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皖起義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浙皖起義中，徐錫麟所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他實際上是整個浙皖起義的“總司令”。作為一位傑出的革命家，徐錫麟首先認識到會黨身上蘊藏著的巨大革命力量，會黨也就成為準備武裝起義的首選的依靠力量。當時浙江的會黨力量比較強大，活動也十分活躍。勢力較大的有哥老會系統的終南會、雙龍會、白布會、伏虎會、龍華會、平洋黨、烏帶黨等，此外還有青幫系統的私販黨。會黨人數雖多，但卻山堂林立，互不統屬，會規密約各不相同。為了把這股份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徐錫麟的辦法是先聯絡一部分會黨的上層分子，利用他們的聲望和影響來號召和發動下層群眾參加，並且力圖把各路會黨統一到光復會的旗幟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徐錫麟先到嵊縣，結識了“徒屬之眾，號稱萬人”雄據一方的平陽黨首領竺紹康，並贊其別支烏帶黨黨首王金髮為革命黨中不可多得之人才。后又到諸暨，義烏、東陽、縉陽，結識龍華會會首沈榮卿、張恭。在聯繫會首的兩個多月里，徐錫麟“晝行百里，夜止叢社”，其“刻苦耐勞，為人所不及”。通過徐錫麟的努力，光復會的組織得到擴大，浙江地區的革命形勢為之一新。“遊歷數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但徐錫麟對於會黨這股力量的思想認識水平卻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革命家。在聯絡會黨的過程中，他敏銳地認識到：“浙江會黨知識淺暗，非加以教練，以兵法相部勒，不能為用。”怎樣把這支散漫的、無紀律的力量轉變成為守紀律的、願為共和而鬥爭的力量？徐錫麟想出開辦“武備學堂”來訓練會黨骨幹的辦法。1905年9月22日，大通學堂在浙江紹興創辦。這是一所具有革命首創性的，革命黨人在國內建立起來的第一所訓練會黨骨幹的學校。“吾國各省秘密會黨之能接受正式軍事教育，蓋自此始。”大通學堂的建立改變以前光復會發展力量靠設立會館的方式，浙皖起義也就因此有了自己的基地和大本營，“大通學校遂成為草澤英雄聚會之淵藪”。徐錫麟還與陶成章一起為黨制定章程，規定：“凡本學堂卒業者，即受本學校辦事人之節制，本學校學生，成為光復會會友。”由於有了徐錫麟的努力，“光復會本部的事權，亦已由上海移於紹興。”徐錫麟也就成為光復會在國內的最重要的領袖之一。

隨著革命的進展，徐錫麟認為“紹地偏小，斷難有為，不如從仕途入手。”他希望能把清政府“新政”中所編練的新軍作為革命新的依靠力量，“欲革命成功，非握有軍隊不能達到目的”。后這種“捐官陸軍，謀握軍權”的計劃受阻后，徐錫麟又籌劃“以警察權代並謀陸軍學校及軍政司令等差使”的入官場之計。其原因有：

（一）徐錫麟有一表親是清廷要員俞廉三，曾擔任過過湖南巡撫、湖北學政，與清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位前任巡撫曾幾次代徐錫麟致函清浙江巡撫壽山，請其為徐錫麟等入日本陸軍學校以方便，后徐等入日本振武學校受阻時，俞又致電浙江新巡撫張曾敫，要其電告駐日公使陸大燮“謂諸人已改作官費，請其即速保送。”在徐錫麟謀入官場后。俞又為徐向湖廣總督張之洞通關節，並謀由張之洞出介紹信給直隸總督袁世凱，為徐辦理入官場之事；最為關鍵的是當徐錫麟進安慶，不受巡撫恩銘重用時；又是俞利用恩銘與其有師生關係，恩銘又系壽山連襟的背景讓恩銘改變的主意。因為有了這層關係，徐錫麟在安慶官場才如魚得水，提升甚快；這種人際關係是其他革命黨人無法企望的。

（二）從光復會的其他領導人的性格特徵來看，光復會會長蔡元培是一位“短於策略，又好學，不耐人事煩擾。”后又加入同盟會，遠去日本、德國，不再過問光復會具體會務。而陶成章長期活動於海外，其性格局量狹隘，不能容人，固少雄奇偉大風度。而秋瑾則是一女俠，既難伏眾，更難入官場。獨徐錫麟的性格謹慎敏捷、機智靈活、執著熱情。在危難時候能寵辱不驚，並且“目光遠大，熱心公益，克已從人，對待會友親如家人”，而這種性格又是深入虎穴必備的素質之一。”

（三）徐錫麟在鄉試中被列入“副榜”，取為“副舉”，俗稱“個個舉人”，而這種科舉功名也是入官場必須的。“蓋是時捐納限制較嚴，凡捐知縣以至道員者，非五貢出身不可”。

浙皖起義區別於同時代的革命起義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浙皖起義是兩省的聯合起義。為了浙皖起義的順利進行，徐錫麟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

（1）確立以浙江為主，秋瑾為負責人，安徽為輔，由徐負責的領導機制。1907年3月，徐錫麟與秋瑾在安慶會晤，這次會晤作出浙皖兩省聯合起義的決定，決定由秋瑾回浙江后，把浙江的會黨組織起來，成立“光復軍”；並由秋瑾確立“光復軍”的組織制度、領導分工；商定起義由浙江方面先發動，安慶起義成功后，再擬定攻取南京。後來在秋瑾的“光復軍”的計劃中，徐錫麟被推為“首領”；並把起義的聯絡地點定為上海的浙江會館，陳伯平、馬宗漢兩人為兩省聯合起義的聯絡人。

（2）擬定《光復軍告示》和“五條殺律”。《光復軍告示》趾，徐寫“余等懷抱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除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表現了對共和的憧憬。徐還與陳伯平、馬宗漢精心商定起義氣具體戰鬥部署、暴動暗號等。計劃先佔領撫署和安慶軍械

所，再圖后舉。

（3）倉促發難，慷慨赴死。浙皖起義以徐錫麟成功刺殺清廷巡撫恩銘，起義最後被鎮壓而告終。

對於這場旋起旋滅的起義，史家的觀點不一致，金沖及、胡繩武等認為這場起義“如同兒戲”；也有人認為：“我搞不懂，做這樣大的事情，卻只有兩個助手，沒有外援，如何能成得了事。”其實我認為這些評價是不當的，評價這場轟轟烈烈的起義如果脫離當時的客觀實際，是不能正確判斷浙皖起義的。在當時事機已經泄露的背景下，徐錫麟實際上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選擇前功盡棄，從前的努力化為烏有。這是為徐性格所不能容忍的。烈士在去安慶之前曾經對同志們說：“法國大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間不知流了多少熱血。我國在初創的革命階段，亦當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朵。我這次去安徽，就是預備流血的，諸位切不可引以為慘而存退縮的念頭才好！”這種大無畏的，為共和獻身的精神今天依然為後人所景仰。二是迎難而上，拚死一戰。徐作為當時最傑出的革命家，未嘗不知道敵眾我寡的道理；但為了遵守約定的7月6號起義時間，他不得不決定按時發難。正如陶成章事後所說：“烈士功業不遂，非戰之罪，時為之也。”在這兩難選擇中，徐最後選擇了後者，其悲壯的結局不禁給後人留下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嘆。

徐錫麟(1873-1907)，漢族。字伯蓀。浙江紹興人。1873年生。1901年任紹興府學堂教師，后升副監督。1903年應鄉試，名列副榜。同年以參觀大阪博覽會名義赴日本，於東京結識陶成章、龔寶銓，積極參加營救因反清入獄的章炳麟的活動。回國后先在紹興創設書局，傳播新譯書報，宣傳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復會。1905年在紹興創立體育會，后又創立大通師範學堂，規定入校學生均為光復會會員，參加兵操訓練。同年冬赴日本學軍，因患眼疾未能如願。1906年歸國，赴安徽任武備學校副總辦、警察處會辦；1907年任巡警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監督。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閨瑾，字璇卿，號旦吾，乳名玉姑，東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別號）競雄，自稱“鑒湖女俠”，筆名鞦韆，曾用筆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福建閩縣l（今福州），其蔑視封建禮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蘭、秦良玉自喻，性豪俠，習文練武，曾自費東渡日本留學。積極投身革命，先後參加過三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聯絡會黨計劃響應萍瀏醴起義未果。1907年，她與徐錫麟等組織光復軍，擬於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時起義，事泄被捕。7月15日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

浙皖起義影響是巨大的，原因是它一方面刺殺的是清廷封疆大吏，位及巡撫的恩銘。一方面是它發動的地點在安慶，紹興，這些地區都是清王朝的重地。這場起義的偉大意義主要有：

（1）沉重的打擊了清朝統治，使之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恐慌引見人員有如徐錫麟‘故事’；下諭‘暫停引見，改由內閣欽派王公大臣驗收’。”“陸軍慮，誰不自危。”兩江總督端方還電告鐵良：“吾等自此以後，無安枕之日”。

（2）加速了立憲的進程。立憲黨人認為“皖案”是專制主義的產物；“與其學無附和革命之人，而至惶惶不可安枕，毋寧實行立憲，使一二具有能力之人怡然自靜，則不但暗殺之事不再見，雖欲使之為亂而不可得也。”奕劻也乘機入奏“欲弭革命，捨實行立憲，另無良策。”清廷遂於1907年下“預備立憲”的上諭，立憲黨人在國內興起一股立憲的浪潮。

（3）激勵革命黨人的鬥志，探索起義的新途徑。陶成章聞徐錫麟犧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絕，三日不爽，初萌灰念，繼而忽擊案曰：大丈夫豈可如此耶，意欲代友復仇。”熊成基得悉徐錫麟被殺害后，“悲憤殊甚，誓為復仇”。浙皖起義失敗后，正如章大炎指出的：“光復會比同於同盟會，其名則隱，然安慶一擊，震動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啟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為之也。”而浙皖起義實際上是開創一種革命的新模式。徐錫麟打入官場，謀圖掌握“清末新政”中建立起來的巡警和新軍，預見到新軍可能是清廷的“掘墓人”；這在當時是具有前瞻性的。安慶起義是利用巡警學堂的學生軍發動的，雖然失敗，但卻是意義深遠。它開始擺脫從前單純依靠會黨起義的舊模式，把目光開始轉向新軍，後來正是由於有了這種轉變，辛亥革命才得以成功。如肖時杭州新軍的呂公望等人，在杭州積極在新軍中發展力量，欲習徐錫麟之故事，以圖再舉。果然三年以後，武昌首義成功，徐錫麟的英勇舉義“為光復史中構造一最重大之紀念。”

這場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意義深遠，總結這次起義失敗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其失敗原因主要有：

（1）單純地依靠會黨力量。會黨雖然勇於反抗，但卻散漫不羈，難以約束，不能倚之為克敵制的主力。孫中山就曾喟然嘆息道：“彼眾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浙皖起義本來是計劃浙江會黨為主國和的，起初起義日期定於六月中旬。但只到四月中旬，嵊縣烏帶首領裘文高就不得命令，招台州義勇在嵊縣西鄉舉義，後為官兵所迫，退入東鄉境內。七月六日的起義約期下達后，金華、武義等地的會黨紛紛行動起來，風聲外傳，未及起義即為各地的官府破壞，起義的計劃泄密，大通學堂危在旦夕；而沒有浙江方面的支持，安慶起義就顯得孤掌難鳴，孤立無援了。

（2）浙皖起義缺乏配合，缺乏協調。徐錫麟過於相信個人的力量，看重個人的活動，而忽視了組織的作用。正如陶成立章所說的：“蓋浙人素多個人性質，少團體性質；其行事也，喜獨不喜群，既不問人，亦願人之不彼問。”在1907年的安慶，實則有很多可以聯合的力量。如同盟會活動的安徽公學，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岳王會；岳王會的主要領導人柏文蔚、林述慶、常恆芳在新軍里有相當的力量。但徐錫麟雖然在起義前和當地的新軍有一些往來，但並沒有同岳王會建立正式的聯繫。常恆芳事回憶中說到：“有一個星期天，警察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我當時剛走到街上，就聽說警察學校放了炸彈，撫台受了傷。”由此可以看出徐錫麟的起義計劃岳王會事先是沒有預聞的。甚至連當時活動於安徽的光復會另一首領陶成章“以錫麟求進過速，疑為功名心重，宗旨不定”而不敢與之主動配合。這種企圖高一呼，就有八方支援的起義是很難成功的。

（3）也與偶然因素有關。浙皖起義的風雲突變同當時兩江總督端方破獲南京新軍暴動，抓獲會黨人物葉仰高有關。葉最後供出光復會已經有叫光漢子（即徐錫麟的化名）的已入安徽官場的消息，端方遂電告恩銘查捕。這種意外情況讓徐錫麟猝不及防，繼續在安慶官場潛伏下去、而保不被發現的可能性已經是微乎其微了。另外徐錫麟原擬定把巡警學堂的畢業典禮定於7月8日舉行，但這一天恩銘卻要參加其幕友張次山的母親八旬壽誕，他要徐錫麟將巡警學堂畢業典禮提前在7月6日號舉行，而巡警學堂內部的滿人顧松更是從中作梗。這一起義時間的變更是打亂了徐錫麟原來的部署，使其失去迴旋餘地，使起義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地步。這些偶然因素的變化使得本來有把握、有準備的起義變成一次冒險的、僥倖的起義，它失敗的結局也就更成為必然。

註釋：

徐和雍著：《徐錫麟》，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1頁。

浙江嵊縣文史資料，1985年第二輯，第211頁。

陶成章：《徐錫麟傳》，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本《辛亥革命》（三），第56頁。

馮自由：《光復軍大元帥徐錫麟》，《革命逸史》第五集，第69頁。

《徐錫麟史料》，《紹興文史資料》第四輯，第10頁、第31頁、第90頁。

馮自由：《光復會》，《革命逸史》第五集，第56頁。

陶成章：《浙安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本《辛亥革命》（三），第28頁、17頁。

陳魏：《光復會前期活動片斷》，《辛亥革回憶錄》（四），第27頁。

金沖及、胡繩武著：《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頁。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頁。

常衡芳：《記安慶岳王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第439頁。

《徐錫麟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