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貞默

譚貞默（1590—1665），字梁生，又字福征；號埽，又號埽庵。生於明萬曆庚寅（1590年），卒於康熙乙巳（1665年）。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出生於一個官宦家庭。其父譚昌言為明萬曆年間進士，曾任山東青登萊援遼督餉參政。由於家境良好，譚貞默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於崇禎元年（1628年）考中進士。後來與其父一樣，躋身官僚階層，先後任工部虞衡主事、大理寺寺副、太僕寺少卿，國子監司業兼祭酒。

根據有關記載，譚貞默是一個涉獵面較廣的學者，“好博覽於書，無所不讀，家居十五年，杜門益著書”。除習讀儒家經典外，對佛教也有濃厚興趣，在考中進士以前，曾拜名僧憨山大師（1546—1623）為師。後來曾為其師編寫了《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書中還附有《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因緣》等相關的作品。他常識較廣，與當時的著名學者、文人和抗清將領陳子龍（1608—1647）有很深的交往，因此陳子龍後來為其《譚子雕蟲》寫序也是情理中事。

譚貞默寫過多種著作，包括《孟子編年略》、《四書見聖編》（即《三經見聖編》）、《風隱集》、《韻史搜銓》、《近代畫名家實錄》、《埽庵集》、《槜李志》等等。由於乾隆年間嚴酷的文字獄，使得其後人怕因藏書罹禍，於是將所藏典籍包括他的許多著作都燒掉。後來傳世的只有《譚子雕蟲》、《埽庵集》、《三經見聖編》，及由他“述疏”的《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等。其中《三經見聖編》據其後人說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中有收藏。此書在四庫全書編輯時收集到，但僅作為“存目”。有人指出，其書“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務與程朱抵牾，可謂敢為異說者矣”。大概是被清朝廷視為不經之說的一類。

從作者自序中，可以看出《譚子雕蟲》完成於1642年，是明晚期的作品。錢謙益顯然是最早的讀者之一，他在《蟲詩十二章——讀嘉禾譚梁生雕蟲賦而作》中，有這樣一段話：

禾髯進士譚埽著蟲賦三十七篇，援據古今，極命物理，自稱原本於莊子蟲天之道，及其遠祖景升化書；而吾竊其指意蓋亦荀卿子請陳佹詩之意，有托而雲者也……傳稱禹鑄九鼎，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仁人君子之用心，古今一也。余讀禾髯之賦愾然嘆息，作蟲詩十二章以詒之。

全書記述了62種“蟲”（主要是今天的昆蟲和節肢動物），連同附錄近百種。從文章中看出，譚氏主要以昆蟲學家的視角記載這些小蟲，但不乏趣味性，筆法與法國作家法布爾的《昆蟲記》相類。《譚子雕蟲》的文學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刻畫生動，語言駢驪。如在記述蜘蛛的賦中，有這樣的句子：“相蜘蛛兮羅織，儼經緯兮若思。邈結繩兮上古，作網罟兮是規。身自繅而自織。足為杼而為機。”勾畫蜘蛛非常生動。還有蠶，如“及夫細雨晨梭，明月夜幅，絺綌來涼，布帛思暖，彷彿稠音鼓吹，相屬唧唧，砌除瞿瞿，垣曲愁絲，枲與麻縷，空二東之杼軸，策懶婦之號寒，比催耕於布穀，游芳草之王孫。”這樣的語言在文中並不少見。

二、穿插大量的神話傳說。《譚子雕蟲》常引用《列子》、《搜神記》、《爾雅》等古書，使文章古香古色又增添了不少神話氣息。如“蠶”引《搜神記》關於“蠶馬”的記載，蛺蝶中引“梁祝”的傳說，“螳螂”條引《淮南子》螳螂捕蟬之葉可以隱身等，均增強了文章的趣味性。

三、《譚子雕蟲》有寄託。中國曆來有“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的說法，譚氏在書中雖然沒有明顯表現出來，但他的友人均認為他有這種思想。陳子龍在《譚子雕蟲序》中說：“或曰：‘譚子有所刺譏，而將以蠻觸蛟睫視一世之人，則非予所知也。’”其實，陳子龍說不知道乃是正話反說，正指明了此書是有寄託而作。其友人王廷宰也說：“引物連類，大放厥詞，博奧精微，義兼比興。”《四庫全書總目》也說：“因即蟲喻人，分為三十七段，每段自為之注，亦和香方《禽獸決錄》之支流也。”

一百八十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是編前有《自序》，結銜稱“敕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稱“《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為著。子思子之書，今名《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而作也。《大學》即《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作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是釋詁《論語》。讀‘予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為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為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牾，可謂敢為異說者矣。卷中或稱“默案”，或自稱“譚子”，體例亦叢雜不一雲。

嘉興譚貞默著。嘉興圖書館有巾箱藍印本。民國二十三年，譚新嘉家刻“嘉興譚氏遺書”之三。江安傅增湘署專。李日華有《譚水部梁生埽庵集序》。金蓉鏡《題譚埽庵先生詩》：“譚公卓立如斷山，六子散朗皆瑤環。元孩死忠埽庵遁，孤撐大屋爭百間。讀書喜得野王墅，靸履真得仙人臞。參軍且免謝皋羽，使者何有程鉅夫（埽庵先生，明甲申后卻瞿稼軒之聘，洪經略之薦，家有靸園，兵毀后重到東園，改題遼鶴軒，著書終老）。過江人物驚飄瞥，先生掃室但一潔，賦詩非名公自娛，結交皆俊我心折，當日遼鶴留題句，從游尚脫戶外屨。后波遮莫是前波，我今並乏閑傢具（即用先生詩句）。蒼茫重訪讀書堂，鴨腳新陰復過牆。認取青氊一片地，子孫仍住碧漪坊（遠孫志賢開宅舊坊，近復傳刻先世文字，遺澤長矣）。甲寅花朝，同邑後學金蓉鏡頓首拜題。”譚新嘉有《埽庵集跋》。

譚貞默在思想上有一大特點就是篤信佛教。“在考中進士以前，曾拜名僧憨山大師（1546—1623）為師。後來曾為其師編寫了《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書中還附有《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因緣》等相關的作品”，這和蒲松齡是一致的。蒲松齡一直相信他是和尚轉世，這對他的生活與思想影響之大不須贅述。譚氏雖然考中進士，但並不得意。他的後人譚新嘉說：“公以魁卓之才常思有所建樹，而生而叔季，君子之路塞，進不能有所施用，遂發憤著書，以寓其志。”（193）這與蒲松齡在《自志》中說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何其相似！

綜上兩點可見，二人相通之處甚多。但筆者並不是說蒲松齡乃是受了譚貞默的影響而作《聊齋志異》的，而更多的是蒲氏與譚氏心有相通，在創作心理上有了共鳴，“於我心有戚戚焉”，蒲松齡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因此，蒲松齡就用了譚貞默之“聊齋”作為自己的“心齋”之名。

當然也不排除蒲松齡並不知道譚梁生此人，也沒有見到前人的“聊齋”，他只是與前人暗合。但不論哪種情況，前人對“聊齋”的解釋對我們理解《聊齋志異》之“聊齋”很有幫助，因為我們的本意就是尋找“聊齋”的真正含義，而不是蒲松齡與譚貞默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