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村

青島村為青島市的起源。

現代沿海港口建碼頭多要修“防坡堤”以避風浪，青島河入海口恰恰有一個島嶼——小青島，成了天然的防坡堤，這使得青島村有建港的條件。自元代定都北京，每年都有大批糧食及其它物資由南方運往北方，因陸上運輸時間長，運價貴，於是海上運輸日趨增多。青島村處於南北海上航運的必經之處，時有船舶在這裡避風浪或加淡水、添食物。

明代，沿海因倭寇作亂，劫掠船隻，殺害船民，還登陸掠地燒殺，搶奪財物。明朝政府一度施行“禁海”,不準海上航行。青島村屬即墨縣,“地瘠民貧”,百姓生活貧苦，多以地瓜干為主食，俗稱“即墨地瓜干”,施行“海禁”不準海運后斷了一條生路，生活更是困難。

許鋌,號靜峰，天津武清人，進士出身。明萬曆六年（1578年）任即墨縣令。他是一個關心百姓生活的地方官，為即墨百姓的貧困而焦慮。當時膠州灣畔女姑口的牛稼等人不顧“海禁”偷偷進行海運，到江蘇淮安等地從事貿易，使得生活頗為優越。許鋌聽說后不以為是犯法，反而經過思考後給明廷上了一道奏摺，要求開放海禁，為沿海百姓開一條生路。明廷諭准了許鋌的請奏，在即墨縣沿海將三個漁村開放為海運港口，其中之一就是青島村。從此，青島由一個小小的漁村成為了海運港口，稱“青島口”。

青島作為港口有優越的條件：它背山、傍河，有小青島作天然屏障，大的海船在漲潮時可逆河而入，河岸於是成為順岸式碼頭。

青島口西邊的天妃宮（又稱“天后宮”）也說明了當時的青島是海上貿易港口。明代的“天妃”,相傳是宋代福建莆田人，父親是都巡檢的武官。相傳“天妃”姓林，名熙娘，她圓寂后，民間傳說在海上航行的船員、漁民凡遇到危難時，祈求於她便會化險為夷。宋末她被封為“夫人”,明代被封為“天妃”,到了清代又晉封為“天后”,民間也稱之為“海神娘娘”,閩南、台灣稱為“媽祖”。

最早崇奉“天妃”的，是在福建一帶，隨著海上交通的發展以後逐漸南至廣東，北至山東。青島口建了天妃宮並擴建了幾次，也證明了明代中期的青島村已經不僅是“小漁村”了。青島附近的金家口、女姑口、塔埠頭都有天后宮，而這些地方都是海運港口。

清代，青島口進一步繁榮,“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在山東設海關，稱“（山）東海關”,盛宣懷任海關道（關長）；同治四年（1865年）在青島設東海關分關。青島口的居民，不再以漁民為主，居民多改從事海運、商貿。這一次，天后宮又進行了一次擴建，這次擴建中建了戲樓。從現存的《募建戲樓碑記》中看到，捐款的有商店、有船主。這時的青島口已形成小的市鎮,“碑記”中記為“開埠”,即商埠的意思。

僅僅過了年，天后宮又一次擴建，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修廟碑記中寫有：“蓋聞天后以孝成神，以慈愛民，仁護愛國，澤洽波臣。而旅客商人云集於此者，尤賴其鴻波不揚……墨邑（按：即墨）青島口，舊有天后行宮以妥其靈……”

同治四年的碑記中說：“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同治十三年的碑記中又說：“旅客商人云集於此”,說的都是當時青島“旅客商人云集”。這即是清同治年間的青島村———青島口。

明代即墨開放三個經貿海口，依其規模是金家口、女姑口、青島口。到了清代，青島口已超越女姑口。女姑口的優勢是地理位置上距即墨縣城近，而青島口的優勢是在膠州灣外、黃海之濱,“地扼南北海上交通要衝”。清代仍然定都北京,“南糧北運”依然進行，青島口不必進膠州灣，從海運角度比金家口也有優勢。

同治年間的青島，除仍有漁民、農民外,“旅客商人云集”,有商店、作坊，除經營海運的船主以外，還有為航運服務的搬運工人。青島已從小漁村、海口發展成為小市鎮。

1848年英國侵佔香港開始，列強競相入侵中國，英國人編的《海道圖說》中已有青島，稱之為“鎮”。光緒期間，俄、日、德等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青島”,“以青島為軍艦停泊港”……雖然清政府沒有答應，俄國軍艦還是來了，還在青島建了簡易碼頭。

青島鎮的真正形成是1891年，如今青島也以這一年為青島建置之年。

1891年6月，清政府決定將登州鎮總兵衙門由登州（今蓬萊）移置青島口，總兵章高元。1892年總兵衙門在青島建成，它位於青島河入海口，青島鎮與天后宮之間。建築規模很大，中軸前後三進，左右有跨院，比中等規模的縣衙要大，相當於一般的府衙。在青島鎮西建了棧橋，是青島第一個人工碼頭。青島港以1892年棧橋建成之時為青島建港之時。在青島鎮東建了炮兵營、嵩武營的營房。

隨著人口的增多，在原青島鎮北面開拓了新的居民區，稱做“上青島”。這時青島鎮是軍港、商港、漁港，已沒有農民了。這時還先後建了電報房、郵局。

做為港口的青島，航運方面北至牛庄（今遼寧營口）、安東、朝鮮半島仁川，南至海州（今連雲港）、寧波、福州。有即墨及山東其它縣的商人在青島經商，其中即墨黃氏為“大族”,“按巨金來設鋪營商”。到1895年青島鎮已有商鋪49家。

過年的時候,“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絡繹，雜耍、小場、大書、兆姑（亦寫：肘鼓，今稱茂腔）、梆柳（今稱柳腔）、秧歌（指膠州秧歌）、江湖把式無所沒有。

總兵衙門及四營軍隊在帶動港口經濟、發展青島市鎮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胡存約清末居於青島經商，在青島曾任中華商公局董事，他寫有一本《海雲堂隨記》,其中記載了丁酉（1897年）“三月十四日，晚,商董首事集議本口，稟商鋪數目，計：車馬旅店9,洪爐1,成衣、估衣、剃髮3,油坊、磨坊、染坊6,雜貨、竹席、瓷器店鋪7,藥鋪2,當鋪1,織網、麻草、油簍、木材8,肉、魚、鹽鋪6,醬園、豆腐坊各一，糧店、茶食3,計65家。航載寫船（即代辦客票及貨運）多由廣洋雜貨、木材諸店號兼業。”

可見，青島鎮的工商業戶多於清末其它小縣城，相當於中等縣城，這正是同治初年“旅客商人云集於此”的進一步發展。

青島口出口有生豬、花生、生油、豆油、豆餅、白蠟、煤及乾鮮果類；進口有廣洋雜貨、綢布、棉紗、糖、竹、木材等。如瑞順、協昌福、慶泰三家商店1896年進口細白棉紗布12.7件,1897年進口261件,“行銷暢利”。

關於漁民沒有單獨的文字記載，青島口與滄口當時共有漁船371艘，打上來的魚類有青魚、烏魚。丁魚、白魚、帶魚、花魚等，還有蛤、貝、蠣等貝殼類海產品。

《海雲堂隨記》記載了青島口的風俗,“（青島口）上賭風極盛，商氏‘玩趺戲’、‘撲老雞’、‘擲陞官圖’、‘打滿地錦’者比比皆是。”“擲陞官圖”是清代至民國時期的一種遊戲，也可用來賭博，木版印的一大張“陞官圖”將清朝的“官”按“品”一一列出，如巡撫二呂、知府四品、知縣七品，擲木製的“轉”,如果轉到“有功”可升一品，如果轉到“贓”則要降三品，直到有一人升至“當朝一品”為贏家，其餘人員按遊戲結束時是幾品向贏家交錢。

過年的時候,“口中商家循例至天后宮廟上香，叩拜財神，天后、觀音、呂祖諸神，四鄉村鎮民婦人等來者亦多。”人們燃放鞭炮，謂之“滿堂紅”；飲酒煮餃子，盛於盆，稱為“聚寶盆”；店鋪門首懸紅挂彩，表示“紅財盈門”。

這一時期的青島鎮簡直如同一縣城。南北航線上的海船多願在這裡停泊，加淡水、添食品，青島口成為即墨三港口中第一大港口。

1897年11月德國軍艦停在了海灣，德官兵借口上岸購物、演習，大舉登陸，將槍炮架在了大石頭山（今信號山）上，炮口對準總兵衙門，然後令清軍撤出青島，總兵章高元喪權辱國，未戰先退。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將青島市鎮在內的膠州灣周圍割讓給德國做了租借地。

德國當局施行殖民統治，在城市建設中劃分歐美人士居住的青島區和中國人居住的鮑島區。青島鎮劃在“青島區”內,1899德國人下令收買土地，攆走居民、商家，除總兵衙門和天后宮兩座建築外拆除了所有房屋，不到一年間一座繁榮的港口城市就這樣拆光了，只餘下一些樹木。胡存約等五十多個商家、作坊遷至了大鮑島村經營。1899年德皇下令將租借地的“新市區”命名為青島，至此，青島由小小的漁村，到海運港口，又到商貿市鎮、軍港，到這時候發展成為真正的城市，青島村（鎮）不再存在了。

195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總兵衙門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人民會堂，原來衙門前的銀杏樹以及另一棵相傳樹齡比衙門歷史還長的赤楊樹被保留下來，如今被視為原青島村的象徵。今常州路、龍江路、龍華路上有古樹相傳也是青島村（鎮）的舊物，樹齡最長的當屬天后宮中的兩株銀杏，有500年的歷史了，是青島村的歷史老人。

青島村是青島第一個消逝的村莊，也是不該被忘卻的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