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派

同光派

“同光派”為晚清重要的詩歌流派之一。同光派主張以學宋為主,即稱“不墨守盛唐”,而不以宗宋自限。稱“同光”乃出於標榜,以上承道光、咸豐以來的宋詩傳統自居,其實“同”字所指同治並無著落,改和“光宣”更切實際,這派詩人的創作多始於光緒中葉以降,故同光體即是指稱光緒,宣統以至民國后的宋詩派。同光派詩人中以陳三立成就最高,沈曾植鄭孝胥陳衍等為重要成員。同光派所形成的詩體成為“同光體”。

背景


清代詩歌,進入道光以後,詩風又發生了變化。以宗唐為主的神韻派和格調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卻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而成為詩壇的主流。從道光、咸豐年間的宋詩運動發展到同治以後的同光體,而與這一保守詩派不同的還有鴉片戰爭前後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啟蒙詩人,有以戊戌變法前後以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新派詩人。同時,復古派也在發生著變化。同光年間分化出以王闓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和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晚唐詩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為陳三立的江西派、陳衍的閩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詩壇呈現出空前複雜的狀態。

成因


第一,時代氣運的激發。“同光派”興起的時代,正是社會大轉型時期,與封建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士人們的思維方式、文化態度以至於高度成熟的詩體形式都不可能再凝止不變。同光派的精神指向是處亂世、作衰音。在“變風變雅”的社會環境下,為詩勢必很難取法高古華贍的漢魏,氣象渾融的盛唐詩,而趨向於深曲峭折、細密洗鍊的宋詩。概而言之,時代風雲刺激著詩人尋思學宋,同時時代氣運也使詩人在文化心態上必然選擇學宋。
第二,家族文化的熏習。同光體帶有明顯的地域性特色,而這種特色與家族文化又有緊密關聯。閩派頭領陳衍九歲時其兄陳書就為其講授唐詩。陳書與葉大庄、陳琇瑩等倡導學習厲鶚、金農、萬光泰等人的浙派詩。陳書詩風近於白、蘇而出入後山、誠齋。這些對陳衍的詩學觀和詩風皆有直接影響。
第三,個人倡導的作用。文學流派的形成往往還需要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大力提倡組織,不然“同光派”就很難由較強的地域性流派成為有著輻射全局能力的流派。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都屬本意非以詩鳴世者,對詩派的組織並無熱情,唯有陳衍自視為晚清之朱彝尊,思開派以揚名壽世。
第四,“同光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很強的詩歌流派,地域詩歌傳統對其形成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如明代閩地詩風以盛唐為宗,至近代閩地反轉為學宋之邦,其中有個複雜的過程。從明代鄭善夫、黃道周肇始,經清初李世熊、黎士弘、許珌、許友、張遠等人倡導,由鄭方坤兄弟揚波於前,乾嘉間以陳壽祺為中心,薩王衡、謝震、鄭振圖、鄭洛英、鄭傑等輔翼的閩地“學人之詩”群體的形成。到近代林壽圖受廣西詩人孫衣言、王拯影響甚大,刻意學習黃山谷詩歌,閩地學宋詩風大盛。可見“同光體”的形成與地域詩學風氣也有莫大關係。以上從時代風雲的促動、家族文化的陶養和個人的組織推動論述了“同光體”興起的原因,“同光體”的形成當然還有自清初至道咸以來學宋風氣的高漲等因素,因學界關注較多,此不贅言。

主張


以陳衍論詩的主張為例:
第一、提倡宋詩在章法、句法等方面的變化。看到了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變化,也看到了只有在發展變化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才是宋人發展詩歌創作的唯一出路。
第二,陳衍看到了唐宋詩體制上的相通之處,反對以朝代劃分詩歌發展疆界。唐詩發展到杜甫韓愈,撇開思想內容方面不論,即就章法、句法等形式要素而言,也的確出現了一些新氣象,這是當今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宋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及陳與義、楊萬里陸遊諸家無不是在唐人的新變中發現出路,沿其波而發揚光大的。陳衍在世紀之初即反對詩分唐宋,雖然其目的在於抑唐揚宋,但其所言“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其錯綜,變本加歷耳”的主張,確有獨到之處。
第三,陳衍主學宋詩,並非以瘦硬苦澀為美,而主張淵雅有味。其《重刻晚翠軒詩序》雲∶“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語。暾谷學後山,每以此類,在八音中多(木兄)、敔少絲竹,聽之使人寡歡。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則四十五十尚何詩之可為。游淮北年餘,所作數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

評價


同光派詩人在詩論中主張詩人無須參政的自我隔絕於時代的命題,那種體現“學人之詩”特點的險奧僻澀風格,都顯露出在清室覆亡,新文化興起之際不合時宜的窘態。同光體在辛亥革命后雖仍稱盛一時,但也正如柳亞子所批評的那樣,它確實是晚清舊詩壇上比較保守的詩歌派別,部分作者因個人利害而耿耿於懷,詩作“則塗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為艱深以文淺陋”。因此,“五四”文學革命一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