫,如“山藥蛋開花結圪瘩兒,吃蛋親是俺的心肝瓣兒”。“開花調”的 風格特點與河曲“山曲”迥然不同。如果說河曲“山曲”以其音調高亢、嘹亮、節奏比較自由見長,而“開花調”則以委婉、清秀,節奏比較規整取勝。“卷席片”的風格特點,與河曲一帶“山曲”基本相似,只是在曲調上不似“河曲山曲”那樣多的平行式結構,節奏也較為緊湊,其歌詞也更近於口語化。(二)號子號子就是勞動號子,它是人們從事沉重的勞動時,為了統一號令、協同動作和振奮精神而唱的歌。這種勞動號子雖然也有曲調,但主要是強調節奏以便人們在同一的有規則的節奏中進行勞動。因為號子大都是喊著唱的,所以一般也叫“喊號子”。以上各種號子都是採取一領眾和的形式。大都無固定唱詞,唱詞都是在勞動進行中領號人見景生情,隨時即興編出的。山西勞動號子雖然不多,然而卻有著節奏鮮明有力,音調單純流暢,情緒樂觀豪放等特點。(三)小調小調是指那些適於在室內或在室外從事不太沉重的勞作時隨時可以哼唱的小曲。小調在山西民歌中數量最多,分佈也最廣,遍及全省各地,
不論在農村還是在城鎮均頗為流行。山西小調的歌詞也較整齊、規範,以七字句為基本格式,其次是十字句,再次是五字句,也有不少是上述三種形式的混合結構,還有少數長短句。 (四)秧歌山西各地的秧歌品種繁多,分佈也很廣,但屬於戲曲類的秧歌,如襄垣、武鄉秧歌、朔縣秧歌、代縣秧歌等,
山西民歌王·高保利
山西民歌王·高保利
本文不去涉及,而留待以後編輯《戲曲音樂集成》時再去整理它們。本卷所編入的是那些屬於民歌體的秧 歌。其中有的雖然也正逐漸向戲曲方面發展,或已形成一種有簡單故事情節的地方小戲,但其唱腔卻仍然保持著民歌特點並以民歌的面貌在群眾中繼續傳唱。這些秧歌有:祁太秧歌、沁源秧歌、祁縣過街秧歌、原平鳳秧歌、臨縣傘頭秧歌、柳林傘頭秧歌,其中最為突出,影響也最大的是祁太袂歌(因流傳於晉中平川各縣,也叫晉中秧歌)等。除上述各種秧歌外,山西還有許多“地秧歌”。如“汾陽地秧歌”、“曲沃地秧歌”以及其它民間歌舞形式,如晉東南的“花籃燈”、“九蓮燈”、晉南的“花鼓”、“打花棍”等等。這些民間歌舞形式,都是以舞蹈為主而以間播形式進行演唱,所唱的大半是“四季”“十二月”等歌詠花卉、風物或表述古人古事或表達美好祝願的娛樂性歌曲。由於這些民間歌舞大都是在元宵燈節進行活動,所以我們把它們統稱為“燈歌”。此外,還有一些載歌載舞的演唱形式,也編入了秧歌類,主要有河曲的“二人抬”、左權的“小花戲”與和順的“鳳台小戲”以及昔陽一帶的“拉花”等形式中仍在民間單獨以民歌形態廣為傳唱的部分,他們雖不叫秧歌,但在節日活動中,它們也常常被看作是“鬧秧歌”或“鬧紅火”的活動內容,所以也有選擇地編入秧歌類。 (五)套曲在山西民歌中,還有一些敘事性很強、形式較大的
民間聲樂套曲。這些套曲的曲調,大部分也是在明清俗曲或當地小調的基礎上,根據內容的需要,經過加工后發展變化組合而成的,其結構比較嚴密。其內容多系歌唱歷史人物或歷史傳說故事,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種:左權“大腔”,流行於左權一帶。其曲調優美,結構嚴謹,形式完整。有序曲(蒜圪瘩)、正曲(“劈破玉”)、尾聲(“打岔”)。興縣“崑曲”,是當地俗稱,並非戲曲形式的“崑曲”,是流傳在興縣一帶的一種民歌坐唱形式,內容都是唱梁山泊英雄故事的。柳林“彈
山西河曲民歌
山西河曲民歌
唱”,流傳在柳林、離石、中陽、方山一帶的大型民間演唱,所唱曲調大都是明清小曲或當地小調。《審錄》是其代表性曲目,由近二十首曲調組成,內容是歌唱蘇三和王金龍的愛情故事。根據各地民歌音樂色彩的不同,山西大致可分為晉中、晉南、晉東南和晉北四個不同的色彩區。山西民歌在音調上的特點,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其中山西語言的影響,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山西各地民歌是與山西各地語言的發音、語調(抑揚)、語氣(重音),特別是聲調(四聲)有著密切的關係的。

歷史


山西民歌演唱
山西民歌演唱
宋人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其中有不少是流傳在山西地區的民歌、童謠,如晉時人民為慶賀除掉一個殘忍的惡霸而唱的《并州歌》: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豹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蘭田為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從本卷選入的一些民歌曲牌名稱中,尤其是從興縣“崑曲”、離石“審錄”、左權“大腔”中的一些曲牌名中,如《混江龍》、《拜月兒》、《南妝台》、《偏坡 扭》等,我們可以看到宋元以來的民歌和民間散套的痕迹。明代以來,山西商業相當發達,特別是被稱為“河東”的晉南一帶,當時曾是北方商業的中心。隨著工商業的發展,明清兩代進入民歌盛行的時期。不少是明清兩代流傳下來的作品,如《進蘭房》、《疊斷橋》、《粉紅蓮》、《抱琵琶》、《疊落金錢》、《綉荷包》、《茉莉花》、《銀紐絲》、《剪靛花》、《玉娥郎》等等。編唱民歌已成為勞動人民抒發自己思想感情,寄託自己喜怒哀樂的重要手段,也是他們文化活動的主要形式。因而,山歌、小調遍及城鄉。民歌已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侶。每逢節日,尤其是春節、元宵節,更是他們集中活動的時刻。這時,各村村民用大塊煤炭在街頭或場院壘起高高的“旺火”,人們除白天進行踩高蹺、跑旱船打花鼓及各種秧歌活動外,到夜晚,便都圍在“旺火”周圍,進行各種形式的民歌演唱。大家興高采烈地唱至深夜,甚至通宵達旦不肯散去。這種“鬧社火”(也叫“鬧紅火”)的傳統習慣,在山西不少農村至今仍然保持著。有些地區(如祁縣、太谷、左權、定襄、臨縣等地)的民歌藝人,每年都要根據當地發生的各種新聞、事件編成新的民歌。這些新編出的民歌,在這種場合演唱,如詞、曲都編得好,受到人們的喜愛,便很快流傳開來。例如祁縣、太谷的《苦伶仃》、《打凍凌》,文水的《拉麥根》,五台的《洪秀英》,定襄的《離婚》,臨縣的《秋香哭婆婆》、《馮采雲》,離石的《下柳林》等,便都是這樣流傳下來而成為傳統民歌的。

發展史


山西民歌《綉荷包》
山西民歌《綉荷包》
從這些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人民高尚的情操和純真的感情。然而,在封建社會裡,吃人的封建禮教、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卻象無形的鎖鏈,緊緊地束縛著人們,青年男女要想通過自由戀愛達到婚姻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而他們那種真摯而熱烈的戀愛,常常是以悲劇的結局而告終,而婦女的命運尤為悲慘。她們或者因買賣婚姻而被父母包辦:“我媽媽我大大愛銀錢,把我賣在閻王殿”,或者因受媒婆欺騙而墮入火坑:“小奴家今年一十七,你老漢今年六十一;我的娘上了媒 人的當,金花花插在你家朽木上。”當她們不得不服從那強迫的婚姻后,便只好忍著“長年止不住淚水直流”的痛苦而抱恨終身。有的則“千盤萬算沒活頭,涼涼撲在黃河(里)頭”,或者“手搓麻繩二尺五,中樑上上吊死得苦”,以死表示她們對強迫婚姻的反抗。這些民歌,正是她們對吃人的禮教和不合理婚姻制度的血淚控訴。反映一般社會生活的歌,在山西民歌中數量亦很多,反映的生活面也極廣,凡是農民所接觸到的社會生活,幾乎無所不包。每首民歌,都從一個小小的生活側面,反映了農民的生活現實,表達了勞動人民對各種社會現象、生活現象乃至自然現象的看法和意見,抒發了他們的思想感情,表明了他們的美醜觀、是非觀和善惡現。山西民歌中還有不少是歌唱歷史人物和傳說故事的歌。這些民歌的內容大半是歌唱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或那些在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中引起共鳴的歷史故事。如《三國調》、《珍珠倒捲簾》、《楊門嘆十聲》、《祝英台下山》、《張生戲鶯鶯》、《游湖》、《蘇三起解》等。這些民歌之所以長期以來在人民中間流傳,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在封建社會“農民無文化”的情況下,它們起著傳播歷史知識的作用;二是借古抒懷,以此寄託自己的愛憎感情。反映人民革命鬥爭的歌,在山西民歌中佔有特殊地位。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人民,用自己編創的大量新民歌,謳歌著自己的鬥爭生活。像這樣膾炙人口的歌頌人民戰爭的新民歌,各個根據地都出現了很多。如左權縣的《黃岩洞大勝利》、《打紅都炮台》、《窯洞保衛戰》;代縣的《打飛機》;忻縣的《圍困蒲閣寨》;沁源的《周西嶺戰鬥》;臨縣的《打石門塢》;定襄的《痛打飛鷹隊》;武鄉的《關家堖、打得好》、《粉碎九路圍攻》等等。這些民歌雖然大多是具體地歌唱了某一次戰鬥或戰役,但是由於他們形象、生動,以譏諷和藐視敵人的口吻,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戰鬥的情景和勝利的喜悅,表現了革命人民的必勝信心和英雄氣概,又配以為群眾所熟悉的曲調,因此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而廣為傳唱。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山西新民歌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走西口

反映農民苦難生活和他們對自己悲慘命運不滿和反抗的歌,在山西民歌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山西除少數平川 地區外,大部分是十年九旱的貧瘠山區。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由於自然條件、勞動條件等很差,生產力極低。他們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披星戴月,終年辛勤勞動。如《回頭看》(運城)、《扁廷扛長工》(汾西)、《死活不種財主的地》(寧武)等。反映農民苦難生活和悲慘命運的民歌,各地都有不少。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河曲的《走西口》以及有關反映“走西口”生活的民歌。
河曲位於晉西北高原的黃河彎曲處。這裡的農民曆來生活極為貧苦。為生活所迫,農民們不得不於每年春天,紛紛背井離鄉,哭別親人到口外(內蒙河套一帶)去謀生,在那裡或攬長工、打短工,或挖煤、扳船,以求掙得幾個工錢養活全家:“萬般出於無其奈,扔下親人走口外。”他們春去秋歸,年年如此,有的則數年不歸,家中留下妻兒老小無依無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在舊社會,這裡的貧苦農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過著這種“走西口”的漂泊生活。民歌《走西口》就是表現一對新婚夫婦,為生活所迫,丈夫決定到口外去謀生時,妻子依依惜別的動人故事。在河曲,這類反映“走西口”生活的民歌很多,而且都極為深刻。正是因為《走西口》這類民歌深刻地唱出了農民的苦難和辛酸,因而這些民歌,不但為河曲人民所喜愛,而且也廣泛流行全省,並在全國亦有影響。情歌和有關婚姻題材的歌,在山西各地的民歌中佔有很大的比重。這些民歌反映了勞動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願望,表現了他們對封建禮教以及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憤懣和反抗。在封建社會之中,由於婦女受著“四權”(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的束縛和壓迫,她們所遭受的痛苦尤為深重,因而她們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也更為強烈。所以這類民歌大部分是從婦女角度唱出的,所涉及的方面很廣,凡有關愛情生活以及有關婚姻問題的各個方面幾乎都涉及到了。

左權開花調


山西民歌王·石占明
山西民歌王·石占明
左權縣位於太行山主脈西側、山西省東部邊緣,古稱遼州、遼縣,后因紀念犧牲在此的抗日名將而改為左權。左權民歌蘊藏豐富,據《遼州志》載,宋元以來,當地就有"鬧元宵"、"鬧社火"、"鬧紅火"的傳統風俗。歷代民眾不斷創造、傳承,陸續產生了多種民間音樂體裁,如山歌、小調、號子、套曲、小花戲和吹打等,其中以開花調最具代表性。"開花調"是流行在太行山區(或稱東山區)的一種山歌形式。主要分佈於左權、和順、武鄉、襄垣各縣。其中以"左權開花調"最為出色。因"開花調"歌詞的上句常"xx開花"為起興,下句點題,因而當地人把這種形式的山歌統稱"開花調"。
如果說河曲"山曲"以其音調高亢、嘹亮、節奏比較自由見長,而"開花調"則以委婉、清秀,節奏比較規整取勝。開花調構思精巧,
左權民歌
左權民歌
語詞新穎,為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此外,歌中用本地方言所構成的襯詞襯句都堪稱一絕,如"啊咯呀呀呆"、"親咯旦兒"、"親呀咯親呀么呆呀咯呆"等,都極好地凸顯了濃厚的地方色彩。在"開花調"中,不僅植物可以開花,其他東西也可以開花,石頭、笤帚、門搭搭(門搭扣)、窗帘、玻璃……總之,一切用來作比喻的東西都可以開花。而這樣的"開花"又與下句的主題有著內在的聯繫。比如《苦相思》:“山藥蛋開花結疙瘩,圪蛋親是俺知心人。半碗豆子半碗米,端起了飯碗就想起了你。……玻璃開花裡外明,遠遠就照見俺圪瘩親。”開花調音調簡潔,深情感人,絕大多數由相互呼應的上下兩個樂句組成,旋律進行以級進七聲性音階為主,間或出現大跳音型,用 於表現情緒、情感的起伏跌宕,大大增加了音樂的感染力。自20世紀40年代起,音樂工作者就開始在左權收集記錄民歌,前後歷經半個多世紀,僅收集到的開花調就有百首以上,代表曲目包括《桃花紅,杏花白》、《有了心思慢慢來》、《會哥哥》、《格旦親》、《想親哥》、《土地還家》等。劉改魚、冀愛芳、石占明等都是開花調的優秀傳人。以開花調為代表的左權民歌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生態失衡。在廣大民眾和政府主管部門的共同努力下,傳統歌風日漸恢復,新的傳人相繼出現,為民歌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提供了較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