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富忱

沐浴浸潤新舊思想熔爐

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張富忱生於寧津縣杜集鎮張學武村。

當時的張學武村，共有一百來戶人家，且幾乎都是同姓同宗，舊式的宗族觀念非常強。張富忱家既耕田經商，也讀書識字，算是村莊較為殷實的人家。

寧津縣很早便以雜技知名。莊稼歉收的年份，一些雜耍藝人便組成隊伍，於逃荒途中表演技藝，藉此養家糊口。久而久之，雜技便成了當地的一大民俗特色和文化傳統。幼時的張富忱，便和雜技結下了不解之緣。每逢農曆九月，他都要跟隨父母到黃鎮(今屬保店鎮)趕雜技廟會。保店鎮和河北吳橋相鄰，兩縣的雜技演出時常於此舉行。

黃鎮九月雜技廟會，約始於明代崇禎年間，結束於日寇入侵的1940年，前後歷時300餘年。廟會舉辦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藝人，競相在此擺攤獻藝，熱鬧非凡。當地便有“不趕九月會，不算生意人”的說法，此時也是張富忱最期盼的時刻。廟會上形形色色的商販、五花八門的可口小吃，尤其是活靈活現的傳統藝術，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張富忱的足跡，時常駐留在畫風粗獷、做工細膩的臉譜前，說書人行雲流水的鼓板旁。而那些雜技表演小攤，更讓他流連忘返，心生嚮往。

張富忱從旁人口中得知，那些賣藝為生的人，大多數是逃荒無著落的可憐人。他跑到說書人的家中，和他們交朋友，學描寫人物的書帽套子。在和傳統藝人交往中，對傳統民間藝術的熱愛和認同，深植於張富忱幼小的心靈。後來張富忱領導抗日武裝，以文藝作為抗日武器，以至建立中國雜技團，都與此頗有淵源。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是新舊思想激烈碰撞、融合的動蕩時期。在魯西北的廣袤平原上，既有傳統藝術的綿延不衰，也有新潮思想的生髮萌芽。

張富忱的族兄張近英，便是當地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前夕，他在保定育德中學讀書求學。育德中學不僅是教書育人的搖籃，更是革命暴動的機關。光緒三十二年，同盟會河北支部的主盟人陳幼雲，聯絡13名同志創辦了育德中學。在他們的努力下，這所中學成為河北同盟會的總機關、保定革命活動的中心。張近英入學后也加入了同盟會，並在寒暑假期間，在家鄉組織起鐵血會，秘密來往於天津、北京、保定、寧津之間，運輸軍火，策劃起義。

張近英在寧津宣傳革命思想，引起了守舊勢力的恐慌。張近英又密謀驅逐寧津縣令，建立革命政權，更讓他們憤恨不已。消息泄露后，縣令派人包圍張學武村，但終未捕獲張近英。

辛亥革命爆發后，清帝遜位，民國建立。不久，張近英從保定回到村莊，召集鐵血會員千餘人，召開“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同樂大會”。他在村中懸燈結綵，將牆壁貼滿標語，宣傳三民主義思想。他還用三張桌子摞起來當講台，發表了熱情洋溢的革命演講。

一股思想新風迅速吹遍寧津鄉野。張近英在家鄉興辦新政，設立學堂，領著學生唱革命歌曲。他還號召男人剪辮，女人放足。他首先把自己的辮子剪去，還動員二女兒帶頭放足，這成為鄉間熱議話題，一時效仿者和非議者皆無數。一些遺老遺少，對張近英的做法嗤之以鼻，還編順口溜來哂笑嘲諷:“五色旗沒有邊，中華民國鬧不了幾天。”

此時的張富忱上過私塾，粗通文墨，對新穎之物有天然的好感。張近英不同常人的言行舉止，以及他帶來的新式物件，讓張富忱大開眼界。沐浴於新舊思想之熔爐，張富忱熱愛傳統藝術，又嚮往新潮事物。而走出閉塞故鄉、放眼外部世界的念頭，在他心中逐漸悸動起來。

聲援五四兩次被捕入獄

促使張富忱離開故鄉的動力，其實是饑寒交迫的生活。

因為田地紛爭，張富忱的父親抑鬱而死，張家也家道中落了。1915年，年僅12歲的張富忱由父親生前朋友介紹，來到天津，在北馬路北門西“雙順成東洋雜貨庄”內做學徒，學做生意。

當時的學徒，其實是給師傅當牛做馬的奴僕，不僅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學徒期間收入還要全歸師傅。三年學徒期滿，張富忱每月能掙一元薪金，他節衣縮食寄錢補貼家用。

無事之時，張富忱喜歡讀書看報，對外部形勢、國家命運尤其關心。

1919年，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爆發。消息傳到天津后，當地學生群起響應。學生們手持小旗上街遊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條”“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等口號。當遊行隊伍經過東洋雜貨庄時，張富忱從櫃檯后投出的眼神，滿是感動和欽佩。

張富忱開始主動聯絡遊行隊伍。經人介紹，他加入了天津愛國團體“救國十人團”。張富忱所在的商店，是專賣日貨的買辦企業。他憤怒地搗毀洋貨，被老闆辭退。

“救國十人團”總代表、愛國資本家宋則久聽說張富忱因抵制日貨被辭退後，便先介紹他去賣進步報紙，以維持生計。第二年元旦，宋則久又介紹張富忱到“天津北馬路國貨售品所”工作。這個售品所不僅銷售國貨，還組織劇團、英語班、商業研究班、廣告設計部、唱詩班、武術球類班，是一所門類齊全的實驗學校。宋則久根據張富忱的特長，讓他擔任廣告設計、社會交際和走街賣貨。張富忱一邊努力工作，一邊繼續從事救亡運動。他發起成立“中華青年堅決救國團”，並被推選為團長。

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天津的愛國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隨著反帝愛國鬥爭的日益高漲，也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憂慮和警覺。1920年1月23日，張富忱在參與救亡運動時，和天津國民大會的請願代表南開中學教師馬千里一起被逮捕。四天後，宋則久聯合王卓忱等人，集合天津各界市民五千多人，在南開廣場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高呼口號，散發傳單，要求放人。天津警察廳於28日，將各愛國團體查封，宣布各界聯合會、救國十人團、國民大會等為非法組織，勒令立即解散。此後形勢急轉直下，29日學生聯合會包括周恩來在內的26名革命者被捕。為了營救被捕代表，天津多單位聯名簽字，向北洋政府具保，這才釋放全部被捕代表。

出獄之後，張富忱辭去天津工作，輾轉來到了東北哈爾濱。他在這裡宣傳愛國救亡思想，又被奉系軍閥以“鼓動作亂”為由逮捕下獄，后經多方營救方才出獄。

出於愛國赤誠卻兩次入獄，給張富忱巨大的打擊。他清醒地意識到，單純靠著一腔熱血沸騰，並不能改變混沌的現狀。他決定報考軍校，投筆從戎。

投筆從戎無奈返鄉自治

1925年，此前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倒戈推翻直系政府的馮玉祥，接受了段祺瑞執政府委任的“西北邊防督辦”職務，前往張家口上任。他在李大釗和蘇聯顧問團建議下，在張家口興辦了“西北陸軍幹部學校”，招收具有反帝愛國思想的進步青年，以期從精神層面將西北軍打造為一支反帝愛國之師。

當年冬，張富忱考入西北陸軍幹部學校。半年學習后，他轉入愛國將軍方振武的“國民第五軍軍事學校”宣傳隊工作。

1926年9月，馮玉祥率西北軍“五原誓師”，發布《五原誓師通電宣言》，曉喻中外，宣布將部隊改組為國民革命軍。接著，他揮師西進，過寧夏，出陝甘，然後挺進中原，與北伐軍勝利會師。

張富忱懷著激動的心情，跟隨西北軍轉戰各地。他先後任方振武部中尉宣傳副幹事、國民五軍政治部少校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四軍團上校委員。正當張富忱躊躇滿志之時，他的上司方振武因參與反蔣，被蔣介石召回南京，關押於陸軍監獄。張富忱雖然於此無涉，但聞聽此訊，頓覺心灰意冷，毅然離軍歸鄉。

回到故土后，張富忱入鄉隨俗，穿起粗布衣，抗起老鋤頭，挑起舊水桶，變身鄉間人。他和群眾一塊幹活，一起休息，閑暇就談心事聊家常。村民們驚訝地說:“富忱變了，比以前老邦(寧津俗語，意指老成持重)了。”

其實張富忱有自己的打算。他曾在湖南工作，對當地農村協會印象深刻。後來隨軍到過山西，參觀過山西都督閻錫山發起的地方自治組織“洗心社”。他想在村莊搞鄉村自治，帶動百姓致富覺醒。

張富忱隨即在村中宣傳，發動百姓:“我村一百多戶、只要團結起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只要一年工夫，就可改變村中面貌。”

1930年1月，張富忱組織召開村民代表大會，提出治理村莊的意見，還產生了“張學武庄村治籌備委員會”。籌委會成立后，首先對全村土地，入學人口作了統計。接著，籌委會將村中小學男生班改為中山小學，將村莊神廟改為女子學校，讓女孩也能入學讀書。他還請進步人士講課，民間藝人說書，雜技藝人表演，豐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在村治協會領導下，全村氣象一新，張學武村還被評為全省模範村。

以文藝為矛發動抗日救亡

正當張富忱有條不紊地推動鄉村自治時，中國的民族危機正不斷加深。

1935年，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將華北主權拱手相讓。但在第二年11月，國民革命軍傅作義部取得百靈廟大捷，消息傳來，全國沸騰。

寧津旅津同鄉會在張富忱提議下，以本縣三十萬人民名義，發起向傅作義軍獻旗的倡議。旗幟的設計工作，交給了張富忱來負責。他經過研究，決定以鮮紅的綢緞子為底料，仿照湘繡綉上“醒獅”怒吼畫，象徵全國民眾對侵略勢力的怒吼。旗幟反面綉有“國魂”二字，上款寫“獻給為民族解放奮鬥的傅軍長和全體將士”，下款為“河北省寧津縣三十萬人民敬獻”。旗幟製作完工後，由張富忱送往前線。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民族抗戰開始。張富忱在故鄉組織抗日武裝力量，並將此前創立的抗日救國會，於1938年青年節改組為中國抗日鐵血團。

“鐵血團”抗日的一大特色，是吸收了一批文藝人員參與其中。他們採用大鼓書、快板書、說唱雜技等形式，在所到之處宣傳抗日政策，發動民眾參加抗日鬥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七七事變爆發一周年之際，鐵血團在河北南皮縣召開抗日紀念大會，當時有數千人參加。其中“鐵血團”的畫報、標語格外多，引得臨近百姓駐足觀看。

在晉冀魯豫邊區，張富忱發揮擅長繪畫、懂得文藝的優勢，在普及牆畫發動抗日救亡方面成績突出。他曾就地取材，利用石灰、紅土、槐豆水、藍靛水等簡單顏料，創造了五彩顏料，畫遍隊伍經過的大小村莊。這些生動的牆畫，不僅宣傳鼓舞了群眾，而且還為瓦解日軍、爭取偽軍發揮了一定作用。他在莘縣觀城鎮一家地主的磚牆上，畫了一幅《家族在哭泣》的牆畫。牆畫描繪了日本兵家屬在故鄉悲痛哭泣，盼望遠在中國戰場的兒子、丈夫或父親早歸故鄉的場面，形象逼真，感染力強。有些參加“掃蕩”的日軍士兵看到該畫后，竟然落下了思鄉的淚水。

張富忱還編寫了《宣傳技術百種》一書，講述如何利用繪畫、雜技等傳統藝術，服務於抗日救亡運動。

為了加強抗日力量，張富忱要求八路軍將抗日鐵血團改組為正規軍。在智取寧津縣城時，張富忱就對八路軍表達了此項意願。八路軍上級決定，由派往冀魯邊區參與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馬國瑞與張富忱面商改組事宜。

1938年8月1日，中國抗日鐵血團正式改編為津浦支隊教導大隊，張富忱被任命為大隊長。從此以後，“鐵血團”便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1942年7月1日，張富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由武轉文矢志雜技發展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先在北平的文藝工作者以及在華北根據地解放區和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逐漸彙集到北平。在一場文藝工作者的茶話會上，郭沫若提出“發起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成立新的全國性的文學藝術界的組織”的意向，得到全體與會者的贊同。接著成立籌備委員會，確立了大會召開的相關事宜。

7月2日，張富忱作為冀魯豫邊區的文藝工作者代表，出席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

九天後，張富忱和60多位與會代表，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聚會。大家一起談心，交換曲藝改革的經驗，討論編寫和演唱新曲藝。他們決定，策劃籌備成立曲藝界自己的組織，而張富忱負責的就是雜技組織。

當年10月2日，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成立(后改稱戲曲改進局)，其中就設立了雜技小組，由張富忱擔任組長。當時在張富忱眼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出訪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展現中國絢麗多彩的傳統文化。張富忱迅速聯絡民間雜技藝人，臨時組建起中華雜技團(中國雜技團前身)。1950年，張富忱率雜技團出訪，在各國表演中國的雜技藝術，取得圓滿成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戰場。次年3月，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成立。委員會決定派慰問團赴朝鮮演出，慰問前線浴血奮戰的志願軍戰士，其中張富忱任“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總團曲藝服務大隊”政委(副政委劉大為，大隊長連闊如，副大隊長侯寶林、曹寶祿)。3月16日，他們啟程奔赴朝鮮。在朝期間，演員們不畏艱險，深入前線，編演了一批反映戰鬥生活的新曲藝節目。張富忱帶領雜技團，為前線戰士和朝鮮百姓奉上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出。

當年5月，張富忱回國擔任中國試驗曲藝團團長兼政委。

1956年，張富忱帶領中直機關文化幹部隊伍，支援貴州省文化建設。他經過調研，發現這裡沒有國營雜技團體，而群眾卻對雜技喜愛有加。為填補這一空白，他到全省進行調查摸底，準備籌建貴州雜技團體。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張富忱把在貴州境內演出的原山東馬戲團、山東馬戲京劇團、京都馬戲團整編為貴州省工農兵雜技藝術隊一、二、三隊。1958年下半年，貴州省、貴陽市和遵義市三個國營雜技團體相繼建立，張富忱任貴州省雜技團首任團長。雜技團成立后，他帶領演員在雲貴高原崎嶇山區巡迴慰問演出，用近兩年時間走了兩萬三千里，將雜技藝術送到了百姓家中。而他組建的雜技團，也被譽為高原藝術輕騎兵，“貴州的烏蘭牧騎”。

1983年6月，80歲的張富忱在貴陽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