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慶忠

1903年7月生於江西省永新縣陂下老居村。原名昺吟，字非了、又名文行。他家八代務農，父母決心讓他讀書，期望有朝一日，揚眉吐氣。他五歲讀私塾，成績優異，常受先生讚揚。8歲時，辛亥革命成功，他決意上“洋學堂”，便考入秀水高等小學。尚未畢業，借龍慶忠的文憑，考入原禾川中學（現任弼時中學），從此改名為慶忠。他讀中學時，自知家貧，一心發憤苦讀，學習成績一直名列第一，獲得免費就學之獎勵。

1925年赴東瀛留學，隨後考入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建築科，1931年畢業。此時正值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準備，非了先生毅然回歸報效祖國，開始在瀋陽鐵路局工作。

“九一八”事變后，先生不願當亡國奴為日本人做事，隻身經大連往上海，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作臨時譯員工作。翌年前往河南省建築廳、省政府技術室任技正和技術室主任工作。在此期間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與梁思成、劉敦楨兩先生一起開展了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非了先生被迫回到江西老家，在吉安鄉村師範任教。後於1941年受聘於重慶大學工學院建築系，任教授，並在中央大學兼課。

1943年轉赴同濟大學土木系任教授。

抗戰勝利后，先生受中山大學多次邀請前往廣州，執教於台灣中山大學建築系，任教授，後任系主任。

1949年9月，為躲避國民黨的大搜捕，先生與一些民主人士一起避居於香港。

廣州解放后他即與旅港教授48人聯名致電中央人民政府，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隨即返穗，任中山大學工學院院長。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於新建立的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系任教授。

1981年任國務院批准他為建築歷史與理論專業首批博士導師。

1983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八十歲的龍老青春煥發，精神大振，幹勁倍增，積極參加教學改革，全心傾注於科學研究，任博士生導師，還兼任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委員會副主任、顧問，中國科學院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等職。他一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高級技術人才，為後代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996年先生逝世。

龍非了：一個建築歷史學者的學術歷史

馮江 華南理工大學

1982年，李允鉌的著作《華夏意匠》在香港出版，他請了自己當年在廣州華南工學院建築工程系求學時的老師龍慶忠（非了）教授為本書寫序。龍先生的序言很短，但這個序言讓很多人重溫了孔夫子的一句話：不知生，焉知死。語出《論語·先進》，子路問死，孔子以此句為答[1]。

龍先生寫序是在1980年，時年七十有七，尚未完全從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中恢復過來，同時又因為獲得了新的學術生命而對未來充滿了期待[2]，在矛盾的時代中矛盾著的學者，身歷著令人困惑的年代，對孔夫子的這句話有著深刻的體會。也正是這句話，可以看作是他學術人生最重要的體悟和學術思想的源泉，是他的建築歷史研究區別於同時代大多數建築歷史學者的原因，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義大利史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在關於國內建築史研究的多篇綜述文章中，龍慶忠的主要貢獻是被認為開創了建築和城市防災這個研究領域[3] ；而在各地的教育信息網上則可以發現一篇流傳得很廣的小貼士，那就是華南工學院建築系的龍慶忠教授經過長期調查研究，證明是中國人最早發明了避雷針，早在三國時期的建築中就已經有了避雷設施[4]。對於建築史研究來說，這些成果看起來頗有些不務正業的味道，或者說至少處於當時建築史研究的邊緣狀態，在同時代的建築歷史學者們大多醉心於研究中國建築的形制和木結構體系時，他為何要獨闢蹊徑，離開當時正統意義上的建築歷史學術領域的中心，去探索大家還不太關心的話題呢？

對於龍非了而言，學術不可能從他的個人經歷中剝離開來，他的命運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了他的學術思考。我們可以在試圖為一系列疑問尋找解釋的過程中理解龍非了的人生和他的學術生涯之間不可割裂的聯繫。

事實上，雖然龍先生曾經留學東京工業大學，受到過嚴格的建築教育，與同時代的中國建築歷史學家們有著長時間的共事經歷，也曾在多所知名大學的建築系任教，但他的建築歷史研究從來就沒有那麼純粹和“科學”，而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與他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不無關係。龍非了的少年時代奠定了他一生在學術研究中的社會文化立場，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終是他在學術研究上的終極目標。

在東京的留學給了龍非了另一條學術線索，那就是用科學的語言和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建築史。這同時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掩護，讓他在自己的身份很尷尬的時候可以用談論科學的方式來隱含自己真正想說的話。

兩條矛盾的線索交錯於他的學術思想中，他試圖去尋找兩條線索的結合，或者至少去把它們拉近，但是兩條線索之間本來的矛盾又導致它們沿著相互背離的軌跡，漸行漸遠。

1. 龍慶忠：別人的名字與自己的身份

龍慶忠這個名字與中國建築史聯繫在一起是一件偶然事件的結果。龍先生本名龍炳吟[5]，學名文行，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日（1903年7月4日）出生於江西永新縣下南鄉陂下老居村。幼年受教於舅父陳秉鈞，在私塾里從九歲一直讀到十六歲，報名考禾川中學時，因為讀的是私塾，沒有小學文憑，便借了同村龍慶忠的文憑去報考，結果考上了，從此就用了人家的名字，並且用了一輩子[6]。私塾給龍先生帶來的不僅是一生都要用別人的名字，更根本的影響是將近八年的私塾教育已經初步塑造了他的觀念，雖然後來留學海外，但是鄉村的印象和國學經典已經在他的心裡紮下了根，給了他今後的研究以價值立場和思想源泉。

到日本之後，龍先生給自己起了另一個名字——龍非了，作為發表論文時的筆名，1932年才首次正式使用，此時他已經結束了在東京的學習，之後在學術界以龍非了之名行。龍先生似乎並不在意用的是別人的名字，這沒有對他形成太大的困擾，因為他有太多要關心和思考的更重要的事情。至於原來那位龍慶忠是否從此有了某種異樣的感受我們不得而知，但龍先生似乎更加喜歡使用他的筆名，因此本文中一般情況下均採用龍非了來稱呼1932年之後的龍先生。

有人認為“非了”這個名字來自《菜根譚》中的“非上上智，無了了心”，這樣飄逸的、富有禪意的解釋和龍先生的坎坷人生以及踏實、穩重的性格不太一致，他並非超脫凡俗、意氣風發的書生。在這一點上，龍夫人曾育秀女士的說法更加樸實也更加可信：因為龍慶忠當初去日本求學的時候得到了鄉親們的幫助，為他一共打了谷會和錢會兩個會來籌措留學的花費，家裡也為他耗盡了積蓄，所以對他來說，留學海外還不算辛苦日子的終結，他必須面對許多事情，包括為家裡清償債務，以及報答那些幫助過他的人們。

非了這個名字之中是否蘊含著萬丈雄心我們並不清楚，清楚的是當時龍先生在東京的求學並不順利，我們可以從這個名字中感受到一位年輕人準備進行長期艱苦努力的決心。這個名字在他晚年的時候顯得更加貼切，因為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再次獲得了學術機遇，讓他覺得一切遠沒有結束。

和名字不同，真正給龍非了帶來劇烈影響和極大困惑的是他的身份。

他輕鬆地越過了沒有小學文憑帶來的障礙，但不能輕鬆地跨過日本著名大學的門檻，在投考東京帝國大學失敗之後，他苦熬了一年才考入東京工業大學建築科，從此，他就多了一個身份：日本留學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使得這個身份很快變得很尷尬，一方面他有可能在日佔區獲得一些方便，並且通過留東同學會尋找到較多的機會——龍非了的每一份工作幾乎都是通過留東同學會的介紹或者舉薦獲得的；另一方面他又可能被絕大多數國人懷疑甚至敵視，在中日交戰的年代，日本留學生群體是一個需要格外自清的群體。

回國之後，他的身份越來越多，其中對他的人生比較有影響的是：河南省政府技正（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總工程師，圖1）、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工學院院長、建築系主任、右派、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古建築組組長、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導師。對於龍先生來說，這些身份的意義並非是代表著某種榮耀的頭銜，而是影響了他的人生態度、學術思考和表達方式的重要因素，有些表明了他所肩負的責任和所思考問題的主要領域，有些則加給了他種種限制。

龍先生最初選擇了進入業界，先後設計完成了河南省各廳公署辦公樓、省主席官邸和重慶第二兵工廠廠房，其圖、照均未見載於書籍、刊物，龍家亦無存照。因為不願與自己不喜的風氣同流，龍先生離開了業界投身建築教育。他輾轉於各大院校的建築系，先後任教於重慶大學建築系（1941-1943）、中央大學建築系（1941-1943）、同濟大學土木系（1943-1946）、中山大學建築系（1946-1952）、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建築系（1952-1995），1938年還在家鄉的吉安鄉村師範當過老師。在抗戰結束之後，他選擇了前往中山大學，而不是自己曾經先後擔任過教職的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同濟大學，其中固然有廣州離家較近的原因，但不能不說與他的日本留學經歷有關，中山大學之前的幾任系主任均是留東同學會的學長或同學。當時一同選擇偏居廣州的，還有陳伯齊（先後留學過日本和德國）、夏昌世（留學德國並獲得了博士學位）等教授，對於這些曾經在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也是中國在政治上的敵對國留過學的教授們來說，這時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建築系，既可以說是個避風港，也可以說是個自我流放之地[7]。在重慶、昆明等地上演的驅逐教授的行動應該讓這些教授們記憶猶新，他們不得不擔心自己的處境。也就是因為廣州稍微遠離政治，所以這些留學日本和德國的教授們在此開闢了一片具有濃郁地域特色和明快格調的教育園地，孕育了後來的嶺南建築創作風格。[8]

龍非了在1948年成為中山大學建築系主任，應當時的工學院院長陳大可之請，發表了《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一文，作為自己的任職演說。1949年，龍非了等人在避居香港期間發表了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公告，1950年1月被廣東省軍管會任命為臨時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1951年被廣州市人民政府聘請為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古建築組組長，從1951年到1992年5月，龍非了一直是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就在龍非了萌生了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忙於籌劃未來的建築教育之時，他在1957年獲得了另一個身份：右派！這個身份使得龍先生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選擇了保持沉默，沒有任何公開的論文和著作發表。

廣州市文物委員和右派的共同身份後來造成了一樁學術懸案，那就是關於中山四路的考古遺址究竟是秦代造船遺址還是南越國建築和宮苑遺址的爭論。1974年底，在中山四路廣州市文化局院內地表下5米，挖出了一段木結構遺跡，1975年1月，來自廣州多所學術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參觀遺址現場並討論了遺址性質，1976年3月，龍非了在遺址性質鑒研座談會上發言，認為遺址是南越王台或離宮，是南越國的建築遺址。但是最終，這處遺址被認定為秦漢造船遺址，並由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治秋於1977年1月在國外向外國媒體披露了秦漢船台考古發現，1996年6月以“秦造船遺址”之名列入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9]。但是對造船遺址一說的質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究竟是干闌建築的基礎還是船台？一時間在考古、船史和建築史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龍非了在《羊城今古》1990年第6期上撰文說明了他身為右派時未敢多言的判斷，提出遺址中所謂的木和滑道應是干闌建築中的柱和。這段爭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平靜，在 2000年秋天，持不同學術觀點的雙方在廣州再次進行了辯論，後來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將本次會議的相關論文結集出版為《“廣州秦代造船遺址”學術爭鳴集》。

在文革之後，龍先生對自己的境遇仍然存有戒心，一方面盡量述而不作，另一方面在為數不多的論文寫作尤其是發表時十分小心，許多觀點引而不發，或者用借古鑒今的方式來勸喻時人。以至於在1981年參加全國科技史大會時，因為提交的論文題目是《中國歷代田畝法》而被分到了農業組。現在重讀此文，可以體會到其中真正想講述的除了建步立畝之法和歷代的尺度變遷之外，更希望闡明的是理民之道，以及經野和立國之間的關聯，他把真實的想法藏在文章之中。

龍先生的各種讀書筆記、手稿現在仍然被家人保管著，一共有68個檔案袋（圖2），每個檔案袋裡裝著一類主題的資料，其中的一些後來得以形成論文被發表，但大多數是草稿或殘稿。以其中編號為第9袋的建築教育研究為例，這些資料主要來自1958年、1966年和20世紀70年代的一些外國文獻，部分為中國古代文獻（圖3）。所涉及到的大學包括日本大學（早稻田大學、芝浦工業大學、千葉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東京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IIT、MIT、UC Berkely環境設計學院建築系等。龍先生關注的話題包括性格、設備教育、學生人數、淘汰制、科學課目、設計基礎、設計教育、專用製圖室、施工人員的教育、大學中的教育與研究生等，以及教授的選出方法、學費、就業諸方面。在“歐洲的建築教育、今後建築教育的方向”一節，他記錄的六個問題是：1.建築教育問題之所在；2.五年制大學；3.多數教育；4.新進程和研究所；5.講座制；6.建築學院的獨立。這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非常領先的思考，以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科為例，五年制在1990年代初開始實行，1997年11月成立建築學院，研究所在1998年之後紛紛出現，講座制至今尚未建立。這些思考最終只是留在了龍先生的筆記中，沒有發表。

數度人生波折之後，龍先生最珍視的是自己的學者身份，始終在學術研究和教育園地內耕耘，也堅持著學術準則，在幾次市場化帶來的衝擊中，身處距離市場非常近的南方，他不為所動，將全部的心力用在高等建築教育上，帶領學生去全國各地考察，深入民間，積累了數千張照片、幻燈片，請潮州的工匠製作了多個古建築構件模型，利用有限的資金購買圖書，這是他對學者和教師身份的堅守。

關於龍非了的身份，存在著一個疑點，那就是他究竟是不是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員？

2. 龍非了與中國營造學社

我國的第一代建築歷史學家大多和中國營造學社有著緊密的關聯，以至於大家漸漸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中國的第一代建築歷史學家都是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員，反過來，不是中國營造學社社員的似乎就不在最好的建築歷史學家之列。

龍非了和中國營造學社有過密切的聯繫，曾經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先後發表過《開封之鐵塔》（三卷四期，1933年）和《穴居雜考》（五卷一期，1934年）兩篇論文，還曾經在營造學社最艱難的時候捐獻過一千個大洋，所以一直以來，龍先生的學生們都當然地認為他是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員，直到有關中國營造學社的文件以各種形式被傳播以後，大家才發現，龍非了的名字從來就沒有出現在社員的名單里《中國四代建築師》一書將龍慶忠列入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師，在介紹龍先生時提到他1932年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10]不知楊永生先生是從何處得來的資料，未及求證。在林洙女士所著《叩開魯班的大門——中國營造學社史略》一書中，可以看到1932年至1937年的中國營造學社社員名單，其中並沒有龍非了[11]，倒是在1944年募集社會捐助名單中，看到了他為學社捐款1000元的紀錄[12]，龍非了一介書生，且家境貧寒，幼時只是靠父親開的豆腐店支撐家用，能夠捐助這麼多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對中國營造學社在道義和經濟上的鼎力支持顯示了他對學社理想的認同。

那龍非了是營造學社社員么？如果這些文件是無誤的，那他為什麼不是？

在龍先生的藏書中，有大量由中國營造學社刊行的著作，顯然他非常關注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成果。龍非了與營造學社的多位主要成員都有學術上的交往，也許是同在東京留學過的原因，與他交往最密切、對他最有影響的是劉敦楨（士能）先生。劉敦楨比龍非了年長六歲，比他早十年就到東京留學了。《劉敦楨文集》中記載了劉敦楨一行在河南開封考察時龍非了所給予的幫助，1936年6月26日，龍非了引劉敦楨一行參觀省立博物館，訪繁塔、相國寺等，其後數天，二人共往書肆，偕赴古迹研究會，龍非了以豫中古建築相片相贈，在劉敦楨離開開封時遠道相送，足可見二人的友情，又可見龍非了非常熱心於中國營造學社的古建築調查活動。 1941年至1943年期間他能夠到中央大學建築系兼課，也是得時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的劉敦楨之邀。1945年劉敦楨的《川康之漢闕》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二期上發表，至今龍先生的家人仍然保存有當年在論文發表之前劉敦楨寄給龍先生請他為本文手稿提建議的書信（圖4），以及龍先生工整抄錄的論文全文。此外，龍非了在廣州中山四路考古遺址中提到的“柱”在劉敦楨的《大壯室筆記》中已有提及，只是寫作“柱跗”，而且二人都寫作了不少關於算例和尺度研究的論文。

1943年到1946年，龍非了和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員們一同住在李庄時，彼此間過從甚密。後來，又和擅長嶺南園林研究的社員夏昌世先生在廣州共事。文革之後，當龍非了在學術會議上遇見莫宗江等人時，言談甚歡（圖5）。

在龍先生去世之後，家人將藏書一萬五千餘冊捐給學校圖書館，成立了“義泰和”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點閱覽室[13]。龍夫人保留了一些善本，作為對龍先生的紀念。後來我們有機會看到了這些被龍夫人珍藏的書籍，包括大正2年（1913年）的《和洋建築大匠早割秘傳》、民國17年中華書局版的《圓明園考》、民國 18年商務版的《李明仲營造法式》（八卷），民國20年版的《史跡考訪錄》、民國20年版商承祚所著《木面柱》，以及《營造要訣》、《南漢修慧寺千佛塔歌》、《龍鳳人物花鳥獸畫集》、《禮節圖（一、二）》、午榮編《魯班經》和樂嘉藻《中國建築史》，但是最多的仍然是中國營造學社刊行的著作，包括《工段營造錄》、《清式營造則例》、《髹飾錄》、《建築設計參考圖集》（十冊）、《重刊燕几圖·蝶幾譜》、《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園冶》等。這些著述大多是早期的建築學者們從浩瀚的古籍之中整理出來的，也結合了艱苦的田野工作（圖6，圖7，圖8）。

中國營造學社彙集了眾多傑出的中國第一代建築史學家和知名建築師，龍先生也十分關注和認同他們的工作，而且對他來說，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應該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他為什麼沒有申請加入呢？龍先生是個用著別人的名字的人，也許他不那麼在意稱號。抑或他雖然認同對中國古建築進行研究，但是並不完全認同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取向？

看看平行的時代事件和人物，我們可以發現龍先生在學術上的不同取向。梁思成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對中國官式建築的大木構架、法式方面的研究，劉敦楨先生則被認為是“中國建築界惟一讀遍古代文獻中有關建築記述的學者”[14]。客觀地說，龍非了缺少梁思成和劉敦楨的研究條件，那就是可以將幾乎全部的時間花在遍及全國的古建築調研和對古代建築文獻的研究上，他對一手資料和對建築專業文獻的佔有程度不及劉、梁二位先生。而從個人的體驗和境遇來說，龍非了對古建築的認識也有不同之處，因為古建築的建造技藝似乎並不切中他體會的最深切之處。在這種情況下，他試圖另闢蹊徑。

龍非了既不能踏破鐵鞋去尋覓藏身山野的古代建築，又無法窮經皓首去遍覽古代文獻，他選擇了兩個切入點來思考建築歷史，一是站在治國興邦的高度，二是對老百姓切身感受的同情。雖然龍先生的研究和營造學社諸君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正是這兩點，使得他的研究開始有了自己的特點，也形成了他的兩條學術線索。

在中國古代，與建築相關的官署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工部，一個是禮部，前者司營造工程事務，後者司朝廷壇廟、陵寢之禮樂及製造典守事宜，確定建設的等級、秩序和禮儀，制度色彩濃郁，禮部是與建造相關的意識形態的真正管理者。中國營造學社尤其是法式部對法式、構架和形制的研究明顯側重於工部，而龍先生的筆記和論文則對禮部所司的範疇多有涉及，正因為這些是比較敏感的話題，所以龍先生很少發表相關成果。不過我們可以從他使用的參考文獻中窺得蛛絲馬跡，他多次引用了《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儀禮圖》等書，在這個方面，他依賴國學的經典。

而從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出發，促使龍非了萌發了研究建築災害的想法，後來在晚年時他創立了建築和城市防災學，涉及城市防洪、建築防雷、防風、防火、防震等方面，在這個方面，他倚重科學。防災研究又使得他特別重視地方志在建築史研究中的作用。

另外，和中國營造學社致力於整理國故不同，龍非了重視國內外的新成果，尤其是對考古學的關注，在《穴居雜考》、《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等文中都引用了當時最新的考古成果，例如安特生、德日進等人的發掘報告，在龍先生的筆記中，還有許多關於天文學、系統論等方面的記錄，顯示了他對科學進展的關切。對於考古和考據的重視，龍先生與劉敦楨有著相似之處，應是受到了日本建築教育的影響，下節中比較了兩位先生在參考文獻使用上的特點。

這些特點，均可歸於“不知生，焉知死”的啟迪。

3. 龍非了的參考文獻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從海外留學回來的建築師們已經開始在一些大城市找到了用武之地，紅磚、西門汀（士敏土）和混凝土逐漸被推廣，掀開了中國建築近代化的序幕。

差不多與此同時但是要稍晚幾年，中國的建築史學科體系也開始構建框架。以劉敦楨、梁思成、童、龍非了等為代表的在國外接受過嚴格的建築學教育的先生們投身於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並通過在各地創辦建築系（名稱不一，或為營建系、土建系、土木系等）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建築教育，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建築教育體系是發端於建築史的。

那麼中國建築史又是從哪裡發端的呢？當時，在國外的建築教育中，已經可以讀到喜龍仁、鮑希曼、伊東忠太、關野貞等人關於中國建築的研究，但顯然還不足以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中國建築史學科。中國建築史的研究者們從何處尋找到信念、理論、方法和素材來支撐這個學科呢？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參考文獻來探究他們的學術來源。

龍非了公開發表的論文並不多，最後收錄在《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一書中的共有十五篇，除了《中國牆制》一篇已佚，其他在此之前發表的論文均收入此集，其中有幾篇是由學生們根據殘稿整理的。因為在龍先生髮表論文的時代，論文索引的嚴格制度尚未建立，所以本文對龍先生參考文獻的統計主要來自行文中註明之處。龍先生強調治學的嚴謹，所以絕大多數的引文均標明了出處，而且他具有學者應有的風度，論文開頭通常有一段綜述，表明他對所論主題的了解程度，也列出了相關的觀點供讀者參考。

本文對這十五篇論文的參考文獻進行了統計和分類，分類主要參考了張之洞的《書目問答》，因為此書成書於光緒二年（1876年），龍先生所引古代文獻絕大多數都已被收錄其中，但本文單獨列出了近代文獻、外國文獻、建築專著、圖書、地方志以及針對特定對象的碑銘辭賦等。

從大的分類來看，龍非了索引參考文獻情況如下：

經：共引用典籍18種，引用114次。

史：共引用典籍39種，引用121次。

子：共引用典籍69種，引用119次。其中筆記類40種，53次。

集：共引用典籍64種，引用86次。

詩賦、碑銘：共引用22種，27次，本類不包括已經列入集部的文獻如范仲淹、柳宗元等人所作的賦、傳。

建築專著共引用7種52次。

近代文獻共引用17種19次。

引用外國文獻9種11次。

引用地方志共29種55次。

引用圖書5種5次。

其他難以歸類的文獻8種12次，另有部分水患記載未註明出處。

另外，龍先生還先後引用過中國和日本的65處古建築實例。

在經部典籍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周禮》，共引大祝、司救、小司徒、遂人、大司徒、冬官·考工記等篇20次。引用較多的包括《禮記》（禮運、月令、儒行）14次，《易》14次，《春秋》（公羊傳、梁傳、春秋左氏傳）13次，《詩經》（國風、大雅）10次，《釋名》（魯靈光殿賦）8次，《孟子》7次，《尚書》7次，《中庸》5次，《儀禮》（檀弓）5次，《爾雅》5次。僅從此處，便可見龍非了對於“禮”的重視，他大量引用了與之相關的古代典籍，且引用的次數是最多的。

在史部典籍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漢書》，引董仲舒傳、劉向傳、冀春傳各篇共22次，引用較多的是《史記》（景帝紀、天宮書、刺客列傳、酈食其傳、殷本紀、貨殖傳、西南夷列傳）15次，《後漢書》7次，《晉書》（天文志、成帝紀、哀帝紀）7次，《唐書》（食貨志、禮樂志、輿服志）6次，《隋書》（宇文愷傳）6次。在史部的典籍中，值得注意的是，龍非了非常關注經濟和物質文明方面的資料，所以許多引用均來自不同典籍的相似部分，集中於食貨、鹽鐵、天文志等方面。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統計不包括地方志。

在子部典籍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說文》共計26次，其次是《莊子》（庚桑楚）10次，《淮南子》10次，《墨子》（辭過）、《論衡》各4次，對《天工開物》、《皇帝內經》、《本草》、《周髀算經》等雖有涉及，但引用次數並不多。除有較多的訓詁成分外，子部典籍的引用雖所涉較廣，但較為分散，多是根據論文的需要而引證，不見得對哪一家有較多的偏愛，倒是對筆記類的著述引用較多，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二、三、四）5次，《夢溪筆談》、《世說新語》、《困學》（紀聞·歷代田制考）各3次，其他大多數筆記均只引用過1次。對筆記的較多引用也表明了龍非了在研究中的取向，他注重對切身感受和對鄉野的關注，而不僅僅依靠正史，這一點與他對地方志的重視可以說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至於集部的典籍，大多隻引一兩次。對《會稽典錄》、《通禮一七吉禮》（清）、《律例》（清，服舍違式條例）、《春秋繁露》（服制）、《新書》（服疑）、《通典開元禮纂類》、《唐營繕令》、《大周通禮》等的引用，再次表明了龍非了對“禮”即制度的重視。

在針對具體的古建築時，龍非了善於尋找相關的詩詞歌賦和碑銘，例如韓愈《唐元和十五年南海神廣利王廟碑文》、李士楨《重建鎮海樓記》、元至正十年《重建懷聖寺記》、康熙三十一年《重修懷聖塔寺記》等。

龍非了論文中引用過的建築專著包括《營造法式》、《清工程工部做法則例》、《園冶》、《魯班經》、《營造算例》、《清官式石橋做法》、《營造法原》等，其中《營造法式》共引36次，《營造法原》10次。

近代文獻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許中舒、安特生、董光忠等人的考古發掘報告，姜亮夫《夏殷民族考》和萬氏《中國田制史》、陳氏《中國田制業考》等。龍先生引用的外國文獻並不多，主要是伊東忠太和當時活躍在中國的考古學家的著述。關於現代建築和城市，僅引用過勒·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1次。

對地方志的大量引用表明了其在龍非了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清阮元《廣東通志》，共7次，龍先生共引用過3種版本的《廣東通志》12 次，其他引用較多的包括3種版本的《南海縣誌》共9次，《廣州十三行考》5次，《光孝寺志》5次。顯示龍先生紮根廣州之後，對地方研究文獻的熟悉，以及對地方性知識的重視（圖6）。

龍非了引用參考文獻最多的是《中國古代建築的避雷措施及雷電學說》一文，共引用89種參考文獻114次，並引用了實例20處。其他引用參考文獻較多的是《古番禺城的發展史》66種96次，《穴居雜考》引用48種文獻共79處，《中國塔之數理設計手法及建築理論》引用文獻40種共64次，《南海神廟》引用 36種文獻58次，另引用實例29處，《中國歷代田畝法》引用文獻36種共55次，《中國古代建築上“材分”的起源》引用文獻32種54次，《營舍之法》引用文獻27種71次。

對比一下劉敦楨先生的參考文獻，可以更加分明地看到不同學者之間的共同之處和不同特點，以《大壯室筆記》為例，全文共引用文獻82種437 次，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漢書》，共176次，其次是《後漢書》111次，《三輔黃圖》32次，《史記》31次[15]。將劉、龍二位先生相比，可以看到他們均旁徵博引，涉及廣泛的國學經典，但劉敦楨先生的參考文獻更多地偏向引用正史，而且對核心參考文獻的反覆引用次數要密集得多。我們從中亦可以看到中國建築史早期研究的篳路藍縷，在專門的建築文獻比較欠缺的情況之下，早期研究中國建築史的學者們主要從浩瀚的傳統文獻中發掘與建築相關的信息。

從這些參考文獻的分析，可以大致發現龍非了的學術來源和研究上的特點。那就是更加偏重對“禮”的研究，重視地方志和筆記在建築史研究中的作用。而熟悉龍先生的人都了解他非常喜歡《古今圖書集成》，許多獨到的見解和資料都與這套集子有著密切的關聯。華南理工大學常年重視考古和文物方面的文獻，注重對地域建築史和城市史的研究，都是龍先生的遺風。2005年，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為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重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中心有專門經費用於購買《中國地方志集成》，可謂是對龍先生研究特點的一種延續。

4. 建築歷史：為相之道？為學之道？

對於龍非了而言，除了客觀條件上的差異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他內心的想法，他的歷史學術觀影響了他的選擇。龍先生的學術研究之中一直存在著對建築史研究的根本目標的追問，對應於前文提到的兩條研究線索，他有兩種矛盾著的學術觀，一種是將建築歷史看成為相之道，而另一種是將其看作為學之道。

從目前能看到的龍先生公開發表的21篇論文來看，他的論文大致可以分為：

建築設計思想、建築文化研究5篇：《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華夏意匠〉序言》，《論石券橋之設計思想》，《天道、地道、人道與建築的關係》，《論中國古建築之系統及營造工程》；

古建築尺度規律研究5篇：《中國古代建築上“材分”的起源》，《中國塔之數理設計手法及建築理論》，《中國建築在結構上的偉大成就》，《開封之鐵塔》，《中國木構（樑柱枋桁椽）由廳堂中間柱樑依次折減的計算方法》；

宗教、壇廟建築3篇：《南海神廟》，《廣州懷聖光塔寺》，《瑰瑋奇特、天南奇觀的容縣古經略台——真武閣》；

民居研究3篇：《中國古代窯、灶、炕、爐考》，《穴居雜考》，《營舍之法》；

建築考古2篇：《廣州南越王台遺址研究》，《中山四路秦漢遺址研究I部分內容》，其中後者為龍可漢、程建軍整理；

防災1篇：《中國古代建築的避雷措施及雷電學說》；

制度研究1篇：《中國歷代田畝法》；

城市史1篇：《古番禺城的發展史》；

這其中關於建築之道、制度和文化研究的共6篇，偏向於社會文化史角度，宗教建築研究、建築考古、民居研究和古建築尺度研究的15篇偏向考古學和科學技術史，而建築和城市防災則是兩條線索的結合。

龍非了共計指導的碩士論文有12篇，以畢業先後為序，同期畢業者以姓氏拼音為序，分別是：

⑴吳慶洲，《兩廣建築避水災之調查研究》，1982年

⑵沈亞虹，《潮州古城研究—論潮州古城的形成發展及其布局的科學性》，1983年

⑶陶郅，《中國古代建築空間的特徵》，1984年

⑷鄒洪燦，《我國古代高層建築的偉大成就——磚石塔的結構技術措施及其抗震作用初探》，1984年

⑸蔡曉寶，《廣東地區中外建築形式之結合的研究》，1985年

⑹陳寧，《南方傳統山居總體結構研究》，1985年

⑺劉業，《滕王閣復原設計研究》，1985年

⑻肖大威，《中國古代建築防火措施研究》，1985年

⑼程建軍，《南海神廟修復研究－兼論古建築修建原則與技術》，1987年

⑽謝少明，《廣州建築近代化過程研究》，1987年

⑾胡雨明，《嶺南風景寺院環境的探討》，1989年

⑿鄭力鵬，《東南沿岸建築防風傳統經驗與措施》，1988年

其中防災研究4篇[⑴，⑷，⑻，⑿]，建築文化研究4篇[⑶，⑸，⑽，⑾]，木構建築研究2篇[⑺，⑼]，民居研究1篇⑹，城市史研究1篇⑵。

龍非了指導的博士論文共5篇，按照學生畢業時間的先後，依次為：

⑴吳慶洲，《中國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86年（圖9）

⑵沈亞虹，《潮洲古城規劃設計研究》，1987年

⑶肖大威，《中國古代建築防火研究》，1990年

⑷鄭力鵬， 《福州城市發展史研究》，1991年4月

⑸張春陽，《肇慶古城研究》，1991年11月

這其中，防災研究和城市史研究明顯佔據了最重要的分量，對木結構建築研究仍然在繼續，同時可以感受到這些研究總體上的地域色彩。

從龍先生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的選擇，可以窺見他的學術觀，那就是去弄明白古代建造活動的觀念和設計的道理，將這些知識用於治國和救民，將建築史研究當作為相之道是他內心的守望和真正的目標，而為學之道則是為相的途徑，如果要在作為科學的歷史還是作為鑒戒的歷史之間做出選擇，看來龍先生會選擇後者。

出於諸多原因，當初寫作防災研究論文的大多數畢業生後來都基本上離開了這個領域，只有少數幾位在繼續。龍先生所創立的社會文化史和技術史兩條線索仍然在發展，古建築的保護和修繕一直得到了堅持，防災發展成為了水系研究、以水為紐帶的聚落和城市歷史研究，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則在後來結出了嶺南地域建築史研究和客家民居研究的碩果，也引導了更多的後來者投身制度史領域。龍先生所教導的研究生們，很多選擇了留在學術領域或者高校的科研、設計機構，包括吳慶洲、沈亞虹、鄒洪燦、陶郅、程建軍、鄭力鵬、張春陽等人，這些學生更多地在為學之道上前行。龍先生教學的另一個重要收穫是發現並培養了林其標先生，林其標後來創建了教育部亞熱帶建築研究室。

中國是否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避雷針是一個需要進一步去證明的猜想，關於中山四路考古遺址的爭論也沒有平息。龍非了曾經思考過的學術問題還遠沒有結束。

結語

從開始準備這篇論文的寫作到現在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了，最初是在2003年組織和製作龍慶忠（非了）、陳伯齊、夏昌世三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展的時候，產生了了解這些中國第一代建築學者和建築師的願望[16]。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龍先生本人，但是受教於他培養的博士吳慶洲教授，看到或者聽到過龍先生的多名學生如鄧其生教授、程建軍教授、張春陽教授伉儷、陶郅教授、鄭力鵬副教授、劉業副教授和袁培煌大師等回憶龍先生的文章或者談話，和他的家人有著較多的來往，也見過一些還健在的他在學術上的朋友和敵人，因此有機會通過訪談來了解龍先生，也看到了他的大部分藏書、筆記和論文手稿，感謝以上所有人的幫助，他們不斷地激發了我對龍先生的思考。

本文希望通過對一個建築歷史學者的學術歷史的研究，慎重地看待一位為建築歷史傾注了全部熱情的學者，除了回顧他為中國建築的過去與未來所作的艱苦思考，也把他看成一個有血有肉的隨著時局而沉浮、隨著社會的動蕩而顛沛流離的普通人。我們已經送別了很多20世紀初出生的那一代建築學者，希望我們不要在缺乏深度理解的情況下，把他們簡單地看成是建築史的過客，用幾句學術悼詞為他們蓋棺定論，然後將他們遺忘。

（註：圖1、4、5、10由龍先生家人提供，特此鳴謝。其餘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註釋：

[1]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見《論語·先進》。

[2] 當時的高等教育正在全面的復甦之中，龍先生也正在籌備諸多事宜。1981年，華南工學院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點成為全國第一批博士學位授予權單位，龍非了教授成為全國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

[3] 參見陳薇《天籟疑難辨 歷史誰可分——90年代中國建築史研究談》，常青《世紀末的中國建築史研究》，均刊於《建築師》第69期；以及陳薇《中國建築史領域中的前導性突破——近年來中國建築史研究評述》，《華中建築》1989年第4期。

[4] 關於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確認。

[5] 以前的多處文獻均寫為“吟”，但經龍非了夫人曾育秀女士的回憶，應該寫作“炳吟”。

[6] 參見曾育秀《紀念龍慶忠教授誕辰一百周年》，待刊。

[7] 楊永生在《中國四代建築師》一書中，已經注意到了政治對學術的染色，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中國早期建築師的影響，參見該書33頁。

[8] 在三位教授來到中山大學建築系的前後，在系裡任教的還有曾留學日本的劉英智教授、留學德國的丁紀凌教授和曾留學義大利的符羅飛教授。

[9] 孫宏利，《廣州“秦漢船台遺址”爭論大事記》，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秦代造船遺址”學術爭鳴集》，9－18頁。

[10] 《中國四代建築師》，38頁。

[11] 林洙，《叩開魯班的大門——中國營造學社史略》，25-28頁。

[12] 同上，37頁。

[13] “義泰和”是龍先生父母所開的小豆腐店的名字。

[14] 《中國四代建築師》，18頁。

[15] 根據《劉敦楨建築史論著選集》中的《大壯室筆記》統計。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7。劉先生著述甚豐，既有嚴格的學術論文，也有大量的筆記、調查報告或實測資料。本文原載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三期、第四期，1932年9月，本文引注極多，既有史料整理，也有自己的推測和討論，是劉先生的代表性論文，在參考文獻的引用上與龍先生的論文有較強的可比性。

[16] 在各種檔案和書籍中，這三位教授均誕生於1903年，但後來在何鏡堂院士的幫助之下，筆者於2005年見到了夏昌世先生之子保羅先生，得知夏先生的生年其實是1905年。

[1] 龍慶忠. 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

[2]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3] 李允鉌. 華夏意匠.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2

[4] 劉敦楨. 劉敦楨文集（第三卷）.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7

[5] 劉敦楨建築史論著選集.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7

[6] 楊永生主編，中國四代建築師.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2

[7] 楊永生主編，建築史解碼人.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

[8] 吳慶洲，《建築史研究生的培養》.《城市建築》[J]. 2005年1期

[9] 林洙. 叩開魯班的大門——中國營造學社史略.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5

[10] “廣州秦代造船遺址”學術爭鳴集.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2

附：龍非了學術編年簡史

[1] 1925年官費日本，1927年進入東京工業大學建築科。

[2] 1931年3月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任職於南滿鐵路局。

[3] 1932年，河南開封建設廳技士、省政府技術室技正，期間設計河南省府合署辦公大樓，和中國營造學社劉敦楨等共同考察河南省各地古建築。

[4] 1933年，《開封之鐵塔》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四期。

[5] 1934年《穴居雜考》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五卷第一期。

[6] 1938年回吉安鄉村師範任教。

[7] 1939年，重慶兵工廠，設計廠房。

[8] 1941-1943年，先後任教於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

[9] 1943-1946年，四川李庄，任教於同濟大學。

[10] 1946年，中山大學建築系教授。

[11] 1948.12.5《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發表於《台灣中山大學校刊》第18期。該文作於1947年，實際上是就任系主任的就職宣言。

[12] 1950-1951年，出任中山大學工學院院長。

[13] 1952年，院系調整，任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

[14] 1962年，招收研究生石安海，伍樂園。

[15] 1963年，《中國古代建築的避雷措施及雷電學說》。

[16] 1975年起，中山四路考古遺址之辨。

[17] 1979年開始，陸續招收碩士研究生吳慶洲、鄒洪燦、陶郅、沈亞虹等人。

[18] 1980年《〈華夏意匠〉序言》。

[19] 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

[20] 1981年，《中國歷代田畝法》，中國科技史會議。

[21] 1982年，《論石券橋之設計思想》，昆明科技史會議。

[22] 《中國古代建築上“材分”的起源》，發表於華工學報。

[23] 1983年開始，招收第一個博士生吳慶洲，其後分別招收到沈亞虹、肖大威、鄭力鵬、張春陽等博士研究生。

[24] 1983年，《古番禺城的發展史》，揚州城市規劃會議。

[25] 1984年，《瑰瑋奇特、天南奇觀的容縣古經略台——真武閣》真武閣會議，《容縣史話》第五期。

[26] 1984年，《廣州懷聖光塔寺》，北京科技史國際會議

[27] 1985年，開始指導南海神廟修復

[28] 1986年，成立華南理工大學建築防災研究室

[29] 1986年，吳慶洲博士畢業，成為我國自行培養的第一位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

[30] 1987年，《中國塔之數理設計手法及建築理論》，為慶祝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六十周年暨紀念劉敦楨先生誕辰九十周年而作。

[31] 1990年，龍非了論文結集出版，是為《中國建築與中華民族》一書，其中《中國木構（樑柱枋桁椽）由廳堂中間柱樑依次折減的計算方法》等文是首度整理髮表。

[32] 其餘論文發表時間不詳。

[33] 1996年，龍非了病逝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