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四朝成仁錄

屈大均撰。

屈大均（公元1630—1696年），初名紹翁，字翁山，又字介子，號菜圃，廣東番禺人。他是清初著名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同時他的詞、文也都很有名，著有《廣東新語》、《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作品。

屈大均生於明末清初的更替時代，是一位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具有濃厚的反清思想。清軍入關以後，發布剃髮令，屈大均堅決反對，並就此寫了《藏發冢銘》、《長發乞人贊》、《禿頌》、《藏發賦》等，並參加過抗清鬥爭，曾向南明永曆帝上過“中興”之策。清軍破廣州后，屈大均遁入空門，名其所為“死庵”。后又奔走大江南北，結交志士，留意山川險阻，志在恢復。不久后又棄佛歸儒。他在會稽的時候，與魏耕關係很好，又在陝西等地交接了顧炎武、李因篤等明遺民，共同商討反清復明大計。魏耕曾通消息與鄭成功，引導鄭成功、張煌言舉兵收復江南二十四縣，屈大均也參與了此事，事泄遂避居桐廬。吳三桂反，屈大均又曾一度參加吳部，從其軍於湖南，很快因為政見不合又離去。三藩之亂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返回故鄉隱居，專心著書，述作甚富。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病卒。

屈大均詩文中“悖逆之詞”甚多，其“不平之氣”現於言外，但屈氏生前卻並未因文字而坐罪，直到三十多年後，屈氏詩文案才發，屈大均的子孫們承擔了這次文字之禍。這是因為清朝的文字獄在雍正、乾隆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順治、康熙年間，文網初織，文字之禁尚寬，雖然發生了庄氏明史、戴名世《南山集》等幾樁大案，但總的來說還是個別現象，文字之獄尚未成為思想文化統治領域內的主流，清廷對漢族知識分子基本採取的還是懷柔寬和政策。到了雍正、乾隆兩朝，清廷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文字獄層出不窮，使人們戰戰兢兢，動輒得罪。特別是乾隆皇帝，對文字的苛求達到了極端的程度，即使是精神失常的瘋人，也照樣斬決，其親朋皆連坐。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查獲出來，並且先後驚動了雍正、乾隆兩朝皇帝。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十月，署廣東巡撫傅泰讀新近頒發的《大義覺迷錄》，發現其中曾靜之徒張熙的供詞說到屈大均文集議論與逆書相合等語，於是趕緊到書坊中購買了屈大均著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文鈔》等書，經他檢閱，發現這些書內“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抬空一字”，於是傅泰觀覽之際“不勝駭愕髮指”。這時屈大均已經死了三十多年，於是他就和布政使王俊密商拘捕審訊屈大均的兒子、惠來縣學教諭屈明洪。恰在此時，屈明洪帶著他父親遺留的詩文和刊板前來投監自首。原來屈明洪也是在宣讀《大義覺迷錄》時，發現自己父親屈翁山被牽連其中，於是趕緊到廣州省布政司繳印，又到廣州府投監，並且供認“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詞，止因父死時年幼無知，存留詩文及刊板在家，未曾察閱。

今任教喻，奉到頒賜《大義覺迷錄》，宣讀之際，知有屈溫山姓名，與父屈翁山聲音彷彿，隨檢查伊父所著詩文，始知伊父亂紀悖常，竟親自投首投監，請正典刑。”廣東巡撫傅泰一面對屈明洪嚴加審訊，一面將案情密奏皇帝。傅泰審結上報后，刑部議請照大逆律將屈大均戮屍梟示，親屬照例緣坐。雍正降旨令將屈大均的書及刊板概行銷毀，對屈明洪則因清律有“自首減等”的條款，免去死罪，可減等論處，刑部於是又判決將屈大均免其М屍梟示，子孫親屬流放福建，詩文毀禁。到了乾隆三十七年，清廷下令設置四庫全書館，併發出了在全國大規模徵集遺書的上諭，命將徵集到的書籍嚴格審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乾隆再次發出了令各省督撫採訪遺書的上諭，並明白表示了“寓禁於徵”的用意，“或有違礙字句潛匿流傳，即可乘此查繳。”

在廣東省，屈大均遺著成為查繳的重點。南海縣知縣常德、番禺縣知縣張天植在一個名叫潘明的書鋪中查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一部、《嶺南三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合刻詩集》板片二份及刷印成的書十部。番禹縣童生沈士成繳出屈大均著《翁山詩外》一種。番禺知縣又密令縣衙門禮房書辦簡上在屈大均子孫中細查。簡上在屈大均的族曾孫屈稔湞處找到三本《翁山文外》，后又在屈稔湞族兄屈昭泗家查出四本。於是這兩人隨即被逮捕。案子很快報到了督、撫衙門。

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親自主持審訊，認為潘明是個沒有知識的書商，童生沈士成是自行繳出，都可以根據查繳遺書的諭旨“免其治罪”；但屈稔湞、屈昭泗是“逆犯”屈大均遺族，竟敢私藏“逆書”，且“屈大均大肆其狂吠，罪惡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齒，非尋常字句違礙可比”，因此應該比照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將屈大均的子孫及收藏逆書的屈稔湞、屈昭泗等皆斬決。乾隆見到奏摺后，認為如此處置不妥，決定“將屈稔湞、屈昭泗免其治罪，止將其書銷毀。”乾隆還專門為這事發了一道上諭，說明逆犯屈大均的子孫都是官府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更何況自行呈獻之人呢？命令各省督撫遍行曉喻，“如有收藏違礙之書，即早交出，免其治罪”。

後來乾隆又翻閱屈大均詩文，看到其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覺大怒，認為“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立即密令兩江總督高晉確訪其處，將其銷毀。高晉接到乾隆密旨，即派南京大小官員到雨花台以“購訪碑版”的名義進行秘密查尋，未得確處。於是高晉又親赴雨花台，仍然未能找到，只好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大罵屈大均“形蹤詭秘，居心叵測”，所謂衣冠冢或許被雷火轟擊除根，或許被犬豕躪蹂灰飛影滅，又或許“此等狡獪之徒，掉弄筆墨，偽飾虛詞，均未可定”。乾隆無奈，只好說：“既無其事，可以已耳。”這件事方才作罷，但屈大均的一切著作，包括《皇明四朝成仁錄》，均被列為禁書。

屈大均入清后，保持民族氣節，一直未在清政府為官。他的堅貞不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思想，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一書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書中稱明朝為“吾朝”，又避明末帝王名諱，如“校”作“較”，“檢”作“簡”，“松”作“嵩”，“常”作“嘗”等；又稱滿族或蒙古八旗為“夷”、“虜”，對清王朝的詆斥毫不隱諱，表明了他以明遺民自居，不願屈仕清廷的態度。書中對抗清義軍的記載生動而深刻。例如卷六《江陰起義諸臣傳》中記載江陰典史閻應元等以江陰孤城抗擊清兵，殺敵數千而“城守八旬”，“時有榜於城門者曰：三個月戴發守城，存明朝十七代人物；八萬眾同心出陣，戰江陰四萬里山河。’嗟乎！江陰亦榮矣哉。”

徠同卷《吳江起義傳》記載了吳易、徐爾谷、楊廷樞、呂宣忠、夏完淳等“大明義士”為國捐軀之事。其中吳易“被執，為絕命詞七章，死之，合門殉矣。”徐爾谷“從易起兵，被執不屈死，有詩云：‘太湖遙望水汪洋，樓櫓帆檣舊戰場，聞說楊生能殉義，願為後死姓名香’。”呂宣忠“從吳易起兵，……（被執）慷慨罵敵，敵捶其膝至碎，不跪。……臨命過市，大呼曰：‘今日乃大明義士報國之日，諸君何不來觀！’時年才十六。”這些描寫都極富感情色彩，細節描寫也極其動人心魄，充分流露了作者對這些愛國人物的敬仰讚美之情。《皇明四朝成仁錄》中還記載了一些雖未上戰場殺敵，但仍能以死殉國的明朝大臣的事迹。如卷七《使臣死事傳》，詳細記載大臣左懋第、陳用極出使清營，見清攝政王而不屈，寧死不拜。二人被扣留，面對清兵的淫威，陳用極說“三尺童子，羞拜大羊。”

清廷又用拜爵封王來作誘餌，勸其投降，左懋第說：“寧為大明鬼，不作匈奴王。”這些言語都生動刻畫了左、陳二人寧死不屈、高風亮節的英勇事迹。除了這些將官大臣之外，卷十二《雜流死義傳》中又記載了數十位名不見經傳的社會下層人物，如“細柳營瓦匠”、“畫網中先生”、“總兵家丁”、“桐鄉村人”、“百川橋乞兒”等等。其中“總兵家丁”記載河南副總兵丁啟光降敵，其家丁拉住他的馬頭極力勸阻，但丁啟光執意不聽，家丁恥降清兵，遂投水而死。“百川橋乞兒”記“弘光元年五月十一日，車駕出狩，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曰：‘三百年米養士朝，如何文武盡奔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自縊死。”在屈大均的筆下，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都能曉明民族大義，寧死不降清朝，與那些奔逃、乞降的達官貴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表現出了作者強烈的愛憎感情。

屈大均還模仿《史記》“太史公曰”的形式，常常在文章的結尾處附上“屈大均曰”的評論。如卷四《西寧死事傳》，記載孔子後裔“雲忠節傳”，文末又加“屈大均曰：……崇禎間有三叛臣，其首惡為孔有德。……國變后道經曲阜，欲入謁先聖廟林，孔氏宗人闔門弗納，且叱其冒稱聖裔。嗚呼！是真能知先人《春秋》之旨者哉！”在這裡屈大均讚揚了曲阜孔氏宗人能曉大義，痛斥降清的明將孔有德為“首惡”。又如卷六《吳江起義傳》文末的評論則稱頌抗清的少年英雄呂宣忠與夏完淳：“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赴義，誓死相從，吳公以之不孤，江南因之有氣。何必老成，一殤子勝於彭■多矣。庄生云：‘壽則多辱。’彼老彭，商賢大夫也，商之亡入周，為柱下史，牧野之變不能抗節而死，與於三仁，享年八百，亦與蜉蟻何異哉！”

這段評論讚美了少年時即殺身成仁的呂宣忠、夏完淳，並用商周時期活了八百歲的彭■作對比，說明了人之死或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道理。《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一至五記崇禎朝人物，卷六、七記弘光朝人物，卷八、九記隆武朝人物，卷十至十二記永曆朝人物，其中主要為抗清殉國的志士仁人。他寫這些人物的目的在卷八《廣東州縣起義傳》后的評論中說得清清楚楚：“我粵忠義之士一盛於宋，再盛於明，事雖不成，亦足以折強敵之氣而伸華夏之威。……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傳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於篇。”正是懷著這個明確的創作目的，屈大均多方搜求明末死難之士的事迹傳聞，並且不局限於一般正史中所載的王侯將相，對於那些雖然社會地位低下、但具有忠貞氣節的平民百姓，屈大均也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中一一錄出，並加以熱情歌頌，反映了屈大均進步的思想。

此外，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一書中所記載的數百人的傳記，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事件，雖然或詳或略，長短不等，但大都是相當可靠的歷史資料，因此此書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皇明四朝成仁錄》在雍正、乾隆年間兩次被禁毀，僅有抄本流傳於世。一九四七年，葉恭綽據葉廷■等七種抄本校勘，重編成十二卷，收入《廣東叢書》第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