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哲學研究所

四川大學哲學研究所致力於為漢語學術寫作建立一個“開放的思想實驗室”，並以研究所的名義資助漢語思想界的著述和出版工作。研究所將整合校內外優勢思想資源，構建在學界具有一流水準的人文學術研究中心，為建立漢語人文思想學術界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評價規範做出貢獻。

研究所也將為整個漢語人文思想學術界的精英提供開放的工作機會和有公信力的評價和獎勵。在此機制下，研究所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吸引和貢獻一批可以與國際一流人文思想學術成果平起平坐的原創性著作。

研究所設立理事會。理事會由研究所出資人組成。理事會設理事長1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由出資人選舉產生。理事會負責審查研究所年度財務報表，監督資金用途。在未來出資人多元化后將設立基金會，研究所理事會亦將更名為研究所基金會理事會。

研究所設立20人學術評議委員會作為研究所的最高學術權力機構。評議委員會對著作和學者評獎擁有決定權。研究所設立所長1名，副所長4名，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出版資助和融資工作。通過以上機構設置的許可權劃分----出資權及資金用途監督權、獎項候選者提名權、資助及獎項決定權之間構成“三權分立”格局，保證評獎公正、公開、公信。

研究所所長由研究所理事會提名，經四川大學批准聘任。副所長由所長提名，經四川大學批准后聘任。研究所一般工作人員由所長聘任。所長每屆任期暫定為6年，可連聘連任。

20人學術評議委員會委員權責及聘任程序

作為研究所的最高學術權力機構，20人學術評議委員會委員負有審查、批准和否決著作和學者獎勵的責任。 20人學術評議委員會委員暫為無薪酬的公益性、榮譽性職務。由有公益心、有學術評鑒能力和對所從事的事業有榮譽感的人士擔任。

每屆委員的任期暫定為6年，首屆評議委員會委員由發起人根據自己對學術界的認識和了解邀請，經當事人同意后聘任。評議委員會委員成為獎項候選人，則該評議委員當輪次投票權由研究所外聘專家行使。增補評議委員會委員可由各專業開放論壇提名，經研究所與被提名候選人討論后聘任。評議委員會委員可連聘連任。

建立一個開放的思想實驗室

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中國思想學術界經歷了許多有目共睹的改變。在人文學術領域不能通過閱讀來確認共識，其後果與在實驗科學領域不能通過重複實驗來確認共識別無二致。在實驗科學領域，並未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科學界或科學家共同體。而在今天的中國人文學術界，基於長久慣例形成的鬆散的學術共同體揮別——在為建立與職業生計有關的龐大學術組織添磚加瓦同時，因保持了某種閱讀習慣而樸素地聯接在一起的“學術界”土崩瓦解。

研究所的目標極其簡單：這就是與所有讀者一道重建因為閱讀的流失而銷聲匿跡的學術界。與試圖恢復此前不斷被打斷的那種樸素閱讀傳統略有不同，提倡閱讀將建基於明確的反思性理由之上。

所有的實驗科學家都會認識到這種論證是非法的。他們都懂得不同意或同意克隆羊的論證方式只有一個，這就是按照克隆羊的實驗設計去驗證這種實驗設計所要指向的結果。也就是說，重複實驗是實驗科學家共同體確認共識（反對或者同意某個結論）的唯一途徑。即使在有限時空內這種重複實驗未曾發生，暫時被當作共識的某個科學知識也是被假定為可由重複實驗來加以驗證的知識。

實際上，閱讀就是一場思想的重複實驗。蘇格拉底在很早以前已經樹立了一個典範，在大家能夠看到的大多數論辯場合，蘇格拉底總是較好地保持了一種閱讀的姿態。他的大部分論辯都是從雙方共同假定的“觀點”開始的，而論辯過程則是在展示基於這一“觀點”的思想實驗是否經得住“重複”的考驗。

西方人文學界牢固地保持了蘇格拉底的傳統。著名學術雜誌、著名學術機構的聲譽，和著名學人的聲譽一樣，來自其不斷經受住“閱讀”這一“重複實驗”質疑的經歷。

每個讀者在理論上都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實驗室的主持人。如果他尚不具備完成閱讀所必需的思想能力和知識準備，我們可能會看到“重複實驗”無法進行下去的狀況，讀者本人和別人都清楚，這是理解尚未到場的閱讀。除此之外的“重複實驗”則會告知學界，某個新的學術觀點及在此觀點內的論述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創見。

有一種說法是，人文學寫作沒有是非，只有趣味或基於論者不同立場的歧見。這是大部分自然科學或實驗科學家對人文學有所腹誹時一直在援引的理由，也是試圖反擊的一部分人文學者引以為傲的答辭。而這種說法與個性、獨立特行、批判姿態等等糾纏不清的關係，是許多人文學者不願以實驗科學的既有標準自視和示人的一個基本理由。

然而人文學寫作並非人文寫作。人文寫作事涉品位、境界或趣味，那是某種與人生相關的事情。堅持某種趣味或人生立場。這是人們有機會相互欣賞和人生可以如此豐富和生動的根據。境界或品位也許在其內部有所謂高下之分，但沒有人可以斷然以某種趣味一統天下。

人文學寫作卻不僅僅是一個有關趣味或品位的寫作。每種人文學寫作都可能帶入了某種人文寫作的品位或境界，但在此被帶入的品位或境界的差異已不是這種寫作的關鍵部位。大家可以欣賞或者不欣賞一種人文學寫作的品位，作者的論述是否經得住思想的重複實驗，則是一件可以普遍量度的事情。

實際上，閱讀尚未在此開始。這種閱讀方式不過是日常生活中人人固有的某種閱讀立場的一種延伸。這是一種人文的閱讀（它的俗世形態即是因趣味或利害分歧而致的種種人間的固執己見和爭吵）。人文閱讀其有效性只能及於人文學寫作的文學層面，而僅及於此的閱讀離人文學閱讀或人文學的思想實驗還有很遠的路程。

而人文學者不願意把自己的工作視作一種實驗科學或與實驗科學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學問的理由，同樣是由於實驗科學家一直堅持的某種有關實驗科學的見解。這種見解認為實驗科學就是可以由客觀的實驗事實來加以檢驗，因而可以由可供觀察的經驗證據來證偽或證實的科學。這種見解其實嚴重地歪曲了實驗科學本身作為一種邏輯論述體系和某個科學實驗同時就是一個邏輯陳述的真相。一個實驗設計其實就是一個觀點，而實驗本身不過是以一種融貫的邏輯論述（實驗室“事實”不外是一種邏輯經驗或邏輯事實）來論證某個觀點是否在其邏輯論述內部具有自洽性。也就是說，某個可以重複的實驗實際上就是一個可以重複的思想實驗。與人文科學不同的僅僅在於，這一思想實驗的語言不是人文學使用的自然語言而是在不同專業的實驗科學內部通行的“實驗語言”。

人文寫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文學寫作。而在人文學寫作及其閱讀處，得到或尋找的是一種邏輯論述，或被稱之為“觀點”或“理論”，在邏輯上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識”。

實驗科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典範形式，在其論述或寫作形態上仍然具有其獨特的人文特徵——一如人們向來所相信的那樣客觀、謹嚴、中立……。人文學與被當作科學典範的實驗科學之間的區別，不是一個需要實驗，而一個不需要，也不是一個具有與生俱來的人文特徵，另一個根本沒有，而是實驗科學的人文特徵被放到了零點，每個科學家都同意在同一個觀點（實驗）內部來論述或實驗，而人文學討論則在學者們“同意”在某個觀點下面展開重複實驗之前，還會在什麼樣的觀點是'同一個觀點'上面花費巨大的口舌。

也就是說，人文學的大部分討論或爭執發生在“學”前，而眾多“學”前的人文學討論之所以被視為雞、鴨之間的討論，關鍵之處在於，這些討論並不發生在“學”內。人文學之難恰恰在於，要發現有價值的問題或有洞察力的觀點在何處極為不易，而這種發現本身又在大多數時候要求以完整的論述形態來加以表述。這的確是一個魚和龍尤其容易混雜的領域。

網路已經讓大家有可能建立一個思想實驗的公共實驗室，也許得到了一個儘可能多地拋棄人文閱讀（基於利害關係、基於過往的江湖聲望、基於機構或頭銜的權威、基於好惡、基於……）姿態，保持住人文學閱讀姿態的機會。而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對所有想要寫作、閱讀和溝通的人開放的機會。

重慶大學陳德強教授做客《智慧雙流》

2010年11月15日，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研究生導師陳德強教授做客《智慧雙流》。四川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蔣榮昌教授與陳德強教授就《成渝雙城記：農地流轉的現實樣本》主題進行了探討。賓主雙方通過對重慶和成都兩地的農地流轉試驗與新農村建設路徑的對比，深入談論了農民身份、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轉模式等對城鄉統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題。

蔣榮昌：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困境及其解困之道

從已經出台的產業振興計劃和四萬億投資來看，我們的思路似乎仍未擺脫以政府的手來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決斷成敗的計劃經濟色彩。這在短期來看，或許有助於避免經濟硬著陸所帶來的社會振蕩。但從中、長期的觀點來看，這些振興計劃卻可能包含了巨大的風險：政府以公共資源的投放來決定企業成敗，而不是讓市場來作出決定，可能會在浪費巨大資源的同時，讓不具備真實競爭能力的企業發展壯大，從而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埋下隱患。

中國經濟在此次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情勢下暴露了以往由高速的外需增長掩蓋了二十多年的問題，如果不下決心展開一次78年那樣的改革，我們將很難走出這一輪經濟危機的泥潭。

那麼，中國經濟的核心困結在哪裡？簡言之，這一核心困結就是產能的結構性過剩和需求的結構性不足。而這個核心困結本身又是由幾個相互連帶的問題糾結而成。

1、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和工廠帶來了產能的急劇擴張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奇迹，而促成產能擴張的農民工卻不是其工作所在地的市民消費者。這就使中國的城市和工廠在結構上成為生產一定會大於消費的城市和工廠。

2、市民社保體系因投入不足和欠帳太多不能為城市居民構築起有效的社會安全網，使居民不得不以高額的家庭儲蓄來替代社會保障，從而抑制了消費和投資需求，阻斷了居民收入向消費和投資正常流動的通路。但與此同時存在的農民社保，則是以古代賑災社保的思路設計的社保，這種社保體制佔用了多達二十幾億畝農地(最保守的市場估值也會超過50萬億元人民幣)，卻幾乎沒有為農民帶來任何意義上的現代社會保障。

上述城鄉二元的社保制度設計所帶來的在社保體系內部有效投入不足和無效投入巨大並存的局面，為中國的社保體系和中國社會帶來了如下問題：在浪費了大量社保資源的情況下絕大部分國民卻沒有享有現代社保所帶來的安全感，因而也沒有充分釋放自身消費和投資需求的前提條件。

3、1和2已足以使中國的整個經濟體系陷於產能結構性過剩和需求結構性不足的陷阱。這種經濟結構必然嚴重依賴不平衡的順差外貿，並不得不把這種不平衡的對外貿易依賴為維持不平衡的國內經濟結構持續運轉的外部條件。

中國經濟社會的大規模城市化、工業化與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一道，創造了持續二十餘年的高速增長奇迹。在這一奇迹的背後，是城鄉二元的制度設計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烙印下的與生俱來的空心化特徵——我們的城市擠滿了沒有城市居所和市民待遇的“農民”，工廠和普通服務業大量使用並非職業從業者的“農民工”。這樣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是先天不足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它沒有在制度設計上為農民的市民化提供通路，也沒有為大規模工業化所需要的巨量人力資源設計職業化的前途，更沒有為農業的工業化（現代化）提供必需的前提條件。

我們的城市一直在擴大，但是，至少有一半的人口不是市民，我們的工廠很龐大，但是，大部分從業人員不是職業工人，普通服務業（餐飲、休閑、社區和家庭服務）也有巨大的規模，但是絕大部分從業者是“暫時”在這裡呆下來的外鄉人…….。

與農村的空心化和農業的空心化進程同時出現的，正是這種空心的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村和農業的顯性空心化是與城市和工業（廣義的工業）隱性的空心化相互匹配的。農村的青壯年是城市化、工業化不可或缺的勞動力，而留守老人和兒童卻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能夠相互融洽的農民工無力隨身攜帶的家屬。

我們已經看到，空心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總是意味著龐大的生產能力和相對弱小的消費需求。因為作為生產者的農民工不是市民，沒有作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消費者（衣、食、住、行）來表達自身消費需求的若干基礎條件——他們“生活在別處”。這種體制上的城鄉二元結構，必然導致中國經濟在結構上的內需不足和生產能力過剩。

道理很簡單，“農民工”大量進城是到城裡來作為形形色色的“工”發揮作用，是中國城市和工業的生產者，卻不同時是完整意義上的城市消費者。他們全身心地生產，卻不能像生產時那樣全身心地消費。

這種空心的、沒有大規模的市民化人口作為基礎的城市化，和沒有大規模職業化人力資源作為基礎的工業化，帶來的結果不外是：

１. 在結構上的生產能力過剩和消費需求不足。

２. 產業和產品的勞動密集型特徵明顯。低端、粗放、原材料使用量巨大、環境成本巨大、生產規模巨大是這種沒有職業化勞動力資源和職業化取向的工業化揮之不去的基本特徵。

３. 外需依賴和以長時期大規模順差來確立的對外貿易結構，成為平衡和掩蓋國內結構性生產能力過剩和消費需求不足的的必要條件。

４. 由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國內經濟結構決定的不得不追求貿易盈餘的對外貿易結構，是不可持續的。這必然導致國際經濟、經融體系堆積系統性風險（本次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這種國際貿易的結構性失衡所累積的系統風險集中釋放的一個結果）。

許多學者和經濟評論者談到了中國的內需不振與社會保障不健全之間的關係，呼籲中國政府以更多的社保投入來從根本上刺激內需。這種談論在大方向上是對的，但這種泛泛的談論有可能掩蓋了關鍵的問題。這些關鍵問題是：

１、社會保障的現狀並非是社保體系在單純的投入不足和資源匱乏意義上資金缺口巨大。無效投入巨大和有效投入不足並存才是存在於當前社保體系內部的根本矛盾。

２、財政收入難以彌補現有社保體系的資金缺口，社保轉續和資費負擔的制度設計不合理又導致大量國民丟失社保或長期遊離於基本的社會保障之外_______這一問題的實質不是哪些人有社保，哪些人沒有社保，哪些人丟掉了社保，現有財政收入水平可以負擔多少人的社保……這樣一些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基本社保作為政府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應不應該惠及每個國民？以及在由政府擔保的自助、互助保障系統內國民怎樣以其自身的財務貢獻來確立差別待遇？

3、在具體的社保項目、待遇和實施辦法尚在醞釀，社保基金的資費收入和財政補貼應付現有支出也有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是坐等財政收入提高和更多的參保人帶來充足資費后，才在遙遠的將來把每個人攬進社保的懷抱，還是現在就宣布由國家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同時鼓勵每個人為了更高的保障水平充實自己的個人帳戶？

把農用地作為農民社保資源，是基於古代賑災思路的一種社保設計，這種制度設計造成了事實上的公共社保資源的巨量浪費。現代社保的最大功能是為全體國民提供與其生活方式相表裡的安全感。大部分國民的大部分日常生活都與社保的具體救助行為無關，社保的具體救助行為在每個時空斷面都只會與少數人和少數生活處境相關聯。但不與社保的具體救助行為關聯的絕大部分國民的絕大部分日常生活才是社保體系發揮正面作用和實質影響力的真正重點。一國社保體系的作用與一國軍隊的作用類似。後者的最大功用不是戰場殺敵，而是在沒有戰事的大部分時間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和平與安寧。

有關農民社保的制度設計，顯然是誤會了土地對於農民的保障作用。農用地被假設為農民在沒有別的工作和生活來源的情況下，農民可以依賴的最後保障。這實際上意味著土地只能是農民在非常狀態下可以依賴的保障，而不是他在日常狀態下可以依賴的保障。這是在古代賑災體制下給沒有出路的農民一碗飯吃的思路，與現代社保體制的設計思想南轅北轍。

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農民社保的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農地作為生產要素和作為社保資源的雙重浪費。農民顯然不願意讓自己的日常生活狀態保持在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這是目前的耕地經營規模下堅守耕地承包經營權的唯一結果。外出打工或創業幾乎是農民提高自身收入水平或致富的不二選擇。

對於必須外出打工或創業的農民來說，土地從未為他們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安全保障。對於進城打工或創業的農民來說，把作為生產要素的農用地和作為社保資源的農用地置於雙重撂荒的境地是他們的唯一選擇。而這是不能自由流動的生產要素和不能隨身攜帶的社會保障的宿命。

在內需和社保的關係上，我們看到最多的談論是，一個健全的社保體系是充分釋放內需的前提，社會保障欠缺的主要問題是投入不足，因此，社保投入不足，是內需不足的主因。其實，社保的制度設計不合理，投入社保的公共資源浪費巨大才是社會保障不健全的主因。而這種制度設計的缺陷，不僅是社保不健全的主因，和不健全的社保間接抑制居民消費需求的原因，也是導致大量城鄉消費和投資需求被囚禁的直接原因。

從社會保障的制度層面，我們可以看到，農用地（宅基地、耕地、農村基礎設施用地）被當作農民的社保資源與農民的身份聯結在一起，是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以數十億畝農用地的資產價值來衡量，可以確定，我們在農民社保上實際投入的公共資源，已遠遠超過社會保障極為完善的西方發達諸國在國民社保上面的投入。而農民在農用地充當社保的社會保障體制下面所得到的真實保障利益卻微乎其微。而且這種微薄的保障利益在大部分青壯年農民基於經濟選擇離土打工的情況下，已形同虛設。

因此，把當前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不健全歸結為投入不足，欠賬太多等論點實際上掩蓋了真正的問題。農村或農民社保不健全的根本癥結在於以農地資源作為農民社保資源是一種無效投入，這種無效投入的必然結果就是被視為農民的這部分國民的人生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

以二萬元一畝的平均價格來計算，數十億畝農用地的資產價值可能會達到或超過五十萬億元人民幣之巨。這就意味著，以農地作為農民社保資源的制度安排浪費的公共資源的資產價值是我國現有社保基金資本金的（５０００億元人民幣）的１００倍。

與農地社保浪費巨量資源的問題互為因果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二點三億農民工或接近這一數字的農民工家庭在工作所在地落地生根，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或城市消費者的道路，已在無形中被這種農地社保的制度安排所阻斷。

現在正在推廣的家電下鄉、摩托車、汽車下鄉的補貼，試圖打開農村和農民的市場，想法沒有錯，但是方向錯了。在家電下鄉運動之前，農民早已自發地進行了小洋樓下鄉，別墅下鄉的建設運動（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加大對農民自建房的支持，也是在鼓勵農民很多年前自發形成的趨勢）。產能過剩、內需不振是數億農民工的生產、生活方式相互脫離的必然結果。農民工總是“生活在別處”。在城市他不是一個完整的消費者，他沒有市民待遇，他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只能以某種最簡約的方式來處理。而在農村老家，他也是一個客居者，即使身有豪宅，那也不是他的日常居所。

本次金融危機與以往不同的一個關鍵點是，這是國際貿易長期失衡，歐美各國過度消費和中、日等國“過度生產”這一相輔相成的模式不可持續所導致的危機。

這就意味著，即使我們挺過了這場危機的最艱難時刻，外需也不會在原來的水平上像前幾年那樣快速增長。更大的可能是外需將會萎縮到原有水平下方，並長期在這種水平上徘徊。在這種情況下，要像前幾年那樣以外需的高速增長作為原動力來推動國內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反過來，如果我們仍然像97、98年那樣，基於外需在危機過後仍然會高速增長的判斷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來替代外需的暫時性放緩，並試圖以更好的基礎設施來迎接更大規模的外需增長——這種試圖一石二鳥的想法在內外環境已發生了巨變的形勢下可能會面臨兩頭落空的結局。

一方面，國內的基礎設施已今非昔比，基礎設施的邊際投資收益會大大下降，如果外需增長放緩或停滯成為長期趨勢，這種投資的效益就更可存疑。另一方面，沒有強勁內需支撐的投資和出口，在目前形勢下已很難持續。如果中國的內需上來了，在內外需良性互動的情況下，外需將會走上可持續增長的道路。反過來，如果內需不振，我們仍然試圖像過去那樣以單方面積累貿易順差的對外貿易格局來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則顯然不是已在此次危機中認清高負債的高消費必陷危局的各主要貿易夥伴願意接受的結果。

基於這種判斷，我們可以看到，在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之中，國內消費已站到最核心的位置上面。在本輪危機沒有爆發之前，中國對歐美有巨額貿易順差，並以持有外匯儲備貸款給美、歐等來維持外需增長的局面。但是，以中國（日本、沙特等）持有美國國債來支撐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方式，只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期維持不平衡的國際貿易體制。本輪危機就是這種危險的平衡終於崩潰的一個結果。

在這種恐怖平衡得以維持的若干年間，外需是帶動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關鍵環節。而國內城鄉二元體制下產能的結構性過剩，與上述國際貿易體制的結構性失衡正好是相互依賴，互為因果的一對矛盾。如果長期失衡的國際貿易不可持續，缺少足夠內需支撐，長期依賴出口的國內經濟結構就不可持續。因此，審時度勢，回過頭來認真打量和重新清理中國經濟各結構要素之間的關係，把內需放到推動出口和投資的中心環節（而不是像多年以來那樣按照慣性把出口當成中心環節），是借危機之機調整中國經濟結構，重拾高速增長之路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

從建立健全全民社保體系來釋放內需的角度，在國家財政收入明顯下降的情況下，應該解放思想，著眼於體制創新，以非財政資源來解決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的社會保障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有充沛的非財政資源可以使用：

１、各級國資委下轄的國有企業可在不改變其所有制的前提下，將股權劃撥給社保基金，以國有股權充實社保基金資本金。在大部分國有股權劃歸社保基金的情況下，社保基金資本金至少可以擴充到二十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社保基金以每年的分紅所得就可以較好地應對社會保障的各項需求，並以不帶來任何社會動蕩的方式為全民構建起一張基本可靠的安全網。這張安全網的細節或具體內容我們可以仔細斟酌，逐步完善。迅速建立覆蓋全民的這樣一張安全網，讓全國人民放心消費，則是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拖的一件事情。這樣一種不涉及所有制，甚至也不涉及所有權人，而只是變換了所有權人代表機構的改革，不僅可以在第一時間建立覆蓋全民的基礎社保體系，也是優化國企治理結構，讓國企擔負起向全民和國家分紅義務的一次改革。

２、從前提處下手打破城鄉社保體系的二元結構，讓長期撂荒的“農民社保資源”轉化為國民社保資源。

如上所述，農民以農用地使用權的形式持有的農用地用益權是按照古代賑災社保的思路設計的一種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社會保障形式。

這也是一種與農民提高收入、追求富裕的願望在根本上衝突的社會保障形式。農民在現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格局下面，不可能靠種地獲得像樣的收入，更不必說種地致富。外出打工或創業是農民不得已的選擇。這就意味著，一當他們選擇了提高收入、追求富裕的夢想，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社保，而如果他們選擇呆在這份社保待遇裡面，就一定不會有經濟前途。這的確是農民的兩難身份困境。

由於某塊農地總是某個農民的社保資源，農地也陷入了下述身份困境之中。作為社保資源，農用地一定是具名的；作為生產要素，它又一定不能是具名的——因為具名與自由流動以及在自由流動之中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之間，顯然存在不可調合的矛盾。因此，農地的身份困境讓我們看到了農用地的雙重撂荒：作為生產要素撂荒（具體表現形式就是所謂耕地撂荒）和作為社保資源撂荒（具體表現形式是農民工祼身進城，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

如果不能在解除農民與農用地人身依附關係的前提下來流轉土地，農用地就不能脫離上述身份困境，從而也不能在經濟意義上實現土地這一核心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

如果把農用地首次流轉的目標確立在實現農民社保與國民社保對位置換的位置上，我們將會看到下列結果：

１、作為農民社保資源長期閑置的二十四億畝農地將會為農民社保的國民化和充實國民社保基金的資本金提供充沛的資源。按每畝農地使用權拍賣二萬元人民幣計，國民社保基金也會收入超過五十萬億元人民幣的資本金。農用地作為農民社保在制度設計上所形成的巨大浪費將可以轉化成為高效的國民社保資源。

２、在農用地由不能有效擔負起現代社保功能的農民社保資源轉化為可以高效地發揮現代社保作用的國民社保資本金，農民工成為隨身攜帶社保的市民和自由職業者同時，農村和農業也會得到遠遠超過五十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中國農業將由此結束整體虧損的歷史。農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必將對中國的就業和投資產生深遠影響（在美國，圍繞農業展開的農業服務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美國的大農業提供了佔全國百分之八點五的有效就業崗位。今日的中國農業所提供的具有經濟意義的有效就業崗位，可能遠未達到總崗位的百分之八點五）。

３、在農民工將老家的宅基地復耕，換取打折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並將耕地交還當地國土部門，換取社保基本帳戶后，農民工可以在所在打工城市以自己向城市貢獻的建設用地指標換取安居房、可自由轉移的社保基本帳戶和其它市民待遇。這樣，農村的基本農田會因為宅基地的大量復耕、鄉村道路的復耕和小塊地界的復耕而出現正增長。城市土地供應的瓶頸問題則會因為農民工市民所貢獻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而得到解決。

４、我們將一舉解決農村發展所面臨的顯性空心化和困擾城市發展的隱性空心化問題。農村和農業的巨大投資和現代農業在廣大農村生根開花，所帶來的變化是：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生態和土壤的恢復將會因為人口載荷的減少取得長足進展，長期困擾國民的食品安全問題也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城市將會迎來有能力和意願表達自身生活需要的市民。這些新市民原來就在這裡，不同的是，在他們沒有得到市民權和基本的社會保障之前，他們在這兒工作，卻不能在這兒找到並且把握住自己想要的生活。新的制度設計讓這些新市民終於能夠用他們自己手裡的資源（農用地使用權）來滿足自己長期壓抑的需要（對市民待遇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求）。

如果每年以這種方式將現有農民工總量的１０％轉化為市民，以城市為這部分市民供應戶均價值１０萬元的安居房，新市民戶均花費５萬元裝修併購置家居用品的方式概算，由此增加的國民消費將會以每年增加３４５００億元的方式釋放出來；如果新市民的新生活方式帶來的消費增量以戶均３萬元計，２３００萬個新市民家庭的新增消費總量，將會達到６９００億元。兩項合計可達４１４００億元。

這些新市民的到來將會為所在城市提供此前從未有過的充沛得多的工作崗位。同時，與這些農民工轉化為新市民相匹配的對新農村和現代農業的投資也會超過五萬億（以每年向現代農業投放二億畝耕地計算）。兩項合計每年對ＧＤＰ的貢獻將可達到約十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經濟在未來二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及以強大內需來推動投資，推動進出口更平衡、總量更大的國際貿易，均可由此奠定堅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