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通寺

原寺至北魏、北周時盡毀，隋唐重加修建，隋文帝因為得神通感應，而在開皇三年（583年）改名為神通寺。該寺在金末已荒廢不堪，元代由道興禪師主持重建，

后遭兵火被毀，明代重修。到了清朝，寺院逐漸衰敗，成為廢墟。

神通寺所在地為柳埠鎮東北2公里琨瑞山金輿谷。琨瑞山，一名金輿山(金榆山)，又名昆嵛山，地處錦陽川畔，它東側的山叫青龍山，西側的山叫白虎山。青龍山與白虎山之間的山峪即為金輿谷。

該寺古時系臨濟道場，著名方丈有法瓚禪師；現存建築有四門塔、龍虎塔、唐基台與墓塔林，大部為隋唐所建，1985年曾由政府主持重修。

神通寺遺址是山東地區最早的一座寺院遺址，是山東佛教的大本山。雖然，千年的風雨斑駁了寺院的輝煌壯麗，但至今遺存的古塔舊碑、摩崖造像等等，卻依然煥發著熠熠光彩，成為人們流連忘返的遊覽勝地。

在神通寺至今有著“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傳說。送衣塔就演義的是“孝女故事”。據記載，明朝時期，一位官員因年事已高，且又不肯與當權者合流，遂憤然出家，在神通寺掛單做了和尚，其女為了照顧老父，也毅然隨父剃度，在神通寺相鄰的“湧泉庵”出家做了尼姑，並一邊修行，一邊照顧老父。因囿於時尚的限制，孝女給老父拆洗的衣物不能親自送到寺廟裡邊，只好在寺庵交界處修造了一座石塔，定期把拆洗或縫補好的衣物寄存在塔內，由老父的弟子們取走。同樣，如老父有臟或破了的衣物，也送至塔內，由孝女取走去漿洗縫補，直至老父圓寂歸天。此後，該孝女仍長期定居於湧泉庵，並成為一代主持，她就是法號為“明喜”的庵主。

泰山佛教以禪宗為主，最早傳入為漢代，至東晉朗公來泰山，佛教才開始興旺起來。當時齊州泰山成為山東最早的佛教中心。高僧朗公在岱陰東北麓昆瑞山創建神通寺，在西北麓方山建靈岩寺。神通寺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名剎，也是山東地區最早的佛寺。靈岩寺則是禪宗北派降魔禪師講法所在地，影響很大，鼎盛期僧眾達1000多人。

僧朗是東晉時期的和尚，曾經就學於西域來的高僧佛圖澄。據說佛圖澄很有些法術，除了精通佛法外，還能夠役使鬼神、呼風喚雨、與天神交通，把香油胭脂抹到手掌上，就能夠看到千里之外的事情。這自然是神化或者演義，但有關其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醫術恐非誇張。因為，早期和尚在傳播佛教的時候，為了博得社會的信任，曾經依靠醫道或某些“法術”取信於人，迷惑信徒，最終將佛陀的教義兜售出去。僧朗作為佛圖澄的高足，在接受佛教學說教育的同時，很可能也學到了一些法術，如傳記所稱其能夠明天文地理等本領，就是佛教之外的學問。

也許正是因為僧朗和其師傅一樣“碩學淵通”，所以他在卓錫山東之後，當即得到了統治者們的尊崇和重視，不但盤踞山東地區的南燕國主將其奉為神明，而且遠在江南的東晉皇帝，入主長安的前、後秦國王以及異域他邦的高麗、崑崙等國家元首等等，也無不奉金贈銀，支持其發展佛教事業。山東第一寺由此蜚聲中外，僧朗也被尊稱為朗公，其寺院也被呼為朗公寺，寺院的規模也因此而不斷擴大，最終成為中國東部地區影響最大的佛教勝地。

第一個在神通寺開鑿佛像的和尚叫沙棟，他於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神通寺西鄰的山崖上造就了第一尊佛像，開始了依山鑿崖的佛教功德。這個叫沙棟的和尚時年七十，應該是在神通寺供職的僧人。25年後，另一個叫明德的僧人繼踵而至，於貞觀十八年（644年）造石像兩軀，其原因和沙棟一樣，也是感覺自己年事已高，“風燭難依”，遂出資雕造兩尊佛像，寄託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此後，明德和尚又於唐高宗顯慶三年（657年）再次造像，並題記說明造像目的。

和尚造像，在南北朝時期本算不得什麼豪情壯舉，不過是平常的一項功德而已，但沙棟和明德敢在初唐時期開始神通寺的摩崖造像事業，則不能不多少擔一些政治風險。因為，初唐時期的統治者對佛教並不怎麼推崇，對於開窟造像等活動也不怎麼提倡。特別是當有人向唐高祖進言其嫡系來自於老子之後，唐朝的皇帝們一直視佛教為非正統宗教，而且，當唐朝革了大事崇拜佛教的隋王朝的命脈后，自然也不能很快地和隋朝的統治者“同流合污”。

因此，在中國上下高揚老子和道教思想的時候，沙棟和明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劈山削崖，雕造佛像，也稱得上是非常之舉。這從兩位僧人造像題記上也可以窺見些許端倪：只為自己祈禱，不管其他閑事。但是，正是兩僧人的提倡，使神通寺遺址又增添了一處亮不可替代的風景：後來的善男信女，緊隨其後，把造像的面積擴而大之，形成山東地區最大的唐代摩崖造像。朗公和尚選擇的這片凈土，史稱金輿谷，其形勢儼然一座高背靠椅，坐北面南，藏風蔽氣，為濟南南部山區首選風水寶地。因此，1600年的佛教事業，為這裡留存下數不勝數的歷史文化遺跡。地上地下，隋唐及元清佛塔、殿基、石柱、柱礎、古井、古碾、碑刻等等，俯拾皆是，目不暇接。沙棟和明德又在佛寺之外，倡導了新的景觀千佛崖摩崖造像。後來的主持們還以長眠的方式，在遺址上營造了一片塔林。寺院遺址、摩崖造像和高僧的墓塔林，使神通寺遺址格外引人注目。當歷史跨入當代之後，這裡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重視和保護，國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將四門塔等四處重要遺跡公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個遺址之上擁有如此眾多國家級別的重要文物，不但濟南第一，山東第一，而且在中國範圍內也是少見的。這是三位和尚的功勞，也是古代勞動人民血汗的結晶。

寺內現存十一通碑刻，計元碑二、明碑五、清碑四，提供了有關該寺歷史特別是後期興廢變化的重要資料。

從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興公菩薩道德碑》的文字中，我們知道該寺創始人朗公以後，還有海公(時代不詳)、隆公(宋慶曆年間)、雨公(金泰和年間)等高僧。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

年)《重建七佛神通寺碑記》所記宗派系統和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重修達摩祖師堂碑記》表明，該寺在佛教流派中屬於禪宗。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很大的一個宗派，創始人是來自印度的著名僧人達摩。禪宗的創立，是中國佛教史和哲學史上的大事。《重建七佛神通寺碑記》所記宗派系統中，既有禪宗歷代祖師、高僧，也有許多是我們熟悉的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其中就有唐代白居易、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蘇東坡等人的名字。另外一些碑刻，反映了神通寺後期的規模和寺院經濟狀況。如明嘉靖、清乾隆時的九塊碑記，就曾記載過該寺僧人變賣山林土地等廟產的情況。

該寺最重要的文物是銅舍利函，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寺內另有千年九頂松一株，系東晉僧朗公所植。

神通寺在大眾口碑之中，其實還有一個更加響亮的名字：四門塔。四門塔是神通寺遺址上的一座佛教建築，和四門塔時代相近的還有三座古塔，分別是龍虎塔、皇姑塔和九頂塔。

四門塔位於寺址東側，建於隋大業七年（661年），是中國現存最古之單層佛塔。塔身能體用大塊青石築成，平面作正方形，每邊長7.4米，通高15米，四面各有一半圓形拱門，故稱“四門塔”。外牆厚80厘米，上部略向內收。塔身上部用5層石板疊澀出檐，檐上用23層石板，層層收進，形成截頭方錐形塔頂。中央置方形須彌座、山花蕉葉和相輪組成塔剎，與雲崗石窟中浮雕塔剎形制相同，古樸深厚。塔內部有一方形塔心柱，立於石墩上，墩台四面各置佛像一尊。佛座上舊有東魏武定二年（544年）楊顯叔造像記和唐景龍三年（709年）尼無畏等造像記，原已毀，今據題記拓片重製。由造像記知佛像並非同時刻成或與塔同時建造，而系後人從它處移來或補刻之物。佛像面部表情生動，衣紋流暢飄逸，為中國早期石雕佛像之佳作。四門塔造型簡潔，古樸莊嚴，與嵩岳寺高聳挺秀風格完全不同。牆身平直，四面券門亦與牆平，整座塔除剎略有雕飾外，全為素潔石塊砌築而成，簡單明了，在古松掩映下更顯樸素無華。塔後有著名的九龍柏，附近有千佛崖、祖師林、唐基台等古代佛教遺跡。周圍重巒迭峰，幽谷清泉，風景秀麗。

四門塔因四面有門而被稱為“四門塔”，建於何年原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但據後來維修時發現的“大業七年造”（611年）石刻字樣，所以一般稱其為隋代的建築。塔內現存四尊佛像，分別面向東西南北，四面佛雕造於東魏武定二年（544年），是在濟南從政的一位官員所為。由此可以推斷，

四門塔神很可能是為四面佛而設。因為，該塔的形製為塔心柱式塔，即以一根四方正棱的中心柱支撐整座建築，這也是早期佛塔的形式。四面佛就依塔心柱而設，因此，四門塔的始建年代應該和四面佛同時，只不過到了隋代后又有翻修而已。四門塔的佛像從一開始，就命運多舛，先是唐代的觀音、勢至等5尊造像遺失，接著是兩塊題記被盜，至今下落不明。到1997年初春，面向東方的造像又慘遭荼毒，被不法分子將佛首割下，盜賣到台灣地區。所幸的是，該佛頭身首異處5年之後，又在台灣佛教界及海峽兩岸信士們的努力下，破鏡重圓，回歸原位，成就了21世紀海峽兩岸攜手釀造的一大文化盛事。

龍虎塔位於西門塔西北，與四門塔遙相呼應，因塔門雕有龍虎而得名。始建年代無考，據建築風格推斷，塔基、塔身建於唐，塔頂補建於宋，高10.8米，石砌三層須彌座塔基，上有覆蓮、雄師、伎樂等精緻浮雕；塔身由四塊長方形石板築成，每面辟火焰形券門，上部雕龍、虎、佛、菩薩、力士、伎樂、飛天等；室內有方形塔心柱，每面雕佛像一尊；塔頂為磚砌，重檐，頂置覆盆相輪塔剎。整個建築華麗優美，在現存唐塔中別具一格，塔北有僧墓塔林46座，多系宋元和尚墓葬，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元代道興禪師塔和德雲禪師塔。

龍虎塔築造於唐代，一般認為，該塔是盛唐時期的作品。但根據唐代佛教發展的歷史現實，龍虎塔的建造很可能與武則天有關。因為武則天是取代李唐王朝而建立的新政權，針對李世民們冷落佛教的方針，武則天一上台，就大肆扶持和宣揚佛教，並暗示有關佛徒特別編造了一部新的佛經，聲稱武則天的篡權是佛陀的本義，有著君權神授的理論根據，不同的是李唐政權得益於老子李耳，而武則天的“神”卻是來自他邦的佛陀。政治的需要，導致了神通寺佛教事業的輝煌：在這裡，不但僧侶們的造像名正言順，而且還加入了皇家的隊伍，如公主、駙馬和王子的摩崖造像等等。因此，像龍虎塔這樣精美的佛塔，且建造在神通寺主要位置之上，沒有國家或貴族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到盛唐時期，李家的後代重新執政，對武則天進行了理所當然的意念否定，在複位李唐天下的同時，也復辟了道教的地位。

政治的因素註定了龍虎塔誕生的時代應該與統治者的倡導相關龍虎塔建築自身也顯示了這段歷史的實際情況：塔基、塔身為石制構件，且裝飾有精美的雕刻，但塔頂卻為磚砌磚築，其風格也與唐朝徑庭，頗多宋朝的樣式。這種唐代身軀宋式帽的組合，再次表明該塔的命運與政治相關，是武則天的後裔們終止了這座建築的修築，使其成為“半拉子工程”。

清代乾隆時期，該寺除了自身擁有土地五頃之外，還曾兼管湧泉庵、九塔寺兩處鄰近寺院的廟產。湧泉庵和九塔寺早已廢棄，但九塔寺有一座很好的唐塔九頂塔保存下來。“其塔一基上而頂九各出，構締詭巧，他寺所未經有”，造型之美，確屬難得。其地離四門塔約兩公里。

（“小龍虎塔”）

和龍虎塔時代相同的還有一座石塔，除了體量小之外，基本形制和龍虎塔大體一樣，因此被人們稱為皇姑塔（“小龍虎塔”）。皇姑塔原來不是神通寺的遺物，而是從距此不遠的另一座寺院“皇姑庵”遷移過來的。據塔身東面題記，該塔建於唐開元五年（717年），距武則天去世僅12年，也是唐玄宗尚未來得及大事道教的時期。初唐時期，濟南的皇姑是唐太宗的女兒南平長公主，因其駙馬劉玄意出任齊州（今濟南）刺史而移居濟南。南平長公主是唐高宗的姐姐，也是武則天的大伯姑，是唐中宗、顯宗的姑姑，因此，神通寺附近的這座“皇姑庵”很可能與南平長公主有關，或是她出資修建，或是後人所為。從

該塔精湛的雕刻技藝和皇姑庵發現的其他唐代雕刻可以看出，其水平具有皇家氣派，應該也是皇族所為。皇姑為神通寺所做的另一大貢獻是和駙馬及其弟弟趙王李福分別為唐太宗雕造的佛像，這些摩崖造像不但豐富了沙棟和明德的事業，使千佛崖規模不斷擴大完善，而且也使其造像藝術提高到了皇家的水準，讓我們在時隔千年之後，得以領略皇族級別的造像風采。

另外，在神通寺遺址東側青龍山上，還矗立著一座宋代的石塔，俗稱“小宋塔”，有題記表明該塔的年代是北宋“紹聖五年”，即1098年。

近年來，為便於管理和保護，神通寺遺址周圍的建築都統一劃歸“四門塔風景名勝管理區”，國家也經常撥款修復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1999年，由歷城區人民政府投資，在神通寺遺址前建設了仿唐建築群——神通寺遺址博物館。這組建築構件宏大、主次分明、變化有致，體現了盛唐的建築特點，是齊魯第一家仿唐建築群。並且在室內展出了神通寺歷史沿革、文物介紹、發展變化、歷次維修等圖片資料和解放以來神通寺出土的文物精品。

神通寺歷經1600多年，幾度興廢，保存了各個時期的珍貴文物。它們的存在，為保護和發掘神通寺遺址，揭開神通寺遺址之謎提供了大量的線索和史證。據專家考證，神通寺遺址的地下文物比地上文物更具價值。1998年，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視察了神通寺遺址后，對其文化內涵和保存狀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其為保存“最好的佛教遺址”。如今，神通寺遺址已經被當地政府劃定為“四門塔風景名勝管理區”，提升了管理和保護的水平。

神通寺遺址是山東地區最早的一座寺院遺址，是山東佛教的大本山。雖然，千年的風雨班駁了寺院的輝煌壯麗，但至今遺存的古塔舊碑、摩崖造像等等，卻依然煥發著熠熠光彩，成為中國最古老的佛家遺址。

盛極一時朗公寺神通寺，隋代之前稱朗公寺，以其創始人朗公而得名。僧朗，俗姓李，是佛圖澄的高徒。他原在關中講學佛經，後來山東，在泰山南北，宣揚佛法。據《十六國春秋》記載，前秦苻堅曾贈給朗公紫金數斤，南燕主慕容德統治了山東一帶之後，為得到朗公的幫助，致書朗公：“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使者送絹百匹，並假東齊王，奉告、山茌二縣封給。”朗公在答謝信中說：“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剎……”

此時的朗公，已經成為一名政治和尚，成了輔佐南燕的國師。同時，在慕容德的幫助下，朗公寺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續高僧傳》云：“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自此，朗公寺便成了山東的佛教中心，盛極一時。號稱“山東第一寺”的神通寺是齊魯最早的佛教寺院，其遺址位於柳埠鎮東北的通天峪。神通寺始建於公元351年，為名僧朗公所建，古稱朗公寺。為佛教在山東的發祥地，是山東早期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據《水經注》載：“朗居昆瑞山，大起殿舍，連樓壘閣。”此時山東境內發現的佛教建築幾乎沒有形成規模，山東另一個佛教中心在青州，其著名佛教寺院龍興寺始建於北魏時期，也是100多年以後的事了。在這一時期，郎公寺周圍不像現在有大量的佛教建築，當時僅有零星的存在。

四門塔毋庸置疑建於隋代，但在塔心柱的四面佛身上刻有東魏武定二年（544年）的題刻，由此可見石佛是在建塔前雕鑿的。所以此地極可能原有一塔，並毀於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中。另外，湧泉庵也建於此時期，據《歷城縣誌》記載，“該庵始創於齊、梁之間”，即相當於北魏、東魏年間。

前秦時神通寺規模已經不小，但今天我們很少能在濟南看到北朝時的佛教遺存，這可能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在574年的兩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有關。濟南作為山東當時的佛教中心，便首當其衝地遭到了禁滅。發展至隋唐時期，佛教在濟南達到鼎盛，留下了眾多的佛教勝跡。不僅目前的遺跡大部分都已建成，而且規模還要大。這種繁盛一直延續到宋代。我們今天看到隋代的佛教遺跡比較多，這是因為隋文帝楊堅出仕北周時，對周武帝取締宗教的行為反感，而且其母呂氏出生於濟南，為紀念她，隋文帝因為“以通征屢感”，得神通感應，而改名為“神通寺”。再加上後代的統治者都比較扶持佛教，所以此時期在濟南建造了大批的佛教建築。隋文帝當權后，佛教在神通寺重新興旺，一直到宋代都是興盛異常，大建佛塔，廣造佛像，達到了“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之規模，被譽為“三齊名剎”。直至北周保定（公元561年）以後，在周武帝大規模的滅佛運動中，朗公寺和其他寺院一樣，遭到洗劫而一度荒廢。

楊廣之子興建四門塔，隋代，文帝楊堅篤信佛教，朗公寺再次得以發展。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文帝楊堅因“通征屢感”，故曰神通，便令將朗公寺更名曰“神通寺”。

公元594年，楊廣之子河南王為神通寺檀越，興工復建，神通寺恢復到了相當規模。公元601年，文帝送舍利於三十座寺院，勒令高僧法瓚送舍利於齊州神通寺，並令其為主持。現今我們看到的四門塔便是法瓚送舍利所建之塔。

神通寺達到了鼎盛。但唐末五代大動亂的到來，再次將神通寺帶向衰敗。金代末年，狼煙四起，神通寺地處戰場，破壞尤甚。四門塔應該是伴隨神通寺的重建而建造的。1972年對四門塔進行維修時在塔頂內部拆下的一塊拱面板上，發現刻有“大業七年造”的字樣，同時還在塔內發現一個舍利函，函內貯有隋代五銖錢。兩相印證，可知四門塔是一座隋代後期的建築物，建於大業七年（即公元611年）。其餘3座建築便是唐代的傑作了。從佛像上的題記看，千佛崖造像約在唐初開鑿，高宗時達到最盛期，至睿宗時近尾聲。龍虎塔的塔基、塔身建於盛唐，塔頂為北宋補建，更是體現了此時期多個朝代藝術的結合。而依九頂塔的營造形制，佛像雕刻風格，以及寺后靈鷲山天寶年間（742年—755年）造像題記佐證，其建築年代應為唐天寶時期。同時，塔身外壁刻有宋人的3則題記，可見在宋代時這裡還是非常興盛的。除上述之外，建於此時期的佛教建築還有九塔寺、小龍虎塔等等。

神通寺到了元明時期已經開始敗落，這時期幾乎沒有什麼新的建築，大都是對以前寺院的修補。而到了清代，佛教在柳埠便沒落了。自宋代開始，濟南另一處佛教寺院靈岩寺到了其最盛期，由此佛教中心發生了轉移，這是神通寺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據記載，神通寺在元末遭火焚，一直到明弘治年間再次重修，但香火遠不及以前旺盛。清以後，神通寺逐漸衰敗，殿宇傾圮為遺址。現佛塔、墓塔林、摩崖石窟和講經堂的部分石柱、柱礎猶存。但從其面積和規格上，我們似乎可以想見以前連樓壘閣、香火不斷的情景。

四門塔是神通寺遺址上的一座佛教建築，和四門塔時代相近的還有三座古塔，分別是龍虎塔、皇姑塔和九頂塔。四門塔因四面有門而被稱為“四門塔”，建於何年，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但據後來維修時發現的“大業七年造”（611年）石刻字樣，一般稱其為隋代的建築。塔內現存四尊佛像，分別面向東西南北，四面佛雕造於東魏武定二年（544年），是在濟南從政的一位官員所為。由此可以推斷，四門塔神很可能是為四面佛而設。因為，該塔的形製為塔心柱式塔，即以一根四方正棱的中心柱支撐整座建築，這也是早期佛塔的形式。四面佛就依塔心柱而設，因此，四門塔的始建年代應該和四面佛同時，只不過到了隋代后又有翻修而已。

四門塔的佛像從一開始，就命運多舛，先是唐代的觀音、勢至等5尊造像遺失，接著是兩塊題記被盜，至今下落不明。到1997年初春，面向東方的造像又慘遭荼毒，被不法分子將佛首割下，盜賣到台灣地區。所幸的是，該佛頭身首異處5年之後，又在台灣佛教界及海峽兩岸信士們的努力下，破鏡重圓，回歸原位，成就了21世紀海峽兩岸攜手釀造的一大文化盛事。與四門塔遙相呼應的是龍虎塔。龍虎塔築造於唐代，一般認為，該塔是盛唐時期的作品。但根據唐代佛教發展的歷史現實，龍虎塔的建造很可能與武則天有關。因為武則天是取代李唐王朝而建立的新政權，針對李世民們冷落佛教的方針，武則天一上台，就大肆扶持和宣揚佛教，並暗示有關佛徒特別編造了一部新的佛經，聲稱武則天的篡權是佛陀的本義，有著君權神授的理論根據，不同的是李唐政權得益於老子李耳，而武則天的“神”卻是來自他邦的佛陀。政治的需要，導致了神通寺佛教事業的輝煌：在這裡，不但僧侶們的造像名正言順，而且還加入了皇家的隊伍，如公主、駙馬和王子的摩崖造像等等。因此，像龍虎塔這樣精美的佛塔，且建造在神通寺主要位置之上，沒有國家或貴族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到盛唐時期，李家的後代重新執政，對武則天進行了理所當然的意念否定，在複位李唐天下的同時，也復辟了道教的地位。政治的因素註定了龍虎塔誕生的時代應該與統治者的倡導相關。

龍虎塔建築自身也顯示了這段歷史的實際情況：塔基、塔身為石制構件，且裝飾有精美的雕刻，但塔頂卻為磚砌磚築，其風格也與唐朝徑庭，頗多宋朝的樣式。這種唐代身軀宋式帽的組合，再次表明該塔的命運與政治相關，是武則天的後裔們終止了這座建築的修築，使其成為“半拉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