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靈
原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沈宗靈（1923年－2012年2月20日），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23年生於杭州，長期居住在上海。抗日戰爭期間，家住上海租界。 1942年，沈宗靈中學畢業，進入光華大學，攻讀政治學。一年後轉入復旦大學法律系。1946年畢業於國立復旦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1948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生院獲人文科碩士學位。先後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執教。曾任北大法律系法學理論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比較法—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家會總幹事，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總幹事，國際法律哲學與社會哲學學會中國分會第一任主席。1994年當選為國際比較法科學院聯繫成員。主要從事法理學和比較法學研究。沈宗靈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沈宗靈先生1923年出生於杭州，1946年畢業於國立復旦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翌年，遠渡重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系學習，次年獲碩士學位。懷著一顆報國的赤子之心，沈宗靈回到祖國復旦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長期的教學生涯。解放后，沈宗靈先生先後在新成立的新法學研究院和後來與之合併的中央政法幹校工作。1954年，中央決定重建北京大學法律系，沈先生調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研室主任。擔任講師並任系法學理論教研室主任，主講“國家與法的理論”等法學基礎課程。
沈宗靈
沈宗靈教授曾任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第一任總幹事，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第一任總幹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三屆法學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法學分組成員，人事部所屬博士后工作管委會專家組成員，中國法學會名譽理事，國家教育部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特邀委員，國際法律哲學與社會哲學學會中國分會第一任主席，國際比較法科學院聯繫成員。
沈宗靈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沈宗靈1946年從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念的基本上是台灣的一套六法全書，包括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從技術形式上看，基本傾向於大陸法系。1947年由家裡資助去美國求學。到了那兒才知道美國的學制與中國大不一樣，美國的法學院大學畢業后才能上，而且畢業拿到的還是學士學位。因為我在復旦已經有了學士學位，再讀學士感到不大願意，就轉到了學校的研究生院學習政治，選修法學。
正如1949年前後張培剛、巫寧坤、錢學森等諸多學者和科學家那樣，沈宗靈1948年在美國學成之後也懷抱著濃郁的愛國主義情懷，以及為新中國的法學事業篳路藍縷的精神回到中國。他最初是在復旦大學法律學系任講師，由此而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生涯。沈宗靈教授生前回憶道：“我是1950年來北京的，那時司法部辦了個中國新法學研究院，讓法官、教授、律師來北京學習。我覺得研究院這個名字很好聽，但具體並不十分了解。系主任徵求我的意見，我就同意了，學校里只有我一個人願意去。我那時很好奇，二十六七歲，也沒結婚，沒什麼負擔。來了之後才知道是怎麼回事。第一次聽研究院的負責人說：‘這兒不是你們所想象的哈佛大學的研究生院，這裡是搞思想改造的。’我才明白過來，但一進來就出不去了，於是我就跟著學，學起來也挺有意思，因為我接觸到了另外一種世界觀，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從這裡學起的。我們有12本幹部必讀課本，都是認真學的。我在學校第二期培訓時留下來工作，並且結了婚。一直到1954年北大恢復，我調了過去。因此在北大法律系我是元老之一。”
沈宗靈的學生劉星回憶，在北大法學院圖書資料室翻閱外文書時，發現幾乎所有關於法律理論的，借書卡上均有先生簽名。
法學院校學生，都會對沈宗靈有所了解，是源於他所主編的“紅寶書”（書皮為紅色）《法理學》。這是一本入門級別的法學基礎教材，大而全，功力也深厚。不過，大部分學生只是“有所了解”，不夠深入，就不是書的原因了，而是因為，在法學的所有科目裡邊，法理學顯得最不經世致用。
當然，根據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趙冬的說法，沈老的影響，可不僅於此。趙冬說，沈宗靈還有一本《現代西方法理學》，是多數院校碩士、博士入學考試必備書目，可稱為“寶典”。
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理事周永坤最為看重的，就不是沈宗靈寫的這些法學啟蒙類教材了。他說，不必避諱，由於時代的限制，沈老的教材中，有一些是“維辛斯基”（前蘇聯法學家）的東西，這當然不是他的錯。出生於1923年的沈宗靈，是學著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於復旦大學畢業的。儘管畢業后，他又自費去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並獲政治學研究生學歷，但回國后，因政治大環境所致，他不可能不將法理學與蘇俄法學做結合。
這倒是沒有將沈老故步自封起來。實際上，在研究蘇俄法學的同時，他也將西方法學引入中國。周永坤介紹，在1964年時，沈老就翻譯了馬里旦的《人和國家》。
用周永坤的話說，在那個年代，這是一本真正開啟人們心靈的書。“從此，馬里旦的名言，國家是為人服務的，人為國家服務，是政治的敗壞，就成了我的座右銘。”周永坤說。
不過，周永坤真正知道沈宗靈，卻是在通讀完該書幾年之後。原因是翻譯該書時，沈宗靈沒有用真名，而是用的筆名“霍宗彥”。“那真是個奇怪的年代，譯者不能署真名，只能隱姓埋名。”周永坤說。
此後，沈宗靈又陸續翻譯了龐德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以及凱爾森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兩本書在中國法學界影響深遠。
能有此等學術成就，勤奮不可或缺。有媒體甚至稱，沈老是那個年代里，最為勤奮的學者。
現已是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的劉星，曾是沈宗靈的學生。回憶起沈老，他說，印象最深的，是在北大法學院圖書資料室翻閱外文書時發現，幾乎所有關於法律理論的，借書卡上均有先生簽名，驚異之餘，知曉了先生學問高深的緣由。
這一找才發現，在馬懷德之後，沈宗靈也借了這本書，自然也就發現夾在書里的合影。沈宗靈將照片給了法律系辦公室，同時還附上一張紙條，“請找到照片里的同學並還給他！”
“我們當時懷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讓他變得過分謹小慎微。”
這樣一位學術大家，讓當年的學生又“愛”又“怕”。
“愛”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初，師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低下，除了英文課，沒有其他課以英文為教材。唯獨沈宗靈，他用英文課本給研究生授課，還要求學生必須完成布置的英文閱讀量。
沈老的學生王宏林回憶，沈宗靈每次上課，教室都擠不下，有時教室門開著上課，門外也坐著學生，因為有一些別的學校的研究生，也來聽沈老師的課。外校學生到了課堂，說，“沈老師，我是某大學某教授的學生，我的導師讓我來聽您的課，希望您允許。”沈老師通常略點一下頭，表示同意。
而“怕”，是因為，作為老師，沈宗靈對學生出名的嚴苛。現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李亞虹當年就是沈宗靈的學生，她回憶，在大學里，如果其他功課，你考試可以輕易地得八九十分的話，沈老的課程，你能考70多分，已屬幸運。
李亞虹說，每次到非要見沈老不可的時候，自己都會高度緊張。“因為，他雖然彬彬有禮，一開門就讓座，並讓師母端上一杯上好的熱茶，但他會在你的名字后加一個‘同志’，然後很直率地對你的問題加以批評。”
有一次，李亞虹見著沈老時說：“老郭讓我代他向你問好。”沈宗靈便問，誰是“老郭”？李亞虹回答是郭道暉。沈宗靈立即嚴肅道：“你怎麼可以對長輩和領導，這樣沒有禮貌？”李亞虹覺得委屈，大家都這樣稱呼郭老師啊，可也不敢多說。
這些都還在其次，根據沈宗靈的學生描述，沈老在不少方面，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李亞虹回憶，在畢業前，同學們決定給沈老送一個有江南景色的小木雕，以謝師恩。哪裡曉得，沈老直接拒絕接受，還說，你們不應該這麼做。李亞虹無奈地說，禮物上已經寫了您的名字。這樣，沈宗靈只好接受，但堅持把錢付了。“我們當時懷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讓他變得過分謹小慎微。”李亞虹說。
現在的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晨光也曾是沈老的學生。他回憶，1980年夏，在經歷了大半年苦行僧式的準備之後，他終於考取北大法律系碩士研究生。
“開學后，我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去拜見導師——沈宗靈先生。早就聽說沈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嚴師，我們自然表現出對導師十二分的敬仰，恭恭敬敬，不敢亂說亂動。但是，我們的虔誠似乎沒有打動沈先生。”王晨光說。
簡單的自我介紹后，沈宗靈單刀直入：你們是工農兵學員，底子不紮實，以前又不是學法律的，能不能學好法律，很難說。你們應當補一些法律基礎課。聽完這番話，王晨光說，自己猶如當頭受了一棒，從夢中的五彩巔峰，打回到冷峻的現實。“原本期待聽到的稱讚話，一句都沒有撈到。”
研究法理學的學者，最希望看到的，應當是法理學大放光彩，整個社會都趨之若鶩。不過，沈宗靈似乎沒那麼急功近利。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曾是沈老的學生，他說，報考沈老的研究生時，沈老就多次要求他反覆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學習法理學。
現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齊海濱，在當年，也有與趙曉力相類似的遭遇。齊海濱說，一次課後，他向沈宗靈小心表示，有意投其為師。“未曾想到沈老師聽罷，竟報我以一種相當懷疑的目光，說他從不鼓勵學生報考他的研究生，對我當然也不例外。”
2000年時，有記者主動就此事詢問沈老，沈宗靈說：“對學生，我沒有什麼嘻嘻哈哈的，也不習慣。我覺得搞學問應該嚴謹。北大學風裡就有這兩個字，我很欣賞。有一段時間，很多學生想學西方法理學。我跟他們講，據我的經驗，學這門課程非常累，很不容易。因為它的範圍太廣，難以理解。而且學生的情況也不一樣，有願意埋頭鑽研學問的，但大部分不是這樣。”
學生永遠是沈宗靈教授最灌注心血的群體，無論是學業、工作還是生活，儘管他並不是溫煦而形之於表象的熱情、親切，卻是以另一種形式在表達著他對學生的大愛。這一點在他學生的回憶中比比皆是。
1948年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歸國，沈宗靈回到復旦開始教書生涯。1954年，借著北大重建法律系的機會，他到北大任教。
當時剛大學畢業的由嶸說，“那時沈老師30歲剛出頭，風華正茂，年輕有為。”對由嶸這樣的剛出校門的教師要求更嚴，“備課計劃，編寫講演稿、試講，他都一個字一個字地，反覆看好幾遍”。
沈宗靈曾以特邀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當時擔任這一委員會的秘書。他回憶說，沈宗靈曾參加兩次會議，“當有人提出要撤銷本科，完全按照美國模式，或者繼續保留專業，本科也要細分專業時，沈老師一直強調中國的法學教育為什麼不能照搬西方教育，不能取消本科。”韓大元記得那次會議上，沈宗靈有些情緒化，“沒有用很溫婉的語言表達”。
沈宗靈很較真。他的弟子鄭強回憶，有次某國家部委請沈宗靈去開會，主辦方給每個參會者一個信封，回來后沈宗靈看到有五十塊錢，他不知道這是幹什麼用的，要寄回去。鄭強跟他解釋說，這可能是交通費吧，“沈老師說，交通費？我是做公共汽車去的，回來的時候是中巴車，很便宜的，用不了這麼多。”沈宗靈堅持把刨去路費剩下的錢給寄回去，他說，“我不拿這些不明不白的錢”。
1958年上半年，沈宗靈成了右派。兒子沈波認為，之前很愛交朋友的父親被劃為右派后開始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再與朋友打交道，因為他不願意連累別人，不願再去聯絡別人，而且躲避別人。在沈波看來，父親這種性格的轉變就是因為被錯劃為右派。多年後，沈宗靈曾跟他的學生齊海濱說過，這是一段“屈辱”的命運。
但父親又是個豁達的人，沈波回憶，他小時候會在未名湖滑冰車，父親會在前面拿著繩子拽著冰車一圈一圈跑。自己大學畢業時，在感情和工作上遇到煩惱和困難，父親騎著自行車馱著他，在未名湖邊走來走去，“你應該看開，目光應該放得更遠。”
“父親是個非常浪漫的人”，沈波說，母親也是父親的學生。沈宗靈到北京參加中央新法學研究院培訓后留在這裡工作，當時沈波的母親作為檢察院系統選送的學生到這裡培訓，“他們在那裡認識的”。一向被視為非常講原則的沈宗靈，也有網開一面的時候。沈波說，母親的作業就由父親幫著修改。
沈波說，父母兩人當時都很愛吃，幾乎把北京所有的餐館都吃遍，每到下午四點，兩人總會去頤和園，看湖光山色……
在學生眼中，沈宗靈認為“學術就是一種生活”，要求頗為嚴格，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齊海濱是沈宗靈獨自帶的首屆研究生，在導師執教50周年時曾撰文：“選修西方法哲學課的同時也恰是準備報考研究生的時日，我於是在一次課後向沈老師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師的願望。未曾想到沈老師聽罷竟報我以一種相當懷疑的目光，說他從不鼓勵學生報考他的研究生，對我當然也不例外。沈老師還反問我說，‘聽說你在本年級中是學業不錯的學生，為什麼不選擇國際法或經濟法這樣實惠的熱門專業？年輕人切忌心血來潮，何不為自己今後的職業生涯慎重考慮？’這番表態令我既覺意外又感挫折，是我與法律系眾多師長的接觸經驗中從未有過的特例。”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也是沈宗靈的學生，他說，報考沈老師的研究生時，沈老師就多次要求他們反覆思考自己是否適合學習法律，“因為理論法學很枯燥，不認真對待很難有成就。”
有一次，沈老到東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個學生，沈老師客客氣氣，沒有任何不悅。
脾氣古怪歸古怪，沈宗靈的心地，其實善良得純粹。
儘管，沒有如同別的老師一般直接收下江南景色小木雕，沈宗靈照樣關心學生畢業后的去留。
李亞虹回憶，畢業前，沈宗靈認真詢問她“未來的職業選擇”，李亞虹回答后，就沒再認真記著這事。沒想到沈宗靈一直記得。
事後，恰好有了機會，沈宗靈和李亞虹說，他要去一個單位演講，讓李跟他一起去。李亞虹不明其意，後來才明白，“他是為了向這個單位推薦我”。李亞虹說，那次演講完，沈老顯然很開心，一掃平日的威嚴與拘謹，大快朵頤，看李呆在一邊，還催說，“快吃快吃，否則就沒有你吃的了。”
在學生面前，沈宗靈除了談學術，也關心學生的生活問題，但對於自己的狀況，極少提及。
王宏林回憶，他在與法學院別的老師的接觸中，偶也有人提到，沈老其實遭遇了不少不公，包括學術成果被人侵佔等。“不過，所有這些，沈老在我們面前，從未提及一個字。”王宏林說，有一次，沈老到東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個學生，沈老師客客氣氣，沒有任何不悅。
即便在學術上，沈宗靈也從不參與正面爭論。王宏林稱，在法學界就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爭論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沈老寫了《研究法的概念的方法論問題》，提醒爭論雙方，大家可能是從不同角度，但說的是同一個意思，並無本質分歧。
沈宗靈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的第一大遺憾就是損失了太多的時間，“文化大革命”中搞翻譯，也不能說一點收穫沒有，思想還是有提高。但從做學問來講，還是覺得耽誤了一些。
這或許是他此後更努力工作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他對自己，也並不滿意。“有了些成果，但覺得搞得不深，應該更深入一些。”他說。
3年前，李亞虹見過沈宗靈一次，那時候，沈老86歲，正在伏案翻譯著述。
不過，對於沈宗靈為何如此勤奮，也有另一套說法。一位法學教師在其博客上寫道，在會議上遇到沈宗靈，便和沈老說：“您的書，至今都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不料沈老嘆口氣說：“我並沒有你所想象的那樣威風，一個單純的老師，只能這樣。”這位法學教師事後慨嘆，學術背後的艱辛，其實不只是學術的艱辛，“但他留下了學術”。
近幾年，沈宗靈已經很少出門，按照一位了解沈老的老師的說法，他經常是上了一趟廁所，就找不到回會場的路了。
但對於學術，他還是異常熱情。趙冬在2010年見過沈老一次，他回憶，沈老說話很少，總是面帶微笑，安靜地坐在對面；也不記得事了，別的話題聊不上來，要是跟他說說學術，或許他又能想起些事來。
趙冬於是和他談佩雷爾曼，因為他碩士畢業論文，就是研究佩雷爾曼的修辭學論證，而沈宗靈的《現代西方法理學》里，也有一章專門對佩雷爾曼做介紹。
“沒承想，沈老真的能想起來，並提到了修辭與邏輯，最後還告誡說，這些基礎理論還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沈宗靈的妻子說，那時候的沈老，可能連上頓飯吃什麼都記不住了，一直記住的，就剩這些東西了。
沈宗靈教授著作《現代西方法理學》
《現代西方法理學》（199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獲國家教委人文可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三屆全國高校出版社優秀學術著作特等獎）。
主編高校法學教材之一《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獲1995年第三屆普通高校優秀教材國家教委一等獎。
1994年獲北京大學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獎。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沈宗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比較法總論》，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中國社會主義法律基本理論》，沈宗靈主編，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百萬個為什麼 法律》，沈宗靈著，灕江出版社1990年版；
《現代西方法理學》，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比較法學的新動向——國際比較法學會議論文集》，沈宗靈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法學基礎理論》，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西方人權學說》，沈宗靈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沈宗靈教授主編的《法理學》
《法理學與比較法學論集——沈宗靈學術思想暨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改革與發展》（上、下冊），沈宗靈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法理學》（第一版），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比較憲法--對八國憲法的比較研究》，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法理學》（第二版），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比較法律經濟學 》，沈宗靈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法理學》（第三版），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中國商務出版社2010年版；
《人和國家》，沈宗靈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我國過渡時期社會的法與道德的關係》，載《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3期；
《略論羅馬法的發展及其歷史影響》，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論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我國法學基礎理論學科的改革》，載《政治與法律》1984年第4期；
《比較法學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法律分類的歷史回顧》，載《法學》1985年第6期；
《論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歷史發展和現狀》，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法律社會學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載《法學雜誌》1988年第1期；
《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的作用和發展規律》，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
《法律推理與法律適用》，載《法學》1988年第5期；
《批判法學在美國的興起》，載《比較法研究》1989年第2期；
《論法理學的創新》，載《中外法學》1989年第3期；
《對霍菲爾德法律概念學說的比較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論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法學》，載《中國法學》1990年第3期；
《塞爾茲尼克的法律社會學》，載《中外法學》1990年第3期；
《拉德勃魯赫的相對主義法學及其後期轉變》，載《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4期；
《漫談怎樣寫學位論文》，載《中外法學》1991年第1期；
《評現代西方法理學》，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5期；
《人權是什麼意義上的權利》，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5期；
《九十年代我國法理學的展望》，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6期；
《注意比較法學的研究》，載《法學》1991年第11期；
《“法律哲學”一詞詞義商榷》，載《中外法學》1992年第2期；
《當代中國的判例——一個比較法研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3期；
《比較法學的一些理論問題——國際比較法學會議述評》，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4期；
《二戰後西方人權學說的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法、正義、利益》，載《中外法學》1993年第5期；
《論法律解釋》，載《中國法學》1993年第6期；
《論法律責任與法律制裁》，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再論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載《法學研究》1994年第1期；
《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法學》，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2期；
《從《中國21世紀議程》看法律的作用》，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
《對《比較法的力量與弱點》一書的評述》，載《中外法學》1994年第6期；
《論法律移植與比較法學》，載《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1期；
《女權主義法學述評》，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有關法律教育課程體系的兩個問題》，載《中外法學》1995年第4期；
《二戰後美國法律對民法法系法律的影響》，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
《評薩科的“法律共振峰”學說》，載《中外法學》1995年第6期；
《歐洲聯盟的法律與比較法學》，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1期；
《為建立比較法學而努力》，載《政治與法律》1996年第3期；
《比較法學的方法論》，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3期；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
《亞洲三國伊斯蘭法的改革——比較法研究》，載《中外法學》1996年第6期；
《在精神文明建設中道德與法律並重》，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6期；
《中國大陸與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差別論要》，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6期；
《評介波格旦著《比較法》(1994年版)》，載《中外法學》1997年第4期；
《當代中國借鑒外國法律的實例（上）》，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5期；
《當代中國借鑒外國法律的實例（下）》，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6期；
《學習十五大精神座談會發言摘登》，載《求是》1997年第20期；
《權利、義務、權力》，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
《依法治國與經濟》，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3期；
《評介哈特《法律的概念》一書的“附錄”——哈特與德沃金在法學理論上的主要分歧》，載《法學》1998年第10期；
《對《三種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類學與變化》一文的評介》，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1期；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1期；
《再看《比較憲法》一書——為紀念錢端升先生百歲冥誕而作》，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5期；
《美國比較法現狀和改進建議》，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4期；
《評“法律全球化”的理論》，載《國際經濟法論叢》2001年版；
《董必武關於法制的思想》，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一輯）；
《八國憲法首先實行的制度和特徵》，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沈宗靈教授著作《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漢斯·凱爾森被公認為20世紀最重要的法律理論家，他最著名的就是闡述了“純粹法律理論”。《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初版於1945年，凱爾森藉此將其純粹法律理論適用於“二戰”后美國的環境。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法律，第二部分討論國家。這兩個相關的主題結合起來就是截止到當時凱爾森法理學最系統與全面的闡述。本書為沈宗靈教授譯作。
本書研究西方國家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的法學基本理論——通稱“法理學”或“法律哲學”，對這一期間它的各主要學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重要學說進行了論述、分析和批判。全書由導論、新自然法學和價值論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社會學法學、其他法學等編組成。
沈宗靈《比較憲法·對八國憲法的比較研究》
沈宗靈教授著作《法理學》（第二版）
雖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通過對不同國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比較分析已經大大豐富了我們社會中對有關法律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但是這種研究卻往往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理論結構。即使那些研究法律在社會中地位和作用的學者，通過運用經濟學理論，在理解法律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方面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結構，但是他們卻又往往只關注美國法律問題。烏戈·馬太在這本書中避免了這些缺陷，他將比較法和經濟學這兩個學術領域的學術洞察建設性結合了起來，這勢必會加深我們對於為什麼一些社會採用不同的法律和另一些社會卻擁有相似的法律等問題的理解。
馬太在這本書中說明了經濟學概念如何可以運用到比較法研究中，然後他將這些概念運用於比較法研究領域的幾個重大問題研究，包括法律史和法律淵源，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區別以及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所發生的法律變遷的原因等；在這本書中，他還審視了財產法、合同法和信託法的幾個特殊問題；最後他又將其所發展的上述學術洞察運用到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有關法律變遷問題研究上。
這本書對於法律、經濟學與發展研究領域的學者來說將是非常有趣的，而對研究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學者來說也將是趣味盎然的。
本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宗靈教授自選論文74篇。沈宗靈教授自選論文絕大部分發表於1978-1998年間《北京大學學報》、《中外法學》等國內主要學術刊物和《人民日報》、《法制日報》等。第二部分是從法學界慶祝沈宗靈教授執教50周年——“沈宗靈學術思想暨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改革與發展研討會”交流論文中遴選的20篇論文。第三部分為沈宗靈教授指導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的6篇博士學位論文。
"如果說貢獻的話，我深感不安。在我看來，我只是在盡自己的努力。在法學理論的研究上，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對此難得統一，也不應強求統一。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才有了法學研究的繁榮。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是在爭論的過程中形成的。至於我個人在法理學上的貢獻，我寧可使用“創新”這個詞。" ——沈宗靈
沈先生是我們國家法理學、比較法學、法律社會學等很多個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作為開拓者和奠基人，學科建設初期工作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這個方面所作的創新和努力非常巨大的，今天法學學科能有這麼多的分支學科、能有現在的法學繁榮局面跟他過去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開的。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守文
沈先生一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為人正直、低調、親和，淡泊名利。即使是在很特別的時期，他也堅持以人為本，沒有說過違心的話，也沒有做過違心的事。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劍鋒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個真正的、純粹的學者，他的一生，走到現在非常不容易的。他始終堅持了一個學者的良心，堅持了潛心治學的品格。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學術為重，淡泊名利。他那份對學術的堅守，永遠是我們的楷模。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季衛東
在外人看來，沈老師過的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退休后的沈老師基本上沒有體育活動，每天早晨拿著牛奶從家裡走出來再回去，這是他一天唯一的體力勞動，其他時間全是在寫作、在閱讀。
——沈宗靈弟子鄭強
沈老師之所以不苟言笑，是他不善於或者不認為有必要去刻意與別人結交關係，或者去說一些本沒有必要的虛稱，君子直來直去，這是一種真，當然給人的感覺好像不合群。還有一種真是他求真務本地做好學術和學問。
——沈宗靈弟子、北京大學法學院張琪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法學泰斗、中國法理學和比較法學的學科奠基人、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沈宗靈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2月16日9時16分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逝世，享年8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