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戲曲史

中國戲曲史專著。〔日〕青木正兒著，成書於昭和五年(1930)。1933年上海北新書店曾出版鄭震節譯本。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王古魯的譯本，1954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譯者的“增補修訂本”，1958年又由作家出版社重印。

著者自序撰寫此書目的是想作為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之續編，原欲題名為《明清戲曲史》。著者認為,戲曲在唐以前殆無足論，宋代稍見發達，是戲曲史的古代期，元代為中世期，明清為近世期，遂用現名。

青木正兒在大學求學時即愛好中國古典戲曲，1912年曾拜謁當時僑寓日本的王國維，1925年遊學北京，又訪晤王國維於清華大學，始以全力致力於中國戲曲史的研究，博覽曲籍，並在北京、上海觀摩戲曲演出，撰述《南北曲流源考》、《自崑曲至皮黃調的推移》等專論，在此基礎上，編寫了《中國近世戲曲史》。

全書五篇十六章。第一篇“南戲北劇之由來”，敘述宋以前戲劇發展之概略,南北曲之起源，南北曲之分歧。第二篇“南戲復興期”，論述自元代中葉至明正德年間的南戲，以及固守元曲余勢的明初雜劇。第三篇“崑曲昌盛期”,論述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間的崑曲,又細分為崑曲的勃興時代（自嘉靖至萬曆初年）、極盛時代（前期）（萬曆年間）、極盛時代（後期）（自明天啟到清康熙初年）、余勢時代(自康熙中葉至乾隆末葉)。這是全書著力論述的一篇，此篇五章，介紹和分析了五十幾位劇作家及其代表作。第四篇“花部勃興期”，論述自乾隆末至清末花部之勃興與崑曲之衰頹。第五篇為“餘論”，論述南北曲之比較，劇場之構造及南戲之腳色，沈璟之《南九宮十三調曲譜》與蔣孝之“九宮”、“十三調”二譜的關係。著者考訂證明，《讀曲叢刊》中《十三調南曲音節譜》及《舊編南九宮目錄》均非徐渭所撰。

此書對明清戲曲的重要作品，都寫了較詳盡的劇情梗概。分析作品，著者注重結構、取材、曲詞及聲律。重要作品的版本沿革，也略有介紹。這是一本材料豐富、編排系統、有一定影響的中國戲曲史研究專著。

譯者王古魯在中譯本中增入“參考”29處，附錄2項。“參考”收入了許多重要的戲曲史料，彌補原著在徵引文獻方面的不足，也有的是為了糾正著者的錯誤，對原著作必要的補充與修正。並附錄《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宮譜〉》與《蔣孝〈舊編南九宮譜〉與沈璟〈南九宮十三調曲譜〉》考證文章兩篇。1954年出版的“增補修訂本”，訂正了原譯的一些錯誤，並根據新的文獻資料，重編了《曲學書目舉要》，補入了《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等，都反映了譯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青木正兒是日本著名漢學家，文學博士，國立山口大學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日本中國學會會員，中國文學戲劇研究家。

青木正兒，號迷陽，生於日本山口縣下關。青木正兒自言少時就有“讀凈琉璃之癖”，在中學時代，喜讀《西廂記》等中國古典作品，“很覺中華戲曲有味”，在大學學習時代，致力於“元曲”的研究。1908年進京都帝國大學后，師事狩野直喜(1868-1947)。狩野直喜是日本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先驅之一。在狩野直喜的指導下，他廣泛涉獵《元曲選》、《嘯余譜》等曲學書籍，並對元雜劇進行了專門研究，1911年以《元曲研究》一文從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畢業後任教於同志社大學，1919年與京大同學小島佑馬、本田成之等組成“麗澤社”，創辦《支那學》雜誌。並在該雜誌上發表《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是向日本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及其中心人物胡適的第一篇文章。他還多次向胡適提供在日本搜索到的中國文學史資料。二十年代，他到中國訪學，與胡適有直接的交往。1923年青木正兒任仙台東北帝國大學助教，后歷任京都帝國大學、山口大學教授。三十年代，青木正兒就被中國學術界譽為“日本新起的漢學家中有數的人物”，后更被譽為“舊本研究中國曲學的泰斗”。著有《中國文藝論數》(1927),《中國近世戲曲史》(1930),《中國文學概說》(1935),《元人雜劇序說》(1937),《元人雜劇》(譯註，1957)等，所著結集為《青木正兒全集》(10卷)。不過，最為學界熟知和影響深遠的，還是他的成名作《中國近世戲曲史》。他曾多次向王國維求教，並遊學北京、上海，觀摩皮黃、梆子、崑腔，寫成《自崑腔至皮黃調之推移》(1926),《南北曲源流考》(1927)兩文。在此基礎上，他用一年的時間，寫成《明清戲曲史》。為了便於日人閱讀，改題為《中國近世戲曲史》。所謂近世，是因為王國維把宋以前稱為古劇，“余從而欲以元代當戲曲史上之中世，而以明以後當近世也”。

除中國戲曲外，青木正兒還研究中國飲食文化和風俗。他撰寫的《中華名物考》〔外一種〕一書為“日本中國學文粹”叢書中一本。《中華名物考》〔外一種〕一書包括《中華名物考》和《華國風味》兩部書稿，均未在中國國內出版過。此兩部書稿屬於風俗、名物學方面的著作，《中華名物考》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之間發表的有關名物的論考，題材從草木之名到節物之名，非常廣泛。

就《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翻譯來講，王古魯先生應該說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首先，依其個人的學術功力，他完全可以獨自撰寫一部同樣的戲曲史專著，這僅從其《蔣孝舊編南九宮譜與沈璟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一文和《明代徽調戲曲散出輯佚》一書所顯示的學術水準就可看出來，只不過他選擇了這種寓著於譯的獨特著述方式。其次是其語言方面的純熟。他“遊學日本久，語言文字，盡通癥結”（吳梅《中國近世戲曲史》序），語言方面是絲毫不成問題的。此外，他曾先後兩次在日本各公私藏書機構訪書，拍攝了大量珍貴的古代小說資料，而且還同日本的漢學家們有著廣泛而密切的接觸，對日本的學界情況相當了解，並著有《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一書，專門對日本的漢學研究狀況進行系統、詳細的介紹。這也是我國第一部介紹國外漢學研究狀況的專著，如今對海外漢學的介紹和研究已成為一個學術熱點，但從時間上來講，已是在半個多世紀后了。僅就《中國近世戲曲史》一書來講，因為翻譯該書的關係，王古魯還和作者青木正兒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不僅在該書中譯本出版前進行通信聯繫，相互討論切磋，其後還曾在日本有過愉快的面談，兩個人的來往一直持續了20多年，直到王古魯逝世前不久。新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慶先生編注的《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一書，收錄了王古魯致青木正兒的書信37封，其中披露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很值得一看。

無疑，王古魯先生對《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翻譯是成功的，在當時就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讚譽，作者青木正兒本人也很滿意。該書翻譯的成功並不僅僅表現在王古魯先生忠實於原著，將作者的意見準確、妥帖地翻譯出來，更為重要的是，他沒有停留在譯的階段，而是憑著自己對戲曲史的嫻熟，“舉青木君徵引諸籍，無不一一檢校，舟車所至，曾不輟業”（吳梅序），同時還糾正了原著中的不少錯誤，補充了原著中所缺的一些材料，並在書中增加了參考和附錄兩部分內容。比如書後其附增的《曲學書目舉要補》和《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對讀者都是極為有用的參考資料。這實際上是對原著做了一種增補修訂的工作，用譯者自己的話說，是“對於原著頗忠實，凡盡我力可以為此書助者，必設法覓得資料”（王古魯譯序）。正象吳梅先生所說的，“是正原文，闕功甚巨”，“可為青木之諍友焉”（吳梅序）。經過王古魯的兩次翻譯增補，譯本篇幅竟比原著增加了三分之一，所以，後來在重版時，王古魯將署名也由譯者改成了譯著者。在他個人的意思，是“此次修行增補情形，更已逸出單純翻譯範圍，改用此二字，表示本人亦負一部分責任”（王古魯譯序），但從著作權的角度看，這也是對他所付出大量勞動的一種認可。無疑，這種寓著於譯的翻譯方式在古今中外也是很少見的，自然也是應該提倡的，這種做法無論是對原作者還是讀者都是有益的，但又並不是每一個譯者都能做到的。就以時下的學術著作翻譯而言，能將原著的意思用平實、通順的國語正確表達出來，不讓人曲解就已經是很高的要求了，更惶論對原著的增訂補充，至於原著尚通俗可懂，一翻譯過來就晦澀拗口的現象更是常見。

但願如今閱讀這部譯著的學人們還能留意一下或記住譯著者王古魯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