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仁堂

清朝光緒11年（1885年），慈禧命醇親王奕譞在此處開始營造儀鑾殿，費用主要由各地海關關稅中提取，光緒14年（1888年）落成。此後，儀鑾殿成為慈禧日常起居之所，由於她才是清朝實際統治者，故儀鑾殿也因而取代養心殿，成為清朝實際權力中心。

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燕京，儀鑾殿被聯軍統帥，德國的瓦德西元帥佔用，成為聯軍指揮部，但在1901年4月18日，該殿因為瓦德西所雇中國廚師用火不當，起火焚毀，導致一名德國人喪生。但也有指責此火為德國人所為者。

1902年慈禧回都后，耗資500餘萬兩白銀對該殿加以重建，1908年，慈禧病逝於此。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后，大總統袁世凱將此樓改名為懷仁堂，並在此接見外賓、接受元旦朝賀。袁世凱死後，靈堂設於此處。其後黎元洪、徐世昌也沿用懷仁堂。曹錕就任總統后，將懷仁堂改為眷屬居住場所。北洋政府結束后，懷仁堂長期閑置，成為當時北平市政府舉辦集體婚禮的場所。

開國大典之後，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主會場——中南海懷仁堂，就交由政務院會場布置和管理，成為舉辦各種晚會的場所。當時大約十天半月就舉辦一次晚會，而京劇晚會佔有很大比重。特別是1950到1952年，所有的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幾乎都到懷仁堂演出過：梅蘭芳、程硯秋、譚富英、蕭長華、馬連良、周信芳、言慧珠、李少春、袁世海、張英傑（蓋叫天）、裘盛戎、姜妙香、葉盛章、李多奎、張雲溪、張春華、李和曾、馬富祿、李宗義、雲燕銘、高玉倩……等表演藝術家。他們都是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嚴謹的創作態度，使晚會達到盡量完美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到懷仁堂演戲，是給毛主席、周總理、少奇副主席、朱德委員長彙報，不同一般的堂會。

1955年9月27日下午五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勳章典禮，在北京懷仁堂隆重舉行。在主席台上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主席台上的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毛澤東主席接著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的命令狀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授予元帥軍銜禮成以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華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勳章的命令。

毛澤東主席接著將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分別授予在中國工農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有功人員，在解放戰爭時期直接領導原國民黨軍隊起義的有功人員，對人民解放戰爭有功人員，以及對和平解放西藏地區有功人員。

懷仁堂正門位於南側，進門後為前廳，北接禮堂，可供上千人開會。禮堂東西兩側各有一休息室。禮堂北有一門，進門為懷仁堂正廳，正廳北門通往後花園。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桌子兩旁一邊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及余秋里、谷牧，一邊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成員，對陣分明。在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2月11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指著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拍著桌子，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徐向前、聶榮臻也相繼指責他們的錯誤。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後，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議，鬥爭更加激烈。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繼續對“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提出批評。譚震林慷慨激昂，越說越氣，大聲指責張春橋等打倒老幹部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夾起皮包要退出會場。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說：不要走，要留在這裡鬥爭！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彙報，並於當晚拼湊了一份歪曲事實真相的所謂《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爭”，當即親自安排，由張春橋、姚文元等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彙報后，對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同志，責令他們檢討。周恩來也作了檢討。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把“三老”、“四帥”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誣陷為“二月逆流”，藉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其職能，批判鬥爭一直沒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剝奪了參加中央全會的權利。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會上遭到圍攻。康生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林彪說：“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這次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