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義達

1947生，浙江奉化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中國科學院遺傳所室主任，遺傳發育所研究組組長和創新前沿項目負責人，現任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華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長期從事姓氏群體遺傳學的研究，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習和工作，參加或主持多項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及國際合作項目，共發表了50餘篇論文和多部專著，包括《中華姓氏大辭典》、《中國姓氏：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該書獲得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和《中國四百大姓》等，以及當代百家姓排列成果。

1975年，北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畢業。

1985年、1988年、1992年共三次，歷時一年半，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卡瓦利·斯福扎教授(世界著名群體遺傳學家)的實驗室工作，進行中國人姓氏和血型基因頻率的研究。

1990年—1993年，醫學和群體遺傳學研究室副主任。

1996年主持中華姓氏文化和進化遺傳學研究課題。(該課題系開放性合作項目，部分研究經費將來自社會。研究成果和知識產權，包括《中華姓氏大辭典(新版)》將與合作者共享。因此，該項目歡迎有識之士和企業家的參與、合作和支持。

現任職位

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華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

姓氏是一種文化，遺傳基因是生物學中的術語，表面上兩者之間似乎沒有關聯。然而，在自然科學家的眼裡，兩者在遺傳學上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科學根據是：人的性染色體分為X染色體和Y染色體兩種。對女性而言，她們只有X染色體；而男性既有X染色體又有Y染色體。換句話說，Y染色體是男性特有的染色體，而且在世代傳遞中保持不變。由於在一些國家，姓氏隨男性代代相傳，女性通常只保存一代。因此，Y染色體的遺傳信息也就隨姓氏代代相傳。正因為如此，在研究者看來，姓氏成了Y染色體上的一個特殊“遺傳位點”。每個姓氏相當於這個位點上的一種“等位基因”，其傳遞方式是父系遺傳。姓氏與染色體遺傳的這種奇妙關係，為生物遺傳學提供了考古研究的科學依據。科學家稱這一發現為姓氏文化“基因”理論。

當1985年世界最權威的美國斯坦福大學人類群體遺傳學家卡瓦利·斯福扎教授將他的“姓氏基因”理論帶到中國時，有著五千年姓氏記錄的中國人還未意識到姓氏會和遺傳基因有多大關係。那一年，斯福扎教授找到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這位國際著名的群體遺傳學權威提議與中國大陸科學家共同開展中國姓氏與遺傳信息的研究。

“洋學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主要是看中這裡的科研資源。因為，西歐人姓氏最早的記錄不足千年，日本人姓氏也才130餘年，而中國人姓氏至少有5000多年歷史。所以，中國人幾千年來有關姓氏的記錄將有助於中國人的群體血緣關係和人群遷移的研究，這有可能為中國人遺傳學提供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從那時起，我國從事人類群體遺傳學研究的科學家正式加入到這項研究中。

中國人歷來重視自己的姓氏，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既不改姓，也不隨母親的姓，而以父系傳遞方式一代一代地往下傳。只有繼承了父親Y染色體的才會是男孩，這是一條生物遺傳和進化的法則，中國人姓氏就相當於這條Y染色體上的固定遺傳“標記”。

為了證明中國人姓氏與遺傳基因的關係，我們收集了全國上百萬份人的血型、酶、蛋白質等遺傳基因的數據，經過計算機統計分析后發現：不同人群血樣中的遺傳基因的區域分佈，與中國人姓氏的區域分佈存在高度一致。我們也發現1000年中，宋、元、明和當代四個時期的中國人姓氏分佈的四條曲線是重疊的。這證明了中國人的姓氏分佈是穩定的，是連續的！這提示我們中國人姓氏文化“基因”可能是存在的，研究中國人姓氏的遺傳規律將有助於找到特殊姓氏人群的特殊遺傳基因的可能，這對於研究地域性疾病、家族性疾病的分佈和病因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同時，可以通過各種姓氏在不同人群中的分佈，來探討人群的遺傳結構、不同群體間的親緣關係以及人群遷移的規律。再進一步說，對中國人姓氏的研究，有可能成為探討中國人起源和父系遺傳物質進化的一條新的重要途徑。

當代擁有12多億人口的漢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漢族在其形成的漫長歷史中，向四處不斷地遷移，在與周邊民族的頻繁交往中，外族基因不斷地流入，加上不同地區文化的互動，地理環境的影響和隔離，方言林立且差異懸殊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從而形成了許多各具社會文化特色的漢族亞群體。

我國漢族的亞群體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但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劃分依據和標準，而是各學科根據各自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標準來劃分的。官方的劃分中，最著名的為語言學意義上的劃分，語言學家根據方言，把漢族分為北方、湘、贛、吳、閩、粵和客家七大方言區人群，每一方言區再被細分成若干亞方言區。而其他學科因沒有相應的標準，往往以長江為界，把漢族簡單地分為南方人和北方人。更多情況下，以省(區、直轄市)行政區劃為單位來區分漢族亞群體，如河南人、山東人、上海人等。也有以大行政區劃為單位結合人類文化學的特徵來區分漢族亞群體，如華北人、華南人等。

漢族分佈於全國各地，雖同為漢族，南北之間方言雜亂，有時甚至到不能通話的地步；幾千年的漢族進化歷史也證明了南北地區的漢族存在差異，而且是一種群體遺傳基因進化上的差異。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包括語言上的差異，可以通過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在不長時間內改變或縮小這類差別，因而不是根本性的；而幾千年不同程度的隔離和遺傳基因進化中所造成的不同地區漢族亞群體之間的差異，才是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漢族姓氏在歷史上的傳遞是連續和穩定的，在歷史的進程中所展現的血緣文化的痕迹與生命遺傳物質，特別是代表男性的Y染色體的遺傳具有基本相同和平行的表現。因此，用群體遺傳學的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漢族姓氏。

姓氏遺傳學分析結果表明，在中國1000年前的宋朝已經形成了南北兩大區域的人群，從姓氏遺傳信息上明顯地顯示出南北兩大區域人群結構的區別，表明南北兩大區域人群的不同源性，其明顯的地域分界線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嶺，而不是長江。中國人姓氏的歷史至少已有5000年以上，主要起源於中國西北和中原地區的民族，融合併同化了各個時期周邊各民族的姓氏，形成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在使用的漢字姓氏。根據1000年來的中國人姓氏分佈和對人群遷移、混居和融合情況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民族聯合和進化的歷史，也說明了中原地區的人群是組成中華民族的主體，融合了南北各個時期的民族成分，尤其是北方地區的民族成分，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當代中華民族的整體。

公元前21世紀，在黃河中流的河洛流域崛起了夏民族，這是漢民族形成的初始時期。以發源於黃河流域的炎黃部落的姜姓和姬姓為主體，融合了東夷部落的嬴姓和偃姓，形成了強大的華夏民族。華夏民族以中原為中心，先後建立了夏、商、周三朝，延續達2000多年之久。隨後，中國的姓氏經歷了嚴格的宗法制度時期，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實施的“郡縣制”取代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戶籍制度，打破了姓與氏的固定模式，姓和氏不再是貴族和特權的專用字，普天之下的秦人，不分貴賤，都有姓氏，姓和氏混合為一。漢承秦制，華夏民族在這一偉大的轉化中，由秦人變為漢人，逐步形成了漢民族，漢民族所擁有的姓氏就是漢姓。

西漢的建立標誌了漢民族的形成，漢民族是以華夏民族為主體，融合周邊的民族進化而來。漢族姓氏以先秦時期形成的姓和氏為核心，吸收周邊民族的姓氏，形成了同姓不同郡望的漢族新的姓氏傳遞和分佈規律，這不同於先秦時期的華夏姓氏。這樣，隨著外族的不斷融入，漢族姓氏進化的結果變成：著名姓氏同姓人群的規模越來越大，大姓往往擁有多個郡望，以區別不同祖先所形成的同姓群體；姓氏的種類也隨著總人口的擴大而增加、或隨著總人口的縮小而減少。

漢族人口從西漢初的3000多萬，發展到明朝末的1億，再發展到清朝道光年間的4億，最終發展到今天的12億多；漢族姓氏種類的數目也由西漢初的1800多種，增加到明末的2200多種，再增加到清朝道光年間的2800多種，最終增加到今天的4000餘種。從宋朝以來，李、王、張一直為我國人口最多的三大姓，三大姓同姓人群的歷代總人口大約佔歷代全國總人口的20%。

有關中國姓氏有史可查的記錄，主要是秦漢以後的文獻。正是在秦漢時期，才奠定了中國姓氏延綿不斷穩定傳遞的基礎。姓氏的真正含義是反映父系的血統。在這幾千年裡，大規模的人群遷移、民族融合和同化的進程與漢族姓氏的進化是同步的，當今漢族姓氏在全國分佈特徵是這幾千年漫長歷史進程的結果。

自漢朝以來，漢民族與周邊民族發生大規模融合至少有五次，漢姓也發生了五次重大的變革和發展，所經歷的時代是漢朝、兩晉南北朝、唐宋時期、元朝、清朝等。

袁義達老師與夫人張美華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在今陝西西安即皇帝位，建都長安，漢朝宣告成立，史稱西漢，到公元220年曹丕稱魏帝，漢獻帝讓位，東漢滅亡，兩漢歷時422年。這時期的漢族所融合的周邊民族的數目和人數是歷史上最多的一次，是漢族第一次大融合時期。融入漢族的外民族包括北部的匈奴、鮮卑、高句麗等，南部的諸越族、南蠻、交趾等，西北的氐、羌、西域諸國，西南的叟、蜀、巴等族。

這一時期，漢朝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周邊的民族和國家無不嚮往大漢帝國，因此樂於與漢人通婚和雜居，並很快被漢化，成為漢族。漢民族能夠長期佔據統治地位，不間斷地同化融入其他民族，不斷地加強漢民族的凝聚力，這與漢民族繼承華夏族的民族協調、民族和親的政策和推行漢化政策有關。

民族間的通婚，上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炎黃兩大部落間世代通婚的時代，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周朝。其他各國貴族之間的和親通婚已經成為傳統的習慣，比如姬姓魯國與子姓宋國、嬴姓秦國與姬姓晉國的世代通婚。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族的各國與周邊的西戎、北狄、東夷、南蠻之間都存在這類通婚的現象和習俗。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統一了文字、統一了貨幣，並制定了統一的度量衡、廢除分封制等。漢承秦制，不但加強了民族和親政策，更重要的是推行了漢化政策，規定講漢語，統一用漢字。這樣，不同地區，特別是南北之間不能通話、講不同方言的漢族就統一在漢文之下，漢字的文化認同對於漢民族的內聚力、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國家的大統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漢字，就沒有漢民族”，也就沒有中國。以至於到今天，只要是中國人，不管在世界何地，講何種中國方言，或講何種外國語言，一看到中國字，特別是中國的姓，就會產生一種無形的親切感和認同感。

兩晉南北朝是漢族第二次大融合時期，西晉末，匈奴、羯、氐、羌、鮮卑“五胡亂華”，在北方先後建立了十六國。南北朝時，北方几乎為鮮卑族所統治，北魏孝文帝下令鮮卑族所統領的各姓部落一律改稱漢姓，北方地區的漢族一下就融入了大量的外族成員。除此之外加入的民族還有北方的高麗、烏桓、柔然，西域各族，西南的天竺、叟，南方的巴、獠、狸、蠻、溪、濮等族。這一時期，主要的變化是北方地區的中原漢族大量南遷江南地區，成為當地的大姓。當代中國南方著名大姓陳、林、黃等姓就是在這一時期南遷的。北方地區湧入了大量的鮮卑等族人，與當地漢人混居，形成新的華北地區的漢族，產生了一大批新的漢姓。

漢族第三次大融合時期是在唐宋，唐朝推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外族在朝中可以擔任要職，外族與漢族通婚十分普遍，從而加速了外族漢化的速度。這個時期融入的外族有：北方的鐵勒、突厥、回紇，西部的吐蕃、吐谷渾、羌、西域諸國，東北的高麗、百濟、新羅、渤海、契丹、奚、鮮卑，南方的安南、占城、南蠻、烏蠻、白蠻等族。這一時期，中原百姓幾次南下大遷移，聚集於贛浙蘇，開發了閩粵地區，形成了著名的漢族一個分支——客家人。中國的人口重心開始由北方向南移動，到北宋後期重心已經越過長江進入南方。從此以後，漢族姓氏在南方得到飛速的發展，形成了許多著名的大姓望族。

元人從貝加爾湖附近的蒙古東部興起，蒙古騎兵六次南下，最終滅了南宋，成為中華大地的統治者，建立了元朝，這是漢族第一次被外族排除出統治者的地位。當時漢族的張、王、李、趙、劉五大姓約佔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宰相伯顏曾一再向元順帝建議殺滅漢人五大姓，幸虧元順帝沒有批准，漢族最終逃過了一次滅族的大劫難。

元末天下再一次大亂，群雄起義，朱元璋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大明皇朝，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中國的政權再一次回到了漢族人的手中。明初的人口再一次急劇減少到6000萬，漢姓的數目達到2000個左右。中國姓氏在這次大的洗劫中又得到了一次大變革，吸納了來自西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康里人、畏吾人等血液，同時，蒙古人把西夏、高麗、契丹、女真、蒙古、吐蕃、安南、大理等人分散到全國各地，與漢人雜居，最後大部分外國人和外族融入到漢族之中，這是漢民族的第四次大融合。

清朝是漢族第五次大融合時期。清朝雖然再一次把漢族排除出統治者的地位，但清政府很快採取民族和睦政策，發展農業，人們能夠安居樂業。在其長達268年的統治時間，只有太平天國起義是一次大的全國性戰爭，除此之外，所有的戰爭都為局部的，規模有限，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中所發生的戰爭程度要小，危害也小。全國人口從清初的8000多萬，到清道光年間人口達到四億，這是清朝人口發展的一大特點。

清朝期間，北方地區的滿、蒙以及東北地區的其他滿洲八旗、蒙古八旗紛紛改用漢姓，西部和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在清政府“改土歸流”的政策之下，紛紛採用漢姓，各地漢化的速度加快，中國姓氏再一次獲得了充實和發展，姓氏數目達到2800餘種。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成立了推行五族共和的民族團結的中華民國政府，漢族和其他民族一起正式稱為“中華民族”。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國土上的56個民族，各族之間平等友好，互相自由通婚。漢字是全國通用文字，55個少數民族都有漢姓，目前正在使用的漢姓有4000個左右。

中國同姓人群的遷移和融合的歷史有力證明：姓氏文化所起到的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5000年中國姓氏的傳遞和演變，同姓人群的歷代分佈所表現出的一致性，以及中國人姓氏傳遞的穩定性在當今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2.96億的基數，調查全國四分之一的縣市，袁義達說，史無前例的巨大調查基數保證了這是一次精確的統計。能在兩年半的時間完成4100個姓氏的數據統計，袁說，這得益於中國許多地區對姓氏統計的重視。“有四分之一的縣市做了自己地區的姓氏統計，我們拿來這些數字后只要做個核查就行了，這給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在袁看來，對姓氏統計的重視，也是對文化的重視。“史學界認為，政史、地方史、祖譜是歷史的三大支柱。祖譜就是家史，而一個姓氏的傳承過程就是一個家的歷史。”袁說，他的新百家姓與傳統百家姓比起來，多了功能性，少了社會背景和社會地位的差別。 “這是一次完全按照姓氏大小排列的百家姓，而不像傳統百家姓那要把皇室貴族姓氏排在前面，”袁說，“我們要在新百家姓里體現現代關係。”

袁調查發現，中國最大的100個姓氏分佈體現了中國歷史人口遷移的脈絡，“一個大家族的遷移往往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動向。”而各大姓在全國的分佈也是不平衡的。 “在全國，姓氏排列前三位的分別是李、王、張，而在遼寧就變成王、李、張了，”袁舉例說，“而且在整個東北地區，大姓的分佈頻率很相近，這和東北地區現有居民多來自移民有關。而在東北，特別是瀋陽，小姓很多，這也是瀋陽姓氏一大特點。這些小姓多來自滿族改姓。”袁表示，他會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具體給不同地區的姓氏排序。“這些數據對地區的發源史有很大的參考價值。”袁說。

“一種文化的興起，會帶動一個新的文化產業的興起。”袁說，從這個角度來說，百家姓里還蘊涵著巨大的經濟效益。袁舉例說：“人都有尋找自己來自哪裡的心理，這幾年，文化旅遊、尋根旅遊也在慢慢興起。我想，這本新百家姓，能給這些行業提供重要的數據。” “不要以為百家姓這種古老的傳統文化沒有實際作用，這其中的經濟效益就看人們怎麼用了。”袁笑著說，“許多海外華僑尋找到自己祖輩的故鄉后，出錢修補自己的家譜，這個過程中，也會為當地帶去發展經濟的機會。”

袁還曾提出“百家姓里蘊涵著遺傳密碼的說法”。袁坦誠告訴記者：“許多學者認為，我把百家姓這種傳統文化學科與生物學里的遺傳學聯繫到一起，是瘋狂的。”袁說完后大笑。 “可如果你把每一個姓氏看做一個遺傳基因，那麼姓氏的遺傳和分佈，就可以體現一個國家基因的遺傳和分佈。”袁說。他進一步解釋，中國5000年文明史中，大部分是父系社會，中國人都隨父姓。而從遺傳學角度來說，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體，因此，Y染色體就同姓氏一起遺傳給他的後代。所以具有同一姓氏人群的Y染色體以及它所攜帶的遺傳基因很可能是一致的。 “所以我說，百家姓可以給遺傳學提供數據上的參考。百家姓這個學科，就像一個橋樑架在文化與遺傳學之間，這很有意思。”袁說。 “當然，中國的姓氏發展是複雜的，許多姓都有不同的來源。”袁義達表示，他的新版百家姓將包含姓氏來源的內容。針對袁義達“百家姓”里包含遺傳學的觀點，記者採訪了遼寧省民俗學會副秘書長，著名民俗學家齊守成。 “這倒是第一次聽說，”齊守成笑笑說，“姓氏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袁義達先生給百家姓帶來遺傳學的概念，也可算是一門新學科。但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姓氏來源是極其複雜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都可能影響到姓氏，一個大姓的來源有上百種，他們之間並不一定都有血源關係。”(本報記者曹雯雯)

袁義達的研究組在山西調查時發現了四個姓“難”的人。 “因為人數極少，而且這四個人不在同一個村，當時我們認為這個姓是筆誤造成，不具有統計意義。”袁說：“韓國文化署聽說我們發現姓難的人，異常驚喜，馬上組織了一個‘尋根訪問團’來到中國。韓國文化界認為，這個姓是韓國的根源。”袁介紹：“河南曾出土過一塊南北朝時期的石碑，記載一個鮮卑族官員的事迹，他的名字叫‘難樓’，‘難’姓隨鮮卑北遷，松花江當時也改名成了‘難江’，隨後，這些姓‘難’的鮮卑族才到了現在的朝鮮半島，韓國人認為這些鮮卑族人是自己的祖先。”袁說：“漢姓的遺傳也是漢文化的遺傳，它的影響不只在中國，而在整個漢文化圈。”從這個意義來講，袁把自己排百家姓的工作，看作一次“歷史性的研究”，他說，這也是他排這個新百家姓的初衷。

李自嬴姓，為顓頊帝高陽之後裔。堯時，皋陶曾擔任大理的職務，其子伯益被賜為嬴姓，其子孫按照當時的習慣，以官為氏，稱理氏。理氏改為李氏的說法有兩種。一種說法是：商紂時，皋陶後裔理徽因直諫得罪了商紂王而被處死，其妻契和氏帶著兒子利貞逃難時，因食李子充饑，才得以活命，便改姓李氏。另一種說法是：周之前未見有李氏，自從有老子姓李，名耳，因祖上世代為理官，理、李兩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為氏。王姓的構成主要有四大來源：子姓、姬姓、媯姓和外族改姓。第一支源齣子姓。商朝末年，紂王的叔父多次犯顏強諫，反遭殺害。其子孫因為是王子的後裔遂以王為氏，子姓王氏的歷史有3100年；第二支系自姬姓。東周時代，周靈王之子太子晉因直諫被廢為平民。時人因其是王族的後代便稱其為“王家”，從此，這支族人遂以王為氏。據估計全國有家譜的王姓90%出自姬姓王；第三支源為媯姓。這支王姓也有2300年的歷史；第四支源自外族。王姓大家族中融入了大量外族的血液。張姓的起源，可以推溯到遠古傳說時代。黃帝和妻子嫘祖生子名摯，又名少，少第五子名揮，官為弓(監管製造引箭的官)。他夜觀弧星，受到啟發，創製了弓箭，被賜姓“張”。“張”字本義為弓上弦。張氏還有一支是以祖輩名字為姓氏的。春秋時晉國有解張，字張侯，其後以祖父字為姓，從此晉國世代有張姓。還有不少人被賜姓改姓張。如三國時曹魏大將張遼，原姓聶，后改姓張。此外，非漢族人改姓張的也不少。

《中華姓氏大辭典》和《中國姓氏：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該書獲得十四屆中國圖書獎）以及當代百家姓排列成果，創建了中國姓氏群體遺體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