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芳

自幼聰明好學，5歲從母讀書，稍長則博覽群書，后獨鍾理學。

16歲赴南昌師從泰州學派代表人物顏鈞。盡受其學，得王艮泰州學派真傳。

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舉，二十三年參加會試后，自認為“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參加廷對，退居故鄉達10年之久。

翌師胡清虛學燒煉，師僧玄覺談因果。他探幽索隱，觸類旁通，精究細研，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見。他四處游訪，考察社會，探究學問，並在從姑山創辦“從姑山房”，接納四方學子，從事講學活動。他一生深入下層，宣講哲理，教化士民，以發人“良知”和濟人急難聞名於世。其學雖源於理學，但反對“存天理，滅人慾”的正宗教條，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學不慮”去“體仁”，持見新奇，頗有創見，一掃宋明理學迂謹之腐氣，故被譽為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啟蒙思想家的先驅。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羅汝芳赴京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太湖(今安徽太湖)知縣，開始從政。在任上立鄉約，飾講規，召集諸生講學，公事多在講席上辦理。兩年後，朝廷提升他為刑部山東司主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任寧國(府治今安徽宣城)知府。他為政重教化，以講會、鄉約為治，又主持修繕涇縣、南陵、太平等縣的城池，政績斐然。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因父喪回南城守制。

萬曆元年(1573年)，羅汝芳守制期滿，復為朝廷起用，補東昌(府治今山東聊城)知府。他治理東昌有如寧國，末滿三月，即令士民大為嘆服。不久，改官雲南道巡察副使，分守永昌。上任之後，即著手整治昆明堤，疏浚滇池，興修水利，給當地農業生產帶來很大便利。

萬曆五年(1577年)，羅汝芳官拜右參政。不久，因公進京，應邀至城外廣慧寺講學，朝中人士紛紛前往聽講，引起了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的不滿，疏劾他“事畢不行，潛往京師，搖撼朝廷，夾亂名實”，羅被罷官歸里。

萬曆十六年(1588年)九月二日(10月21日）卒，享年74歲。

羅汝芳一生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理學思想方面。

青年時代，他受到了明朝程、朱學派理學家薛垣的影響，認為“萬起萬滅”的私心雜念長久以來就困擾著自己，必須把它除去。於是，便在寺中閉關靜坐，在几上置水一杯、鏡子一面，要使自己的心像水一樣靜、鏡一樣平，久之，遂成重病。其父授之以王陽明《傳習錄》，使他領會了“致良知”的學說，其病方愈。後來，羅汝芳赴南昌會試，師事顏鈞。顏鈞認為，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遠不會泯滅的，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都時刻保有著它，人只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因此，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制欲”人手。羅汝芳聽后，如醍醐灌頂，完全接受了這種“制欲非體仁”論，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學觀點。羅汝芳反對朱熹、王陽明等人所倡導的以省、察、克、治為基本手段，以“制欲”為基本內容的道德修養方式，並認為這是與孔孟之道相違背的。

貢獻

羅汝芳熱衷於講學，善於把玄妙、平易的講演表達出來，為廣大平民所接受。即使是不通文墨之人，俄頃之間，也能令其心境開明。他出任太湖知縣，頒布講規，召集諸生研習經文，“公事多決於講座”。出守寧國，同樣召諸生會文講學，並興建了志學書院、水西書院等一批講學場所。在京都時，禮部尚書徐階，集兩司郡縣候選吏人，大會濟靈宮，聘汝芳講習，聽者數千人，無不動容銘心。入滇五載，羅汝芳雖然年逾花甲，講學熱情依然不減，昆明五華書院和春梅書院都是他講學的重要場所。致仕以後，他仍然壯志落落，憤然率弟子游金陵、福建、浙江、湖廣等地，頻頻講學集會，繼續闡揚泰州學派的思想。這一切，說明羅汝芳是泰州學派學術活動的重要組織者，為泰州學派理學思想的傳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羅汝芳還具有人道主義思想，同情下層人民的悲慘命運。比如，他在太湖知縣任上，有兄弟為爭遺產來投訴，他聞之家境艱難，“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止”。又創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他以傳統道德融於真情，動容感化，從而化解民事糾紛。他在做寧國知府時，集諸生會文講學，讓訴訟者在講壇上跏跌靜坐，觸目觀心，以此判案，並把政府的庫藏饋贈給他們。這種情況，在封建官吏中是絕無僅有的。然而，作為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他這種從赤子之心出發救貧恤難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值得一提的是，湯顯祖少年時受學於泰州學派的主要人物羅汝芳，受到了反正統宋學思想的熏陶。這是他能深刻認識當時腐敗社會的腐敗，使他成為一個站在時代前列的進步文人，在文學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個人思想

羅汝芳認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彈子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這個“道”的作用和表現。只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他主“擬不學為學”，“以不慮為慮”，不學不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在他看來，人的良知是永遠不會泯滅的，不以修鍊而增，也不以不修鍊而減，聖愚的差別只在於“覺”與“迷”之間，因而成聖、成賢簡直是容易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