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岡義豐

吉岡義豐,1934年中學畢業，進入東京真言宗智山派的智山專科學校預科。1936年升入本科，1939年畢業。同年夏，作為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派遺的留學生來華，接受著名學者常盤大定博士的指導，研究中國道佛二教融合的情況。兩年後作為真言宗在外研究生和一些宗教研究所的　研究人員，繼續在華研究道教。1946年歸國后，擔任大正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歷任大正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教授。1965年至1967年兼任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講師。

吉岡義豐先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斯坦因將來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分類目錄--道教之部》、《敦煌本漢法內傳校勘》、《道教小志》、《道教實況》、《白雲觀的道教》、《華北宗教結社運動的現狀》、《道教的研究》、《道教經典史論》、《道教與佛教》、《追求長生》和《現代中國諸宗教—民眾宗教系譜》等。1979年7月30日逝世。

日本學者以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道教，已有整整九十年的歷史了。他從1939年留學中國時起，一直從事道教研究，一共度過了四十個春秋。吉岡義豐先生在道教研究中取得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當然得益於許多有利的客觀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觀條件。宮川尚志先生對吉岡義豐先生的主觀條件作了生動而精闢的概括：他將聖職者真言宗智山派傳燈大阿闍梨的宗教熱情，客觀的學術研究，和對鄰邦中國億萬民眾的敬愛之情，融於煉丹鼎爐之中，在世界道教研究史上創建了永放光輝的業績。

吉岡義豐先生在華七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時期。他是被當時推行侵略政策的日木政府的外務省派遣來華學習的。他對華北道教遺跡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毫無疑問是受到侵華日軍的保護的。而且，他的調查和研究工作，也會被日本政府和侵華部隊利用，納入對我國進行社會情況調查的總體中去。他的一些著作就是由侵華部隊出版的。如《道教小志》於1940年由多田部隊出版，卷首印著這樣的話:“本書委託本部隊宣撫班的外務省留學生吉岡義豐氏編纂，是合適的參考資料，允許付印。”至少可以這祥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客觀上幫助了吉岡先生的道教研究工作，他的道教研究工作當時在客觀上也服務f日木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1946年吉岡義豐先生被遣返回國時，他“花了很大心血收集的筆記、文件、手稿全部不能帶走”，原因是中國政府不允許。他心愛的道袍就是這個時候被迫扔掉的。這種不愉快的事情是日本帝國主義造成的。

在華留學和研究期間，吉岡義豐先生對我國的宗教遺跡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考察。他一貫認為，如果脫離了現實的道教，道教研究就成為非道教的了。當時，他不僅拜謁北平(今北京)城內外著名的白雲觀、東嶽廟、蟠桃宮、雍和宮和西山卧佛一寺等梵剎琳宮，而且尋訪了遊人罕至的太陽官、夕照寧、二郎廟、九天宮及南郊已廢棄的南頂娘娘廟等廟堂神宇，並遠赴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叩佛問道，足跡幾乎踏遍整個華北地區。當時的交通、食宿及工作條件，當然遠遠不能與今日相比。但是，吉岡義豐先生不辭辛苦，勤奮工作。那時，澤田瑞穗先生曾同吉岡義豐先生結伴為伍。他回憶當時一起徒步攀登泰山疲憊不堪、緊張危險的情景時，仍不由地盛讚吉岡義豐先生“旺盛的探求心和不屈的鬥志”

在華期間，吉岡義豐先生經常訪問白雲觀。有時在白雲觀小住，穿上道袍，親自體驗道士的生活。《白雲觀的道教》就是在這一從礎上寫成的。在此之前，1931年，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先生曾參觀白雲觀十六、七次，逗留北京五十餘日，歸國后寫成《白雲觀志》。吉岡義豐先生可說是步小柳司氣太先生的後塵。但身著道袍，住在觀中，在方法上卻又比小柳司氣太先生深入了一步，開日後美國學者薩梭(Mhiael Releigh Saso)先生和法國學者施伯爾(Kisstoger Marinus Schipper)先生為了道教研究而正式投師當道士的先河。

吉岡義豐先生花費了巨大的心血整理道教經典。在《道教經典史論》一書中，吉岡義豐先生除全面敘述了《道藏》編纂史外，重點考證、分析了六朝圖櫼道經《太上洞淵神咒經》、北周道書《無上秘要》和隋唐道經《三洞奉道科誡儀範》。在第三編《古道經目錄》中，他將《抱朴子內篇》20卷、《真浩》20卷、《登真隱訣》3卷、《上清三真旨要玉訣》3卷、《周氏冥通記》4卷、《無上秘要》100卷、《三洞珠囊》10卷、《上清道類事相》4卷、《道教義樞》 10卷、《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1卷、《道門經法相承次序》3卷、《要修科儀戒律鈔》16卷、法琳《辯正論》(《大正藏》第52冊)、佛教資料(《大正藏》史傳部中)和《雲笈七鑒》122卷等道經佛典中引用的書(主要是道經書目一一列出，註明所在卷、頁數，為其他人考證和引用提供了極大便利。在《道教與佛教》、《道教的研究》等著作中，也考證和分析了大量《道藏》中經典、敦煌道經、善書和寶卷等。道經不僅數目龐大，而幾大多數不標明寫作年代和作者，常使學者不敢使用，面對書山卻資料“貧乏”。在吉岡義豐先生之前，只有明代白雲弄和李傑各自的《道藏目錄詳註》、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民國初期劉師培的《讀道藏記》，以及日本的小柳司氣太先生和常盤大定先生等少數著作和學者對《道藏》作過初步研究。全面而系統地對《道藏》進行研究的學者，首推我國陳國符教授，他於1949年出版了《道藏源流考》。吉岡義豐先生可說是繼陳國符先生之後的第二人。在善書和寶卷的研究方面，吉岡義豐先生也屬於屈指可數的先驅者的行列。所以有些日本學者稱讚他從事的是“開拓性工作”，“傾注了全部睿智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