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三

1940年4月—1949年4月（30－39歲），1940年4月，轉入重慶北碚，協助黃國璋先生籌建中國第一個地理研究機構，並於9月正式成立中國地理研究所。周立三負責人生地理組資料室工作；1943年在侯學燾、陳泗橋等人的配合下，負責《四川經濟地圖集》的編製工作。表明周立三是中國經濟地圖編製的先驅者；1944年參加國父實業計劃“西北科學考察團”，為建國后組織新疆綜合考察打下了良好基礎，並發表了多篇論文；1946年到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研究進修，1947年回國，在中國地理研究所晉陞為研究員；1949年解放前夕，中國地理研究所部分人員搬遷廣州，留下一批科研骨幹成立由周立三負責的南京留守工作站，周立三與當時地下黨員施雅風領導了“反搬遷搞應變”鬥爭，成功地抵抗了國民黨當局欲將該所全部遷往廣州和台灣的圖謀，為保存新中國地理研究機構和骨幹力量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1949年5月—1958年，協助竺可楨籌備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1949年11月，周立三與吳傳鈞、高泳源等合作編輯的《蘇聯新圖志》由上海亞光與地學社出版。1950年6月下旬中科院地理所籌委會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決定分為地理、地圖和大地測量三個組，第一組普通地理由周立三主持。籌委會主任竺老在北京，副主任黃秉維仍在上海華東工業部任職，負責處理日常事務。1950年10月30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10月12日，竺可楨召開地理學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會議，決定由孫敬之、周立三、施雅風負責籌備工作。1953—1958年（43－48歲），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成立，黃秉維任所長，周立三任副所長、研究員。主要作了以下幾項工作：主持完成“中國農業區劃的初步意見”，將全國劃分為6個農業地帶（即中南、華中、華北、東北、西部和海洋）以及16個農業區；主編完成《甘青農牧交錯地區農業區劃研究》；主持新疆綜合考察隊並擔任隊長考察歷時5年，取得豐碩成果，為新疆維資源開發和經濟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58年—1978年3月（48－68歲），1958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遷北京，留下部分科技人員組建成“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員，1959年6月20日，經國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研究所”，7月9日，任命周立三為副所長、任美鍔兼所長；1964年11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1978年2月，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這期間主要發表“論省級農業區劃的幾個問題”、主持編製《江蘇省農業地圖集》等專著。

1978年3月—1983年（68－73歲），1978年3月正式恢復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1980年7月，被接納為中共黨員，11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0－1981年，兩次被評為“江蘇省勞動模範”；1983年9月，擔任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科學顧問組副組長。主要再次主持江蘇省農業區劃（修編）歷時2年，獲1985年“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一等獎”。

1984年—1985年5月（74－88歲），1984年3月，擔任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名譽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所學位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主要成就：主編完成《關於新疆維農業發展若干建議》一書、主持國家農業地圖集，任編委會副主任，歷時4年，至1988年，主編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地圖集》並於1989年，獲中科院科技進步一等獎；1991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86年3月，獲竺可楨野外科學工作獎；1988年3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7年，領銜承擔了國情分析研究，1989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發表了第1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並獲得了院長基金特別支持項目；91年出席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年12月主持發表第2號國情報告《開源與節約——中國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的潛力與對策》、1994年發表的《城市與鄉村——中國城鄉矛盾與協調發展》、1995年發表第4號國情報告《機遇與挑戰——中國走向21世紀的經濟發展目標和基本發展戰略研究》；1996年1月，參加了地學部由部分院士組成的紅壤地區考察團，這是他最後一次科學考察活動。1998年5月27日逝世於南京。

20世紀30年代初，周先生以優異成績被浙江省教育廳選拔保送廣東中山大學官費“留學”。在當時與周廷儒、樓桐茂先生一道號稱“浙江三劍客”。在中山大學受到德國客座教授費師孟等的熏陶，嗣後又公派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深造，打下了全面的地理科學的功底。1943年回國。幾經輾轉，周立三來到重慶，於1940年進入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在當時，這是中國惟一的地理研究機構。他利用一切條件和機會對地理學進行探索，並以所在地四川省為研究對象，和另兩位助手搜集、整理四川省的自然、經濟與社會資料，進行四川省經濟地圖集的編纂。那個時期的統計資料不全，調查工作不易，經費又十分有限，進行這項工作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經過認真地研究，細緻地分析，他終於完成了這本圖集的編繪和印刷。限於抗戰時期的艱苦條件，這本圖集的印刷質量不算高，但這是中國第一本分省的經濟地圖集，積累了可貴的科學資料，在學術上的綜合觀點和研究上的求實精神至今也是值得學習的。

地理學家都酷愛野外考察，從大量自然和人文現象中探求未知。周立三先生一貫有強烈的野外工作興趣。1944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派到西北科學考察團，前往新疆考察。當時的新疆，經濟文化落後，交通不便，還受到軍閥盛世才的監視，考察工作是相當艱難的。但是，周先生懷著濃厚的興趣，從準噶爾盆地穿過天山直到塔里木盆地北麓的阿克蘇作了長達數千公里的線路考察，使他對新疆的資源、經濟、民族和社會有了深刻的印象。從此，周立三先生和新疆結下了不解之緣，建國以來多次到新疆，為開發新疆投入了大量的勞動。

解放后，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制定規劃迫切要求進行地理學的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先生深感這種需要，他積極倡議並組織多學科的新疆綜合考察隊，這項工作得到科學院竺可楨副院長的熱情支持。新疆隊成立后，從1956—1960年連續五年對新疆的自然資源和社會經濟（著重於農林牧業和水利）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考察。周立三先後任副隊長、隊長，他重視以任務帶學科，要求各專業組的活動密切聯繫新疆的經濟建設。每年考察結束后，都要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領導和生產部門彙報工作成果，提出對生產發展的建議。為了徵求地方對科學考察的要求，確定若干重大的考察項目並制定好年度計劃，周先生還組織先遣力量對下一年的工作地區進行預察，取得很好的效果。新疆隊先後重點組織過額爾齊斯河的開發、吐魯番盆地的綜合利用、開都河改道與其對博斯騰湖的影響、塔里木盆地的鹽土改良等專項考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科學成果。

周立三先生和新疆隊的幾位領導集中全隊力量，綜合研究新疆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生產合理布局的問題，完成了一份綜合性報告和十三個專題研究報告，有針對性地論述了有關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份研究報告可以說是新疆隊數年考察的結晶，為新疆的資源開發和生產規劃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建議，多年來一直被業務部門作為編製計劃的重要根據，受到中央和新疆許多領導部門的好評。其全部考察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學科性專著得到全國科學大會的表彰。周先生自己也參加了新疆隊的專業考察，他更加重視瑪納斯墾區的糧棉布局、蘭新鐵路選線、新疆農業區劃等有關經濟地理的研究，還熱心指導青年科技人員的工作與學習。事隔20年後，到了80年代，中央從戰略的高度指出，新疆和整個大西北到下一個世紀要成為中國重要的建設基地。科學院再次組織力量研究新疆的資源開發，仍請周立三先生參加主持這項工作。此時他已是70多歲的高齡，身體也不比當年，但想到國家的需要，毫不猶豫地再次接受任務。近年由他主編完成的“關於新疆農業發展的若干建議”，既看到長遠的發展，也顧及當前的問題，是一份很有價值的成果。這份報告指出，新疆農業的發展，第一，要重視山地與平原的統一性；第二，生產建設必須重視生態環境變化所引起的後果；第三，調整經濟結構必須重視解決農牧、林牧、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等矛盾；第四，要提高農牧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必須大力提高質量。接著報告就新疆的合理用水，挖掘耕地生產潛力、防治沙漠化、改良利用鹽鹼土、挖掘畜牧業的潛力與合理利用天然草場，保護與營造森林，重視糧食生產的小區平衡以及建設棉花基地等問題作了專題分析。這項研究報告論點鮮明，論據充分，向新疆和中央有關領導部門彙報后得到很高的評價。

中國有自己獨特的自然環境，農業生產的地區差異懸殊。但是，長期以來存在著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農業生產的問題，在農業上“一刀切”的指揮方法相當普遍。周先生認為，農業的地區差異是客觀存在，不同的農業區有大小不同等級的地域系統，農業區劃就是依據客觀的農業地域、分佈規律，從發展生產出發，按地區生產條件與生產特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去加以科學地分區劃片，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並闡明各區的發展方向與增產途徑，為規劃和領導農業生產提供科學依據，這就有助於增強主動性，減少盲目性。因此，周先生把農業區劃的研究作為農業地理結合生產實踐的首要問題，50年代他就在新疆綜考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省區農業區劃的理論與方法。初步完成新疆農業區劃。

60年代初，針對中國農業生產發展所受到的嚴重挫折，周先生和許多科學家聯名向國家建議開展農業區劃的研究，得到周總理的重視，農業區劃被列為當時農業科技發展的第一項任務。周先生剛結束了新疆的考察，便又以全副精力投入到農業區劃的實踐。他擔任了江蘇省農業區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組織許多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和生產部門，進行了系統的省級農業區劃調查，較短時期內就得出一批成果，為調整農業生產布局發揮了作用。江蘇省委把區劃—規劃—樣板作為領導農業生產的重要方法，國家科委在無錫召開現場會議推廣江蘇的區劃工作經驗。但是十年動亂使這項剛取得成績的研究中斷下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如何改善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使農業生態環境好轉，如何發揮地區優勢，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布局，這都是發展農業生產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農業區劃要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1979年周立三先生應國家農委的要求，參加並主持了中國綜合農業區劃的工作，密切聯繫農業發展的問題，論述了全國10個一級區和34個二級區的農業發展方向，並分別就土地資源、農業生產布局、農業技術改造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專門分析，提出建議。這一研究報告被中央許多部門廣泛應用和參考，獲得了國家農委的一等獎。周先生作為中國農業區劃研究的主要開創者有這樣一個特點，即不僅注意理論和方法的探索，更加註意的是服務於生產實踐，在這個基礎上總結出的理論與方法，還要儘可能為生產計劃部門的實際工作者所掌握，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周立三先生把極大的精力用以關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理學問題，

1983年10月，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為了加速太湖流域的規劃和整治，組織上海市和蘇、浙二省的農、水規劃部門和有關科研單位，對太湖水系進行了一次實地踏勘，行程迂迴曲折達數千里。周先生參加了全線考察，他發表了關於整治太湖水系的重要見解，指出要加強河湖水網調蓄功能的研究，並且強調基礎資料的重要性，對以後承擔這一課題的同志作了具體指導。一年後南京地理研究所把初步研究成果向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等部門彙報后，反響很好，確認該項工作為制定新的規劃作出了重要貢獻。周立三先生認為，地理學是一門區域性和綜合性很強的科學，而經濟地理學還有更強的實踐性，因此，密切和經濟建設相結合就成為他的基本學術思想，即使是理論性的探討也離不開現實的經濟生活。

周立三先生的研究工作和治學精神也是值得學習的。他從自己切身的經歷深感地理學要為四化建設服務，就必須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他總強調科研成果是集體的勞動，不要突出個人。在培養青年上他身教重於言教，對下一代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常說要“青出於藍勝於藍”，鼓勵青年勇於趕超。對於自己，他嚴於要求，用周先生的話說“在生活上要知足常樂，在業務上要以不知足為常樂”。在祝賀周立三先生從事科學活動半個世紀的時候，南京地理研究所送給他一幅書法，上面所寫的詩句：“五十寒暑有晴陰，開發資源費心神，大半生涯遍南北，赤誠之心為人民。”

“關於劃分中國經濟區域的兩個原則性問題的思考”，光明日報，1955年。

《甘青農牧交錯地區農業區劃初步研究》（與人合作），科學出版社，1958年。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經濟地理》（與人合作），科學出版社，1963年。

《新疆綜合考察的方法與經驗》（與人合作），科學出版社，1964年。

《江蘇農業地理》（與人合作），江蘇科技出版社，1979年。

“應辯證地規劃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科學報》，1988年7月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地圖集》（主編），地圖出版社，1989年。

《生存與發展》（主持），科學出版社，1989年。

《主持發表1－4號國情報告》，1989年—1995年。

《中國農業區劃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科大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