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考工記·匠人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三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為諸侯經塗，野塗以為都經塗。

匠人營建都城，九里見方，[都城的四邊]每邊三門。都城中有九條南北大道、九條東西大道，每條大道可容九輛車并行。[王宮的路門外]左邊是宗廟，右邊是社稷壇；[王宮的路寢]前面是朝，[北宮的後面]是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見方。夏后氏的世室，堂前後深七步，寬是深的四倍[為二十八步]。堂上[四角和中央分佈]有五個室，[每室四步見方，每邊都有]三個四步見方；[每邊都有四道牆，每道牆厚三尺，每邊都有]四個厚三尺。[堂的四周]有九層台階。[每室的]四方[各開一門]，每門兩旁有兩窗相夾。[用蛤灰]把牆塗飾成白色。門堂是正堂的三分之二，[堂后的]室是正堂的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屋，堂深七尋，堂高三尺，[堂上]有四注屋，[四注屋上]有重屋。周人的明堂，用長九尺的筵來量度，[它的南堂]東西寬九筵，南北深七筵，堂高一筵，共有五室，每室二筵見方。室中用幾來度量，堂上用筵來度量，宮中用尋來度量，野地用步來度量，道路用車軌來度量。廟門的寬度可容七個大扃，闈門的寬度可容三個小扃，路門的寬度容不下五輛乘車并行，應門的寬度為三軌。路寢內有九室，九嬪居住在那裡。路門外有九室，九卿在那裡處理政事。把國事劃分為九個方面，由九卿負責治理。王宮門屋屋脊的建制高五雉，宮牆四角[浮思]建制．高七雉，城牆四角[浮思]建制高九雉。[城內]南北大道寬九軌，環城大道寬七軌，野地大道寬五軌。用王宮門阿建制[的高度]，作為[公和王子弟]大都之城四角[浮思]高度的標準。用王宮宮牆四角[浮思]建制的高度，作為諸侯都城四角[浮思]高度的標準。用王都環城大道的寬度，作為諸侯都城中南北大道寬度的標準；用王畿野地大道的寬度，作為[公和王子弟]大都城中南北大道寬度的標準。

《周禮·考工記·匠人》所載的王城規則制度。這個制度正是西周開國之初，為以周公營洛為代表的第一次都邑建設高潮而制訂的營國制度之一據此制，王城規劃具有以下一些要點：

(1)王城方九里，四面構築城垣，垣高七雉（七丈），城隅高九雉（九丈）。每面各開三門，共計十二座城門。

(2)城系採取傳統的以宮為中心的分區規劃結構形式來規劃的。城內可分為宮廷區、官署區、市區、居住區等。宮廷區又可分為由內朝及寢宮所構成之宮城分區和由外朝、宗廟及社稷所構成之宮前分區。

(3)宮城置於城之中部，四面築有宮垣，垣高五雉（五丈），宮隅高七雉（七丈），宮門（指正南門，實即應門）屋脊標高為五雉（五丈）。城之四面各開一門。宮城之南北中軸線，即作為全城規劃的主軸線。宮城內可分為朝、寢兩個小區。前為朝，後為寢。朝有治朝及燕朝之分；寢有王寢、后寢之別。

(4)宮居中，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制，環繞宮城，對稱羅列。此“朝”即宮前區之“外朝”。

(5)官署區設於外朝之南，各官署分列在城之南北中軸線兩側，以為宮廷區的前導。

(6)按三朝三門之制，沿城之規劃主軸線，依次由南而北，分別布置宮廷區之皋門、應門及路門，和其相對應之外朝、治朝與燕朝。皋門為外朝朝門，也是宮廷區之正南門。應門為治朝朝門，又是宮城之正南門。路門為路寢之廷一燕朝朝門，也是宮城內朝、寢兩個小區分界的標誌。

(7)城內道路採用經緯塗制，按一道三塗之制，由九經九緯構成南北及東西各三條主

幹道，環城還置有“環塗”，結合而為縱橫交錯的棋盤式道路網城外置有“野塗”與畿內道路網相銜接。經緯道寬九軌，合周尺七丈二尺，環塗寬七軌，合周尺五丈六尺，野塗寬五軌，合周尺四丈。

(8)朝及市的規模為各居一“夫”之地，即佔地一百畝。

以上便是《考工記·匠人》所載之王城規劃制度的主要內容。從這裡，當可看出王城規劃的基本面貌。《考工記》沒有提及城內居住區的規劃，當可以《逸周書·作雒》所載之居住制度作為補充。

據考古工作者的推算，紀南城的城垣大約營建於春秋晚期或春秋戰國之交。楚國與華夏諸國相同，早在齊桓公稱霸之時，即已成為攘夷的對象，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線”的南夷；就是指楚國而言。楚王也以蠻夷自稱，可見其中是有相當差距的。經過戰爭與交往，這樣的差距逐漸得到泯平，不過影響還不易完全消失。戰國時，孟子猶譏楚人許行為南蠻鴃舌之人，他可知矣。如果所謂“經塗九軌”真的始見於楚國的紀南城，並進而傳到中原，為《考工記·匠人營國》的撰著者所擷取，可能不是很早的事情。

至於國中的市，《考工記》以市和朝相聯繫，而有面朝後市的規劃，可是早在西周時始建的臨淄城和曲阜城，都沒有顯示市的所在。東周初年至於春秋始建的鄭韓故城和侯馬古城也皆未見市的所在。其他考古發掘也都無所發現。有之，當數到秦雍城。秦雍城始建於春秋之時，其後陸續增修，迄至戰國，規模初定。城中有市。市的遺跡中且發現貨幣，以此推斷，其時代大致屬於戰國時期，與東周初年無關。

考工記作為中國較早也較為完整的藝術論著之一，其設計思想對後世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其中“匠人營國”篇中關於城市規劃，制度等級等各方面的描述，無不體現其深遠思想意圖，對後世都城營建等方面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