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酒文化

酒，作為客觀物質的存在，它是一個變化多端的精靈，它熾熱似火，冷酷如冰；它纏綿如夢絮，狠毒似惡魔；它柔軟如錦緞，鋒利似鋼刀；它可敬可泣，該殺該戮；它能讓人超脫曠達，才華橫溢，放蕩無常；叫人丟掉面具，原形畢露，口吐真言；它能叫人忘卻煩惱，拋卻憂愁，幻化在絕對自由的時空中盡情翱翔；它也能叫人忘卻信義，肆行無忌，沉淪到道德深淵的最底處。

世界文化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種植業和釀酒業之神狄奧尼蘇斯為象徵，到古希臘悲劇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論高度，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哲學使這種酒神精神得以升華，尼采認為，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是拋棄傳統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人類在消失個體與世界合一的絕望痛苦的哀號中獲得生的極大快意。

在文學藝術的王國中，酒神精神無所不往，它對文學藝術家及其創造的登峰造極之作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因為，自由、藝術和美是三位一體的，因自由而藝術，因藝術而產生美。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古老中國的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志氣曠達，以宇宙為狹”的魏晉名士、第一“醉鬼”劉伶在《酒德頌》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有扃牖，八荒為庭衢。”“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山嶽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這種“至人”境界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典型體現。“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杜甫《獨酌成詩》）“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蘇軾《和陶淵明〈飲酒〉》）“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楊萬里《重九后二月登萬花川穀月下傳觴》）。南宋政治詩人張元年說：“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得自由身。”酒醉而成傳世詩作，這樣的例子在中國詩史中俯拾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借酒來形容事物的典故也已名滿中華。不僅為詩如是，在繪畫和中國文化特有的藝術書法中，酒神的精靈更是活潑萬端。畫家中，鄭板橋的字畫不能輕易得到，於是求者拿狗肉與美酒款待，在鄭板橋的醉意中求字畫者即可如願。鄭板橋也知道求畫者的把戲，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誘惑，只好寫詩自嘲：“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吳帶當風”的畫聖吳道子，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醉後為畫，揮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書聖”王羲之醉時揮毫而作《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李白寫醉僧懷素：“吾師醉后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飛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懷素酒醉潑墨，方留其神鬼皆驚的《自敘帖》。草聖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於是有其“揮毫落紙如雲煙”的《古詩四帖》。

“杯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無論怎樣，人在社會生活中都要直接或間接地與酒搭上關係。這種關係的物化表現就是酒趣。酒趣富於酒令之中，酒令則純是以文化入酒的，是酒文化中的文化精粹。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酒令就在黃河流域的宴席上出現了。酒令分俗令和雅令。猜拳是俗令的代表，雅令即文字令，通常是在具有較豐富文化知識的人士間流行。白居易曰：“閑徵雅令窮經吏，醉聽新吟勝管弦。”認為酒宴中的雅令要比樂曲佐酒更有意趣。文字令又包括字詞令、謎語令、籌令等。

酒令是酒與遊戲的結合物。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投壺遊戲，秦漢之間的“即席唱和”等都是一種酒令。但是遊戲的發展成了一種帶有強制性與結束性的遊戲后，就成了既輕鬆又嚴肅的—種文化現象了。西漢時呂后曾大宴群臣，命劉章為監酒令、劉章請以軍令行酒令，席間，呂氏族人有逃席者，被劉章揮劍斬首，為喝酒遊戲而戲掉了腦袋這也許就是戲中之戲了。此即為“酒令如軍令”的由來。唐宋是中國古代最會玩的朝代，酒令當然也豐富多彩。白居易便有“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之詠。酒令在明清兩代更步上層樓，發展到了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清代俞敦培將酒令分為四類：占令、雅令，通令、籌令、籌令是酒令中的重頭戲。

行酒令必用籌子，籌子是此類酒令的顯著特徵。說起籌令先要弄明白什麼是籌。籌本是古代的算具。古代沒有計算器，一般用竹木削製成籌來進行運算、善計者可以不依賴算具求得結果，因此籌引申為籌謀、籌劃。《漢書。高帝汜》記劉邦對張良的評價時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現在把軍事指揮將在室內製訂作戰計劃，即稱為運籌帷幄。其中的籌，志義為籌劃、籌略、籌謀之義。從唐代開始，籌子在飲酒中就有了兩種不同的用法：其一，仍用以記數、白居易詩“醉折花枝作酒籌”中的”酒籌”即為此類、這種意義下的籌在後代酒令遊戲中仍可見到，作用是以籌計數，后再按所得的籌的數量行酒。另一種就比較複雜了，人不滿足於籌子的原始用法，而把它變化成了一種行令的工具。籌的製法也複雜化，在用銀、象牙、獸骨、竹、木等材料製成的籌子上刻寫各種令約和酒約。行令時合席按順序搖筒掣籌，再按籌中規定的令約、酒約行令飲酒。據考，唐代的《論語》酒籌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種籌令。

籌令的包容量很大，長短不拘。大型籌令動輒有八十籌，而且令中含令，令中行令。

籌令因有這樣的特點，才有能力從長篇巨作的戲劇《西廂記》及《水滸傳》、《聊齋志異》、《紅樓夢》等小說中取材，也才能有包容像《易經》的六十四卦等具豐富內涵的文化現象。

酒籌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不能設想，在高節奏運轉的現代化生活的今天，再有幾個年輕人慢騰騰地坐麥當勞玩什麼《紅樓夢》酒籌。但是酒籌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仍然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一份寶貴財產，除了有一定的文化研究價值外，在某種特定的適當場合也會有一定的文明作用。比如，無論如何、總比什麼“感情深，一口悶”式的蠻喝，“哥倆好哇，五魁首哇”地俗喝要好一些。因為“附庸風雅”總比“附庸粗俗”要有品位。而“附庸風雅”本來也就不是個貶義詞。

酒籌文化是中國飲食合餐制的產物，它的本質是農業文化。酒宴中的酒籌令有著很大的文化含量，參加者自古今名著、詩詞歌賦，至天文地理、民俗俚語都要胸中有數才能現場發揮得好而不被罰酒。人們在歡宴中也鍛煉了才思敏捷和競爭精神，既活躍了飲食的氛圍又增添了審美情趣。

以酒令引出的中華酒文化，不僅給世人帶來許多美輪美奐的感受，同時給酒帶來了神奇的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