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
主要由儒家、法家、墨家組成的哲學流派
徠中國哲學 是指主要由儒家、法家、墨家組成的哲學流派，分為古代哲學和現代哲學。
“哲學”一詞源於古希臘文，由“愛”和“智慧”兩個單片語成。由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首先使用。後來，哲學一詞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的認同和使用。
中國哲學
”哲學“是研究人類的思想和對社會、萬物、宇宙的認知的社會意識形態注重啟迪智慧，引起人思維上的升華。
西方注重實踐，因此產生了近代物理學，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注重思想，因此產生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哲學。
古代中國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為主要的哲學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影響深遠。近代引入並發展了西方哲學，也造成了很大影響，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大陸被中共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以新儒家為代表的學者，則力圖讓中國傳統哲學得以創新和發展。
中國人的宇宙觀方面以易經與老莊為代表﹐倫理社會觀是以孔孟之說為代表的儒道相輔相成。
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為源頭，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源遠流長，對中國人的普遍倫理道德，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價值優先觀念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儒家的價值觀影響古代中國大多數公開場合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作為優先的標準。因此可以說儒家的價值取向在總體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優先觀。
儒家注重自身修養並講求倫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義”，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人際關係以五倫為依歸，有一定的規範。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對待；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對於其他人博愛。對待上司要忠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重視追求知識，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推己及人的思想。關於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時候，就傾愛父母；年輕的時候有了女友（戀人），就傾愛戀人；婚後有了妻兒（配偶愛人和兒女），就傾愛愛人和兒女；當官員、公務員（廣義地說是職員），就傾愛君主（及或上司）。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於以發揚人性、完成人格為起點，直至達到建立仁治之國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為通才，或者多才多藝而不僅僅是一才一藝，或者在一才一藝基礎上能觸類旁通，也即專才和通才的結合。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經濟學，是為了人類理想社會而服務。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場經濟規律，反對違背破壞市場規律，同時反對操縱市場，但認可“待價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提出了“用力少，見功多”的原則，並發展出了實學，但同時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學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儒家相當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
道家思想是中國重要也是具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道家，是道德家的簡稱。道家起源有一說是有出於史官。道家還有隱士一類的達觀厭世者，他們驅使人們以“達觀”來解決人生問題。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又名《道德經》），與《莊子》（又名《南華經》）為主要思想典籍。
道家崇尚自然相處之道，以天為道並順天而行事，就可消災解禍。認人類社會中的難題之所以無法解決，皆是因為干預行為過多，故提倡行為上要以無所作為就可以達到無為養息。道家也嚮往著反璞歸真的樸實社會，認為人類對事物不妄加任何人為的作用，回歸原來樸素、無知、無慮的境界，人類的紛爭和煩惱即可真正的解脫。老子在總體上傾向治國方面，在人生觀上，老子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無為而治”，以無為而無不為。道家由人生觀和社會觀擴展至宇宙論，提出“道”、“氣”、“自然”等哲學概念。道家之一切理論無不是圍繞道而展開的。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萬物之根本，亦是天地萬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據，亦為治國安邦之根本方略。道家強調“游心”，並推崇自由，道家強調“虛心”，並推崇自然。主張要聯繫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區別。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突出者為人之先天性之因素；心是指人之內在精神，突出者為人之為人之主體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觀情感，突出者為我之為我之情緒感受。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對人之命運，持一種自然的無可奈何的態度。以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一切，來保守心靈之寧靜、淡泊與自由。道家對於生死，持一種純自然的態度。與（今之所謂）道教（傳統中國並不區分“道家”與“道教”）之追求長生不老有所不同，道家並不追求長生，道家只追求自由而自在地活著。道家修養論之主旨是致虛守靜。老子首倡致虛守靜，莊子則將致虛守靜具體化為“心齋”與“坐忘”，並進而將致虛守靜提升為本體論的高度，而標舉“齊物”。
道家哲學是從天道運行的原理為基礎，展開以自然為義理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內涵，而得以提出認識一個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道家哲學發展的社會哲學，認為社會的存在是個客體，人們是在其中生存的主體，所以應該要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型態的束縛。基本上道家哲學並不否定儒家的社會理想，但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默認立場，並更加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道家相當重視人性的自由與解放。解放就是一方面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並以修身達觀的生活功夫來處理世界事務。道家的社會哲學不是進取的，積極的，因為社會只是天道的過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認為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絕對的，因此基本上並不需要提出一套決定性的社會理想，因為天道變化，本身無所謂絕對的是非善惡之性能，因而道家強調得更多的，是在社會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這種智慧必須是能應在任何歷史情境的社會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
韓非子提倡的“學本黃老”，將“理”與“道”連結再一起，認為“道”是成為萬物運行法則。吸取儒家仁義思想，與法家治理之數，產生道法共冶一爐，成為漢朝早期的黃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也就因為道家的社會哲學不以自己發展規格為主，而強調應對的智慧，因此利於人們修養生息的需求，故而讓漢初的黃老之治有了實驗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安定中國士大夫失意於儒家本位的官場文化仍有發揮的舞台。
玄學又稱新道家，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產生於魏晉。玄學是中國魏晉時期到宋朝中葉之間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重玄學的最初形成當是先秦兩漢與魏晉玄學的產物。“重玄”，語出《道德經》第一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重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學思潮，也是隋唐之際的首都哲學體系，上承先秦魏晉玄學的發展脈絡，后啟宋明理學的哲學思考，在華夏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重玄”是兩晉隋唐時期影響非常大的思潮。她是一種純哲學思辯，不屬於哪一門、哪一派，而是為儒、道、釋三教所融攝、所應用。“道家重玄”、“老學重玄”、“道教重玄”三者義蘊雖相互有所涵蓋，但不可視為一體，混為一談，應該說，作為“重玄之道”的不同外延，都有其存在的根據。
兩晉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於先秦老莊道家思想，由西晉末年的玄學家郭象在其《莊子注》中第一次提出這種思想的“雙遣”、“三翻”的典型表述，從而形成以“雙遣”、“三翻”為特徵的重玄理論，並非受佛教影響而形成，而是為佛學理論所吸收，同時也為道教義理所攝取，因而不能謀求把它歸屬於某一家某一派。
重玄學繼承了先秦兩漢老莊學與魏晉玄學，並且通過認真嚴密的理論分析，建立了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包含本體論、存在論、方法論、修養論、心性論、意義論的完整哲學體系，實現了相當於先秦兩漢老莊學與魏晉玄學的老莊學的第三期發展。
兩晉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於先秦老莊道家思想，由西晉末年的玄學家向秀、郭象在其《莊子注》中第一次提出這種思想的“雙遣”、“三翻”的典型表述，從而形成以“雙遣”、“三翻”為特徵的重玄理論，重玄學的宗旨與玄學本是接近的，過去人們都知道李唐奉老子為祖先，尊崇道教，兼行儒佛，呈三教合一之局。而在這種局面的背後，卻有一種三玄的框架在支撐著，當時官學中的《周易》用王弼注，《莊子》用郭象注，《老子》先後用河上公、成玄英的註疏和唐玄宗的註疏。成玄英和唐玄宗都以倡言“重玄”而著稱，宗旨與王弼並無實質性的差異，唐朝官方的“易老莊”的系統，魏晉三玄之學的翻版。玄學乃是儒道學說的融合體，重玄學也是如此，被中國學人引以為驕傲的唐代文化，競與先秦“孔老同源”的情況構成一種意外的前後呼應的關係，這對於希望實現中國文化重構和重建的現代學者來說，不是很值得慶幸嗎?
郭象圖式較之成玄英圖式只省略了一個環節，即“非非有非無”或“非非本非跡”。郭象認為“非有非無”已有“亦有亦無”的意思，成玄英卻認為必須經歷“非非有非無”的階段，才能達成“亦有亦無”的結論。成玄英為何定要增設這樣一個環節呢？這是由於歷史背景不同的緣故。第一，王弼、郭象雖主張“亦有亦無”、“即體即用”，但東晉士人及南朝學者普遍誤解王弼、郭象的初衷，極度地崇尚玄虛，荒廢具體的事務，故而重玄學者強調對“非有非無”也要“遣之”，引導士人回到“亦有亦無”的思想道路上來。第二，在郭象的正反合的思路當中加設一環，成為“正反離合”。從“正反合”到“正反離合”，可謂一脈相承，其中的變異較小，前後承繼的關聯至為明顯。郭象的學說已具“重玄”之學的雛形，是唐代重玄學的主要思想來源。
談到唐代的文化，常可遇到一個難題。人們都說李唐奉老子為祖先，尊道教為三教之首，在崇道的基礎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然而我們若是注意一下新舊《唐書》和《唐會要》關於唐代官方學術的記載，卻不免困惑，因為唐朝尊崇《老子》、《列子》、《文子》、《莊子》等書，將這些書尊崇為“真經”，與道教的經典系統並不吻合。當然，《老子》被尊崇是由於皇家的姓氏，而《文子》、《列子》和《莊子》的作者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道教的三洞真經又與先秦子書距離很遠，唐室為何定要提升這幾部子書的地位呢？現辨明唐代重玄學和魏晉玄學大同小異，就可以明白唐朝的政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還有崇尚三玄之學這一項。唐代官方的經學以《易》學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學以《老子》為首，《莊子》次之，《老子》註釋依歸於重玄之義，《莊子》的郭注則是玄學的代表作。在這裡，“易老莊”仍是最重要的經典系統，“易老莊”的學問兼有玄學和與玄學接近的重玄學，與南朝的“三玄”之學實際上很相似。這就是說，玄學的歷史較之以往學人的估計更為長久，這段歷史不但應當包括南朝時期，還應包括中國人引為驕傲的繁榮的唐代。唐朝官方的基本思想，大致上介於玄學與重玄學之間，可用三玄之學一詞來涵蓋。唐朝官方之兼行三教，並不是用道教的仙學來充當核心思想，而是用玄學或重玄學的哲理及政治理論來充當靈魂。三教合一的文化層次是在表面的，更深層次的文化融合乃是玄學或重玄學的儒道合一。在戰國以前，儒道本是同源而生，在東漢以後融合於玄學的旗幟下，在唐代又促成更大規模的三教融合，使中國文化進到歷史上的繁榮的頂點。對這輝煌的思想史，我們是不能不予高度的評價，也不能不繼續深入研究的。
宋朝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干、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元明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明朝
明朝中葉，王陽明徠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王是真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偷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清朝
理學在清初以後走入空談，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說“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說： “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說“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他曾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便如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頒布詔令，規定朱熹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標誌著程朱理學成為了官方學術。
現代
中國哲學
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趨向是中西哲學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外在的比附，而是內在的會通。其實質是“理智的了解”與“情感的滿足”的統一，邏輯與直覺的統一，意義與意味的統一。其表現形式是西方形式邏輯的興起與中國傳統哲學直覺的弘揚。這一趨向由譚嗣同、嚴復、章太炎開其路，而由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繼其成。
現代哲學主要指“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
中國近代沒有自己的哲學，正處於迷茫的一代。
"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是反覆研習傳統哲學的一脈，以傳統哲學為本，賦予新的現實意義。
“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主要指馬克思哲學。希望用外來文化，重新定義中國的一切，把舊的傳統葬送在一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