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梅洛-龐蒂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義盛行年代與薩特齊名，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傑出代表。

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知覺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起被視作法國現象學運動的奠基之作。梅洛·龐蒂和薩特有著驚人相似的經歷：早年喪父，“從來沒有從一個不可比擬的童年之中復原過來”。1926-1930年在巴黎高師學習哲學，1930年通過大中教師學銜考試。1934年通過博士論文《現象學與格式塔心理學中的知覺問題》。二次大戰開始后應徵入伍，參加抵抗運動，在中學教書、在巴黎高師擔任輔導教師，開始在學界產生影響。在此期間，他與薩特等左派知識分子一起創辦《現代》雜誌，但因政治上的分歧很快分道揚鑣。後來梅洛·龐蒂先後在里昂大學、巴黎高師、巴黎大學任教。1952年進入法蘭西學院。1961年，梅洛·龐蒂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時年僅53歲。他的英年早逝，令法國學界震驚、遺憾。和他已決裂的薩特還專門寫了一篇長文《梅洛·龐蒂》紀念他昔日的戰友和同行。

德國現象學進入法國是法國思想界的一個“事件”。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法國哲學的面貌。現象學在法國的接受始於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40年代到五十年代演變成為法國“存在”思潮，被稱作現象學的“存在主義轉向”。至六十年代發生以勒維納斯為代表的現象學的“神學”轉向。梅洛·龐蒂在法國當代哲學中的重要性首先在於他是第一次轉向最傑出的思想家。法國著名哲學評論家德貢伯認為梅洛·龐蒂是法國現象學運動的真正代表，開創了法國存在現象學的道路。和薩特相比，他在哲學上的重要性更加純粹。梅洛·龐蒂1929年就在巴黎參加胡塞爾舉辦的《先驗現象學》的四次講座。幾年後，他在《法蘭西哲學通訊》上發表了兩篇文章《知覺本性的研究計劃》和《知覺的本性》。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行為的結構》（1942年）就是他現象學研究和行為主義、動物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在這一年，梅洛·龐蒂讀到了《國際哲學雜誌》為紀念胡塞爾的專號，其中有胡塞爾未發表過的《作為歷史意向問題的幾何學起源問題》，還有芬克的《胡塞爾的現象學問題》等文章。梅洛·龐蒂對現象學的興趣和研究愈加深入，他為《哲學研究》雜誌寫過一篇有關胡塞爾的論文。大戰期間，胡塞爾受到納粹迫害離開了弗萊堡。胡塞爾去世后，一位勇敢的比利時年輕人伯雷達（1911-1974）冒著危險來到胡塞爾夫人那裡，幾經波折，把四千多頁胡塞爾未發表過的手稿帶到比利時的盧汶。梅洛·龐蒂1939年3月到盧汶查閱了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觀念II》未發表部分及其它手稿，對他以後的現象學研究影響深遠。大戰期間，伯雷達計劃在巴黎籌備成立徵集胡塞爾未發表手稿的組織。梅洛·龐蒂和越裔學者唐·迪克陶都非常關注這件事。唐·迪克陶在1944年從盧汶帶回了一批胡塞爾的重要手稿回到巴黎。梅洛·龐蒂是法國當時利用這批資料最多的學者之一。也是在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探索和研究的基礎上，梅洛·龐蒂完成了他的巨著《知覺現象學》（1945）。之後還有《人道主義和恐怖》（1947），《意義與無意義》（1948）、，《辯證法的探險》（1955），《符號》（1960）等哲學著作出版，還有一些著述和講稿在梅洛·龐蒂去世後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眼與心》（1964），《可見的與不可見的》（1964），《自然》（1995）。

徠梅洛·龐蒂的哲學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所以他的哲學研究涉及多種領域。當然，首先是胡塞爾現象學的影響。從胡塞爾那裡，他懂得了如果不傾向被思想的對象，思想就永遠不存在：這就是意向性。在他看來，既然現象學是對人的實在經歷的存在的描述，那麽它就永遠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這種現象學描述的是實在物，也就是描述處在自在與自為之間、意識與物質之間、自由與自然之間的東西。也可以說“兩者之間”的東西是梅洛·龐蒂的關心所在。換句話說，知覺的主體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質的，這個主體同時是思維著的主體，又是肉體的我。所以，就必然有物質慾望，又有自我意識，人的肉體不能縱情存在。所以，人既是自由的，又是決定的，既主動又被動。人是身體和思維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與人生都成為曖昧、摸稜兩可的。所以也有人稱梅洛·龐蒂為“曖昧的哲學家”。

其次，梅洛·龐蒂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他把現象學引向本體論。他認為回到實事本身，就意味著回到先於認識而認識又總是要談論的世界。他反對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立場，批評它們把科學的觀念看成實在的鏡子，設定自在世界，認為真實的意識可以用因果關係的形式與之發生聯繫。梅洛·龐蒂則認為哲學的首要活動就是要從客觀世界回到經歷世界中去。不存在內部的人，人總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認識自己。他大概是他那一代學者在精神上最與海德格爾這位“德國思想大師”相通的少數幾人之一。海德格爾在梅洛·龐蒂逝世后寫的一封信中說：“雖然我本人沒有見過梅洛·龐蒂，但通過他所說的和他所主張的，我可以想見在他身上具有一種自由和誠實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麽，知道思想要求什麽……我們感到安慰的是，這位剛剛離去的朋友，他已經在一條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跡，這條路通向從未被世俗的喧囂吵鬧和惟利是圖的動亂所染指的領域”。

再次，就是格式塔形式理論的啟迪，這使梅洛·龐蒂的結構研究對於以後的法國結構主義產生很大影響。這裡還應補充加入他對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的出色研究。在梅洛·龐蒂早期的著作中特別是《行為的結構》中已經提出一種“結構的哲學”。梅洛·龐蒂在這方面的論述極富法國特色。他對行為的研究是為著關注意識和自然的關係，但法國傳統的習慣是用靈魂和身體的統一來表述這個問題的。意識與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發生關係的那一點，就是意識存在的身體。而形式理論則可以產生更高層次的分析。梅洛·龐蒂希望綜合形式心理學和行為主義。行為在他看來是結構化了的總體，是一種有意義的總體。這種結構不是物，也不是意識，更不是對刺激的反應，而是對一種處境召喚的回答。他認為，意向從中發射出來的自我，承受意向的身體，意向趨向的諸物，這三者就是經驗的活的統一中的不可分割的三項，意味著一個行為結構。而結構的概念在梅洛·龐蒂那裡表現為形式心理學的格式塔結構。自然就表現為一種“形式的宇宙”，各種形式按有等級的次序排列：不完整的物理形式，完整的人類形式：“物質、生命和精神應是不平等地參與形式的自然之中，它們代表著完整的不同等級，並且最終構成一種等級，在其中，個體性總是越來越多地自我實現”。這裡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學精神在梅洛·龐蒂思想中的滲透和融會。

從根本上講，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沿循的仍是法國人特有的“我思”的笛卡爾傳統。但他的我思並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驗運動中完整化，這是梅洛·龐蒂存在現象學的意圖和界限：回歸存在。這也是薩特等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共同主張：“我在”優先於“我思”，“我思”賦予“我在”以意義。梅洛·龐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堅持笛卡爾以來的基本哲學教益，但又對之進行改造。也出於這樣的立場，他用知覺哲學的思想，求助於索絮爾的語言學奠定了他的現象學的歷史哲學觀點。他以此反對薩特只注意到人和物的二元論，忘記了歷史、象徵、符號，而不懂得世界間的東西。在《辯證法的探險》中，梅洛·龐蒂從對知覺理論的現象學研究轉向了歷史、社會的現象學研究，即可稱之為“意義本體論”的理論研究。其實，歷史是物中間的人與人的關係。我與他人中間的是世界間。這樣，身體是人存在於世的運載工具，話語屬於意義，他人是我的世界構成的前景。整個歷史不是無意義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種意義。歷史不能提供真理，卻可能使我們避免一些錯誤。絕對的歷史不存在，它只是對無意義的一種消除，它的意義是未完成的，是開放的。

最後，還應提到，梅洛·龐蒂在美學理論方面的傑出貢獻。梅洛·龐蒂本人在繪畫藝術、文學等方面造詣頗深。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以現象學的方法關注“非表象”的東西。這和以後的勒維納斯和德里達等關注“不在場”應該是相通的旨趣。在《眼與心》中，他結合繪畫藝術，特別指出見者和可見物之間互相召喚，畫中物在自己描述自己，藝術作品是反映彼世的東西，這就是知覺。而在他身後發表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中，他進一步提出問題，指出本體論超出我們知覺和此在的“原始存在”。而以畫家塞尚為例說明：最原始、最本原的存在，就是沒有人的東西。即反思之前向我們顯示之物的繪畫。自然中存在某種召喚各種繪畫的東西，被畫的山召喚畫家。所以，注視就是看到可見物的非肉身化的過程。諸如顏色那樣的可見物並不是堅硬、象視線那樣展開的碎片，而是不同方向中的窄路，相對不可見物而使不可見物迴響的東西。這些看法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由於梅洛龐蒂的哲學涉及多種領域，又建立在“曖昧性”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以至政治態度比他的同代人（比如薩特）要溫和。他說過：“我只是要指出哲學不再應該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劃分來進行思考……”但他先於許多人（比如利科）把意識哲學、辯證法和語言學、心理學聯繫起來。先於許多人（比如新哲學家們）更加徹底和恰當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評論。他的思想影響了勒富爾、加斯多里亞蒂、利科等許多學者。近些年來，隨著現象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和深入，梅洛·龐蒂的思想也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他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將繼續吸引和啟迪後來人。

龐蒂系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早年畢業於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1926年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與薩特為同學， 1930年獲得哲學教師的學銜。

先在沙特爾教書，再返回巴黎高師任導師。1945年，憑《行為的結構》（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兩部重要著作獲得博士學位。

1945年至1948年，在里昂大學講授哲學。1949至1952年，在索爾本大學講授兒童心理學與教育學。從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蘭西學院任哲學教授，為歷來最年輕擔任該職者。

1945年10月與薩特等人創立《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龐蒂從創刊至1952年12月，擔任該雜誌的政治版編輯。死於心臟停搏，享年53歲。

知覺為先

自約翰·洛克（John Locke）以機械論主導了有關知覺的理論，其中以行為主義為代表。打從寫作《行為的結構》、《知覺現象學》的時期起，龐蒂已力圖闡明這種機械論的謬誤。他認為知覺是主動的，是向真實世界──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謂“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初開啟。

知覺為先的理論，正建基於這種原初開啟。根據胡塞爾的現象學，“所有意識都是對某物的意識”，暗示了思（actes de pensée，胡塞爾所謂“Noesis”）與所思（objets intentionnels de la pensée，胡塞爾所謂“Noema”）的區別，將思與所思的對應關係作為意識分析的基礎。

終其一生，胡塞爾的遺稿始終對龐蒂的思想影響甚大，研究過胡塞爾的遺稿后，龐蒂看到胡塞爾的後期思想與前期思想有矛盾之處，有許多現象都不能以納入“思與所思”的框架，尤其是身體（既是主體，也是客體）、主觀時間（對時間的意識既非“思”、也非“所思”）、他者（在胡塞爾的早期思想中“他者”的概念會導致唯我論）等現象。

因此，“思”與“所思”的區別並非不可動搖的基礎，只能說是較高層次的分析。據此，龐蒂並不主張“所有意識都是對某物的意識”，卻提出“所有意識都是知覺意識”。現象學的發展由此轉捩，一切都以“知覺為先”來重新考量。

身體性

笛卡兒以對感知的研究作為出發點，梅洛－龐帝逐漸認識到身體不只是一件物事、一個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同時也是經驗的永恆前提，由向世界知覺性的開放和傾注（investissement）形成。他指出，對知覺的分析中必須將意識同身體的內在關係納入考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覺為先即是經驗為先，因為處在知覺覆蓋下的是一個動態和建設性的空間。

因而，他的工作建築了一個分析，同時對知覺的身體性以及身體的意向性進行了揭示，這同笛卡爾靈肉兩分的二元本體論截然相反。然而雖然一些重要的分歧將他們二者相分離，龐蒂還是審慎地繼續著後者的哲學。如此，他開創了一項對於個體在世界中的化身的研究，試圖提出在一個純然的自由主義和純然的決定論之間的中間選擇，作為一個“為我之身”和“為人之身”間的解理面。

語言學與藝術

身體性內在地具有一個表現性（expressivité）尺度，這在自我的建構中顯得非常根本。而昭現這個事實是《行為的結構》一書中的一個重要成就，並且這一結論在他其後的工作中不斷地經受著重新審視。而隨著這個表現性的礦脈，他檢視了一個化身的主體是如何能夠實現超越生物層面的活動，例如智力活動或是文化生活。

因此他認真地研究了作為文化核心的語言，特別是考察了思想和意義的表達，並以對語言的習得以及身體的表現性的分析，以及對於語言的病理學，甚至於對於繪畫、電影、文學以及詩歌對於語言的使用的考量，來豐富這一視角。

費丁南·德·索緒爾可以注意到，這個對語言的關注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於藝術表達方式的考察，如《行為的結構》中有一段關於le Greco的文字（219頁起），預示了他在1945年《塞尚的懷疑》中發展出的觀點，以及其後《知覺現象學》中的考察。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在索邦大學擔任兒童及教育心理學教職階段的工作並不是一個對其哲學和現象學關注的間斷，而更多地是其反思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如他在索邦大學的授課綱要所示，他在這個時期通過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通過在費丁南·德·索緒爾的語言學工作中尋求的支持，以及藉由調解心理學、語言學和社會人類學的對話而對於“結構”這一概念的工作，維繫了一個現象學和其他心理學工作之間的對話。

藝術

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梅洛－龐蒂對於各種藝術類型（視覺、造型、文學、詩歌等）的關注並不依靠於對美的探詢，或是意旨於建立對於藝術的規範性標準。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很難找到解析名著、藝術作品或者藝術家真諦的理論嘗試。他的目標首要地是通過那些對藝術家、詩人以及作家的工作的關注而豐富起來的關於表達（langage）的思考，分析那些不變的作為表現性基礎的結構。

然而應該同時指出的是，雖然並沒有直接建立對於藝術的規範性標準，他還是明確地保持了對原初表達（expression première）和重新表達（expression seconde）的區分。這種區分首先出現在《知覺的現象學》（207頁腳註二）並且時常以“被言說的語言”（langage parlé）及“為言說的語言”（langage parlant）的說法被重提。被言說的語言（或次級表達）直接來源於我們的語言積累，來自我們獲得的文化遺傳，也來自大量符號和意義的關聯。而為言說的語言（或初創表達）則是意義的定形，是思想迸發之時、意義到場之時的語言。

而梅洛龐蒂更為感興趣的是為言說的語言，即原初表達。它也在對於表達（expression）的產生和接受的工作中引起了他的持續關注，這是一個對於行為、意向、知覺以及自由和外因之間關係的綜合分析。

玩牌的人，保羅·塞尚對於繪畫作品這一主題，龐蒂稱畫家在創作的時候能夠首先醞釀出一個想法然後將其具體化，或者從對材料的處理中釋放出某種思想或情感。然而在這二者中，畫家的藝術行為都孕育了一種表達，在這種表達中某種意義被呈型。以這個發現為起點，他試圖解釋那些刻畫表現性特徵的不變結構，同時將他在《塞尚的懷疑》中所賦予價值的意義的詞義限定（la surdétermination du sens）納入考慮。

在需要考量的結構中，對風格這一概念的研究在《間接語言及沉默之聲》（Le langage indirect et les voix du silence）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雖然同安德烈·馬爾羅有一些共識，但他對於後者在《沉默之聲》（出版於普雷亞德(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叢書，彙集了出版於1947年至1950年間的四卷《藝術的心理學》）中對風格的三種概念的闡述表示異議。梅洛龐蒂認為馬爾羅在這部作品對風格的探討中，時而使用一個非常主觀的視角同化成藝術家的個體性投射，時而卻使用截然相反的一個非常形而上學、甚至對於他來說神秘主義的視角，在此風格被聯繫到一個表述繪畫的精神的“超藝術”的概念，而它最後被簡化為對繪畫風格或藝術流派的指稱。

龐蒂認為，正是對這種風格概念的運用使得馬爾羅割裂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的客觀性和他所處時代的繪畫的主觀性，而這正是梅洛龐蒂反對的。根據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考慮基本的問題，認識到風格的存在首先是知覺優先的一個要求，這也說明了將歷史性和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é）維度納入考慮的必要性。

藝術與主體間性

不論是他關於身體性還是關於語言的工作都為理解表現性而揭示了個體植根於所生存的世界的重要性，而這種植根交織著歷史性和主體間性的維度，正是他儘力所要闡釋的。作為對於歷史和主體間性的探討之基礎，他指出個體在此既非主體，因為他是一個已然成型的社會文化和語言網路的一部分；同時個體也並非其產物，因為通過對其之使用，個體介入並影響著這些既有結構，包括有關語言的制度化。他在被任命法蘭西學院教職時重新提出的材料中指出，這可以作為他對這些現象進行研究時所採用的模型。

龐蒂對心理學的工作表現出相當的關注，同時大部分心理學歷史的專家都認為他的工作對這個學科的研究產生了切實的影響。《行為的結構》（1942年）直接探討了當時相當大範圍的心理學實驗研究，揭示了不少這些工作所觸及的困難；特別是行為主義，由於他們所內涵的本體論前設所帶來的困難。在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實驗心理學數據揭露了當時認識論以及科學哲學所存在的某些問題。

人們還注意到《行為的結構》一書中援引了神經學家庫特·古爾德斯坦（Kurt Goldstein）及Frederick J.J. Buytendijk的不少研究。而相應地，Buytendijk也在他的《動物心理學專論》（1952年）也多次引用，此外還發表了一篇題名《接觸與被接觸》（Arch. Neerl. Zool., 1953）的文章，不難找出其與《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中關於“接觸-被觸”（touchant-touché）互易性的論述之間的相似之處。

梅洛龐蒂還曾關注過格式塔心理學的工作，並且試圖闡明心理分析同現象學之間的斂散關係，以補充他對社會心理學和讓·皮亞傑工作的探討。

在對於植根於生存世界的分析，以及延伸出的對於主體間性的分析的過程中，梅洛龐蒂逐漸介入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本質中，尤其是在著作《哲學與社會學》以及《自毛斯至克勞德·李維-史陀》中。他的關於知覺優先以及生存著的肉體的論證創立了對於主體間性的一個全新認識，並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它們極大地啟發了社會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於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社會現象學工作中對於實際意向性的研究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肉體（chair）與互文（chiasme）的概念，同連帶的可見與不可見的概念主要出現在《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和伴隨著的《工作筆記》（Notes de travail），一部未完成的身後作品中；它們也出現於他1959年至1961年間在法蘭西學術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授課筆記中，以及非常簡要地出現於《符號》（Signes）的前言及其他零星著作中。由於缺少對這些概念的充分發揮，我們如今很難界定究竟龐蒂想通過它們確切表達什麼，但是繞開解釋的問題，這一領域的專家還是對其中一些元素取得了一定的共識。

首先可以看到，對這些概念的引入是為了克服某些概念的習慣用法所攜帶的對意義的割裂。如此，當他宣稱“所有意識皆為知覺意識”時，他試圖昭顯知覺者和被知覺者原初的完整傾向（prégnance）—這可由觸者與被觸的可逆性這一例子所展示。同樣，當處理個人的身體時，他揭示了意識的身體性以及身體的意向性。而各個主體/世界的關係，如同身體/意識的關係一樣，通常由關係的二元性基礎所串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了命名這種完整性和侵佔而出現了肉體的概念，以及關聯的交錯以及互文的概念。而說到可見與不可見，則要回溯至“意義”（sens）的問題。

根據龐蒂的論著，在“是”（être）和“在場方式”（manière d’apparaître）之間沒有類別（catégorique）的區分。如是，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在這一階段頻繁探討馬丁·海德格爾的作品，龐蒂並不贊同後者在形而上學領域的認識。對於龐蒂，意義的問題並不屬於存在與在場的二元本體論中，而可見與不可見的維度之可逆性應該被看作問題的正反兩面：“不可見”不應是“可見”的對立（同樣，龐蒂背離了薩特關於存在與虛無的本體論），而是它的襯裡、“肉體性的層次”（profondeur charnelle）。在這裡涉及到將符號和意義的完整傾向還諸本身，對他來說是首要的。這表示符號並不屈從於意義，反之亦然。

由此，意義的問題無法被歸結為純粹的理念，還有內在於意義的“物質性”——例如，在《眼與靈》（L’œil et l’esprit）中，龐蒂寫道：當一幅畫作被撕碎后，它就不再具有意義，而只是碎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