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院

北宋初期，亂世漸平，社會安定，朝廷雖多褒獎文事，卻又無力廣設州縣學校，故“士子病無所學，往往相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書院由此進入興盛階段。

正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所稱：“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鎬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此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書院的興起，一方面滿足了廣大士子讀書求學的願望；另一方面，也緩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為朝廷培養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贊助和鼓勵。

北宋景、慶曆以後，至北宋末年，隨著朝廷歷次大規模興學，官辦的州縣學校漸起，書院淪入沉寂，達百年之久。

書院萌芽於唐朝，但作為一種教育制度形成興盛於宋朝。

宋代

①白鹿洞書院 ②嶽麓書院 ③應天府書院 ④嵩陽書院 ⑤石鼓書院 ⑥茅山書院（安徽的宋代書院有西湖書院，龍眠書院，八桂書院，紫陽書院和天門書院）

宋代是古代書院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書院產生的歷史背景比較複雜，是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教育環境的產物。我們可以歸納出其中幾點重要的原因：（1）官學長期處於低迷不振的狀態，書院的產生是必然，填補了官學的空白。（2）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促進了書院的發展。（3）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4）佛教禪林的影響。（5）雕版印刷術的普及應用，促進了圖書事業的發展，從而為書院的各種教學活動及研究活動提供了便利。

（1）教學與研究相結合。（2）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3）教學上實行門戶開放，師生眼界開闊；“書院聚四方之俊秀，非僅取才於一域。”（4）學習以個人鑽研為主，師“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5）師生關係融洽。

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廬山。唐後期李勃、顏翊等先後在此讀書講學，南唐時在此建有國學。宋初置書院，並得到朝廷授予的儒家經典，書院已很知名。南宋時朱熹常到書院講學，並寫有《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書院的學規。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后，白鹿洞書院因在理學教育中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而名揚天下。

南宋書院教育的復興，大體取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由程朱理學的發展促成。理學奠基於北宋，成熟於南宋，在南宋幾起幾落，雖曾幾度佔據太學講席，但屢遭朝中權貴排抑。為了專研學術，講明義理之學，並廣泛傳播自己的思想，擴大影響，積極發展書院教育，創辦書院、宣講性理，並以書院為論壇，爭鳴學術，指論朝政。

諸如：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呂祖謙、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張杖等著名的理學家，都是積極創辦和推進書院教育的代表人物。

其二，南宋官學雖有國家資助經費，但往往流於形式，失其教學之實，士子遊學，“非圖啜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迂闊於事，無補於時”。官學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領域的空荒，而具有較高教學質量、形式靈活、學風生動的書院，便得到土子的青睞，獲得較大的發展餘地。

其三，科舉制度的腐敗，導致士學風氣的墮落，一些志趣高潔、仰慕聖學的學者厭惡仕祿功利之學。而書院提倡高風氣節、不為功名利祿折腰、自由講學，專研學問，推崇修己至誠之道，與腐敗的官學形成鮮明對照，故爾被一大批文化素養較高的士子所敬慕。

此外，佛教禪林的影響和南宋印刷術的持續發展，也為書院振興提供了客觀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