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國

方國或方國部落是指中國夏商之際時的諸侯部落與國家。現今學者對這些方國的認識主要來源於商朝晚期的殷墟遺址出土的甲骨卜辭，卜文中多以“X 方”的形式稱呼這些部落國家，所以稱作“方國”。

“方國”一詞最初由孫怡讓在《契文舉例》中提出。《周易·既濟》篇載，“方，國也”。“方”便是“所有的國”，甲骨文中稱為“多方”。在甲骨卜辭中，有稱為“X 方”的國，又有不稱“X 方”的國。

狹義的方國僅包含那些稱為“X 方”的國，而廣義包括所有的與中原王朝對稱的國。多數方國規模較小，僅僅是一些原始的氏族部落，但還有少數方國規模較大，已經具備了完善的國家機構。如土方、羌方、周方等大的方國甚至達到了能與當時中原共主王朝夏朝與商朝平等抗衡的規模。他稱，其中與商族敵對的方國的名稱多為貶稱，而與商族友好的方國的名稱多為中性名稱。

判斷甲骨卜辭中的國名是否屬於廣義的方國主要根據以下 8 種標準：

1.

甲骨文中稱方的，“X 方”、“方 X”；

2.

甲骨文中稱爵的，“X 侯”、“侯 X”、“X 白”、“白 X”、“X 子”、“子 X”、；

3.

甲骨文中稱子的，“X 子”、“子 X”；

4.

甲骨文中記載與殷商發生過大規模戰爭的；

5.

甲骨文中稱王的，“X 王”；

6.

甲骨文中記載的國名與考古材料對證的；

7.

甲骨文中記載的國名與西周金文等早期傳世文獻對證的；

8.

另外增加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容成氏》中記載叛商后被周文王平服的九國。

也有學者把這種聯合體稱為“部族國家”或“聯合城邦制國家” 。所謂“部族”，是指由原始時代的部落組織衍變而來的、以血緣（族姓）聯繫為基礎的社會集團，它是中國國家的早期形式，實際是以殷商為中心的方國聯盟。商王國時代的部族很多，卜辭中大多稱之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會集團。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是從黃帝開始的。黃帝擒殺蚩尤，打敗炎帝，在河洛建都立國，五帝時期國家的性質實際上是一種“聯邦制”，是由眾多城邦、農村組成的。無論以河洛為中心的中原地區，還是四夷之地，均是邦國林立的局面，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

繼黃帝之後，顓頊、帝嚳、堯、舜、禹相繼為天下共主。這一時期，君主即位實行的是所謂的“禪讓制”，實際上這些君王都來自黃帝族，是世襲制的一種原始形式。君王的權威雖來自於個人的能力，但更需要各方國的擁戴。

夏、商、周三代，河洛一直是王畿，在王畿內的各城邑是由眾多諸侯統治的，這些區域構成了一個個方國。這些方國中，較重要的有費國、滑國、甘國、鄔國、蔿國（wěi guó）、莘國、程國等。

費國在夏初立國，故地在今偃師緱氏鎮東南及府店鎮一帶。西周初年，周王室滅掉費國，在此建立滑國。春秋時期，滑國被秦國所滅。1962 年，考古工作者對位於府店村東北的滑國故城進行了初步發掘，發現該城城垣呈弧形，平面略作長方形，面積為 140 萬平方米。故城附近的文化遺存極為豐富，有仰韶、龍山文化及夏商遺跡。1963 年滑國故城遺址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甘國始建年代不詳，為有扈氏居所，其故地在今宜陽縣境內，禹去世后，啟襲王位，有扈氏不服。啟率軍與有扈氏大戰於甘，誅其君而並其國。春秋時期，襄王封其弟叔帶為甘公，重建甘國。不久，叔帶因叛亂被殺，甘國滅亡。

劉國為夏代劉累的封國，位於今偃師緱氏鎮西南劉澗河畔。經考古發掘，證明劉國故城位於陶家村北，劉澗河西岸的沙洲之上，城東、西、北三面以崖代牆，南牆為夯土建築，遺址中發現有建築材料和陶器。

鄔國封國時間不詳，故墟在今偃師市大口鄉。原為鄭國的方國，后入周王畿，亡於子朝之亂。

蔿國故墟在今孟津縣，原為鄭國的方國，周桓王取之以為屬國。周惠王時，蔿國支持王子頹之亂失敗后，國君逃至楚國，蔿國滅亡。

莘國故墟在今嵩縣，這是伊尹的故國，亡於商周之際。

程國故墟在今洛陽南部，為重黎的後裔伯休甫的封地。春秋時期，程國國君曾參與盟會，滅亡時間史書沒有記載。

除以上方國外，在河洛地區還有塗山氏、孟塗氏，以及伊洛陰戎等建立的酋邦王國。戰國時期，方國林立的局面逐漸消失。周滅亡后，秦以河洛地區為三川郡，並廢除封國制度，實行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周王室和洛邑周圍的諸多方國均灰飛煙滅。

田昌五先生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漢“帝國”的發展模式，其族邦的概念，在反映先秦國家中宗族特性方面有其獨到之處，但商周時期的國家結構，並非全處於族邦或邦國這一層面，在存在著邦國的同時，還存在中央王國或稱中央王朝與地方邦國、諸侯的關係問題，所以從族邦到帝國的框架，也有不盡人意之處。蘇秉琦先生“古國－方國－帝國”的模式框架，在反映先秦國家形態演變的階段性上，有其合理性，但“古國”、“方國”詞語本身卻是不規範的，帶有主觀隨意性。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所以，方國時代是產生大國的時代。也為統一大帝國的出現做了準備。不過，方國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

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方地區的良渚文化等，是最典型的實例”。蘇先生的“古國”“方國”的概念，似乎與通常人們所使用的“古國”“方國”詞語的意思有所不同，就約定俗成而言，“古國”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國，也可以指夏商以來古老的國家，所以，“古國”一詞本身並不能特指最初的原始的國家。而“方國”一詞，一般是指夏商周時期與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國相對而言的各地方的國家，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對於夏王朝來說是方國，但在滅夏以後，商就不能再稱為方國了，而已成為取得正統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國。周也是如此，滅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國，可稱為“周方國”，滅商后，取代商的正統地位而成為中央王國。所以，蘇先生的“方國”概念，與商周史學者們所使用的“方國”也是不同的。

蘇先生的“古國”、“方國”這些辭彙，若不放在他的說明下來使用，是很難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義上的“古國”“方國”的概念相混淆。此外，蘇先生說“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說“方國”是大國。但又說“方國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是最典型的實例”。也就是說，在時間上，所謂“方國”階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來文明成熟的階段，但又不限於這一階段，因為它“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在級別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國為代表，但又不限於此，因為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實例”。這樣，我們就不知道所謂“成熟”“發達”“高級”的標誌是什麼？這似乎也有點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觀隨意性。

剔除上述諸說之不足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筆者認為，中國古代進入文明社會以後的政治實體的演進應更規範地表述為：邦國－方國－王國－帝國四個階段和四種形態，中國古代最早的國家（或可稱為初始國家）是小國寡民式的邦國，邦國後來直接領導周圍聚落、小城邦發展為方國，中央方國實力不斷增強最後其他方國成為附屬，王國就產生了，王國以後，通過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並擁有附屬王國便走向了帝國。

方國較史前的“分層社會”（也有人稱之為“聯合城邦”，筆者稱之為“中心聚落階段”），其最顯著的區別是強制性權力機構的出現，而方國與王國的區別則在於有無王權的存在。王權是方國中強制性的權力經過一個發展過程后，進一步集中的體現，只有王權的出現才使得權力系統真正呈金字塔式結構。

徠在王國中，君王位於權力的頂點，王與臣下的差別是結構性的、制度化的，根據夏商周諸王朝的情況看，這種王權還是在家族或宗族的範圍內世襲的。由於王權的世襲性、結構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權的“正統”意識和“正統”觀。對於這種中原王朝和王權正統觀的起源、歷史作用、春秋戰國時期它對諸侯國的影響，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國最早的方國出現在夏代之前，相當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而龍山文化之前的早在 5500 年前的紅山文化就已經出現最早的邦國。龍山時代在各地出現大量的城址，根據對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龍山文化城址的發掘，在城內發現有不止一處的宮殿宗廟之類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特別是陶寺遺址，不但發現有大規模的城址、城內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而且還有大量的能說明貧富分化、等級、階層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書陶文、小件銅器、龍盤、鼉鼓、特磬、玉鉞等。我們知道，一個龐大的城垣，需要大規模地組織調動大量的勞動力，經過較長時間的勞動才能營建而成；而城垣之內宮殿宗廟之類的大型房屋建築，也需要動員眾多的人力物力之資源，這一切都顯示出在其背後有完善的社會協調和支配機制來為其保障和運營，也就說，龍山時代的城址及其城內的大型建築並不是為該地域內整個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為貴族中的上層及其附屬人口的居住所營建，但卻有權調動和支配整個聚落群的勞動力，顯然這種支配力具有某種程度的強制色彩。這種帶有強制性的權力與當時社會劃分為階層或等級相結合所構成的社會形態，是不同於史前的“分層社會”或被稱為“酋邦”的社會形態的，依據筆者關於國家形成的兩個標誌的劃分－階層、等級或階級的存在和強制性權力機構的設立，和對周圍邦國和聚落的領導與強大影響力等。龍山時代的陶寺遺址已進入方國社會。

龍山時代之後是二里頭文化時期，亦即中國歷史第一個王朝夏王朝時期。自夏朝開始，古代中國進入了國家形態中的王權、王制、王國階段，歷經夏商周春秋，到戰國時則屬於由王制向帝制、由王國向帝國的轉變時期，從秦漢開始中國歷史進入了帝制帝國時代。

龍山時期的邦國，在黃河流域出現的是一批而非一個，它們散處各地，呈現出邦國林立的格局。這就是史書中所說的堯舜時期“萬國”的情形。萬國萬邦之萬，只是極言其多，不必實指，但當時眾多族落與小國錯綜雜處，分立各地，應為實際狀態。並且其中一個最強大的邦國領導周圍小城市與聚落等形成數個方國。這種狀態與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聯繫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與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相聯繫的。

中國最早出現在黃河流域的邦國文明處於多元多中心的格局，而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卻只出現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這是何故呢？筆者以為這正是由邦國走向王國的機制問題。在筆者看來，邦國經過某種程度、某個時期的發展，就有走向王國的趨勢和可能，但將這種趨勢和可能變為現實，又是有條件的。筆者曾指出，王權有三個來源和組成，即王權來源於族權，來源於宗教祭祀權，來源於軍事指揮權。

誠然，宗教祭祀和戰爭在邦國形成的過程中就起過重要的作用，是國家起源中的兩個重要的機制，在由邦國到王國的發展過程中，這兩個機制依然發揮著作用，特別是其中的戰爭的作用此時尤為重要。而中原地區的地理條件決定了這一地域為四方會聚之地，也是諸族落邦國衝撞最激烈之地，這一方面使中原地區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同時也使中原成為戰爭和衝突最顯著的地區。在古史傳說中，無論是炎黃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還是炎帝與黃帝的阪泉之戰，或者是共工與顓頊、高辛氏的爭帝之戰等等，都發生在中原地區；即使堯舜禹對於三苗之戰，也是中原對於長江中游的戰爭。中原地區在各地諸多的邦國中率先走向王國是由其地理條件決定的，中原的地理條件決定了這一地域的對外戰爭遠較其他地區激烈和持久，戰爭使得邦國中萌髮狀態的王權獲得了發展，促使了由邦國走向王國，這就是作為第一個王國亦即原生形態的王國誕生時的環境與機制。

夏王國誕生之後，天下就出現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其政治實體是多個層次並存，既有位於中原的王國，也有各地的邦國，還有尚未發展為邦國的史前不平等的“複雜社會”（即“分層社會”）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會。由於王國與邦國相比，在政治實體發展的程度上，王國位於更高的層次，而且有些邦國與王國還有從屬、半從屬或同盟的關係，有些處於時服時叛，但中原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已經形成，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王國位於最高的頂點，所以，此時再用邦國或族邦、城邦、城市國家等來代表這一階段的國家形態，就不如用王國更為合適。

位於中原的夏王國是在與周圍的諸邦國的衝撞與競爭中崛起的，而夏王朝的建立又對諸邦國走向王國的發展速度有某種程度的抑制作用。何以言之？因為夏王朝的建立，也就在天下建立了一種新的秩序，這就是《禮記·禮運》所說的“家天下”，它一方面要求王權在王族中世襲，同時也把夏王國與諸邦國之間的不平等納入了禮制的範疇，夏王國為了維持自己政治中心的地位，也為了維護天下的安寧和秩序，並不希望各地的方國即邦國的實力和其政治權力結構獲得太大的發展。這種對以夏王朝為中心的“家天下”新秩序的維持，就客觀上是對諸方國邁向王國步伐的抑制。然而，抑制只能減緩發展的速度，並不能完全阻止諸方國由邦國走向王國。在夏代後期，作為方國的商，不但逐漸走向了王國，而且在成湯時還推翻了夏，取而代之，成為新的中央王國。在商朝晚期，周的情況也是這樣。需要指出的是，夏朝晚期時，在諸方國中由邦國發展為王國政體的也許不只是商國一個，但成湯的商國肯定是其實力最為強大者。在克商之前的周文王、武王時期，作為小的王國而存在的也不會僅僅是周一國，但此時的周在諸方國中最為強大，也是不爭的事實。此外，中央王國對各地方國的發展有抑制意圖，但與中央王國有關係、有交往的諸方國乃至部落，在其發展過程中又不可能不受中央王國、中原地區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講，商王國的出現，商取代夏；周王國的出現，周取代夏，都分別是在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影響下進行的。

以王權為特徵的王國，在政治體制上屬於君主制政體。這種君主制政體的權力結構雖然以王權為頂點有相對集中的一面，然而，在早期歷史的條件的限制下，早期的王權是不能和後來的專制君主擁有絕對和無限的權力相比擬的。首先，早期王權是通過神權來表現的，在商代，商王是通過卜問祖先神和上帝、自然神來行事的。這就是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的“祀”。所以，無論是殷墟遺跡中的人殉與人牲，還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是專制君主的殘暴，而是一種宗教行為，是其所謂宗教祭祀的需要。其次，早期王權受習慣法和傳統禮制的約束，也就是說，君王必須遵循祖先留傳下來的傳統習慣和逐漸形成的禮制進行統治和支配民眾。如若違反禮俗制度而自行其事，獨斷專行，便被視為不合法度，是暴君所為。第三，早期王權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約。如商代初年“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對伊尹有很高的祭祀，即說明了伊尹的地位。伊尹原為有莘氏之媵臣，因商湯與有莘氏聯姻，伊尹得以入商為相，協助成湯處理軍政大事。所以“伊尹放太甲”足以說明商初“母黨”和輔政大臣力量之強大。從盤庚遷殷的《盤庚篇》中也可以看到貴族對君王的牽制力量。《盤庚下》的講話對象是“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盤庚上》的對象是“在位”者，與《盤庚下》的對象同屬貴族之列。這兩篇的要旨都是勸貴族們不要助長以至煽動眾民對於遷殷的不滿情緒。在《盤庚上》的最後，盤庚要求貴族們做好各自的一方之長，努力工作，聽他一人的命令。他重申賞善罰惡，要求貴族們認真辦事，恪守職責，說話適當，否則就要受罰，後悔莫及。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君權即王權是在貴族之上的。但《盤庚篇》中也說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就是說，商王一向有與“舊人”即舊臣、世襲貴族共政的傳統。在殷墟卜辭中，既有商的先王與舊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單獨祭祀舊臣的情況。這是因為能夠作祟為災於商王的，不僅有商的先公先王，還有與先公先王一起共政的舊臣。這些舊臣是有力量的。總之，我們既不能把早期王權下的君主制政體理解為後世的專制主義，也不必把對王權的某些制約因素的存在，生硬地解釋成國家的民主政體。

王權王國之後是帝制帝國，中國古代帝國階段始於戰國之後的秦王朝。帝國時期的政體實行的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這種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成因，我們可以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進行探討，筆者以為至少戰國時期郡縣制的推行和以授田製為特色的土地國有制的實行，以及先秦時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左傳》昭公七年）的政治理念的作用，都是秦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得以形成的基礎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