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年生

文年生（1907-1968），湖南省岳陽縣人。1926年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六軍教導團當兵。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團排長、連長、副團長、團長，紅三軍團司令員偵察科科長，第三師十團團長，第八十一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隊長，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團長兼團政治委員，陝甘寧留守兵團警備第八團團長，綏德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警備第一旅旅長兼關中軍分區司令員，八路軍南下第三支隊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冀熱遼軍區副司令員、縱隊副司令員，冀察軍區代司令員，晉察冀野戰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華北軍區第六縱隊司令員，第二十兵團六十八軍軍長、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湖南軍區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湖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參謀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8年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被追認為烈士。

文年生，1907年2月28日生。父親文養然，母親文瞿氏，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夫妻倆育有三子：老大年生、老二和平、老三慶祥。按族譜記載，文年生則屬第十二代。

文年生等合影

文年生8歲時，就開始幫父親種田、打柴、撿糞，幫地主家放牛。10歲時，父母送他進屋場里文氏祠堂的私塾讀夜學，僅讀了一本《百家姓》。兩個月後，因家貧而輟學。年少的他仍經常站在私塾的窗下，聆聽裡面的琅琅讀書聲。回家后他又向父母鬧著要讀書，母親只好對他說：“家貧沒有錢讀不起書，也沒有東西分給你們，給你學一門手藝在身好，你想賣出也賣不了，手藝在身不怕窮。”

不久，母親送他到離家五裡外的姑父那兒學裁縫。姑父瞿海平既是他的姑父，又是他的舅父。然而，這位駝背的姑父兼舅父性情凶暴，姑媽待他也十分刻薄，經常用尺打他。做工回來還得給姑媽看孩子，孩子哭了也要挨揍，受氣挨罵，連飯都吃不飽。

1919年初的一天晚上，天寒地凍，小年生舉著一盞銅油燈上茅房，不小心將燈掉入糞坑中。第二天姑媽逼著他光著膀子，下到一人多深的糞坑中把燈撈上來。性格倔犟的小年生感到受了奇恥大辱，傷心不已，一氣之下跑回家去，向母親鬧著要讀書。母親沒有辦法，就想將他過繼給二舅父做兒子，文年生死也不去。母親又逼他回姑父家學裁縫，結果，第二天清晨，年僅12歲的文年生便負氣離家出走。

當時，從文家屋場到岳陽縣城有六十多里路，全是荒山野嶺，小小年紀的文年生，竟隻身一人流落到了縣城。以後，又流落到離岳陽縣城八十多里遠的長江對岸的湖北監利縣尺八口鎮，進了一間木匠鋪當學徒。因年小體弱，拿不動斧頭，便只能幹些打雜的零活。兩年後，木匠鋪倒閉關門，14歲的他又獨身一人流落到洞庭湖區的華容、南縣等地幫別人做工、種田、挑土築堤。吃的是剩飯剩菜，受盡了欺侮與剝削。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教導師鍾岳靈團攻佔華容縣城。那時的北伐軍到處都受到民眾的歡迎。19歲的文年生認為當兵不受氣，又好玩，又可以發點洋財，於是便下狠心參加了國民革命軍，參加了北伐攻打漢口等役。后隨軍轉戰河南、安徽、湖南、廣西各地。

1930年，因不滿新老軍閥之間的連年混戰，加上聽一些曾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官兵講：“朱毛的紅軍不打人，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給他的印象很深，他們幾個志同道合的士兵便在長沙組織拖槍投奔紅軍，因被發覺而未成行。到寶慶后，又準備嘩變，因被人告密未成，反而有3位弟兄被槍殺，這更加堅定了他投奔革命隊伍的決心。1930年6月，他同李俊等8人一起離開湘軍部隊到長沙。不久，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城，文年生便與李俊等人參加了紅軍，被分配在第八軍第二大隊三連當戰士，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8月底，因作戰勇敢，在江西清江縣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參加紅軍后的文年生，在黨的培養與教育下，進步很快。1932年4月，時年25歲的文年生便擔任了紅三軍團三師十團團長。1933年4月，又被選調入工農紅軍學校學習。紅校畢業后，調任軍委教導一團團長。

長征開始時，文年生仍任合編后的中央軍委教導師第一團團長。土門戰鬥后，部隊縮編，文年生調任紅三軍團第十一團團長。

1935年1月，在貴州省青岩縣的一次戰鬥中，文年生率十一團掩護軍團主力轉移，與敵3個旅激戰一天一夜，腰部負傷，入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第三班軍隊幹部傷病員班休養。當時在第三班休養的全都是紅軍師、團以上幹部，到休養連來養傷要經軍委總政治部批准。來此養傷的師團幹部共有6人，其中師級幹部2人，團級幹部4人。

1935年2月22日，紅軍二占遵義城，休養連隨大部隊向遵義進發。快到遵義城時，天生樂觀的文年生忽然提議：“我們搞個入城式怎麼樣?”“太妙了!”幾位傷兵團長表示贊同。“我喊口令指揮。”十團姚團長邊說邊喊起了口令：“傷員班，四個團，成四列縱隊，向遵義城前進!”四位傷兵團長挺直身子坐在擔架上，隨著姚團長的口令：“正步走，一二一……”排著整齊的隊列，在兩位傷兵師長的帶領下，進了遵義城。

渡過金沙江后，情況已不那麼緊張了。在擔架上躺厭了的幾位傷兵團長一個個又說又唱，有的還躺在擔架上用拐杖拔起河來了。歌唱夠了，獨立團李壽軒團長又出了個新花樣：“文團長講個故事吧。”“好吧，就講個三國諸葛亮的故事吧”，文年生一本正經地說。幾位傷兵團長一聽講“三國”，一個個都支起耳朵認真聽。文年生有板有眼地講了起來：“話說諸葛亮五月入瀘到不毛之地，正與孟獲打仗，忽然一隊神兵從天而降前來助戰，他們頭戴八角帽，足蹬草鞋……”傷兵團長們笑了起來，“好你個文團長，講‘三國’竟扯到我們紅軍來了。”文年生笑著說：“當年諸葛亮擒孟獲是在雲南、四川之地，我們現在不也在向雲南進軍嗎?”

紅軍到達西昌冕寧后，號房十分困難。一天傍晚，休養連在一個小村落宿營，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房子。傷員班與老幹部班在一起“混合”宿營，房子小，只能一個個地坐著睡。第二天早晨醒來，才發現文年生枕著謝覺哉的腿睡了一夜。文年生不好意思地向謝老道歉，謝老哈哈大笑說：“好你個文年生，把我的腿睡木了，走不動，就找你負責。”

4月，文年生傷愈歸隊，調軍團司令部任偵察科長。5月，又調任軍團教導營營長。教導營的幹部戰士都是三軍團整編后剩餘的連排以上幹部，其中有個上干隊還是軍師團級幹部組成的，如原紅軍大學校長、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因遭王明路線迫害，就在三軍團教導營上干隊隨軍長征。這些幹部戰士，都是些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軍政幹部，戰鬥力非常強。

8月，紅一方面軍在草地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紅一方面軍因萬里轉戰，部隊損耗大，人員減少，幹部戰士疲憊不堪，衣衫襤褸。張國燾自恃兵多裝備好，不把中央紅軍放在眼裡，陰謀篡奪黨中央與軍委的領導權。中央政治局多次開會，動員張國燾率四方面軍北上。張國燾陽奉陰違，借口葛曲河漲水，過不去，反而率四方面軍南下，並準備武力威脅一方面軍，挾持黨中央南下。

9月10日凌晨，張國燾給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發電，要他率右路軍南下，阻止中央北上，必要時採用武力處置。時在右路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接到電報后，當即趕往中央駐地，將電報送給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與中央領導商量后，決定馬上脫離險境。當時，黨中央與紅三軍團駐在一起，由三軍團掩護中央機關連夜北上。為安全起見，彭德懷命令文年生率軍團教導營保衛毛主席與黨中央。

天亮時，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奉張國燾的命令帶騎兵追了上來，阻止中央北上，命令紅軍大學中的原四方面軍人員回四方面軍，並氣勢洶洶地當著毛主席的面污衊中央與一方面軍的同志。彭德懷與楊尚昆等同志指責他無禮威脅中央，李特竟拔出手槍要行兇，幸被旁邊的同志抱住。這時，文年生與教導營的同志見他要用武力威脅中央，也拔出了手槍，準備還擊。毛主席見狀，叫人鬆開李特，先給四方面軍的同志分發了中央的告同志書，然後向他們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然後對文年生說：“文年生，讓四方面軍的同志站在一邊，讓他們回去，我們帶頭走，他們後面來。他們是老鼠鑽牛角，鑽不通會回來的。”就這樣，文年生率教導營保護毛澤東主席、保護黨中央脫離危險，繼續北上，勝利到達陝北。1936年5月，文年生調任紅二十七軍第八十一師師長，時年29歲。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兩黨捐棄前嫌，聯合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剛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文年生被調到八路軍一二○師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團任團長兼政委。

文年生率部保衛黃河

八路軍主力部隊開赴抗日前線后，當時陝甘寧邊區東面瀕臨黃河，面臨日軍進攻；南西北三面被國民黨數十萬部隊包圍封鎖，侵擾、磨擦事件頻頻發生。為保衛黃河，保衛邊區，中共中央決定，從八路軍各師抽出部分直屬部隊，組成後方留守處。11月後改為留守兵團，將營以上單位整編為7個警備團，並留下一二○師的七一八團與一二九師的七七○團兩個主力團防守邊區，第七一八團改番號為警備第八團。

11月17日，中央軍委指示，將整個河防劃分為三段，各段設河防司令部。文年生的警備8團屬五縣河防司令部（即綏德警備司令部）編製內，守衛螅蜊峪至棗林坪沿河渡口，重點守衛宋家川。宋家川是陝西吳堡縣縣城所在地，位於黃河西岸上，與山西離石縣的軍渡隔河相望，是太原通陝北的必經之道。

站在這滾滾奔流不息的黃河岸邊，文年生的心情也如這黃河水一樣洶湧澎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今天，中華民族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作為文天祥的後裔，不禁使他想起了當年文氏先人文天祥為抵抗元軍，曾以一介文官書生，組織勤王軍馬，三仆三起，最終失敗被俘，大義凜然，寧死不屈，慷慨就義，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了千古流芳的浩然正氣。今天，為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危亡，他也要肩負起殺敵救國的重任。要保衛黃河，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重任在肩，為此，他不敢怠慢，沿著防守的河防區，一處處仔細踏勘，留神觀察，部署防守兵力。

1938年5月9日，文年生接上級通報，日軍109師團以一個旅團的兵力，附炮30門，向黃河東岸軍渡進犯，企圖突破西岸防線，佔領宋家川渡口。文年生一面組織部隊加強防守，一面思考怎樣粉碎敵人進攻的策略。旋即，一個主動渡河出擊，以攻為守，打敵於立足未穩之際的大膽的戰鬥構想在他的腦海里產生。

5月10日晚3時，他親率4個連乘船渡河，船剛到對岸，他第一個跳下船，迅速組織部隊夜行軍40公里，到達柳林鎮附近。第二天，他帶領有關人員到柳林鎮周圍察看地形，熟悉地區地貌特點。下午7時，日軍先頭部隊200多人到達柳林鎮北側王老婆山。王老婆山海拔不到200米，日軍盤踞在山的南側。文年生立即召集各連幹部開會，研究攻擊部署。由他親自率領7連和機槍連兩個排，於晚10時開始行動，迂迴到王老婆山側后，隱蔽接近山頂，攻佔並控制制高點，從上往下發起攻擊。4連、5連及機槍連另兩個排，負責正面進攻。

文年生率隊從北側上山，一直摸到山頂，然後從上向下接近敵人。11時，戰鬥開始，他們集中火力向宿營的敵人發起猛烈攻擊，日軍匆忙抵抗。兩側的4連5連也勇猛地沖向敵人，兩面夾擊，使敵人陷入一片混亂。但日軍很快憑著優勢的火力，組織起頑強的抵抗，戰鬥比預想的還要殘酷、激烈。整整激戰了5個小時，敵人才被全部殲滅。這時，日軍的增援部隊也已趕到，炮彈不斷地在陣地上爆炸，一發炮彈突然落在文年生附近，隨著爆炸聲，他重重地摔倒在地。當同志們撲上去搶救時，他卻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土，用雙手把自己的頭、耳朵、鼻子、雙腿都摸了一遍說：“好像這全身各單位都還在，大家放心，沒事。”然後，立即組織部隊撤回黃河西岸。

1939年8月，文年生升任警備第一旅旅長。9月，日軍第36師團3000餘人，再次佔領軍渡，準備待機偷渡黃河。文年生率4個連再次渡河，迂迴到敵後開展游擊戰，縱深達200多公里，時間兩個多月。在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又牽制了企圖渡河的日軍，還擴大了自己的部隊，文年生率領的4個連由出發時的700多人，發展到1400多人。

從1938年春到1939年底，文年生先後率領部隊抗擊了日軍向我陝甘寧邊區河防發動的23次進攻，其中規模較大的7次。同敵人進行大小戰鬥70餘次，以傷亡160餘人的代價，取得了殲敵800多人的光輝戰績，勝利地完成了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保衛黃河的光榮任務。在保衛黃河的同時，文年生還率領部隊投入大生產運動，開展生產自救活動，取得了豐收，被西北局高幹會議評選為生產模範，毛澤東同志為他題詞：“生產教育二者兼顧　書贈文年生同志。”

就在文年生率部保衛黃河的時候，1938年11月11日，他的家鄉岳陽淪陷。文年生的家鄉雲天村文家屋場一帶被日軍佔領達7年之久，家鄉人民慘遭屠戮。他的大弟文和平在一次去稻田放水途中，遭遇日軍巡邏隊，被誣為游擊隊便衣偵探，被日軍用刺刀刺死於稻田水中。文瞿氏聞知兒子被殺，悲憤交加，氣病而亡。這一切，遠在西北黃河前線抗戰的文年生並不知曉。

1951年5月，離家32年，時任湖南軍區副司令員的文年生回鄉探親。當他來到岳陽縣城時，縣、區、鄉領導等家鄉父母官要陪同前往，遭到了他的拒絕，他說：“我是回家探親的，不是回來光宗耀祖的，我們共產黨人不搞那種前呼後擁、鳴鑼開道的事。”只是應縣委領導要求，他為已經竣工的岳陽縣革命烈士紀念亭題詞：“革命烈士是人民勝利的先驅，死者精神活在人民心中。”

延安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首長會議合影，三排左起：保安部隊副司令員王世泰、張經武（左三）、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毛澤東、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留守兵團參謀處副處長曹里懷（左八）、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譚希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周興（左十二），警備第8團團長文年生。

5月的新牆河畔，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透露出勃勃生機。踏上文家屋場的小路，看見故鄉熟悉的丘陵山川，阡陌田畝，屋宇房舍，一種難以掩飾的激動之情在他的胸中奔涌。32年了，在那烽火連天的歲月里，他曾多少次在北國的山嶺上翹首南望，思念自己的故鄉、親人。今天，遠出的遊子終於回來了，回到了故鄉的懷抱，怎能不令他激動。

聽說少小離家出外當了大官的文年生回來了，文家屋場轟動了，雲天村轟動了，鄉親們從四面八方湧來了。看著鄉親們那親切的面容，聽著那熟悉的鄉音，文年生高興不已。他用帶來的糖果、香煙招待興高采烈的鄉親們，向他們問寒問暖，問家鄉的情況，問春插完成沒有?問往年的收成怎樣?解放了，人民當家做主了，共產黨的政策好不好?土改后，各家各戶分了多少田?分了多少房?這時，一位出身地主的本家兄弟文琴南來看他說：“年生回來了。”他問道：“你屋裡還有多少地呀?多少房子呀?解放了，地要給人家種，房子要給人住，要靠勞動生活。”

接著，他又到姑父瞿海平所在的瞿吳家、七星吳重萬屋場去走訪親屬。看見當地農民的住房與衣著打扮，知道他們的生活都很困難。於是便一家家的走訪，看見有人家裡煮野菜的，就給點錢，有病的也給點錢。並對大家說：“我雖然當了共產黨的官，但每月只有很少的津貼，不能給鄉親們幫多大的忙，還是要靠你們自己努力生產，勤勞致富。”

在瞿吳家屋場，他專門去看望了當年的師傅、姑父兼舅父瞿海平。姑父見當了大官的侄兒來看他，非常高興。儘管他無論怎樣也不喜歡這位當年刻薄待他的姑父，但出於尊重長輩的緣故，他還是送了姑父一件羊皮袍子和許多橘子、香蕉。一輩子未出過遠門的駝子姑父喜出望外，以後逢人便說：“當年我一尺把他打出去，沒想到竟打出了一個將軍。”別人也說：“你還一尺打出了一件皮袍子呢!”由此，文年生是被師傅一尺打出的將軍便傳遍了整個岳陽縣。

回到文家屋場，小弟慶祥用家鄉的飯菜招待他。吃著這久已未嘗的家鄉風味的飯菜，不禁又使他想起了父母，但父母已不在了，大弟也不在了。當天晚上，兄弟倆高興得講了整整一夜話，敘說著三十多年來的離情別緒及思念之情。弟弟提出要跟他出去幹事，他說：“你沒有文化，年齡又大了，種田還是好，你還是留在家裡種田。你有一個當官的哥哥，人家沒有當官的哥哥又怎麼辦?”遂婉言拒絕了弟弟的要求。第二天，在弟弟的陪同下，他來到父母的合葬墓前，默默地肅立著，向長眠地下的父母致哀。然後，與弟弟一起為父母的墳墓培土除草。當天下午，便告別了家鄉回到長沙。

10年後的1961年，正是全國遭受三年困難時期，時任廣州軍區常務副司令員的文年生遵照毛主席關於高級幹部要下去調查研究的指示，又回到了家鄉。

與10年前不同的是，那次他是騎馬，這次他是坐車。當時，岳陽縣城到筻口區公所所在的筻口鎮已修了公路。急於進行調查研究的他在離家僅6里路遠的龍灣公社門口便走下了吉普車。先到公社了解了情況，然後直接去了筻口鎮，與當時的區委書記毛致用等區、社幹部進行了座談，了解社員的生產生活情況，及存在的困難問題。當時，他的弟弟慶祥聽說他回來了，立即帶著自己的二兒子趕到筻口。弟弟要他回家看看，他說：“我這次是來搞調查研究的，是出公差，不是辦私事。你要是沒有什麼事，就快回家去忙活去吧!”弟弟提到家裡生活困難，想要二兒子跟他去廣州讀書，文年生當著區、社幹部的面說：“家裡有書讀，沒有必要到外面去讀書。”接著他又對侄子說：“你有一個當官的伯父，別人沒有當官的伯父又怎麼辦呢?”就這樣，硬是將弟弟與侄兒趕了回去。

文年生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那時縣裡領導曾多次請他為家鄉解決一些緊缺物資，但都被他拒絕，他說：“這些物資都是國家計劃物資，需國家統一調撥，我不能特殊。”但對家鄉生產建設所需的物資，他卻儘力想辦法幫助解決。三年困難時期，家鄉遭遇嚴重乾旱，幾十天未下雨，田地乾枯龜裂，眼看當年的糧食生產將會受到重大損失，社員們心急如焚。此時，正好他回鄉探親，見了如此嚴重的旱情，他對筻口區委書記毛致用說：“要集中一切財力物力人力，組織抗旱。”並問：“能不能將新牆水庫的水引過來。”毛致用回答：“距離20多里，還隔著新牆河，修建引水渠費用太高，引不過來。”文年生說：“引不過來，那可以在這邊修水庫嗎?”根據他的指示，縣委便決定在荷花壠修建一座水面70多畝的水庫，以方便這一帶的農田灌溉。文年生知道后，便立即到湖南省委省政府為他們立項，撥了一筆款項，使水庫得以順利開工，為當地幾萬畝農田解決了引水灌溉的問題。

1963年至1964年，遵照中央指示，文年生來到岳陽地區的湘陰縣躲風亭鄉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抽空回到岳陽。當時，岳陽縣正準備在城南的南津港一帶修建一條大堤，以便將南湖水與洞庭湖水隔開，以抵禦洪水從南面對城區構成的威脅。當時的縣委書記毛致用正在為修建大堤徹日徹夜地討論、研究、論證。文年生見到他疲憊的樣子便問：“你晚上睡了幾個鐘點的覺？不知是睡還是想事呢?你睡覺要想事，把南津港塞起來，做一個大水庫，可以養魚、灌田、防洪，為老百姓做一件大好事。”毛致用聽后說：“我們正是這樣想的，一定按您的指示，盡一切力量把南津港大堤修起來。”當年下半年，縣委便抽調幾萬機關幹部、工人、學生、公社社員在南津港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修建大堤的戰鬥。經過三個多月的艱苦奮鬥，將大堤修建完畢，為岳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文年生將軍生性剛強正直，作風正派，疾惡如仇。正是因為將軍的這種秉性，使得他在廣州軍區工作期間，得罪了黃永勝一夥。“文化大革命”中，慘遭黃永勝一夥的誣陷、打擊，最後被迫害致死。

迫害文年生致死的黃永勝在審判席上

文年生最初與黃永勝共事是在1945年。當年7月，時任關中軍分區司令員的文年生奉中央軍委命令，率陝甘寧警1旅一部3000餘人，組成八路軍游擊第三支隊，南下湘鄂贛地區。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部隊於河南洛陽伊河附近接中央電令，調頭北上，挺進東北。9月，他率三支隊到達遼寧錦州地區。當時，這一帶屬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軍區的二級軍區熱遼軍區，他被任命為熱遼縱隊副司令員，縱隊司令員就是黃永勝。由此，他首次與黃永勝共事。

1946年5月，他由熱遼軍區副司令員調任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不久，熱遼軍區劃歸以林彪為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黃永勝在林彪的東北野戰軍任縱隊司令員，文年生則在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工作，兩人共事不到一年。

1949年6月，文年生由二十兵團第六十八軍軍長升任二十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還未到職，經他本人要求，中央軍委批准他調任第四野戰軍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湖南軍區副司令員。1953年4月正式出任湖南軍區司令員。1954年2月29日，又調廣州任中南軍區第二副參謀長。而當時的黃永勝則任中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主持中南軍區工作，成為文年生的直接上級，兩人由此又開始共事。1955年3月7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原中南軍區改組為廣州軍區與武漢軍區。黃永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文年生任副司令員兼後勤部長，分管後勤工作。同年9月27日，黃永勝被授予上將軍銜，文年生被授予中將軍銜。

在廣州軍區工作期間，由於兩人的脾氣性格各不相同，在工作中便產生了矛盾，由此而結下了一段恩恩怨怨，並最終導致了文年生慘遭迫害致死的結果。

黃永勝為人陰險狡詐，心胸狹隘，心術不正，善於玩弄權術，打擊報復。文年生剛強正直，從不搞陰謀詭計，也最反對別人搞陰謀詭計。因此，他和黃永勝是脾氣性格作風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導幹部。

1962年，在軍區黨委會上，黃永勝對四十二軍政委陳德、五十五軍政委王振乾發動突然襲擊，無中生有地攻擊、壓制與打擊他們。時任軍區黨委副書記的文年生對黃永勝的這種惡劣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主持了公道，從而得罪了黃永勝。

1966年11月，廣州軍區的所有領導都受到了“造反派”的衝擊。由於有林彪的撐腰，黃永勝沒有被打倒。於是他便指使軍區的“造反派”，以“篡奪軍區領導權”、“賀龍的忠實爪牙”、“包庇反黨分子吳自立、周小舟”等莫須有的罪名大肆攻擊文年生。

1967年5月，黃永勝操縱軍區黨委全會，免除了文年生軍區黨委副書記職務，停止文年生參加黨委常委的活動，停發了文件電報，並趕走了他的老司機，撤銷了炊事員與專車。為孤立文年生，還兩次將他夫人蘇楓送進學習班。

1966年3月，黃永勝調任總參謀長后，未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指示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對文年生非法進行專案審查。從4月4日起，將文年生非法關押、審查、殘酷鬥爭迫害，到6月6日的51天之內，連續批鬥文年生達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了嚴重摧殘，健康情況明顯惡化，卻又得不到治療。然而，作為文天祥後裔的文年生將軍，大義凜然，與黃永勝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不屈不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6月7日，一代名將文年生終於被迫害致死，時年61歲。

“莫道浮雲總蔽日，待到春風雪化時。”“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8年2月1日，中共廣州軍區委員會正式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與總政治部遞交了《關於為文年生同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的報告》。報告中說：“我們認為，文年生同志是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黃永勝迫害致死的，所列罪名純屬陷害，是冤案，決定為文年生同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追認為烈士……文年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黨和軍隊的優秀幹部……文年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是黨和軍的一個損失。”

1978年8月23日，總政治部批複了這個報告。“廣州軍區黨委：經中央、中央軍委批准，同意你們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關於為文年生同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的報告》。追認文年生同志為烈士。撤銷軍區黨委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關於文年生同志問題的報告》和總政對這個報告的批複。”同年9月，廣州軍區正式為文年生將軍召開追悼大會，將軍冤案至此終於得以昭雪.

1907年2月28日生，貧苦農民家庭出身。少年時學徒，后當木匠。

1926年冬入國民革命軍第36軍教導團當兵，後任班長、排長，參加北伐戰爭。

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3軍團紅8軍第3師8團班長、排長、連長。1931年入紅3軍團教導隊學習。

1932年1月任紅3軍團第3師第10團副團長，4月至8月任第11團團長（時年25歲）。同年11月至1933年3月任紅3軍團經理處政治委員。

1932年12月兼任瑞金紅軍供給學校政治委員。

1933年3月入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8月畢業後任軍委教導第1團團長。同年任紅3軍團第5軍第3師第10團團長。同年至1934年任紅一方面軍教導第1團團長、紅一方面軍供給學校政治委員。

1934年9月至10月任紅一方面軍教導第2團團長。參加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鬥爭。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1月至12月部隊縮編任紅3軍團第5師第14團團長。

1935年1月在貴州省青岩縣的一次戰鬥中，率11團掩護軍團主力轉移，與敵3個旅激戰一天一夜，腰部負傷，入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第3班軍隊幹部傷病員班休養。

1935年2月任紅3軍團第10團團長，率部參加四渡赤水戰役。

1935年4月任紅3軍團司令部偵察科科長。7月任紅3軍團教導營營長。9月改任紅軍陝甘支隊第2縱隊第12大隊大隊長等職。10月到達陝北后，任紅1軍團第4師第12團團長。

1936年5月至12月任紅15軍團第81師師長（時年29歲）、師黨委委員。率部參加東征、西征戰役。

1937年1月入紅軍大學第二期學習。5月留校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13隊隊長。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綏德警備區司令部副司令員，八路軍第120師第359旅第718團團長兼政治委員。

1939年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1937年11月後改為陝甘寧留守兵團）警備第8團團長兼政治委員。同年12月至1942年6月任警備第1旅旅長。

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任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

1941年4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

1941年8月至1942年任八路軍留守兵團關中軍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1942年6月至1945年5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1旅旅長。

1942年12月至1945年4月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

1942年12月任中共關中地委委員、常委（至1945年8月）。率部參加保衛陝甘寧邊區和大生產運動。是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受表揚獎勵的22名領導幹部之一，毛澤東親筆為其題詞：“生產教育，二者兼顧”。12月任關中分區友軍工作核心領導小組成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5月至8月任八路軍獨立第3游擊支隊司令員。6月率部由延安出發南下，1945年7月任八路軍南下第2支隊（八路軍游擊第3支隊）司令員。途中奉命轉赴冀東。同年11月至1946年5月任熱遼縱隊副司令員。

1946年6月至11月任熱遼軍區副司令員。

1947年3月至12月任中共晉察冀野戰軍第3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縱隊黨委常委。同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晉察冀野戰軍第6縱隊司令員、縱隊黨委副書記。

1949年2月至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兵團第68軍（原華北軍區第3兵團第6縱隊）軍長（政治委員向仲華）、黨委副書記。

1949年6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未到職）。經他本人要求，中央軍委批准他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12兵團副司令員兼湖南軍區副司令員等職。率部參加解放華北的多次重要戰役戰鬥。

1949年9月至1953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南軍區副司令員，1953年4月14日至1954年2月29日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南軍區司令員。

1951年6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2年4月至1953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副參謀長，1954年2月29日至1955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第二副參謀長（中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黃永勝）。

1952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1954年8月至1955年4月任中南軍區黨委常委。

1954年12月至1955年2月任中南軍區直屬隊黨委常委，1955年2月至4月任第一副書記。

1955年3月7日至1968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後勤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常務副司令員、廣州軍區黨委常務委員（1955年6月起），分管後勤工作。

1957年12月至1968年6月任廣州軍區黨委副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1966年3月，黃永勝調任總參謀長后，未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指示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劉興元對文年生非法進行專案審查。從4月4日起，將文年生非法關押、審查、殘酷鬥爭迫害，到6月6日的51天之內，連續批鬥文年生達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了嚴重摧殘，健康情況明顯惡化，卻又得不到治療。然而，作為文天祥後裔的文年生將軍，大義凜然，與黃永勝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不屈不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67年5月，黃永勝操縱軍區黨委全會，免除了文年生軍區黨委副書記職務。

1968年6月7日含冤逝世，時年61歲。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8年2月1日，中共廣州軍區委員會正式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與總政治部遞交了《關於為文年生同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的報告》。報告中說：“我們認為，文年生同志是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黃永勝迫害致死的，所列罪名純屬陷害，是冤案，決定為文年生同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追認為烈士……文年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黨我軍的優秀幹部……文年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黨的我軍的一個損失。”

1978年8月23日，總政治部批複了這個報告。“廣州軍區黨委：經中央、中央軍委批准，同意你們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關於為文年生同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的報告》。追認文年生同志為烈士。撤銷軍區黨委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關於文年生同志問題的報告》和總政對這個報告的批複。”同年9月，廣州軍區正式為文年生將軍召開追悼大會，將軍冤案至此終於得以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