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蒙滅金

聯蒙滅金是南宋末年臨安朝廷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軍事外交戰略，以報靖康之恥。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年)，金朝政權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夾擊之下終告滅亡，結束了宋金之間長達100餘年的對峙。

但這一結果對南宋而言並非福音，因為繼而面對的是比女真人更為強悍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滅亡金政權之後並沒有停止南下的步伐，而是繼續南進。將滅亡南宋政權作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事實上，南宋政府一直在根據時局變化不斷調整對蒙對金的策略，而“聯蒙滅金”決議的出台也是幾度峰迴路轉，最終在很多意外事件的促成下，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不得不走上了聯蒙滅金的道路。而且從過程來看，南宋政府並非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最後走上“聯蒙滅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種“兩害相較取其輕”的無奈。

事實上，早在南宋初期，宋朝便開始有人開始注意到蒙

古這支力量的存在，並試圖藉助蒙古與金國的矛盾為對金外交服務。

著名文學家洪皓便是第一個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員。他曾經在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國時被扣留，在被羈押期間，他了解到很多關於金國的情況，並設法託人將他的書信送到宋廷。其中在紹興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書信中提到了金國“彼方困於蒙兀（蒙古）”，但此時宋廷已與金國簽訂了“紹興和議”，無意於北伐收復故土的大業，此事便被擱置下來。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顏亮撕毀“紹興和議”發動“正隆南伐”的時候，為了減輕自己的軍事壓力，劉錡、吳璘便傳檄蒙古、契丹諸部共同攻金。但此時蒙古諸部尚未統一，不足以成為一支可以憑藉的力量，再加上金國、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與蒙古取得直接聯繫。

到了12世紀末，蒙古諸部開始逐步統一，對金的威脅日益嚴重。但此時部分南宋官員卻開始有些擔憂。早在慶元二年（1196年），時任左相的余端禮就向宋寧宗指出：“萬一韃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虜酋逃遁，逼近邊界；或恐中原有豪傑。”宋寧宗也對此觀點表示認可，並命余端禮私書密諭沿邊諸軍加強戒備。

而在次年，衛涇出使金國歸來后，向宋寧宗表達了進一步的擔憂：“一弱虜滅，一強敵生，猶未足以為喜也。”可見，此時南宋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蒙古可能才是未來的勁敵，不得不謹慎應對。

到了13世紀初的時候，蒙古諸部逐步完成統一，已經達到了與金國分庭抗禮的程度。正好南宋方面當政的韓侂胄亦通過北伐緩解內部矛盾，便趁機發動了開禧北伐。從之前南宋主戰派的言論來看，蒙古已經成為他們非常重視的一支力量，至少可以在北方牽制金軍相當的兵力。但隨著開禧北伐的失敗以及“嘉定和議”的簽署，南宋再次終止了聯繫蒙古的嘗試。

在宋朝歷史上，藉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而最終盟國演變為更強大敵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與女真結盟而消滅遼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宋與蒙古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交往，但金國犯下一連串的錯誤，最終使蒙古坐大，成為一支新興的主導力量。這一軍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對南宋而言。有其幾方面的原因：南宋的復仇意識；金朝錯估形勢，將可能的盟友推向敵方；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對於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圖，南宋朝廷上下並非無所窺測。面對蒙古洶洶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況下，南宋朝廷有兩派意見，一者扶持金朝，以之為對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認為應趁此機會滅亡金朝，並由此振奮精神，再圖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圖。

南宋大臣喬行簡認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 。認為在蒙古人勢力興起的形勢下，金已經由過去的仇敵轉而為今天的緩衝國，只要金能抵禦蒙古人的進攻，南宋繼續向金輸納歲幣也是未嘗不可的。蒙古勢力很強，已經具備了滅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滅亡金朝之後，與宋為鄰，對宋朝並不是一件好事。若不與金朝絕交，繼續輸納歲幣，則有利於金人抗蒙，這樣，南宋也有機會舒緩時間，組織力量，對抗蒙古人的南下。

喬行簡的主張，在宋金世仇終於可以得報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贊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張"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乘金朝遭遇蒙古進攻之機，停止向金人輸納歲幣，並出兵北上收復失地，以報君父之仇。" 認為想以金人為屏蔽是靠不住的，應該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 。宋朝應該儘快使自己強大起來，既可以改變自己原來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應付蒙古的進攻。

雖然南宋朝廷意見不一，但也都認識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為兇惡的敵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問題的看法。對金朝的態度，不同於與其他周邊政權。由於金兵南下，擄取徽欽二帝北歸，包括皇室在內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對金人恨之入骨，宋朝雖多年積貧積弱，但收復失地以報世仇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南宋朝廷認為皇室被擄，財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趙構南逃，才為趙宋王朝保留一縷血脈，但也僅能偏安東南一隅。多年來興兵動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滅金目的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卻還要繼續屈辱地供給歲幣。大多數人認為喬行簡的看法是過於冷靜，是很難讓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恥，自然能得到眾人的贊同。因此“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喬)行簡以謝天下” 。

將來還要長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納大量歲幣。為報靖康之恥，最終選擇了不與金朝結盟。在戰爭開始，金朝滅亡指日可待的情況下，即使主張滅金以報世仇的真德秀，對於如何處理與蒙古的關係，也提出應該謹慎對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向之女真” 。認為聯蒙滅金可能重蹈當年聯金滅遼的覆轍。在南宋朝廷內部，雖然“滅金”的聲音很響，但”聯蒙“的策略一直沒佔上風。但是最終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夾擊，使金朝走向滅亡，主要是金朝錯估形勢，無視南宋朝廷的爭論，根本沒有想到宋朝也會存在有利於金宋聯合的因素，更沒有想到去爭取宋人聯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斷絕歲幣的輸納后，大為不滿。盲目南下爭奪地盤，將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敵人一邊。為了解決金朝國內的危機，也為了懲罰南宋拒交歲幣的行為，於1217年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

疲夏削宋：金國自取滅亡之道

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後，衛紹王完顏永濟即位，金國開始逐漸處於下風。嘉定四年（1211年），金軍主力盲目出擊尋找蒙軍主力決戰，結果接連在野狐嶺、會河堡兩次會戰中敗北，主力野戰部隊損失慘重，一時之間兩河地區兵力空虛，局勢危如累卵。

為避蒙軍鋒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國舉朝南遷，將兩河、山東地區拱手讓給了蒙古人。但事實上，當時蒙古人還不具備很強的攻城能力，金國還是可以把剩餘兵力重點布防在幾個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後，金國還是有能力做到穩固防守。但是放棄之後，不僅北逃的後路被切斷，而且丟失數百里戰略迴旋空間，反而不利於金國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穩固經營關河（潼關—黃河）防線，也不失為持平之策。南遷之後，金國大量增兵固守關河，蒙軍反而對此束手無策。眼見無法取得任何進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華黎經略漢地，自己則率領主力西征掠奪財富。

雖然金國頂住了蒙古的攻勢，但此時輕易放棄兩河、山東的另一嚴重後果也開始顯現出來：僅憑河南一地產出的糧食根本無法供養30萬軍隊，金國陷入了嚴重缺糧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金國主戰派想到了“取償於宋”。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金國主戰派盲目自信。當金廷議論遷都之事時，直學士孫大鼎就說：“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但他們忽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金國已經今非昔比，恐怕難以與宋抗衡。在這一點上，金國的主戰派並沒有清醒的認識。

相對而言，主和派官員則要清醒的多。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議論南伐之事時，右司諫許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強，將視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國可以放心地全力對付蒙古。而且在對宋開戰後，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書勸止攻宋以免使金國徒耗實力、腹背受敵。

但金宣宗完顏珣與丞相術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戰，並極力打壓主和派官員。最後，金國以“歲幣不至”為理由發動南侵，共計二十多萬軍隊在兩淮、京湖、四川三個方向對南宋發動了攻擊。

但這個所謂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國就派王世安潛入淮南進行顛覆活動，意圖謀取楚州。此時他們就已經有了南侵的企圖，即使兩年後南宋恢復歲幣，他們也可以找另一個理由發動南侵。另外，《金史·食貨志》明確記載金國南侵是因為“貪其淮南之儲”。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難處。金國南遷之後，就有史彌遠、喬行簡等人支持恢復中斷數年的歲幣，“宜姑與幣，使得拒韃”。但此言論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對，認為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學生痛斥這是賣國行為，要求將喬行簡等人處斬，一時之間史彌遠也沒有辦法。

如果金國能象徵性減免部分歲幣，史彌遠就可以以此為理由強行通過廷議，但無奈金國沒有給史彌遠說話的機會，更嚴重的是，金國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為屏障的幻想，相關的爭論也停止下來。這時，南宋為了自己的存亡，不僅對入侵金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而且不斷尋找機會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軍退兵。另外，為了減輕國防壓力，南宋還公開招納有實力的山東忠義軍，同時與西夏會師夾擊秦、鞏。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金國不僅未能達到“取償於宋”的目的，反而損失慘重：四川方向，在對蒙作戰中有著出色戰績的名將完顏阿鄰戰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將黃摑阿魯答被俘；而在兩淮戰區，時全更是“一軍全沒”。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國家精銳幾近喪”，“樞府武騎盡於南”。雖然宋廷此時還保持著清醒，並沒有對金國落井下石，但宋金聯合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進攻西夏時，西夏也曾向金國求救，但金國卻趁火打劫，以致後來入侵南宋時，西夏堅定地站在了南宋一邊。可以說，金國君臣親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勢。正如《金史·宣宗紀》所言：“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金國的處境愈加被動起來。

若即若離的宋蒙關係

嘉定四年（1211年），余嶸奉命出使金國。此時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從前線逃回的金國潰軍，便想去前線查看交戰情況並趁機與蒙古取得聯繫，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圖被金人察覺，最終無功而返。回國之後，余嶸向宋寧宗上奏：“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耍，有舊遼滅亡之勢”，並建議乘此時“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以應對時局變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國后指出金國的滅亡之兆“大抵可見”，然而“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蒙古才是未來的心頭大患，因此當務之急仍是“內固邊防，外精間諜”，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

就在同一年，金國南遷后，權工部侍郎徐應龍也不無擔憂地說：“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

也就是說，早在“聯蒙滅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人意識到蒙古的危害，雖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進取，但在對蒙古的態度上還是很謹慎的，都能意識到這可能會是“宣和舊事”的重演。

此時，宋廷對蒙古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軍攻擊濟南時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請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達濠州時被南宋邊防軍驅趕，后被金人所獲。

金朝在與西夏友好關係破裂、蒙古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請求議和。但金宣宗在議和之後，卻又南逃汴京。成吉思汗認為金朝議和缺乏誠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鋒直抵河南。在西夏騷擾、蒙古進攻的外部打擊下，金朝內部也不平靜，東北有耶律留哥叛變和蒲鮮萬奴建立的東夏國，東有紅襖軍的不斷進攻等，金朝已經面臨三面被困之勢，唯有南邊的宋朝還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與金朝和約撕毀之後，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慮鞏固原有與南宋關係，建立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軍事聯盟，以對抗共同的敵人蒙古。但金人對南宋不屑一顧，借南宋拒絕輸納歲幣之機，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最終將宋朝推向敵人一邊，造成四面受敵之勢。專擅朝政的術虎高琪認為，金朝遷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盤非常之小，於是主張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 。

在這種朝議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輸納歲幣為由，於興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發動對南宋的戰爭。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奪取南宋淮南之地，作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補償；二是河南一路難以應付包括戰爭費用在內的各種物資需求，金朝財政已經十分窘迫，他們希望通過對宋戰爭，掠取財物，解決財政危機。

戰爭的形勢並不如金人估計的那麼樂觀。最初，金人雖然佔領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縣，但很快被宋人收復，隨後，宋金邊境陷入長期的拉鋸戰中。金兵在攻宋戰爭中沒有佔到便宜，試圖奪取淮南以為緩衝之地的計劃落空了。對此，金朝內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後“認為金人奪取淮南以後，宋人必會拚死相爭，金人將陷入無休止的宋金戰爭之中，若是不能奪取淮南之地，害處將會更大。因此極力反對攻打南宋。

但這樣的聲音在金朝朝廷之上畢竟微弱，戰爭如期進行。金朝不但沒有奪取淮南之地，倒是喪失了許多有生力量，金宣宗發動攻宋戰爭后，曾多次失敗，金人喪失兵馬難以統計，“士馬折耗，十不一存” 。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馬損失，卻並未能奪取淮南之地，也沒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納歲幣，反而損耗了淮北原有物資，增加了戰爭負擔，使金朝在對蒙戰爭中更加處於下風。

在金國發動對宋戰爭之後，宋廷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與蒙古展開交往，以期減少自己承受的軍事壓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與南宋接觸，宋寧宗亦表達了與蒙古進一步接觸的意願。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東制置使賈涉奉朝廷命令遣趙珙出使蒙古，並受到木華黎的熱情款待。同年，宋廷還派遣苟夢玉出使，並見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夢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說，這一階段宋蒙之間的聯繫比較頻繁，兩國關係不斷升溫。雖然有什麼外交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兩人帶回了大量關於蒙古的信息，對宋廷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顏守緒下令停止對宋戰爭后，蒙古對於南宋而言已經失去了制約金國的實際價值，宋蒙關係迅速降溫。恰逢此時金哀宗有意與南宋聯防武休，以防備蒙古繞道攻擊金國後方，無奈金國當權大臣認為此事有失顏面而力加阻撓，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熱心，最後此事未能成行。

不過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寶元三年（1227年），蒙軍悍然進攻南宋川陝戰區，由於四川制置使鄭損擅自做出了棄守關外五州（階州、成州、鳳州、西和州、天水軍）的錯誤決定，致使自吳玠時代以來南宋經營百餘年的“三關五州”防禦體系徹底瓦解。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變”。

此後，南宋對蒙古愈加冷落，朝內再無和蒙之議，甚至還與金國開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轉運使趙汝譡與之前被俘的黃摑阿魯答在潭州商議聯合抗蒙之策，兩淮戰區的趙范、趙葵亦與金國將領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約定共同防禦蒙古。

由於沒有宋的支持，蒙古對金作戰依然沒有取得進展，陷入了“入關不能，渡河不可”的尷尬境地，無計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寶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時候曾經留下遺言：“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過於簡單了，南宋方面早就識破了蒙古的企圖。所以，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時候，宋廷直接選擇了拒絕其入境。由此可見，南宋的外交還是很務實的，與蒙古交往也不過是互相利用的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還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假道攻金”的意外成功

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勢嚴重受挫，在攻打慶陽、衛州、潼關等諸戰役中接連敗北，“假道滅金”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紹定四年（1231年），蒙軍攻克鳳翔后，窩闊台召集蒙古諸王大臣商議滅金。最終通過如下決議：拖雷率右路軍自鳳翔過寶雞，渡渭水，迂迴四川后沿漢水之下，進入河南，從背後攻擊金軍，而窩闊台率中路軍自白坡渡黃河，斡晨那顏率西路軍由濟南西下。

當然，蒙古一開始還是希望南宋能夠主動借路，紹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李邦瑞使宋，雖然這次南宋接納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請求遭到南宋拒絕。

或許，這時候拖雷就該意識到自己處境之危險了。其實，窩闊台的本意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所以“借路”決議一出，窩闊台便將此計劃公諸於眾，很快金國就得到了消息，有了足夠的時間進行準備。

另外，雖說金國之前所作所為實屬自絕於宋，但宋廷卻並沒有激於義憤，反而想幫金國守好後門，以期延緩金國的滅亡。不得已的拖雷只能訴諸武力強行叩關了。

紹定三年（1230年）蒙軍進攻鳳州后，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郭正孫就根據蒙軍游騎動向推斷出蒙軍必將由東道入宋境，但桂如淵卻接受了蒙軍“必自西入宋境”的錯誤意見。這似乎已經註定悲劇即將釀成。

紹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軍果然從東道入境，一時之間宋軍來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睜睜看著蒙軍入境。更為惡劣的是，桂如淵此時忘記了自己的責任，不僅沒有組織有效抵抗，反而逃到合州躲了起來。後來局勢惡化，又主動為“借路”蒙軍提供糧草和嚮導，蒙軍順利的通過了四川。

在這種情況下，宋廷又急令京湖制置使陳賅領兵增援四川。但陳賅並沒把此事放在心上，以為只是蒙古游騎前來騷擾，只派了三千人前往金州。很快，蒙軍擊敗金州宋軍，迅速沿漢水直下京西南路。此時陳賅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急調孟珙前去攔截，但為時已晚，逃過孟珙追擊的蒙軍順利進入金國境內。

但這只是過了第一關，很快，疲憊不堪的蒙軍就發現等待他們的竟然是以逸待勞的15萬金軍。原來，窩闊台也沒有按原計劃進攻潼關、牽制金軍，而是按兵不動長達四個月之久，使得金軍在得到蒙古“借路”的消息后，立刻調重兵南下布防。

很快，4萬蒙軍被15萬金軍團團包圍，在金軍的持續打擊下，蒙軍處境愈發艱難。但由於主帥完顏合達、副帥移剌蒲阿之間相互掣肘，金軍數次貽誤戰機，最終讓拖雷等來了一場救命的大雪。這場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軍自進入中原以來還從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氣，以致“僵凍無人色，幾不能成軍”，而蒙古人常年生活在塞北，比較適應這種天氣，拖雷於是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出擊，在三峰山之戰中大敗金軍。

窩闊台得知三峰山大捷的消息后非常震驚，與拖雷會師后不僅沒有繼續發動攻勢，反而在局勢非常有利的情況下率領大部分軍隊北返，並在歸途中毒死了拖雷。但即使這樣，金國賴以生存的關河防線已經殘破，精銳部隊遭到毀滅性打擊，已經離亡國不遠了。

“聯蒙滅金”決策的最終形成

對南宋而言，此時的金國已經沒有作為屏障的價值了。就在這時，聯蒙滅金開始成為主流觀點。按照《宋史·理宗紀》以及《宋季三朝政要》的記載，紹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軍再次進攻金國的時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圍攻開封，但具體情況語焉不詳。最後開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蔡州。

但氣息奄奄的金國並沒有放棄。之前完顏仲德提出過“進取興元，經略巴蜀”的建議，只是當時金哀宗被蒙軍一路追殺無暇顧及。待逃到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實施此計劃，並以蠟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軍與上會與饒鳳關，出宋不意取興元”。另外，從三峰山逃脫的武仙亦收攏潰軍十萬人，意圖西進以迎金帝入川。

但此時南宋不會再給金國任何機會了。朝廷得到邊報之後，孟珙奉命主動出擊，先迫降了鄧州、申州，后又大敗武仙於馬鐙山，“降其眾七萬”，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徹底切斷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見形勢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帶以“唇亡齒寒”的道理說服南宋不出兵，可惜為時已晚，此時的金國已經不具備作為“唇”的實力了。不過，史彌遠也很猶豫是否要跟金國“連和”，以致廷議未決。

於是，史彌遠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問計於孟珙，孟珙說了如下一番話：“倘國家事力有餘，則兵糧可勿與。其次當權以濟事。不然，金滅，（蒙古）無厭，將及我矣。”這也就是說，南宋尚不具備坐觀成敗的實力，不如趁機“和蒙”，盡量拖延必將到來的宋蒙大決戰，使南宋獲得足夠的準備時間。另外，這樣也可以趁機搶得一些地盤以增加戰略縱深，並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實力，使之不敢輕視自己。而且，無論南宋出不出兵，金國都滅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點不是滅金而是“和蒙”，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南宋唯一正確的選擇。

孟珙這番話打動了史嵩之。之後，史嵩之又說服史彌遠做出聯蒙滅金的決定。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終下達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義軍2萬運糧30萬石北上，抵達蔡州城下與蒙軍會師。

南宋出兵助糧，固然有“執仇恥”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於“和蒙”，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確之舉，是南宋唯一正確的抉擇。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聯軍攻破了金國最後的據點蔡州城，金哀宗完顏守緒匆忙傳位后自縊身亡，金末帝完顏承麟亦在亂軍中被殺死，金國滅亡。由於宋軍表現突出，最後分得了大部分戰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顏守緒的屍體。

在滅亡金國的過程中，南宋收復了壽、泗、宿、毫四州及漣水一軍，加上消滅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軍、二十縣之地，兩淮全境收復。京西又得唐、鄧、息三州十一縣，京東得邳州二縣。從這一點來看，南宋在“聯蒙滅金”這一事件中還可以算是受益者。

當年四月孟珙歸來，受到英雄般的禮遇。之後，宋廷以完顏守緒的屍體在臨安祭祖，並以俘獲的金國宰相張天綱等人行獻俘禮，以報靖康之恥。不管怎麼說，靖康之恥終於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壓抑了百餘年的精神總算為之一振。或許這也是對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在蒙古鐵騎南下，內部叛亂頻仍的危急形勢下，金朝朝廷上下沒有依靠和籠絡周邊政權，尤其是南宋來穩定後方，沒有抓住有可能消除內亂，進而積極備戰，抵擋蒙古大軍的南下的有利情形。而選擇不顧南宋朝廷當時在對金朝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為了歲幣之事而攻擊南宋，將可能的盟友推到對方，自己親手造成四面受敵的困境。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金朝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蒙古消滅已是遲早的事，畢竟當時的金朝已經喪失了東北、山東等地，西夏的同盟關係也已破壞，實際控制區域只有河南一地的數個州府。蒙古政權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而將主力調離準備西征，僅以偏師以騷擾金朝。對蒙古來說，消滅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與南宋建立軍事同盟。而南宋在強大的蒙古面前，並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勢力南下。名義上的同盟關係，只是為了讓蒙古在滅了金朝之後，稍微停頓一下南下的步伐，讓南宋可以多苟延些時日。“端平入洛”事件就證明了南宋所能做的也就這些，一旦希望有所動作，則必然遭致蒙古的打擊。

對南宋來說，與蒙古結盟並非多麼高明的舉動，只不過是送走一隻暮年的狼，卻迎來一隻壯年的虎罷了。但在當時的情勢下，朝廷上下報仇心切，而金朝也不能調整政策，自己打破與南宋的和平關係，再加上蒙古勢力確實強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南宋所能做的，也就是與蒙古結盟消滅金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