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東藩

譜名崇祿，又名壽城。他在家中排行第六，所以大家也叫他阿六。徐東藩自幼聰明好學，勤奮刻苦，小學畢業后，考入了省立金華第七中學（金華一中前身）。1909年，他以金華中學（金華一中前身）首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考入了京師大學（北京大學前身）。四年之後，徐東藩又考取了官費留學英國，被公費派往英國伯明翰阿斯頓大學深造。1917年，徐東藩獲阿斯頓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好學的徐東藩本想繼續學習攻下博士學位再回國，但因當時政府急著催歸而不得不放棄了讀博的機會。

回國后，徐東藩先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不久被委派為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青島、膠州灣又被日本佔領。在外交部任職期間，徐東藩曾以二等秘書的身份參加過華盛頓會議，並遊歷過歐、美兩洲。在外交工作中，他深感國際法學對外交談判非常重要。在英國留學期間，他曾深入研究過國際法，藉助在外交部工作的機會，他又對國際法學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使他很快成了當時國民政府中比較有名氣的國際法專家。

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國際法知識，徐東藩曾多次遊說軍政要員收回青島。他還跑到奉天，找到東北軍閥張作霖府上進行遊說。1919年，在全國人民一致鬥爭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挫敗了日本妄圖“合法”長期霸佔青島的陰謀。1920年11月，在美國召開的太平洋會議決定，日本將在山東和青島的所有權利歸還中國。1922年3月2日，北京政府任命王正廷、徐東藩、唐在章為“魯案”委員（後來又增加了陳干委員），與日本進行談判，辦理移交青島及附屬公產、鐵路、礦產等事項。當時談判的難度很大，日本人提出了很多無理要求。在談判過程中，中方代表堅持“爭主權，不爭福利；爭土地，不爭房子；爭永遠，不爭暫時”的談判宗旨，與日本人鬥智斗勇。經過5個多月的艱苦談判，於1922年12月10日，在原德國總督府舉行了莊重的主權交接儀式。從此，淪陷於德、日帝國主義統治達25年之久的青島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青島收回以後，所有一切事宜，都由山東省公署接管。徐東藩也被派到山東省公署任交涉署長。在交涉署長任上，徐東藩對日僑在山東的不法活動進行了嚴厲的整飭。據《濟南大事記》記載：“1925年9月下旬，山東交涉署長徐東藩就近來濟南商埠迭次查獲日僑非法販制毒品、槍彈等，照會日本駐濟南代理領事，請其嚴加取締，並轉飭駐濟日僑，從速一律移居商埠界址以內。”徐東藩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巧妙堵住了一樁購買軍火的交易。當時，有一個美國軍火商到山東兜售武器，當時的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決定買下這批軍火，以充實自己的力量。會談時，除張宗昌和軍火商外，還邀請了徐東藩和一位銀行行長參加。會談后，徐東藩心事重重，徹夜不眠。他覺得中國人買外國的武器，再來屠殺中國人，是干不得的。於是，第二天，徐東藩便去與銀行行長磋商，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他倆以外匯不足為由，去同軍火商說：“督辦軍火是要買的，可是一時沒有那麼多外匯，可否允許分期付款？”那個美國軍火商一聽要分期付款，連忙搖頭。於是一樁大批軍火交易就這樣被制止了。

1934年1月，徐東藩被調任直屬於行政院的威海衛行政區管理公署專員。在徐東藩任專員期間，他曾辦了兩件很有影響的事情。一是擴建了威海公園：“1934年2月，時任威海衛管理公署專員的徐東藩對威海公園進行大規模的改擴建。當時，公園修得頗有氣勢，整個公園面積46000平方米，在公園最高處建有大禮堂一所，名曰望雲軒，軒中可容300人，時為威海唯一的大禮堂……公園於同年7月竣工，7月15日舉行落成典禮……在公園建成后的3年多時間裡，威海的旅遊業也處於興旺時期，每年夏季來這裡的英國皇家海軍近萬人。”（《大眾日報》2005年12月14日）。另外一件事是“徐東藩在威海首創了職業教育，阮家寺那所蠶絲藝園學校就是他辦的。後來威海的幾個養蠶場，蠶種都是從那兒弄來的；還有學校培育的果樹苗子，後來都分給了各地果園栽種......”（《威海舊事》）。在徐東藩任專員期間，威海發生了一起“鹿道口搶鹽事件”。威海南鄉窮苦百姓成群結夥哄搶了鹿道口鹽場。由於百姓搶鹽事件持續了幾天，事後國民政府追究案情及當事人的責任，徐東藩先是以開脫搶鹽者的口吻，電告了國民政府行政院，不久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電召徐東藩進京，要他彈壓事件的為首者。當時徐東藩卻公開對汪精衛說：“要我從這一事件中接受教訓可以，讓我以百姓的血來染紅我的‘頂子’，那麼我寧可不幹這專員之職！”（《威海舊事》）。結果，徐東藩被革了職。在徐東藩即將離開威海衛之前，有人建議他把政府沒收的鴉片帶些回家，也被他斷然拒絕。

1934年徐東藩掛冠回南京，自命“退翁”閉門讀書。1937年日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徐東藩帶全家從南京回到老家金華定居。1939年，應當時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的邀請，徐東藩出任浙江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後任省參議會參議員，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應當時的國立英士大學校長杜佐周的邀請，徐東藩出任英士大學法學教授，負責教授西洋外交史和國際公法兩門學科，並擔任了法學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5月金華解放。

徐東藩雖然擔任過國民政府的高官，但他一直都是無黨派人士。在擔任英士大學法學教授期間，一些進步學生也常常到他家裡去拜訪。由於徐東藩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使他淡化了政治，而把熱情基本上都投到家鄉的公益事業上。1937年6月，徐東藩向母校金華中學（現金華一中前身）捐贈一萬元大洋設立“金華中學東藩獎學金”。每年以其利息，資助一名家境貧寒的優秀學生讀完大學。這是金華有史以來，第一個提供免費讀大學的獎學金，先後共實行了四期。在家鄉長山秀峰小學校舍修建中，他又資助銀元1000元幫助修繕。1933年，長山遭受特大洪水災害，村中三座古橋被沖毀，交通受阻，他獨出巨資重建了三座石橋。為了讓家鄉農民風雨勞作之時有個棲避之所，徐東藩在長山村北的大片良田間選擇了適中地點，建造“話耕亭”（現已毀）一座。1949年，他又出資重修了長山村北的“平疇一覽亭”，並更名“望耕亭”，供農民休憩。1947年，為救濟家鄉窮苦村民，徐東藩經過多次奔波，向聯合國救濟總署浙江分署請示，發放了一批棉布、糧食，緩解了貧困群眾的燃眉之急。另外，為了改善金華交通，1932年2月28日徐東藩發起並參與投資籌建了金華、武義、永康三縣的金武永公路，並組建了金武永汽車有限公司，為改善金華交通狀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全國解放后，徐東藩在長山被農民扣押，1950年1月，因不明黨的政策，徐東藩自殺身亡。就在他死後不久，國家副主席李濟深親筆寫信，請他到北京工作。只可惜，斯人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