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

于成龍遠祖於伯達、於建中、於仕賢在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年），遷至石州（今呂梁市離石區）白霜里村，在這裡度過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漫長歲月。於仕賢生於淵，於淵生於坦等四子。於坦，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進士，累官至巡撫。

正德元年（1506年），其宗族一脈於素家族，遷居到石州北鄉距城30公里的來堡村。於素生於恩等四子，於恩生於采等四子，於采生於時煌等四子。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八月二十七日，於時煌原配田氏生次子于成龍。不久，田氏病逝，父親繼配李氏。于成龍和繼母關係很融洽，家庭和睦。

清人繪《于成龍像》史密森學會藏

崇禎十二年（1639年），于成龍參加鄉試，省城太原考場考官公然行賄受賄，徇私舞弊。于成龍在考卷上痛陳時弊，直抒胸臆。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副榜貢生相當於備取生，不算中舉，但可以直接參加會試。會試之後，于成龍以父親年老為借口，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來堡村。

滿清入主中原，于成龍繼續致力於應舉。順治四年（1647年）至順治八年（1651年），于成龍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了四年，但順治八年（1651年）的鄉試中，于成龍又落榜了，這年他已經三十五歲了。

順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龍兄長於化龍病故，三子於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父親於時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湯藥；繼母李氏雖健，也已暮年。長子、次子上學，全家開支很大，家資因此受窘。于成龍為了養家糊口，供子上學，整日忙於家務，再無工夫參加科舉考試了。

順治十五年（1658年），父於時煌病故。

順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龍入國子監學習，結業后準備出仕。

順治十八年（1661年），已四十四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裡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僕從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意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龍在羅城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在羅城為官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于成龍的突出治行受到主政廣西的金光祖（先任廣西左布政使，后升廣西巡撫）等人的重視，羅城被評為全省治理的榜樣。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龍被廣東廣西總督盧興祖、廣西巡撫金光祖等 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知州。

在合州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于成龍其後在黃州任同知四年，又任知府四年。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龍再次舉“卓異”后，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禮”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於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后，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三百槍手（獵戶）。十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姦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后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新設江防道，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防道道員，駐地黃州。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龍被擢為直隸巡撫。翌年蒙康熙帝召對，皇帝對他非常滿意，稱讚他為“清官第一”，下賜帑金、御馬，並御制詩歌贈送給他，以示寵幸，旋升為兩江總督（江南江西總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龍在兩江總督任上終於走到了人生的最後關頭，終年六十八歲。

于成龍去世時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餘物，市民為之罷市巷哭，塑建雕像祭祀，贈太子太保，謚號“清端”，雍正時入賢良祠。

于成龍逝世后，南京男女老幼，商販僧侶皆痛哭流涕，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崇禎十二年（1639年）參加鄉試，因省城太原考場考官公然行賄受賄，徇私舞弊，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副榜貢生相當於備取生，不算中舉，但可以直接參加會試。會試之後以父親年老為借口，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來堡村。

順治四年（1647年）至順治八年（1651年）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了四年。

順治八年（1651年）參加鄉試再次落榜。

順治十一年（1654年）兄長於化龍病故，三子於廷元出生，父親於時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湯藥；繼母李氏雖健，也已暮年。長子、次子上學，全家開支很大，家資因此受窘。為了養家糊口，供子上學，整日忙於家務，再無工夫參加科舉考試了。

順治十五年（1658年）父於時煌病故。

順治十八年（1661年）入國子監學習，結業后準備出仕。

順治十八年（1661年）接受清廷委任，到廣西羅城為縣令。在羅城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為官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因突出治行受到兩廣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視，羅城被評為全省治理的榜樣。

康熙六年（1667年）被兩廣總督金光祖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知州。在合州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

康熙八年（1669年）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其後在黃州任同知四年，又任知府四年。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

康熙十二年（1673年）再次舉“卓異”后，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后，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三百槍手（獵戶）。十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后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新設江防道，升湖廣下江防道道員，駐地黃州。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升福建按察使。

康熙十九年（1680年）被擢為直隸巡撫。翌年蒙康熙帝召對，皇帝對他非常滿意，稱讚他為“清官第一”，下賜帑金、御馬，並御制詩歌贈送給他，以示寵幸，旋升為兩江總督（江南江西總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十八日在兩江總督任上終於走到了人生的最後關頭，終年六十八歲。去世時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餘物，市民為之罷市巷哭，塑建雕像祭祀，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贈太子太保，謚號“清端”，雍正時入賢良祠。

在羅城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后，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著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著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閑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為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這些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

上任合州時，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嚴格規定了“凡一占即為己業，后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

“盜”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總是親自訪察。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了如指掌。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對待案犯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於中丞》一節中，就敘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

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為民稱頌的好事。當時一清廷為對付台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了“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在審閱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餘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身為“治官之官”，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后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布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十五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反對論資排輩，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為可惜！”為此，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于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對科考和教育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瑤、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倡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

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采衙后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二十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

《中國明清的官》周劭

《於清端政書》

《於公傳》朱其超氏作

《清史稿·于成龍列傳》

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于成龍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四十五歲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後，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

康熙：“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康熙破例親自撰碑文並題寫“高行清粹”匾額給予褒揚。

乾隆：乾隆數次遣官祭于成龍之祠，並御書“清風是式”四字。

戴震：成龍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

李中素：古人得一節，足以傳之無窮，公則萃於一身，無往而不備矣。

范鄗鼎：余讀《明史》，而嘆廉吏之難。其人也，三百年來首軒輗，輗之後有吾陽城楊繼宗，厥後有布政張黼、副使劉俊、岳州知府張舉與吾邑洪洞衛英數人，前輩石公瑤言之彰彰哉！余觀數人，廉也而或短於才，才矣而或疏於學或餒於氣。才、學、氣備矣，而或不得於君，不獲於上，政事止及於一時一隅之間。君子惜其用廉之未盡善也。本朝養士四十餘年，得於先生，先生之廉可不謂其盡善乎！廉則心清，心清則理明，理明則才全，理明則學優而氣壯。

武祗遹：其剛毅自矢，不畏強御，則包孝肅也；其精白一心，可對天地，則趙清獻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傾，則司馬溫公也；易簀之日，僅余竹簍敗笥，污衣舊靴，銀錢毫無，則海忠介之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也！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公之謂也。

熊賜履：嗚呼！余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干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為刻核，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樹、表裡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跡。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嘆公為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為不誣也！

彭紹升：操執似海中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於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准，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奸禁暴，豈足以見公之厓量哉。

於准：先清端平生從不講學，而所行未嘗不合於道。素景慕者，漢則江都、隆中，唐則鄴侯、宣公，宋則魏公、溫公，明則文清、文成。

在山西方山通往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北武當山的路途中，有一個名叫來堡的村子。被康熙皇帝親封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龍就出生在這個普通的村子里。

方山縣境內發現於氏文物82件，徵集有關於成龍民間故事和佳話100多篇，于成龍墓地、故居、家祠等主要遺址尚保存完好。于成龍清正廉潔的事迹至今仍在民間流傳，在方山和呂梁一代更是盛傳。2000年中央電視台一套播出《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后，更是轟動全國，成為人們街頭巷尾談論的焦點。

2014年9月23日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呂梁市調研考察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按照符合政策、勤儉節約、尊重歷史、教育後人的原則，儘快修復于成龍墓地和故居。9月22日上午呂梁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強調，對於成龍廉政文化園區建設和墓地修復等具體事項，要明確責任領導，馬上形成意見，儘快著手落實。

方山縣是于成龍的故鄉，當地于成龍文化研究學者武有平經研究考證，確認該縣峪口鎮橫泉村出土的一塊石刻，為于成龍除熊賜履所撰墓誌以外的又一塊墓誌銘。據該墓誌銘的拓片顯示，石刻高57厘米、寬76厘米，標題為“皇清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老公祖墓誌”。經統計，現可考內容有1400多字。

兩個于成龍

一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的一天，兩江總督于成龍向皇帝提了個過分要求。報告寄出后，于成龍既滿懷期待，又感到不踏實。

幾天前，江寧知府陳龍岩不幸病故。兩江地區轄今天的江蘇、上海、安徽和江西，是帝國經濟文化中心，財政收入佔全國一半還多。江寧府作為兩江地區政治中心，兩江總督、軍區司令、江寧織造、江蘇按察使、甚至安徽布政使，都在這裡辦公，遠非今天的南京可比，類似解放后大行政區時代的上海。加上江蘇巡撫駐蘇州，江寧知府的升遷機會得天獨厚。

于成龍推薦的是一個小地級市的領導，直隸通州知州，自己當直隸巡撫時期的老部下，名字也叫于成龍。於總督比於知州大22歲，為了區分，人稱老於成龍、小于成龍。

地方首長敦請朝廷補充幹部不是問題，但指名道姓、指定崗位，還要由從五品越級提拔到從四品，則嚴重違反規矩，十分犯忌。

按照大清的幹部制度，地方官出缺的，應召集後備幹部統一抽籤，誰抽到誰上崗，就像買彩票。老於成龍的意見不知要得罪多少人，如果皇上不理解不支持，後果會很嚴重，因此這份報告很費腦筋。

他寫道，陳龍岩忠誠可靠、廉潔自律，協調各方、服務大機關、掌控財政和支援軍隊樣樣得心應手。老陳去世后，他頓感失去了左右手，而在兩江轄區內，尚未發現合適人選。

言下之意，繼任者應該像陳龍岩那樣德才兼備才行，否則兩江地區的工作就會受影響。兩江工作上不去，全國的經濟就會出問題，連北京的糧食供應都會受拖累。江寧知府婆婆太多，誰都能指揮他，誰都有自己的小算盤，知府既要能辦事，又要會平衡關係，做大家都滿意的小媳婦，沒幾把刷子真幹不了。而且，辦事多發財機會就多、接觸領導多權力自然大，所以于成龍有理由憂慮：

吏部有吏部的規矩，抽籤也很公平，但是給重點地區關鍵崗位派幹部，千萬不能靠運氣。萬一抽出個有德無才、或者有才無德的傢伙，麻煩就大了。

鋪墊既已完成，于成龍亮了底牌：懇請皇上特事特辦，召集各大臣開會討論，現場推出合適人選。

在報告的末尾，老於成龍巧妙地點了一個人：有皇上關懷，像通州知州于成龍那樣的好乾部，一定會脫穎而出的。——英國思想家培根描繪過這種聰明：最要緊的事卻像“附帶”的。

推薦小于成龍是報告的核心，康熙帝那麼智慧，過得了關嗎？

二

于成龍動了吏部的乳酪，吏部自然不爽，但話說得很在理：打破常規不是不可以，但那些排著隊等抽籤的幹部怎麼看？再說，“廷臣會推”知府這一級幹部，沒有規定，沒有先例，還是照章辦事為宜。

康熙帝瀏覽了報告，微微一笑，當場拍板：這事拖不得，抽籤、“廷推”都來不及了，讓通州的小於趕緊去吧。於是，一個江寧城有了兩個于成龍，一時成為美談。

吏部大跌眼鏡只是開始。小於到任后幹得風生水起，官民口碑極佳。兩年後，對他有知遇之恩、被康熙帝命名為“天下第一廉吏”的老於積勞成疾，溘然長逝。江寧城裡議論紛紛：小於的前途到頭了。

不久，康熙帝到江南考察幹部，親筆題詞送小於，明確告訴他：以你的級別不應享有此等榮譽，但大家都反映你廉潔有為，所以這是你應得的。臨行，叮囑小於永葆本色，不負老於厚愛。不久破格提拔小於為安徽按察使，正三品省部級高幹。兩年後，小於也成了直隸巡撫，然後是左都御史，直至累死在河道總督任上。

康熙帝全盤支持于成龍的人事方案，是有深刻背景的。對此，老於比吏部看得准，所以才敢打那樣的報告。

康熙帝上任的時候，明朝覆亡、清朝入關才十幾年。他的父親順治帝24歲就去世了，穩固政權的任務落到他身上，而他的志向更為遠大。從哪裡入手呢？經過長期觀察，康熙帝發現官場現狀與他的政治理想很不匹配，必須先抓吏治。

蒲松齡《聊齋志異-於中丞》

原文：

於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捲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盡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屬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

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而屢出之也。

于成龍

又公為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發，發上簪鳳釵一股，側眠床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為荷。

於公過，遣隸回問之，雲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寇否？”宰曰：“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

公就館舍，使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室，炮烙而死。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大盜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出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而伏。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窩處始瓜分耳。”共服於公之神。

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床，而容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必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其為盜也。”

（選自蒲松齡《聊齋志異》）

譯文：

御史中丞于成龍，巡視屬下州縣到高郵。恰逢一大士紳家要嫁女兒，嫁妝準備得很豐厚，夜裡卻被盜賊穿牆進宅席捲而去。刺史沒有辦法破案。于成龍就命令關上所有城門，只留一個城門放行人出入，派吏目守著城門，嚴加搜查裝載物品的車子。又出了告示，告知全城人都按戶口各自回到住宅，等候第二天查檢搜索，務必要找到贓物所藏的地方。于成龍又暗中囑咐吏目說：假如有反覆出入城門的人，就把這樣的人捉起來。

過了中午捉住兩人，除了身上穿的之外，並沒有攜帶其它行李。于成龍說：“這是真正的盜賊。”二人不停地詭辯。于成龍命令解開他們的衣裳搜查，發現外袍內還穿著兩套女子衣服，都是嫁妝箱內的衣物。原來（盜賊）害怕第二天大搜查，急於轉移，但是物品多難以攜帶，所以秘密地穿在身上然後多次出入城門。

另外，於公擔任縣令時，一次到鄰縣去。早晨，經過城外，看見兩個人用床抬著病人，蓋著大被；枕上露出頭髮，頭髮上簪著一支鳳釵，這人側躺在床上。有三四個健壯的男子在床兩邊跟隨著，時不時輪換著用手塞（掖）被子，讓被子壓在身底，好像怕有風吹進去。一會兒，他們在路邊歇肩，然後又讓兩個人換著抬。

于成龍經過後，派遣隨從回去問他們，他們說是妹子病得厲害，準備送回夫家去。于成龍走了二三里，又派隨從回去，察看他們進了哪個村子。隨從尾隨他們，只見那些人到了村中一所屋舍前，兩個男子把那些人迎入屋內。隨從回來把所見的情況告訴于成龍。于成龍問該縣縣令說：“城中該不會發生了搶劫抄掠的事吧？”縣令說：“沒有。”當時朝廷考核官員的條例很嚴格，所以上上下下都忌諱說有盜賊，以致即使被盜賊劫殺的，也隱瞞忍耐著不敢說出來。

于成龍回到驛館，派家中僕役細細察訪這事，果然有一富貴人家被強盜搶劫了，主人也被燒燙死了。于成龍叫那主人之子前來，向他問明情況，主人之子堅持不承認。于成龍說：“我已替你們把大盜捕獲到這裡了，不是為其他事。”這時公子才叩頭哀哭，請求替死去的父親報仇。于成龍就去叩門見縣令，派強壯的差役在四更天出城，直奔那村中房舍，捉住了八個人，一審問都認罪了。問那病婦是什麼人，強盜招供說：“那一夜我們都在妓院，所以跟妓女合謀，把搶來的金子放置床上，讓那妓女抱住躺著，到窩藏的地方再瓜分罷了。”大家都對於成龍斷案如神很佩服。

有人問于成龍是怎麼知道案情的，于成龍說：“這很容易解釋，只是人們不關心罷了。哪裡會有少婦在床上躺著，而允許別人把手放進被子底下的嗎？而且幾個人輪換著抬著走，那樣子就顯得份量很重；交替用手護著，就知道被子里必定有東西。如果病婦昏迷不醒送到婆家，必然有婦女在門口迎接；只見男子出來，而且也不驚問一聲，所以可以斷定他們是盜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