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

任中敏（1897～1991）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戲曲理論家、敦煌學家。原名訥，字中敏，號二北，別號半塘。揚州人。1897年農曆五月七日，任先生生於揚州的一個商人家庭。6歲時開始識字，15歲考入常州第五中學，19歲轉入揚州省立八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得到曲學大師吳梅賞識，遂專攻詞曲。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至揚州、南京等地執教，繼至上海大學、復旦大學教授詞曲。1923年任教於蘇州東吳大學，寓居吳梅家，盡讀詞曲善本。后執教於鎮江中學、江蘇省立棲霞鄉村師範等校。1951年任四川大學文學教授。1980年調回揚州工作，先後任揚州師範學院詞曲研究室主任、中國古代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中國首批博士生導師。1991年12月13日，病逝於揚州，終年95歲。

任中敏畢生從事戲曲史、戲曲理論和唐代音樂文藝的研究。主要撰著有《敦煌曲初探》、《敦煌歌曲校錄》、《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優語集》、《唐聲詩》、《敦煌歌辭總編》、《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等，這些論著對唐代戲劇、音樂作了有益的研究。其中，《唐戲弄》獲“第一屆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獲“第五屆中國圖書獎”榮譽獎，《唐聲詩》獲“江蘇省首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獎”榮譽獎。

任中敏一生的主要事業，是研究古代詞曲和敦煌遺書。從二十年代，他以“二北”的筆名發表《詞曲通義》，《散曲叢刊》等著述數十種五百餘萬字，從而確立了詞曲研究宗師的地位。“二北”者，取北宋詞與北曲之義也。從四十年代起，他從北宋往前追研，從而開闢了唐代聲樂文藝學研究的新領域。

任中敏早年師從著名戲曲學家吳梅，致力北宋詞學和金元散曲及其音樂理論的研究，著有《作詞十法疏證》、《散曲概論》、《曲諧》等，另輯有元、明、清歷代散曲作家集30餘種，編纂戲曲理論叢書《新曲苑》。在《新曲苑》中主要收錄了散見的曲話、曲論、曲韻、曲譜等方面的資料，為彙集和研究古典戲曲史料及其理論著作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任先生在戲曲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對戲曲起源的探討和研究。他的代表作《唐戲弄》（1958）是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以後，專門研討唐至五代的唐戲發展演進過程的著作。全書8章65節，，除了概述戲曲發展歷史外，還就辨體、劇錄、伎藝、腳色、演員、設備等方面，詳細論述唐代已粗具戲曲表演藝術的初期形態，並追索和考證唐戲的腳本、戲台、音樂、化妝、服飾、道具等特徵。從而提出“我國演故事之戲劇，固早始於漢，而盛於唐”，以及周有“戲禮”，漢迄隋有“戲象”，唐有“戲弄”，宋以後有“戲曲”的主張，反對割斷宋元戲劇院和唐戲劇之間的承啟聯繫，他的著述還有《古劇衡源》、《傀儡戲探源》等專題論文，和採錄西周以來歷代俳優藝人的優語《優語集》。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敏受聘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這時他正醞釀著學術生命中的一次飛躍，確定了一個嶄新的學術工程：唐藝研究。今天的學術界稱為唐藝學。這是任中敏創建的一門新學科。這裡的“唐藝”，特指與文學相聯繫的“藝”，尤其是音樂文藝。其研究對象包括唐代的“戲弄”（唐代的戲劇）、“聲詩”（配合歌唱的齊言詩歌辭）、“雜言歌辭”（民間的及文人借鑒民間形式所作的“長短句”歌辭）、“大麴”（較大型的歌舞及與之相配合的歌辭）、“著辭”（酒宴中的歌、舞與之相為一體的歌辭）、“說唱”（說、唱結合以述故事）等。聯繫到他早期的學術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他對一些傳統的命題，如詞的起源、古代戲劇的發生、發展的段落形態等等，獲得了全新的認識；而其深層的意義，則在於展示文學在社會活動中的功能和價值，打破學術界長期以來單一的作家文學和文本主義的研究傾向，從而有助於對“古代文學”作一全面而生動的考察與理解。

自五十年代始，任中敏先生對唐代音樂文藝進行開拓性研究。他的《教坊記箋訂》雛形成於1952年，后經改進，於1962年7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該著首列“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於研究唐代音樂文藝頗開門徑。他指出：“唐代音樂頗盛，詞章頗盛，伎藝頗盛，凡結合音樂之詞章與伎藝，茲簡稱曰音樂文藝，訂為此項之研究對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近90萬字的《唐聲詩》，可視為任中敏唐代音樂文藝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紀唐詩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性成果。全書以追溯源流、辨明格調、建立理論的綜合研究方法，探得唐代詩樂及唐人歌詩實況，於長期以來重文不重聲的唐詩研究中具有別開生面的特點，豐富了人們對唐詩藝術的認識，使唐詩許多特點的成因得到更加貼切合理的解釋，並為後來者研究“聲詩”打開了思路。

任中敏深入研究了聲詩在音樂性質上與燕樂、清樂、胡樂的關係，在伎藝形態上與舞蹈、大麴、雜歌、雜吟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解析了聲詩與長短句歌辭體的關係，提出唐代之歌辭乃齊雜言並舉並存，齊言對雜言的影響固然有，但絕非如若干學者所言雜言體由齊言體孕育轉化而成，二體是“兄弟關係”，而不是“父子關係”，這對過去的詞之起源說乃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反撥。

所著《唐聲詩》對於相關材料的搜羅極其豐富。一是收集整理了唐代確實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曲調名；二是從唐代文人詩集及民間歌辭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確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的齊言歌辭；三是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相關記載，並綜合論述了各種觀點，為唐代文藝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敦煌學研究

任先生對於敦煌學有精深獨到的研究。任中敏研究敦煌遺書達20多年，先後出版《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在他的力作《敦煌歌辭總編》里，他為敦煌歌辭的研究製作了一份詳細的年表，並按照雜曲、只曲、聯章、大麴等體裁，分類收錄了敦煌歌辭一千五百餘首，同時對所有歌辭都進行了嚴格的訂正、辨偽、復原、分析、比較和研究。是對宋詞和金元散曲研究的新見解。

敦煌遺書中歌辭的整理，二十年代只有羅振玉《敦煌零拾》所收法藏本《雲謠集》前半部和朱孝藏《彊村叢書後編》所收英藏本《雲謠集》的后18首，加上零星雜辭，總數不滿百首。四十年代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問世，收辭160餘首。五十年代，由於我國國際交流的日益廣泛，學者視野開闊，到任中敏編《敦煌曲校錄》時，已收曲子及大麴540餘首。六十年代，香港學者饒宗頤和法國學者保羅·戴密微合撰了《敦煌曲》一書，錄辭318首。七十年代初，任中敏著手編撰《敦煌歌辭總編》，到1984年才告完成，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敦煌寫卷中的歌辭擴輯到1500餘首，全書既有總集性質，又帶有總編性質，合歌辭與考訂、論述於一編，反映了敦煌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為史、選兩家的敦煌研究鋪平了道路。

任中敏的學術成就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獲得的。從不被理解到一部部巨著艱難辛酸地出版，被戲稱為“敲鑼賣糖（唐）”事業。

在1980年以前的近30年裡，由於政治的原因，他幾乎沒有上過講台；居住在成都焦家巷、壁環村或水井街的一處陰暗狹小的房間里；白天背著裝有熱水瓶、舊日曆紙片的背簍往圖書館讀書，晚上整理所抄錄的資料，凌晨時伏案寫作。在中國的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對蕭條的時期，但性格剛強的任中敏卻使它成為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1955年，在接受肅反運動隔離審查之前，任中敏完成並出版了《敦煌曲校錄》和《敦煌曲初探》兩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歷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唐聲詩》、《優語集》等4部書稿，並出版了前面兩部。文化大革命毀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達數百萬字的《唐宋燕樂集成》；但他利用勞動改造的餘暇發憤編著了《敦煌歌辭總編》。此書後來伴隨他作了兩次遠途遷徙：1978年，在旅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兼職研究人員之時，他藉助北京圖書館的縮微膠捲對全書資料作了校訂和補充。1980年回到故鄉任揚州師院教授后，他續加補訂，在90歲那年看到了這部作為畢身學術之總結的巨著問世。以上7部著作，300多萬字，以曲藝、戲劇、音樂之三足，支撐起了一個系統的唐代文藝學。1981年，已是85歲高齡的任中敏，由揚州師院向國家申報碩士生導師資格，而被國務院批准為首批博士生導師，這是異數。他一共指導了3位博士生，其中有兩位現已在他們就讀過的博士點上繼承老師的事業，擔任博士生導師。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認為宋以前“不具備真正的戲劇形式”，任中敏對此首先提出懷疑。而戲劇作為聲樂文學與藝術的結合，古代無錄音、錄像資料，正統文學史家也不屑一顧，其文字載錄多存在於民間教坊與石窟之中，人們難以見到。任先生冒雨衝風，訪賢探幽，搜得數千萬言原始資料。然後爬羅剔抉，排比勾玄，形成自己獨立而系統的見解。1951年，54歲的任中敏經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介紹，擺脫設攤賣豆的生涯，到四川大學任教。他訂立了一個宏大的計劃：寫《唐藝發微》八大部著作，每部一百萬字左右，並尋求出版社出版。他說，從此不賣五香豆，改為賣糖（唐），敲鑼賣糖了。

1955年6月11日，任先生58歲生日時《唐戲弄》擱筆。《唐戲弄》是他計劃中《唐藝發微》的第一部，計90萬字，以大量史料論述唐戲之盛。他從劇目、曲詞、道具、程式等方面作全面考察，將唐戲分為八大類：1、聲詩；2、長短句；3、大麴；4、變文；5、戲弄；6、酒令；7、雅樂歌辭；8、琴曲歌辭。這本書的出版，將會向廣大讀者打開唐代聲樂文藝百花園的大門。可不幸的是，1957年任先生被錯打為右派。第一顆“糖丸”未被賣出，就面臨關門歇業之險，作家出版社獨具慧眼，仍願擔風險出這本書，就同先生商量，改個名字。任先生說：“這好辦，只要書能出來，隨便叫什麼都行。前人搞全唐詩，我不敢同他比。我論唐戲，只談戲劇，不談排優、百戲，只是一個‘半邊體'，算半個唐，就叫‘半唐'吧。”出版社在排印時，“唐”前又加個土旁，成“半塘”。任老提出去土旁，但已來不及改。從此“半塘”這個名字叫響了古典文學研究界。

1962年，任先生的《教坊記箋訂》由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經他的學生胡喬木、蔣南翔與有關方面商談，調到揚州師範學院工作。198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首批博士生導師。同年《優語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4年，《唐聲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敦煌歌辭總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海內外學術界一致公認，120萬字的《敦煌歌辭總編》是敦煌學回到中國的宣言書（日本人曾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任老筆耕七十餘年，當《敦煌歌辭總編》出版的時候，他與學生王小盾合作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與助手童健合作的《唐著詞》也都列入出版計劃。從而，《唐藝發微》八大部的計劃基本完成。1987年6月，同人為他90壽辰慶賀，他致答辭時笑談數十年敲鑼賣糖的艱辛。譚佛雛教授在簽名簿上順題：巴蜀維揚，九十星霜；半生事業，敲鑼賣糖。

任先生的主要著作： 《新 曲苑》三十四種（1930），《散曲叢刊》十五種（1954）， 《詞曲通義》 （1931），《敦煌曲初探》（1954），《敦煌曲校錄》（1954），《唐戲弄》（1958），《優語集》（1981），《唐聲詩》（1982），《敦煌歌辭總編》（1987），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1990）等。

著作簡介

《散曲叢刊》

散曲總集。共收散曲著作15種。其中元人選本2種：楊朝英《陽春白雪》、《樂府群玉》（有人以為胡正臣子胡存善所編）。元人專集4種：馬致遠《東籬樂府》，喬吉《夢符散曲》，張可久《小山樂府》，貫雲石、徐再思《酸甜樂府》。明人專集5種：康海《東樂府》，王磐《王西樓先生樂府》，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沈仕《唾窗絨》，施紹莘《花影集》。清人總集1種：《清人散曲選刊》。任中敏論著3種：《作詞十法疏證》、《散曲概論》、《曲諧》。

收在本叢刊中的作家專集，很多是從元明以來的別集、曲選、曲譜、筆記等書中輯錄而成的；編者對各書都寫有提要，校訂訛謬，按譜斷句，有些還附有序跋或諸家評論，於原書的版本、體例及作者生平、藝術表現多所考述。編者自己的著作《作詞十法疏證》闡發元人周德清的散曲學說；《曲諧》為曲話體裁的評錄與品藻；《散曲概論》系統論述散曲的體制、特點、作法、流派和發展，有作者的見解。編者論曲主本色，崇尚豪放尖新、自然活潑的風格，但又不廢其他風格、流派，對散曲理論、歷史發展和作家作品的論述也比較允當。有1930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任中敏塑像

《敦煌曲校錄》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年初版，兼取俗曲，收作品500多首。復經二十餘年研究增訂成《敦煌歌辭總編》（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七卷，據其對唐曲的研究觀念，將聯章體佛曲全部收入，所收敦煌歌辭達1500多篇，頗具規模。任氏學識淵通，時具特見，但錄文不盡據原卷，且有任意改寫處。

《唐聲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書從浩瀚的唐代詩歌海洋里選取確曾歌唱、或有歌唱之跡可尋的詩篇及其曲調，其選錄標準是以聲為本，視其聲樂如何而定。任中敏論聲詩之“聲”，不是平上去入四聲之聲，而是真正的音樂之聲，雖然四聲之說可以因詩韻平仄諧協而益於入樂歌唱，但是斷不可憑詩之平仄、葉韻而直指為聲詩，只有能否入樂歌唱，才是判斷聲詩的主要依據。《唐聲詩》中具體列出一百五十六調，從“創始”、“名解”、“別名”、“音調”、“調略”、“律要”、“辭”、“樂歌”、“舞”等方面一一考察，其細緻程度是以往對音樂文體的研究中所沒有的。

任中敏早年篤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曾任胡漢民的秘書。胡被蔣介石幽禁后，改作教育工作，在南京創辦漢民中學。1937年11月底日軍副近南京時，漢中遷來桂林，設在市東的穿山，佔地近百畝。

他辦學非常嚴格，聘請的師資要求有真才實學，許多是知名的學者、教授。學生均在校食宿，過集體生活，講究校容風紀，每周勞動兩小時，體育不及格者也不準升級。漢中的教學質量，有口皆碑，大學錄取率極高，在大西南享有盛譽。任中敏辦學辦出了特色，有許多軼聞流傳人口。

其獨生子原也在漢中讀，因在教室吵鬧觸犯校規，他硬是將其開除了。夫人很傷心，逼他到城內找學校轉學。結果他親自挑行李送兒子進城上學，一時傳為笑談。他對學校總務工作管等也很嚴，要辦的事，細微末節也寫在紙上，不準稍有出入。有一次他設便晏請全校教師，酒菜都上了，卻沒有擺筷子。有人問怎麼回事，總務主任說，校長的單子上沒寫要放筷子。大家哄堂大笑，他卻一本正經地說，是我寫漏了，責任不在趙主任。抗日戰爭期間，桂林教育界曾流傳所謂“八怪”，任中敏就是“一怪”，還有無錫國中教授梁漱溟、兩江師範校長唐現之、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陽等。所謂“怪”者，與眾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