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家廉

盛家廉，1917年1月生於江蘇省吳江縣廟港鄉五界亭村。1933年盛家廉考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高中普通科，1936年夏高中畢業后考入浙江大學農學院農藝系。他在杭州就學一年後，爆發了“八一三”事變日寇侵犯上海，波及杭州，浙江大學在校長竺可楨的領導下決定內遷。盛家廉在前後三年中隨校輾轉六地至貴州湄潭。在國難深重，與家庭失去聯繫的困境中，他雖倍嘗流亡顛沛之苦，但也深受良師教誨和益友相助。終於修完所有課程，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績。1940年夏畢業，經農學院院長蔡邦華教授推薦到重慶北碚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跟隨鄧叔群教授進行植物真菌病害防治研究。一年後，隨鄧叔群赴甘肅岷縣實地調查。1942年春，到甘肅省農業改進所農藝系任技士，協助細胞遺傳學家李競雄從事小麥、粟等育種工作。同年7月，為解決該所試驗場地問題，奉命去甘青公路中段湟惠渠灌區開荒600畝，成立甘肅省農業改進所張家寺農藝試驗總場，任主任。歷經四年多的艱辛創業，把荒無人煙、乾旱瘠薄的土地改變成可灌可排的試驗場。這段時間，他們植樹造林，在新鋪的沙田上試種成功棉花，華來土瓜等多種作物，取得可喜成績。盛家廉根據兩年對新砂田棉、瓜等作物生長狀況與土壤溫濕度變化關係的觀察分析，撰寫了《從甘肅的砂田來看鋪砂防旱的作用》論文，此文後來經農業部水土保持專家張心一教授推薦，發表在1952年3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對西北地區推廣砂田栽培曾起一定作用。1946年初，盛家廉離甘肅，經南京抵北平，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技士，主持甘薯育種，並代理園藝研究室主任。自此，盛家廉與甘薯結下不解之緣。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農事場易名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他接替張景華任雜糧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1956年3月，華北所擴建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后，他任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雜糧研究室主任。1957年秋，正當他欲在甘薯領域裡縱情馳騁的時候，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四川農村勞動。

1959年9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參加中國農業科學院考察團赴海南島考察並主筆《海南島農業考察》一文，提出了發展海南島甘薯科研與生產的途徑。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甘薯育種經驗和成就》一文，以推動中國甘薯育種工作的開展。1960年春，他奉調赴江蘇省宿遷縣任中國農業科學院薯類研究所甘薯育種室主任。1962 年7月該所撤銷后，他到江蘇省徐州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任甘薯組組長。60年代到80年代，盛家廉共發表論文14篇，合編出版《甘薯栽培技術》專著，育成“新大紫”、“徐薯18”等16個新品種。1978年盛家廉等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79年他任徐州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1980年因育成“徐薯18”獲農業部技術改進一等獎，又榮獲國家發明一等獎，翌年晉陞為研究員並被遴選為江蘇省勞動模範。1983年，他作為國家甘薯專家組組長，主持了“六五”國家重點科技項目中甘薯新品種選育技術研究課題。該課題因超額完成任務指標而榮獲國家三委一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科委、財政部）頒發的“六五”科技攻關成果獎。80年代，盛家廉是全國第六、七屆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員。主持“七五”國家重點科技項目中“專用型甘薯新品種選育及良種良法配套技術研究”課題。在他的組織領導下，“七五”攻關任務又一次超額完成了國家下達計劃指標，為“八五”中國甘薯生產再上新台階打下了良好基礎。與此同時，盛家廉還主持了中國與國際馬鈴薯中心（CIP）、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AVRDC）的科技合作項目，為進一步擴大國際學術交流，促進中國甘薯科技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盛家廉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學者。早在浙江大學成立“黑白文藝社”時，他就是發起人之一。他們採用不同的文藝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蠻罪行，抨擊反動當局欺壓民眾的醜惡面目。該組織對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浙大學生運動的開展起到積極作用。1948年12月，北平城外響起了平津戰役的隆隆炮聲，盛家廉按照地下黨的安排，作為護場委員會成員積極配合接管先頭小組和解放軍做好試驗設備的轉移工作，使其免遭損失毀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盛家廉通過新舊對比，耳聞目睹日新月異的變化，決心奮發努力，為中國的農業科學事業貢獻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盛家廉大學畢業后曾一度開展甜菜研究，1946年秋轉攻甘薯科研工作。他首先深入冀東、冀中地區開展甘薯生產調查，總結群眾經驗，其後組織各主要薯區同行分別進行實地考察，然後再相互交流工作經驗。通過大量的調研和資料分析，他確認中國甘薯是從海外經多條渠道引入的，其栽培歷史不過400年。然而，甘薯在中國一直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生產上種植的品種絕大部分是劣質低產的地方種或日本飼用品種為“沖繩百號”（引入中國后，改名為“勝利百號”）、“農林4號”等。盛家廉認為，要提高中國甘薯單位面積產量，除繼續深入探索甘薯栽培技術外，選育高產，抗病、抵禦不良環境能力較強的新品種，將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

為發展中國甘薯育種事業，盛家廉虛心學習，刻苦鑽研，與王鐵華等在1947年最早研究出來用短日照結合嫁接的方法，成功地誘導甘薯開花，進而開展有性雜交，為中國甘薯育種技術開創了新局面。同時，他還仍照中央農業實驗所園藝系主任姜誠貫“要從日本品種的圈子內跳出來選擇親本”的提示，將日本品種“勝利百號“和美國品種“南瑞苕”進行正反交，果然收到明顯成效，很快培育出一批優良新品種。隨後山東、河北、河南、四川等省也相繼採用上述親本組合陸續選育出20多個甘薯新良種。50年代盛家廉先後主持培育出“華北117”、“華北169”、“華北52-45”、“華北48”、“北京553”、“北京248”等7個華北系統的甘薯新良種在生產上大面積推廣應用，這不僅提高了當時的甘薯產量，也奠定了中國甘薯育種工作的基礎。為此，他曾兩次受到農業部的嘉獎。

在這期間，盛家廉與助手們發表了《甘薯雜交育種》、《華北甘薯增產的主要關鍵》《甘薯貯藏研究》、《甘薯育種的經驗與成就》等論文；1957年出版了中國甘薯最早的專著——《甘薯》一書，深受同行和薯農的重視。

1959年底，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兩位日本畜牧獸醫專家時了解到，中國現在大面積種植的“勝利百號”甘薯就是日本的“沖繩百號”后，指示農業部領導說：“中國農業科技工作者要努力趕超外國的科學技術。”面對總理的這一指示，盛家廉一連幾天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他對自己發誓，不培育出壓倒“勝利百號”的甘薯新品種，死不瞑目！1962年，中國農業科學院薯類所撤銷，盛家廉帶著他多年保存的400份國內外甘薯品種資源和各類文獻資料同10多位助手一起來到徐州地區農科所，繼續從事這一有待改進提高的甘薯雜交育種研究。他依然從調查研究和向農民朋友學習入手，針對新薯區的實際情況提出新的育種方案。在其助手和推广部門的共同協作下，從原薯類所的高代材料中又選出“栗子香”、“811”、“1708”等新品種投入生產應用。“栗子香”在蘇、魯、豫、皖的推廣面積曾達100萬畝，至今還是高澱粉育種中不可多得的“高幹”親本材料。

豐收的喜悅激發了他和助手們的更大幹勁，與兄弟單位緊密協作，先後又育成“新大紫”、“豐收白”、“徐州236”“徐州61”等8個各具特色的甘薯新品種。其中“豐收白”、“新大紫”在山東、河北、安徽、江蘇等省的最大種植面積分別達到200萬畝和100萬畝。與此同時，他們還發動群眾開展群選群育工作，如“崇張17”、“群力1號”、“群力2號”3個新品種就是依靠群眾智慧育成的例證。

人生之路是不平坦的，盛家廉的研究生涯也充滿著荊棘和坎坷，正當他日以繼夜地為培育奪冠品種而忘我工作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將他卷進了“牛棚”。課題組中有8名助手被迫調離，甘薯育種瀕於中斷，試驗成果得不到進一步利用。在困難和壓力下，盛家廉並沒有氣餒。他想方設法利用勞動或吃飯的時機，打聽試驗工作情況，並語重心長地囑咐留下工作的人員說，“國家富強需要科學技術，農民需要良種，我們的品種資源不能亂，技術資料不能丟，研究工作不能斷，大家一定要向人民負責。”1971年，盛家廉剛從“牛棚”中解放出來，便拖著虛弱的身軀緊張地投入了他日夜思念的科研工作。他從甘薯排種育苗到栽插收穫，幾乎整天忙碌在田間、苗床、暗室、溫室和貯藏庫里，親自動手，一絲不苟。他工作、學習、思考的核心內容總離不開甘薯研究。知情的人說：“對甘薯那種入迷的酷愛，無疑是他在育種工作上卓有成效的一個基本條件”。

儘管盛家廉主持育成的甘薯新品種已有20多個，但未能完全取代“勝利百號”。1972年初，他總結了長期育種工作的經驗后認為，要想壓倒“勝利百號”，必須認真考慮好育種目標，改進現用的育種方法。盛家廉在全面客觀地分析“勝利百號”在各地表現時，既肯定了它有豐產性和廣譜抗逆性的優點，也找到了它不抗根腐病和病毒病的致命弱點。他認為，高抗根腐病和綜合性狀水平高這兩點對今後甘薯的高產穩產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協作攻關的品種應在這兩個性狀上有所突破。於是他們確立了以培育高產、抗病、綜合性狀好的新品種為目標，採取嚴選親本慎配組合，擴大誘導開花雜交的規模，精心培育實生苗，多點鑒定新品系等方法，認真抓好各個重要技術環節。他和助手們按照上述原則選配了40多個組合，獲得1萬多粒雜交種子，培育出儘可能多的實生苗。一方面經嚴格淘汰、選留和鑒定，如採取回交、自交、以至種間雜交等方法，定向培育或擴大產生遺傳變異，以提高雜種後代的中選率。經過連續5年的奮戰，終於在抗病的“新大紫”與高產的“華北52-45”兩個品種的雜交組合後代中，精選出綜合性狀好、高產、高抗根腐病、適應性廣的“73-2518”新品系，經鑒定、試驗和示範后，於1976年定名為“徐薯18”。1977年為儘快將“徐薯18”用於大面積生產，先後組織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北京等8個省市進行250個點次的生產試驗和示範對比，明確了“徐薯18”比“勝利百號”平均增產39.7%，薯乾產量平均增產55.3%，尤其是在根腐病嚴重發生區種植，“勝利百號”幾乎絕產無收，而“徐薯18”仍可獲得1500公斤的單產。嗣後，他通過及時撰寫科普文章，熱情進行技術諮詢，舉辦技術講座等工作，與推广部門配合，使“徐薯18”很快用於大面積生產。1983年底種植面積達到2160 萬畝，到1989年累計推廣2億多畝，為國家增產糧食100億公斤，創經濟效益4億元以上。此外，由於“徐薯18”的推廣，抑制了薯區根腐病的蔓延，扭轉了疫區甘薯絕產、少收或根本不種甘薯的局面。因此，河南洛陽農民稱它是“救命薯”。“徐薯18”創造了中國一個甘薯品種種植的最高紀錄，使中國自育的甘薯良種第一次在國內占主導地位，為中國甘薯育種史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冠軍”品種。盛家廉夢寐以求的壓倒日本“勝利百號”的夙願終於實現了。

一個潛心於科技事業的人，眼睛總要盯著未來。隨著人們食物構成的改善，1981年他又主持育成一個紅心食用新品種“徐薯34”，從而滿足廣大消費者對早上市、食味佳、商品性好、富含維生素、適於蒸烤的專用型新品種的需求。此外，當“徐薯18”即將大面積推廣之時，盛家廉於1977年又著手對“徐薯18”進行選優提純。他選定的“77-6”新品系，通過多年鑒定試驗，比“徐薯18”增產一成以上，抗病性又有增強，品質也比“徐薯18”好，1983年定名為“徐薯77-66”。據1989 年不完全統計，已推廣到1141萬畝，並被國家定為“六五”重大科技成果之一。從表面上看，選優提純並沒有什麼新奇，但從“徐薯77-66”及時育成與利用，則可反映出一個有經驗、有一定技術路線作指導的育種家，如何在育成一個性狀水平相對較高的良種面前，及時採取優中選優；精益求精的簡便方法，穩住發展和升華已有的科研成果。這也是可供借鑒的育種策略或戰術。

1 盛家廉。甘薯雜交育種。農業科學通訊，1950，（1）3.

2 盛家廉。華北甘薯增產的主要關鍵。農業科學通迅，1951.

3 盛家廉。從甘肅的砂田來看鋪砂防旱的作用。人民日報，1952.

4 盛家廉。為什麼馬鈴薯、甘薯不用種子播種。農業科學通訊，1955，（3）：172.

5 盛家廉。中國甘薯新雜交種介紹。中國農報1956，（12）：18.

6 盛家廉，林世成，程天慶，袁寶忠。甘薯新品種華北117和華北166.農業學報，1956，7（2）：159-168.

7 盛家廉譯。米丘林選集（227-342頁）.北京：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

8 盛家廉，林世成，程天慶，袁寶忠。甘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9 盛家廉，袁寶忠。甘薯貯藏研究。華北農業科學，1957.

《甘薯育種學》是中國農業出版社組織出版的《主要農作物育種學》系列書之一。盛家廉於1992年底擬定了編寫提綱，之後幾次徵求盛家廉研究員和葉彥復研究員的意見，進行修改，1993年10月分工並著手編寫，1996年9月定稿。

甘薯是世界上重要的糧食、飼料和工業原料用作物，在世界糧食生產中總產排列第七位。世界上甘薯人工雜交育種工作最早開始於20世紀初期，40—50年代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展開。幾十年來，世界各甘薯種植國家特別是中國、日本、美國等，不論在新品種選育上，還是在育種理論和方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國內外尚無一部全面系統地總結甘薯育種成果和經驗的專著，只是在少數論著、教材中作為一小部分內容進行論述。

這種狀況同甘薯育種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在世界糧食生產中的地位很不相適應，也不利於甘薯育種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將分散在各種刊物、論文集、論著中的大量甘薯育種及有關研究成果彙集起來，並進行系統的整理和分析，是一項重要而且艱巨的工作。在本書編寫過程中，編者在各自的育種和研究實踐基礎上，並利用多年來參加國內、國際學術會議和學術交流的機會，廣泛徵集了各有關文獻資料；同時又進一步廣泛查閱了1996年5月前出版的國內外書刊中的各有關報道。初稿寫成后，又進行了反覆修改和補充，力求使本書能較全面系統地總結國內外甘薯育種的成就和經驗，有重點地顯示甘薯育種的主要成就，較深入地論述甘薯育種的原理和方法，較全面準確地介紹國內外甘薯育種的新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