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紀念碑
辛亥革命紀念碑
辛亥革命紀念碑是湖北武漢市政府為紀念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而興建的紀念性建築，也是武漢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辛亥革命紀念碑高100米，碑體採用簡潔的四稜柱形狀、深灰色花崗岩石材。
“1911年革命紀念碑”。也是武漢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辛亥革命紀念碑的碑體採用簡潔的四稜柱形狀，碑高100米，採用深灰色花崗岩石材。碑身則將採用中國傳統建築鏤空的藝術手法，自下而上、從小到大開鑿不規則的三角形鏤空孔洞，並使用紅色LED照明，象徵著辛亥革命的火花有如星星之火。
紀念碑頂部將安裝高功率惰性氣體集束燈，將一束光打至天空中數千米的高度，在幾十公裡外都將可清晰看到，這象徵著革命之火的生命力。
紀念碑碑體內還將設置景觀電梯，市民可以乘電梯直達紀念碑頂部參觀。2009年12月31日，辛亥革命紀念館和紀念碑正式開始建設，預計將在2011年6月底完工。建成后，整個首義文化廣場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紀念辛亥革命的場所。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歷史事件，一舉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辛亥革命促使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誕生，武漢“紅樓”是亞洲“民主之門”。
辛亥革命紀念碑鳥瞰圖
為充分聽取和了解公眾的意見和建議，武漢市規劃局於2009年4月10日至2009年4月20日在武漢城市規劃展廳公開展示入圍方案，並通過現場投票和郵寄方式徵求社會各界意見和群眾投票，希望聽到更多網友的聲音和意見——因為辛亥革命那個歷史事件的光榮和榮耀，不僅僅是武漢人的，還應該是整個中國人的。2009年9月，來自北京的XD建築師事務所徐東昕的設計方案中標。
中國人，尤其是武漢人關注和思考辛亥革命——這一事件令中國浴火重生，中國人由此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我們需要記錄和紀念辛亥革命，我們選定了這個心儀款式的紀念碑——希望能夠彰顯和傳遞辛亥革命的精神本質，能夠是這座城市依然不落的地標，能夠依然令未來數十年、上百年後的人們肅然起敬。
位於辛亥革命博物館正前方的辛亥革命紀念碑施工現場，經常站著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他時而拿筆勾畫草圖；時而和施工方負責人交談；又時而站在一旁靜靜地看著，直到工地收工被勸走為止。“看著它一天天長大，像一位母親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長，很欣慰。”辛亥革命紀念碑的設計者、XD建築師事務所的主持建築師徐東昕說。
之前，儘管他已是一名從事了多年建築設計工作的建築師。曾先後任職於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房地產開發企業——SOHO中國有限公司；位於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歐洲知名建築事務所；國內具備開創精神的建築事務所；但他仍感覺沒找到揮灑自己青春和才華的舞台。
2009年2月10日，兩個多月沒有聯繫到一個項目的的徐東昕在網上很偶然地發現由武漢市政府、武漢市規劃局、武漢地產集團為慶祝辛亥革命100周年組織的辛亥革命紀念碑的國際設計競賽。於是，徐東昕像一個無聲無息地潛伏在草叢中很久的獵手，終於等來了獵物的出現，經過近一年的比拼，多輪評選，在來自13個國家和地區的233個方案中，最終力拔頭籌，成為最後中標的實施方案。這個設計將作為武漢邁入一線城市的標誌，成為武漢地區的新地標。
一場意外的勝利，使這個剛剛成立不久的設計團隊在國內建築設計圈內一戰成名，現在無論是誰，在介紹這位年輕而有叛逆精神的中國新銳建築師的時候，都會說“這位是中國辛亥革命紀念碑的設計師”。
首先考慮的是城市和建築藝術，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是30年，而英國是130年。中國變化之快，就像經常在記錄片里看到的影像：在一座靜態的高大地標建筑前，它周圍城市的一切都是動態著飛速流動變化，而一兩百年間，這座簡單而經典的地標都會矗立在那些變幻里。一個簡單的東西永遠不會在變化流轉間顯得突兀，所以以建築語言而言，越簡單越好。當初設計時沒有局限於傳統，沒有按常規的做法去做一些浮雕或雕刻文字之類的東西，我當時的態度就是，與歷史有關的作品，就一定不用傳統的方式表達，一定不拿政治的手法去做設計，而是拿純粹的建築語言來講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我們講得漂亮，這是方案能中標的最重要原因。對我來說，這個故事是我對這些有偉大創新思想的前輩們的祭奠。
辛亥革命紀念碑的碑體採用簡潔的四稜柱形狀，上面有個斜切面，側面看像一把刀。碑身採用中國傳統建築鏤空的藝術手法，自下而上、從小到大開鑿出不規則的三角形鏤空孔洞，並使用紅色LED照明，象徵著辛亥革命的火花有如星星之火。在紀念碑頂端將安裝高功率惰性氣體集束燈，把一束光打至天空中數千米的高度，在幾十公裡外都可清晰看到，以此來象徵革命之火的生命力。
辛亥革命紀念碑項目從2009年初國際招標，我們就開始做功課，讀歷史、學習政治等。湖北武漢是中華民主革命的誕生地，清朝末年，張之洞在那裡開展洋務運動，中國最初的工人階級誕生在那裡。那個時候，他們也派了很多留學生去日本、德國學習軍事、工程和交通，所以我覺得武漢是一個擁有良好創新意識群眾基礎的城市，因為有這個基礎，對於新思想的接受度高。所以辛亥革命第一槍能在武漢打響，這和這片土地有著能接受新思想萌芽的土壤有關，新思想被民眾接受，並慢慢在民眾中普及，才醞釀出這場革命。
這個過程很艱辛，當時我就帶了幾個很年輕的設計師，當周圍人知道我在做這件事時，都勸我不要做，他們斷定這是沒結果或不該是我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想幹什麼事必須干，不幹好不行的性格。湖北又是我的老家，當時我就想，對一個創業之初的設計師而言，即使是失敗了，也沒什麼遺憾的，竭盡全力做這件事做到極致就可以了，於是，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先後推掉了四五個商業項目……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 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亦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的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對中國國內的民族關係及同時期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辛亥革命前後的一系列事件不僅結束了此前立憲派實行君主立憲的努力，而且對此後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沒有改變。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於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正值籌備處設於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后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並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內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澄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后，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
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義爆發的當晚深夜，由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親自主盟加入同盟會，正在保定軍諮府軍官學校就讀的六弟何貫中，第一時間得知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得到把哨同學的協助，潛出軍校將清軍南下的唯一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布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佔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布告全國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布告海內人士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致滿清政府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軍奉天討滿清檄文。
“陝西流傳著辛亥革命的故事，應該多建設辛亥革命的博物館和紀念碑，作為歷史記憶。”3日至4日，海內外百位學者在西安參加今年大陸首場紀念辛亥革命學術論壇。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總編輯、教授葛承雍在論壇上這樣建議。
以黃帝旗幟來凝聚民族精神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清明公祭人文始祖黃帝前夕，省政府和西北大學承辦“黃帝旗幟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將研討的主題冠以‘黃帝旗幟’，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昨日上午，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婁勤儉在講話中說。
中國思想文化史專家、西北大學名譽校長張豈之先生在論壇上致辭時說，黃帝一直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被認同，這種認同的實質是對於民族的認可，對民族自由、獨立、解放的篤信不疑。在民族危難時刻，比如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均認為，應以黃帝旗幟來凝聚民族精神，共赴國難。
警惕：把紀念搞成慶典和招商
目前，作為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湖北武昌，投入270萬元對區域內的10處辛亥革命歷史遺跡進行修繕翻新。南京、中山、廣州、杭州等地也在搞修繕。
葛承雍說，辛亥百年不應僅是一場會展慶典、一次招商活動。與辛亥革命相關的文化遺產，承載著中國近代文化遺產復興的文化內涵。
陝西也與辛亥革命密切相關。辛亥革命爆發后，各地駐防力量基本沒有抵抗，只有西安的“革黨會匪”進行激烈的流血衝殺，影響曾震動全國。葛承雍認為，陝西應該建立幾個紀念館或博物館，如同一面鏡子可以幫助國人反思過去。或者在已經消失的辛亥革命歷史遺跡位置旁配“說明書”，作為標誌介紹，去保護歷史的記憶。“現在我們應該抓緊徵集和搜集辛亥革命文物，這也是我們珍惜辛亥遺產的重要意義”。
辛亥革命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