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1年6月9日,由國家文物局主辦、中國考古學會協辦、中國文物報社承辦的“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經過一天半緊張的現場演示和評委評議投票,評選結果揭曉。當天下午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評選結果。

評選結果


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入選項目如下:
河南新鄭望京樓夏商時期城址
山東濟南大辛庄商代遺址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江蘇蘇州木瀆古城遺址
陝西西安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
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
陝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
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
江蘇南京大報恩寺遺址
廣東汕頭“南澳Ⅰ號”明代沉船遺址
本年度評選活動於2010年11月底啟動,經發掘單位申報、專家推薦、國家文物局審核等環節,共有56個候選項目進入初評;之後經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全國65家考古發掘資質單位共同參與投票,最終有25個項目進入終評。6月8~9日,25支考古隊的代表在北京召開的終評會上作了公開彙報並答問,評委及發掘單位代表、考古相關工作者、文物愛好者等200餘人在現場了聽取了終評彙報。國家副局長童明康在終評開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談到了基本建設考古與主動性考古工作、考古發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田野文物安全和考古工地質量等問題。
本屆評審團由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以及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資深學者,主承辦單位代表,人民日報的媒體代表共21位評委組成。與往屆相比,今年的考古項目彙報演示有更多的年輕人參與,他們現場與評委互動熱烈,問答生動。中國文物信息網和中國文物報微博對這些精彩瞬間進行了同步現場直播。

專家點評


河南新鄭望京樓夏商時期城址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劉緒望京樓是迄今為止除二里頭遺址之外、唯一一處出土二里頭時期青銅容器地點明確的遺址,其在學術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二里頭和二里崗兩個時期的城址同見於一地,此為首例,也是目前僅見。此外,望京樓是黃河流域發現的第4座二里頭時期城址,面積僅次於大師姑城址
二里崗時期城址發掘出“凹”字形城門目前僅在偃師商城發現過,主城牆內側的“護牆墩”更是前所未見。城內發現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大路上,有同時期雙輪車車轍,再次證明中國在夏代確有雙輪車。城內發現多種遺跡,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築、灰坑、墓葬等,有的灰坑內埋有多個人頭。集中大量埋葬人頭的現象,以前僅在殷墟和鄭州商城發現過。
以上種種發現,均不可多得,甚至填補了空白,充分顯示瞭望京樓遺址在夏商時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山東濟南大辛庄商代遺址
濟南大辛庄商代遺址出土的帶銘文青銅爵
濟南大辛庄商代遺址出土的帶銘文青銅爵
點評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 它崛起於商代前期的大擴張浪潮,像一顆釘子楔入東夷文化廣袤的板塊。此後,隨著王朝都城由鄭洛地區遷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個方向取守勢甚至大範圍收縮。唯獨向東,幾乎一直保持著進取的勢頭。顯然,這與大辛庄這處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鎮是分不開的。這樣的戰略與歷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都難。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次發現都那樣地牽動人心:30萬平方米的聚落規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辭,成片的墓地和隨葬銅、玉禮器的貴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發現讓考古人勾畫商人東漸歷史圖景的底氣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銅鼎、高近30厘米的大銅鉞,使得不少學者推測其墓主人應當就是或至少是接近東征最高軍事指揮官了;加上帶有迴廊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以及銅器銘文上所展現的更為豐富的歷史地理信息,讓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應當就是商王朝經略東方的統治中心。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銅鳥形盉
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銅鳥形盉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劉緒 在西周春秋早期墓地中,該墓地規模之大、保存之好、時間之長、規格之高在全國罕見,從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後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該墓地出土青銅器甚多,銅器銘文顯示,這是一處名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載,可補史缺。
此外,該墓地有諸多特殊現象值得關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見腰坑與殉狗等。三處墓地分別屬“霸伯”“倗伯”和包括晉侯在內的晉國宗族墓地,三者可謂彼此相鄰,這對探討周代分封與族群關係至為重要。豐富的各類隨葬品為探討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難得的資料。有的發現珍貴而罕見,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時代最早,且為西周僅見;鑄有“燕侯旨”銘文的燕國銅器為第一次發掘出土;記述霸伯與王室重臣芮公、井叔關係的長篇銘文等都是前所未見的。
新疆鄯善吐魯番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
吐峪溝石窟東區新發現部分石窟組合
吐峪溝石窟東區新發現部分石窟組合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重峰 新疆吐峪溝石窟,既是吐魯番地區開鑿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絲綢之路沿線一處重要的佛教地點,更是聯繫南疆地區與內地佛教遺跡的重要紐帶。不過,吐峪溝石窟保存狀況不佳,窟前建築早成殘垣斷壁,窟體大多坍塌或為沙土掩埋,洞窟外觀及內涵大多不清。而2010年的發掘揭露出的寺院遺跡十分豐富,出土的遺物種類及數量龐大,是中國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
這些新發現,既對深入探討吐峪溝石窟的創建年代、原始外觀、洞窟組合、題材布局、造像特徵以及塑繪技法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為進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藝術從南向北、自西而東的傳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與龜茲石窟寺和內地石窟寺之關係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資料;此外,它們對重新認識吐魯番地區的歷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諧共存的社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陝西西安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
鳳棲原墓地耳室陶罍陶壺組照
鳳棲原墓地耳室陶罍陶壺組照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化成 有關漢代家族墓地的考古發現儘管已經比較多見,但大多數由於被盜嚴重或是發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難以確定、墓葬等級較低等原因,致使我們對漢代家族墓地的認識還十分有限,而陝西西安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終於使我們看到一個等級較高、墓主可考、規劃有序、時代延續較長的西漢家族墓地,從而為研究漢文化乃至漢代社會結構提供了極為難得的資料。
該墓地已連續發掘3年,清理了可能為西漢富平侯衛將軍張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從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園、高規格祠堂建築、壕溝、道路、排水道等各類遺跡。在墓葬和從葬坑內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銀飾件、青銅器、鐵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種遺物3000餘件(套),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其中,6座甲士俑從葬坑,不僅兵俑數量多,兵器配置齊全,還出土了數量可觀的軍職印章,對軍事史研究有重大價值。此外,編號為M1的附葬墓未被盜擾,保存完好,隨葬品甚為豐富,現正在清理過程中,我們期待著有更重要的發現。
江蘇蘇州木瀆古城遺址
木瀆古城遺址五峰北城牆及護城河發掘現場
木瀆古城遺址五峰北城牆及護城河發掘現場
點評專家: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宋建 吳越歷史舞台的中心在哪裡,多年以來一直是學者與公眾共同關注的焦點。儘管古籍文獻對此有所記載,但是多語焉不詳,有的雖言之鑿鑿卻只是演義。
建於春秋晚期木瀆城址的確認,為上述一系列發現找到歸宿。考古學家以鑽探、發掘等方式,發現了木瀆城址的城牆、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經顯露。這座規模宏大、堪稱都邑的城址面積達24平方公里,依託自然而建,山水環繞,充分展現吳人因地制宜的建城思想。城址之外的更大範圍內分佈眾多不同規模的聚落、各等級的墓葬,構成以都邑為中心的聚落群體。
木瀆春秋古城的發現是吳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為吳文化課題的深入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以城址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蘇南地區將被完整保存,通過考古學家的田野工作,公眾將會從考古遺存中探尋更加形象生動的吳越歷史。
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
永順老司城遺址土司墓地
永順老司城遺址土司墓地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杭侃 土司制度在保持區域穩定,維護國家統一方面,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順老司城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使我們對於土司制度的研究,終於有了一個考古學實證的案例。
老司城為彭氏統治溪州晚期建造。城址主要功能區的分佈情況比較清楚,磚石構造的城牆、道路、排水設施等建築遺跡豐富。城內出土的瓷器題款明確,表明許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鎮專門訂製的;出土的大量動物骨骼等也為研究當地居民的食物構成、生態環境提供了翔實的基礎資料。發掘的土司墓中包括了在抗倭戰鬥中立下了東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園的整體格局清楚。對於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調查,顯示了在歷史時期的考古研究中,越來越注意到區域調查的重要性。
彭氏統治溪州地區時間長達800多年,老司城的主體建築修建於明代,可以說對於彭氏和溪州土司,對於土司與土家族等民族的關係、當地土司與中央王朝的聯繫等問題的研究,還剛剛起步。
江蘇南京大報恩寺遺址
南京大報恩寺遺址整修后的七寶阿育王塔
南京大報恩寺遺址整修后的七寶阿育王塔
點評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裕群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考古界首次對大型寺院遺址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古發掘,是目前經過考古發掘揭露面積最大的寺院遺址。
在塔基中,發現了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的長干寺地宮,出土了以佛頂真骨為核心、以七寶阿育王塔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貴文物,引起轟動。長干寺地宮是目前所見國內最深的豎穴式地宮,出土的石函、鐵函,七寶阿育王塔也是體量最大的。這些重大發現,對於研究宋代佛塔地宮的建造、舍利瘞藏制度,中西佛教的傳播與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塔基外圍的3圏明代柱坑,不僅證明明代在宋代塔基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是國內首次在塔基周圍發現搭建“鷹架”的線索,揭示了明代寶塔的建築方法,對於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陝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
藍田呂氏家族墓葬出土瓷器
藍田呂氏家族墓葬出土瓷器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 陝西藍田五裡頭北宋呂氏家族墓地,是近年來發掘的北宋時期重要高等級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經過4年持續發掘,不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發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墳寺功能的家廟、神道和兆溝,揭示出了一個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結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呂氏家族墓地的布局與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較大差別。從司馬光《書儀》等文獻記載看,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對舉世若狂的風水堪輿觀念是持批評態度的。呂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採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與文獻記載相合,並與文獻記載的司馬光墓相似。由於墓地保存較好,發掘中出土了豐富的隨葬品,這些隨葬品的種類和出土位置,墓葬結構所表現的藏屍觀念等,都將極大地促進對宋代喪葬習俗的研究。
廣東汕頭“南澳Ⅰ號”明代沉船
南澳Ⅰ號水下考古發掘現場
南澳Ⅰ號水下考古發掘現場
點評專家: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員孫健“南澳Ⅰ號”是我國沿海經過正式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明代沉船,它為解決中國海外貿易、航海、制瓷等諸多學術課題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證材料,為研究明代中國經濟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線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國較深的水下沉船遺址,地靠台灣海峽南端,洋流較急。發現後文物工作者及時介入,隨即展開了有效調查並迅速制定實施了有效的保護及水下考古工作,從2007年開始至今,基本確保了在進行考古工作的同時,水下遺址未受到盜撈等破壞。考古隊通過周密設計、細緻工作,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成功地實施了科學的水下考古發掘,從組織、發掘、保護各方面都是我國的水下考古學科建設與實踐的成功嘗試。本次發掘是我國首次在28米的水下開展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總結出一套包括水下遺址定位、擾層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護與整理在內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