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宗魯
向宗魯
向宗魯(1895—1941)原名永年,學名承周,字宗魯,四川巴縣(今重慶市)人。幼讀詩書,聰穎勤奮。入書院,進中學,皆因成績優異享受獎學金,后入成都存古學堂(後為國學院)。先後在巴縣小學、江北中學、武漢裕華紗廠教館任教。1931年執教於重慶大學,任中文系主任,並受聘於川東師範學堂、重慶聯中、省二女師講授古典文學。1935年秋,重慶大學文、農兩院併入四川大學,改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執教質樸謹嚴,神悟加苦學,講授《昭明文選》可不帶書本講稿,正文全能背誦,旁徵博引,不漏隻字,當時文教界流傳著“看史不如問宗魯”的說法。一生校注經、史、子、集多篇,如《昭明文選》、《史通》、《管子》、《春秋左傳正義》、《淮南子》、《周易正義》等,另著有《文選理學權輿續補》、《說苑校證》、《校讎學》、《周易疏校後記》、《月令章句疏證敘錄》等書。
國學天才向宗魯的庄與諧
作者:雷文景
向宗魯(1895—1941年)名承周,字宗魯,四川巴縣人,四川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先後居成都約十年。這位傑出的校讎學家有《說苑校證》《校讎學》《周易疏校後記》《月令章句疏證敘錄》等著作。他46歲即去世,過早中斷了學術生涯。幸而有楊明照、王利器等弟子成就斐然,可告慰先生。
民國期間,四川有三位文史名家皆英年早逝。寫出皇皇巨著《推十書》的雙流人劉咸炘36歲即作別人世,另一位以白屋新體詩享譽大江南北的吳芳吉同樣在36歲魂歸道山。巴縣人向宗魯過世於1941年,享年46歲。其時,他就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才一年。川大正在籌建的中國文學研究所已開始招生,這位還未到任的所長卻已永別學林,文研所只好停辦。
向宗魯的家鄉巴縣,至今仍流傳著神童向宗魯的故事。八歲時,向宗魯不但能背誦《三字經》《孟子》等古籍,且能解釋其字義。巴縣的縣太爺聞聽神童傳說不覺好奇,有一次文人雅集,遣人招神童赴宴。當著眾多風騷之士,小宗魯接連背誦了數篇古文,對文史常識也對答如流。當時,“滿座色動神移,始信神童之說不虛”。最後縣太爺問:“你讀書是否一目十行?”小宗魯仰起小腦袋回答:“如果一目十行,那麼字、文意義如何連貫?”乳臭未乾的娃娃卻說得煞有介事,眾人忍俊不禁。
許多卓有成就的大家,小時候皆嗜書如命,向宗魯也如此。他常常晚上在穀倉里讀書,待雞鳴破曉仍不減興緻。他的五嫂起得早,問他,“你這樣早就起來讀書呀?”她不知小宗魯又熬了一個通宵。1909年向宗魯進入川東師範學堂,所學課程遠遠滿足不了他對國故的饑渴,課餘他開始閱讀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清代乾嘉學派大師的著作,《十三經註疏》《佩文韻府》等巨著也在他的視野內。那時候他才十四五歲,超強的記憶力與敏慧的資質,使他對典籍如數家珍,眾人驚駭,送他一個“向書櫃”的雅號。
向宗魯出生於貧寒之家,考上川東師範學堂時,家裡拿不出錢來,當地一位叫文伯魯的鄉賢惜其才,替他繳學費。1911年春天,文伯魯與龔秉權(字春岩)兩位先生繼續資助他進入存古學堂學習。經學大師廖平那時候在此設帳授徒,向宗魯的敏慧讓他憐惜不已,他為向宗魯免了學費,還每月津貼伙食費大洋兩塊,囑咐每月按時領取。有一次向宗魯去領錢,正好看見有人向廖先生借錢被拒絕,向宗魯便轉身要走,廖先生趕忙叫住他:“你以為我真的窮得連兩塊大洋都沒得么?即使再窮,你的伙食費我是早已準備了的。”廖先生的確不富裕,他時不時會出售藏書以救燃眉之急。向宗魯知道后,悄悄將自己的鋪被和蚊帳拿去典賣,買回了那些藏書。廖先生聞得此事,便命下屬去贖回帳被。下一次廖先生又要出售書籍時,便令眾人千萬瞞著向宗魯。不過向宗魯一旦聞知此事,即會想方設法重複前一次乾的“傻事”。他的陋室真可謂是“孔夫子搬家,全是書”了。
“大恩不言謝”。向宗魯從來沒有向廖先生說過一個謝字,但他以勤奮學習報答恩師。廖平學淵如海,梁啟超曾坦言康有為的公羊學說即是取法廖平。那時候,稚嫩的向宗魯儼然成為廖平的“學術秘書”,廖平在著述時若忘記典章故籍,便會大呼:“宗魯,宗魯”,向宗魯旋即來到,恭身站立,老師忘記的,他一字不漏背誦出來。以後,向宗魯繼承了老師愛惜人才的品德,對於生活困難的學生經常解囊相助。在重慶大學任課時,他囑咐妻子一定要每月列出一筆錢資助貧寒學生。有一位叫羅之輝的學生先後得過六十銀元的幫補。羅先生晚年回憶此事,用“乃知師恩厚,還在父母前”敘及自己的感謝之情。
“身體瘦弱,貌不驚人,聲不宏朗,詞不華麗,也不口若懸河。”這是許多人對向宗魯的第一印象。但與向先生交往之後,人們便不得不嘆服他的學問。他給學生講授《昭明文選》從不帶書,文選課文以及群家註釋文字全部儲存在這位“向書櫃”的“移動磁碟”中,且“隻字不遺,錄之即可成書”,他的著作“《文選理學權輿續補》即系此撰成”。生活中的向宗魯似乎有些木訥,一副書獃子氣,然而一旦涉獵文字,他便頓時妙趣橫生,詼諧幽默。有兩則關於向先生的典故,一則粗俗,一則典雅。讀私塾時,小宗魯與一位同學如廁方便,同學在此間居然來了“靈感”,說道:“嘻!非一人之獨屙。”小宗魯隨即應道:“啊!乃雙管而齊下。”大人們笑過之後評價小宗魯“其藩溷間戲謔,猶未忘情於駢文也。”龐石帚先生與向宗魯是好朋友,1939年,任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龐先生力邀向宗魯去華大任教,但向先生於川大感情很深,婉拒了龐先生的美意。過了一年,向宗魯就任川大中文系主任,龐石帚寫通道賀,信中有句話說:“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向宗魯回信針對此言道:“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二人的話皆引自《通鑒》,龐先生所引為五十六卷中孫權寄周瑜信,向先生所引為八十一卷孫皓給司馬炎的表文。兩位雅人“贊中藏鋒,褒里蘊逼”,各自維護自己學校的聲望,卻又以戲相酬,彼此莞爾一笑。
1941年夏,在巴縣老家度過暑假的向宗魯欲返川大,其時溽暑難耐,汽車票也難以購到,身體一向羸弱的向宗魯遂搭乘一輛貨車。一路上日晒雨淋、勞頓顛簸,回到峨眉川大時,向宗魯中暑染疾,一病不起,9月24日仙逝於伏虎寺。他的弟子王利器護先生靈柩歸鄉,葬於巴縣。天妒英才,向宗魯的學術生命只維持了20餘年。即便如此,勤耕不輟的他仍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著述,其代表作有《說苑校證》《校讎學》《周易疏校後記》《月令章句疏證敘錄》《淮南鴻烈簡端記》等。向先生的弟子中,繼承他的衣缽而成就斐然者,有楊明照、屈守元、王利器等。幾十年後,弟子們整理出版了向先生的多部遺作,這位傑出的校讎學家,他的在天之靈當安息在九泉之下了。
來源:《成都史志》2008年第3期 作者:李豫川
向宗魯先生名永年,宗魯是他的字。祖籍重慶市巴縣龍鳳鄉,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1月23日生於涪陵市,髫齡之時即聰慧好學,時人稱之為“神童”。16歲考入成都存古學堂(次年更名為四川國學院),深得經學大師廖平的賞識,三年後畢業。1922年,先生應聘到武漢為裕華紗廠老總蘇汰餘(著名愛國實業家)、黃師讓家教私塾,結識了時任武昌師範大學文科教授的黃侃(字季剛,1886~1935年),兩人極為相契,後來成了志同道合的密友。1931年,先生應聘擔任重慶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是重大有名的“三魯”之一(另二魯為中文系教授文伯魯、數學系教授何魯)。1940年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先生恪守儒家傳統道德,人品高潔,光明磊落,立論嚴謹縝密,最惡嘩眾取寵之風,治學勤奮,敝屣名利,堪為一代師表。其學生有王利器、屈守元等人。先生素重情義,講究信用,待人誠懇,方正耿介,實為文人雅士之典範,在學界聲譽甚高,人多喜與之交往,如華陽林山腴(思進)、墊江李植(培甫)、巴縣文伯魯、綦江龐石帚、中江李炳英,以及趙少咸、汪辟疆、祝屺懷、何魯、龔道耕、蒙文通諸人,皆為先生之摯友。尤其是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龐石帚,與先生同庚,情義甚篤。二人均博通經史百家著述,信札往來,常引典故道賀致意,恰如其分而不落俗套,時人傳為佳話。
先生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資去資助那些貧寒而成績優秀的學生,甚至傾囊以周濟之。雖然其經濟並不寬裕,上有老父老母在堂,下有子女六人需要他們夫妻奉養,而且妻子除了教書之外還要打零工以貼補家用;但對向他告貸的師生,卻從不吝惜。有人問他:“你有多少錢?去接濟那些有去無回的人。”先生總是大度地笑道:“別人有急難才來求你。錢嘛,不還也只有那麼大一回事,未必他還好意思再來嗦?”久之,師生們遂戲稱他為“觀音菩薩”,有求必應。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裕華紗廠內遷重慶。當年向宗魯的學生蘇先勤,此時已成了紗廠的老總,他們十分關心恩師的生活,趁他1940年夏回重慶白市驛老家度假時,恭請其出任該廠總顧問。工作量不大,薪金卻十分豐厚,以便讓他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去整理自己的著述。這份在今人看來千載難逢的美差,卻被先生難以置信地婉言謝絕了。弟子們過意不去,又饋贈恩師部分股權,欲以每年分紅的方式,向恩師表示謝意。先生仍婉辭:“我現在的生活還過得去,還沒有淪落到要朋友周濟的地步,送我股票,更不敢當。”
1941年暑假期滿后,先生從白市驛返回已遷至峨眉山麓伏虎寺的川大文學院。其時天氣炎熱異常,而成渝之間的客車票又因人多車少,不容易買到。他歸校心切,好不容易託人找了一輛貨車搭上,在蜿蜒起伏的老成渝路上日晒雨淋地顛簸了一天一夜,不幸受涼中暑,仍帶病從成都轉車到峨眉山,準備立即為學生上課,但在病魔的突襲下竟一病不起。伏虎寺地處偏僻,交通阻滯,缺醫少葯,治療不便,捱至9月24日,先生終於在師生的慟哭簇擁中離開了他深深眷戀的世界,年僅46歲。
先生精訓詁、聲韻、考據之學,工駢儷之文,筆力蒼勁,辭藻華麗,用典貼切,圓融無礙。所作律詩,對仗工穩,構思新巧,想象豐富,句麗詞清,深沉婉約,細密精工,善於運用比興和象徵手法,寄託遙深,頗有晚唐溫(庭筠)、李(商隱)遺風。但先生行事低調,不欲張揚;又忙於教學,無暇整理;加之英年遽然病逝,故未有詩集問世。其詩稿也絕少公開發表,搜集不易。幸得先生後人及弟子提供部分詩稿,筆者展讀之下,如獲至寶。謹錄數首於下——
贈好友曾子純
短褐春寒上淚痕,故山風物怕重論。
行來鳥道人家少,劫到蟲沙我輩存。
十字中郎新削草,五噫高士舊移根。
竹林勝侶嗟零落,還想黃墟一斷魂。
註:削草,古代大臣封事奏上,削減草稿,以示慎密,簡稱“削草”。黃墟,地下,猶黃泉也。
自題二首(1925年作於武漢)
局促駒轅過卅秋,文章無力畔牢愁。
嘗來雞肋才偏拙,味到馬肝論未休。
旅思漸凋潘岳鬢,離憂欲白魏文頭。
何當勝侶重相聚,夜夜三刀夢益州。
孤懷鬱郁久誰陳,莫怪休文瘦絕論。
馬角羈留燕太子,蛾眉謠詠楚靈均。
為通琴意還思蜀,肯逐蕭聲更入秦。
玉案瓊瑤消息斷,四愁歌罷亦傷神。
贈友
別鵠凄音入綺弦,江關蕭瑟負華年。
曾尋芳草招山鬼,更倚白蘋望水仙。
夢裡精魂長化蝶,愁中日月怕聞鵑。
星移井絡三千里,一度思君一惘然。
註:鵠,天鵝。
贈妻二首
見時苦短別時長,風馬雲車競杳茫。
漢水新知勞玉佩,藍橋舊跡感瓊漿。
書遲青鳥通南國,路斷黑龍阻北方。
惆悵天孫勤杼軸,七襄終日向誰忙。
劫來忍使帶圍寬,奈此新情與舊歡。
劍到延津終不化,珠辭合浦竟教殘。
投懷輾轉思青雀,寫韻殷勤倩彩鸞。
徒倚簾櫳頻北望,曲將幽意訴柔翰。
註:先生1927年與肄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牟鴻儀女士結為夫妻。藍橋,在陝西省藍田縣東南藍溪之上,傳說其地有仙窟,即唐裴航遇仙女雲英處。七襄,自卯(晨5~7時)至酉(午5~7時)為晝,共七個時辰,每個時辰更移一次,因稱七襄。襄,駕,指移動。天孫,星名,即織女星。
作者:四川大學校史陳列館 劉喬
向宗魯(1895-1941),原名永年,后更名承周,字宗魯,重慶巴縣龍鳳鄉人。自幼聰明好學,有“神童”和“向書櫃”之譽。向先生1931年曾應聘到四川大學中文系作教授,不久離開。1937年,他再次被聘為川大教授,直至1941年逝世於峨眉。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重慶江津人。因其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國文獻古籍逾二千萬,被人戲稱為“兩千萬富翁”。王先生1937年進入四川大學中文系學習,1944年他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后,回到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任教。
向宗魯和王利器都是著名的國學大師。王利器曾兩度師從向先生,在恩師的引導下走上校勘與考釋古籍這條國學研究之路。師生情誼深厚,特別是在向先生去世后,王利器歷經險阻運恩師靈柩回鄉,更是被傳為佳話。
王利器初中畢業進入重慶大學高中部學習,雖是高中,但是授課的老師卻大都是大學本科的教授,其中就有學府三車的向宗魯。向宗魯先生是馳名重慶大學的“三魯”(即何魯、文伯魯、向宗魯)之一,講授《清儒》一課。王利器後來將《清儒》一篇詳註為一書,並恭送向宗魯審閱。向先生閱后不覺對這位中學生刮目相看,評價為:“不讓周予同之注皮錫瑞《經學歷史》,專美於前”。得到向先生的鼓勵,年輕的王利器對國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高中畢業后,他便考取了四川大學中文系。讓他不曾想到的是,大學三年級時,向宗魯從重慶來川大任教,師徒二人又再次相逢,共續師生情誼。
向先生認為王利器的派名太過顯露,賜字藏用,且諄諄教誨道:“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老師對學生的期許之情於此可見一斑。後來,四川大學為了躲避敵機的轟炸,遷校峨眉,在峨眉艱苦的環境之下,向先生仍然對王利器的畢業論文《風俗通義校注》指導有加,並將這篇論文推薦參加了國民政府第一屆全國大學生畢業會考,該文獲得了中國文學組第一名的成績,王利器也被授予“榮譽學生”,中央和地方的各大報紙都公布了這一消息。王利器因此還獲得了一大筆獎金,只不過時隔兩年後才領了下來,當年能購置田地的獎金也只夠買一方端硯了。
大學畢業時,王利器想報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他的想法得到了向先生的支持。向先生鼓勵他走出去多學知識,開闊視野。“四川學子就應該走出夔門,看看外邊的世界。”很多年之後,王利器仍然記得恩師對自己講過的這一段話。“轉益多師是吾師”,向先生不僅自己為弟子傳輸“真經”,還讓王利器多向其他老師學習,比如關於《後漢書》有無敘傳的意見,就推薦其向專治《漢書》的專家季皋先生多多請教。正是因為向先生這種專心向學的學術作風,以及誨人不倦的無私幫助,才使得王利器打下了牢固的基礎,積累了豐富的典籍知識,引導他慢慢走上了校勘之路。老師的嚴謹勤奮也成為了王先生一生奉行的準則。
1941年暑期結束后,向宗魯回到峨眉川大文學院。因為在返程的貨車上日晒雨淋,受涼中暑,他一病不起。同年11月,向宗魯病逝於峨眉。當時正在李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學習的王利器,聽到恩師去世的噩耗悲痛萬分,他立即嚮導師傅斯年請假奔喪。
王利器在宜賓包了一輛滑竿,從旱路連夜奔赴峨眉。在峨眉山下報國寺的靈堂前他痛不欲生,淚如泉湧。因為巴縣的師母牟紅儀希望王利器將向宗魯的靈柩送回故里安葬,在悲痛之餘,王利器立刻著手安排此事。經過與學校的交涉,校方補發了向先生一個月的薪水約300餘元,並派學校工友老史同王利器一起扶柩歸鄉。但是,這筆錢僅僅只能租船從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從中渡街到巴縣的龍鳳場小灣之處還有七八十里的旱路,而這筆費用比水路費用更為龐大。為了儘快送恩師歸鄉,王利器積極想著辦法。當年王利器畢業論文獲得全國大學生畢業會考第一名,被時人稱為“狀元”,不少人來請他寫壽序或是墓誌銘。其中,他為一個重慶財閥寫墓誌銘而獲得了一筆可觀的潤筆費用,王利器將這筆費用作為股金加入了創業銀號。現在急需用錢,王利器決定將這筆錢在江津取出,作為恩師的運柩費用。
在峨眉開完追悼會,第二天從報國寺靈堂出發,王利器等人開始了路途艱辛的扶柩之行。向宗魯的遺書和遺物有14挑。由於棺材很大,船很小,王利器和工友老史只能蜷縮在棺材兩邊,連腰都幾乎無法直立。路過險灘時,船工和老史都勸王利器上岸,過了險灘再上船去。可是王利器拒絕上岸,他說:“船在我在。我上岸了,萬一出事,我怎樣向師母交代,怎樣向四川大學交代。”此時的王利器早已將生死置於度外,唯有恩師的靈柩重於一切。師生情深,讓人動容。好在雖然驚險,但也順利到達了宜賓。到達宜賓后,王利器立即去江津取出了創業銀行的股金,並僱用了三十人。其中,十六人抬靈柩,十四人挑書箱,從旱路將恩師靈柩送回了小灣。王利器親自布置好靈堂,完結了扶柩歸鄉之事。自峨眉出發,歷時一個星期,行程1000里,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難,總算有了一個結局。王利器也鬆了一口氣,用“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來印證此番心態。王利器的重情重義也被原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龐石帚盛讚為“行芳而名高”。
向宗魯去世,留下了一些未校勘完的書籍。王利器將恩師這些未完事業作為己任,繼續搜集整理。扶送恩師靈柩去小灣時,王利器將先師的遺著《說苑校證》交與弔唁的重慶同學。後來,重慶同學因經商無法動手,便將《說苑校證》交還給了師母。在師母的同意下,王利器又將這項工作交給了後來任四川師範大學教授的同學屈守元整理,中華書局在1987年7月出版了此書。向先生的絕筆之作《蔡氏月令章句疏證敘錄》,由王利器整理,在導師傅斯年的幫助下,194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此書。同時出版的還有王利器交與同學屈守元整理的另一恩師遺稿《校讎學》。這兩部著作的出版,距向先生去世才一年時間,可見王利器的盡心儘力。
早些年,王利器還在峨眉川大讀書時,向宗魯曾以拓片兩張讓王利器進行鑒定,並讓他以此作文論證。王利器當時忙著寫畢業論文,沒有完成此項工作。在恩師去世后,他仍然不忘老師生前的囑咐,以此拓片研究撰寫了跋文,並以此跋文請教導師傅斯年。王利器後來擔任川大文科所老師,也以此跋文求教於川大的諸多大師,如林山腴、龐石帚等人。
王利器終生都追隨著恩師的足跡,進行著向先生未完之事,在古籍校勘這條路上嚴謹、踏實的走著。王利器始終以向先生所賜的“藏用”為字,舍下浮名與功利,平凡而紮實地開展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界留下了諸多瑰寶。王利器有著作30餘種、發表古典文學論文百餘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機構翻印出版約10種以上,校勘整理的古籍總字數超過二千萬,被稱為“兩千萬富翁”。
在王利器的墓碑上,有這樣一段文字“出於川中名宿向宗魯先生之門,學有本源,根底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聞強記”。這是對王利器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兩位大師篤厚師生情誼最真摯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