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派

清代詩歌，進入道光以後，詩風又發生了變化。以宗唐為主的神韻派和格調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卻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而成為詩壇的主流。從道光、咸豐年間的宋詩運動發展到同治以後的同光體，而與這一保守詩派不同的還有鴉片戰爭前後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啟蒙詩人，有以戊戌變法前後以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新派詩人。同時，復古派也在發生著變化。同光年間分化出以王闓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和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晚唐詩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為陳三立的江西派、陳衍的閩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詩壇呈現出空前複雜的狀態。

第一，時代氣運的激發。“同光派”興起的時代，正是社會大轉型時期，與封建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士人們的思維方式、文化態度以至於高度成熟的詩體形式都不可能再凝止不變。同光派的精神指向是處亂世、作衰音。在“變風變雅”的社會環境下，為詩勢必很難取法高古華贍的漢魏，氣象渾融的盛唐詩，而趨向於深曲峭折、細密洗鍊的宋詩。概而言之，時代風雲刺激著詩人尋思學宋，同時時代氣運也使詩人在文化心態上必然選擇學宋。

第二，家族文化的熏習。同光體帶有明顯的地域性特色，而這種特色與家族文化又有緊密關聯。閩派頭領陳衍九歲時其兄陳書就為其講授唐詩。陳書與葉大庄、陳琇瑩等倡導學習厲鶚、金農、萬光泰等人的浙派詩。陳書詩風近於白、蘇而出入後山、誠齋。這些對陳衍的詩學觀和詩風皆有直接影響。

第三，個人倡導的作用。文學流派的形成往往還需要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大力提倡組織，不然“同光派”就很難由較強的地域性流派成為有著輻射全局能力的流派。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都屬本意非以詩鳴世者，對詩派的組織並無熱情，唯有陳衍自視為晚清之朱彝尊，思開派以揚名壽世。

第四，“同光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很強的詩歌流派，地域詩歌傳統對其形成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如明代閩地詩風以盛唐為宗，至近代閩地反轉為學宋之邦，其中有個複雜的過程。從明代鄭善夫、黃道周肇始，經清初李世熊、黎士弘、許珌、許友、張遠等人倡導，由鄭方坤兄弟揚波於前，乾嘉間以陳壽祺為中心，薩王衡、謝震、鄭振圖、鄭洛英、鄭傑等輔翼的閩地“學人之詩”群體的形成。到近代林壽圖受廣西詩人孫衣言、王拯影響甚大，刻意學習黃山谷詩歌，閩地學宋詩風大盛。可見“同光體”的形成與地域詩學風氣也有莫大關係。以上從時代風雲的促動、家族文化的陶養和個人的組織推動論述了“同光體”興起的原因，“同光體”的形成當然還有自清初至道咸以來學宋風氣的高漲等因素，因學界關注較多，此不贅言。

以陳衍論詩的主張為例：

第一、提倡宋詩在章法、句法等方面的變化。看到了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變化，也看到了只有在發展變化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才是宋人發展詩歌創作的唯一出路。

第二，陳衍看到了唐宋詩體制上的相通之處，反對以朝代劃分詩歌發展疆界。唐詩發展到杜甫、韓愈，撇開思想內容方面不論，即就章法、句法等形式要素而言，也的確出現了一些新氣象，這是當今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宋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及陳與義、楊萬里、陸遊諸家無不是在唐人的新變中發現出路，沿其波而發揚光大的。陳衍在世紀之初即反對詩分唐宋，雖然其目的在於抑唐揚宋，但其所言“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其錯綜，變本加歷耳”的主張，確有獨到之處。

第三，陳衍主學宋詩，並非以瘦硬苦澀為美，而主張淵雅有味。其《重刻晚翠軒詩序》雲∶“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語。暾谷學後山，每以此類，在八音中多(木兄)、敔少絲竹，聽之使人寡歡。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則四十五十尚何詩之可為。游淮北年餘，所作數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

同光派詩人在詩論中主張詩人無須參政的自我隔絕於時代的命題，那種體現“學人之詩”特點的險奧僻澀風格，都顯露出在清室覆亡，新文化興起之際不合時宜的窘態。同光體在辛亥革命后雖仍稱盛一時，但也正如柳亞子所批評的那樣，它確實是晚清舊詩壇上比較保守的詩歌派別，部分作者因個人利害而耿耿於懷，詩作“則塗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為艱深以文淺陋”。因此，“五四”文學革命一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