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概

光緒十四年（1888年）解元。永概工詩，著有《慎宜軒詩》傳於世。姚永概出身於詩宦之家，歷代詩書隆盛。父姚浚昌，字慕庭，歷任江西安福知縣、湖北竹山知縣等職，以詩名世。祖父姚瑩，嘉慶進士，姚（鼐）門四傑，曾因在台灣道任上殺死大量入侵英軍獲罪清廷。姚瑩曾祖父姚范，乾隆翰林。姚范曾祖父姚文然，明崇禎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官至刑部尚書，主持制定《大清律例》。

早年經歷

姚永概(1866-1923)，字叔節，號幸孫，城鄉(今城關鎮)人。近代作家、詩人。

姚永概系桐城派著名作家姚瑩之孫，古文家姚永朴之弟，幼承家學，后師事徐宗亮、方宗誠、吳汝綸、張裕釗等桐城派名家，又與伯姊夫馬其昶、仲姊夫范當世、兄姚永朴等名士相砥礪，博採眾長，學識精粹。十八歲補諸生，二十三歲中鄉試第一名。初在長沙王先謙署中，校勘《續皇清經解》，繼在兩淮鹽運使揚州江人鏡署充幕僚，深受王、江二人的器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安徽高等學堂初創，受聘為教務長，三年後，調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光緒三十三年，赴日本考察學制，回國后積極倡導教育革新。民國元年(1912年)，應北京大學校長嚴復之聘，出任該校文科學長。桐城派末期文人林紓亦在北京大學任教，二人旨趣相同，結為知己。民國3年，清史館成立，館長趙爾巽聘請永朴、永概為《清史稿》纂修，兄弟同撰《名宦傳》。民國7年，受聘為正志學校教務長。

姚永概受到家學的良好熏陶，18歲（1883年）即考中秀才，23歲（1888年）在江南鄉試中居舉人第一名（俗稱解元），主考官李文田、王仁堪認為江南一向人才輩出，於今卻日漸凋蔽，想錄取一位宿儒為榜首，以振起一代文風。等撤封時，十分驚訝姚永概的年輕。不幸的是，其後姚永概四次參加會試，均落榜而歸。按清代規定，舉人三次落榜，可以從中挑選一部分人為官，謂之大挑，其中一等以知縣用，二等以學官用。姚永概大挑二等，授太平縣教諭。此職待遇極薄，仕進無望，永概憤而辭職，絕意仕途。從此，姚永概走上了充任幕僚與授徒講學之路。1901年，朝廷大臣推薦他參加博學鴻儒科考試，他沒有應試。

1894年，姚永概師從吳汝倫治學，前後長達九年，得吳先生之真傳。吳先生為曾國藩四大門人之一，倡導講時務辦新學，時任保定書院山長，后創辦桐城中學堂。姚永概於保定書院講學之餘，與同光體詩人陳衍、陳三立、沈曾植、范當世相互酬唱應和，極一時之盛。

1903年，桐城中學堂成立，姚永概為總監之一，旋又被聘為安徽高等學堂總教習。1906年，姚永概被公推為安徽師範學堂監督（校長）。1907年，受命赴日本考察學制，歸國后積極提倡教育革新。

1912年，民國成立，嚴復任北京大學校長，邀姚永概任北大文科學長，姚與馬其昶、林紓等以桐城派古文相號召，與其時任教北大提倡魏晉之學的章太炎發生衝突，章對桐城古文大加攻擊，林紓、姚永概憤而辭職。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聞姚永概之名，聘其為清史館協修，分任名臣傳。“每脫稿，同館嘆服。”

1918年，徐樹錚在北京創辦正志學校，聘姚永概為教務長。由於姚永概有豐富的辦學經驗，正志學校在京城聲譽鵲起，“學風出京師諸校之上，天下無異詞”。同時，姚永概還為學生開設《孟子講義》《左傳選讀》等課，與兄姚永朴合編《歷朝經世文鈔》等。其時，國務總理段祺瑞聞姚永概之名，欲聘永概為高等顧問，總統徐世昌則欲招入晚晴選詩，姚永概均辭謝道：“我好比處女，年輕時不嫁人，老人還嫁人嗎？”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因“言論過激”被逮捕，姚永概、馬其昶等署名營救。此事大出胡適意料，因為正是他們把姚、馬等古文家稱為“桐城謬種”，並迫使他們先後離校。此事使胡適覺得：“這個黑暗裡還有一線光明。”

1922年，姚永概面頰部長了腫瘤，1923年辭世。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聞訊嘆道：“今海內學人，求如二姚（永概、永朴）者，豈可得乎？”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安徽提學使沈曾植赴日考察新政回來后，立即著手新學的創辦。當時已有名氣的桐城派文學學者姚永概先生接受了沈曾植的任命，在安慶創辦安徽全省師範學堂（即現安慶一中前身），並任該校第一任校長（當時稱監督）。

為了辦好安徽第一所師範學堂，姚永概先生不遠萬里赴日考察。一個作為科舉制度產生出來的桐城派大家，曾靠八股文考取單人第一名的姚永概先生，在新舊兩種辦學思想激烈衝撞后很快接受了新文化辦學思想。在日本期間，他參觀、考察了日本大學、中學、小學及師範、農、工、商、醫等學校的教學內容及管理程序，拜訪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文部長官和教育界元老，聆聽了有關教育講座。

姚永概先生這種開放式辦學新文化思想，被當時以反對專制、提倡民主而著名的思想家、北京大學校長嚴復所重視。1912年，民國剛成立，姚永概先生就接受了嚴復的聘請，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於當今的文學院院長）。在此期間，姚永概先生的新文化教育思想得到更進一步發展。姚永概等人極力提倡以白話文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在文學上不主張以講對仗、用典故、重辭藻、求聲律等框框條條來約束學生們的思想。他為全國學堂編寫的古文講義，其文字都比較淺易，對初學者極有幫助。如《孟子講義》四卷、《左傳選讀》四卷。《初學古文讀本》二卷等等（有的是與其兄姚永朴合著）。其文字，都與白話文接近。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如《方氏讀書小樓記》、《西山精舍記》等，所用的章法、法，已接近後來用白話文所寫的散文。而這些散文又與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學名家如朱自清、許地山等人所寫的白話散文，在筆法上並無多大區別。朱、許等人是否都曾讀過姚永概的白話文章，受其影響，才有這驚人的“無多大區別”的筆法文字，這倒是值得人們去思索的。

不難看出：一個頑固的守舊派，古文化體系的遺老遺少，無論如何是不會接受新學思想，更不會遠涉重洋去考察，參觀，學習被當時頑固守舊派稱之為西洋、夷蠻人的教育模式。而安慶一中創始人，第一任校長姚永概先生在1906年，就接受了新學創辦的使命，並去日本參觀學習，這一事實的本身，就證明了由姚永概先生在擔任安慶一中創始人之後，其文化教育思想，在嚴復、吳汝綸、沈曾桂等人的影響下，在維新成功的日本國先進教育方式激勵下，已逐步從封建的、封閉的舊文化思想體系中走出來，進入了一個先進的全新的文化教育思想體系。也正因為姚永概先生新文化教育思想一步一步接近陳獨秀的新文化革命的思想，才有 1919年，發動北京知識界人士聯名上書營救陳獨秀的這一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