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詩文三大家

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現在浙江義烏）人。他家境 貧寒，但自幼好學，曾受業於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等。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為太子講經。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途中病死於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

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始於青年時代。當時，他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築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房”。兵炎之後，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後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註：“《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琅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后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劉基，字伯溫，生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卒於明洪武八年（1375），終年65歲，浙江省溫州市文成縣南田鎮武陽村人（舊屬處州府青田縣），故時人稱他為劉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誠意伯，人們又稱他為劉誠意。他死後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被追贈太師，謚號文成，因而後人又稱他劉文成。文成縣是1948年析置的新縣，縣名就是為了紀念劉基。

劉基出身名門望族，自幼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元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基，一舉考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生涯。他立志報國，但朝廷昏庸腐敗，使他20餘年的宦海生涯屢遭磨難貶抑。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請，成為參贊軍務的謀士，為明王朝的建立和發展，立下汗馬功勞。他為人剛直，膽識過人，朱元璋尊其為“吾子房（張良）也”。民間有“上有諸葛孔明，下有劉基伯溫”的稱道。

至正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攻下了南京外圍的重鎮太平，殺了朱元璋的養子朱文遜及守將花雲。他還在太平立國，自稱皇帝。調集舟師，從江州向東直指應天。聲稱此役有張士誠配合，攻陷應天，指日可待。在陳友諒的囂張氣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將感到局勢緊張。有的主張出城決一死戰，有的主張棄城轉移，也有的主張獻城投降。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問站在一邊默不作語的劉基。劉基斬釘截鐵地回答，先斬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敵獲勝。他說，陳友諒劫主稱帝，驕橫一世，其心無日不忘金陵。現在氣勢洶洶，順江東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讓。我們不能讓其得逞，只有堅決抵抗。他又說，常言道，后舉者勝，陳友諒雖兵驕將悍，但他們行軍千里來犯我，既是疲軍，又是不義，而我們后發制人，以逸待勞，待敵深入后，我以伏兵擊之，自當必勝。這一仗對我們來說關係重大，一定要打好。劉基的一番話，堅定了朱元璋抗擊的決心，他採納了劉基的計策，巧出奇兵打敗了陳友諒的進攻。朱元璋不僅取得了保衛應天的勝利，還一鼓作氣收復了太平。鞏固了金陵這塊根據地。此役僅在劉基投奔后的兩個月，充分顯示了劉基卓越的軍事才能。

陳友諒雖退守江西、湖北一帶，但他和張士誠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勁敵。為了掃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後推翻元朝政權，朱元璋軍中對東張西陳兩個戰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數將領主張先易后難，即先打張士誠。這一戰略思想對朱元璋也產生了影響。

徠劉基的主張則相反，他認為張士誠生性怯弱，胸無大志，只求自保，這種人不足為慮。陳友諒野心勃勃，力量也強，又據長江上游，對我威脅最大。若先打張士誠，陳友諒定會乘虛攻我；可是如果先討伐陳友諒，張士誠則不一定敢輕舉妄動。故當先除陳。陳氏一滅，張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陳張既平，就可擁麾北上，席捲中原，大業便可告成了。劉基的分析高瞻遠矚，應該說是朱元璋掃平四海、建立大業的唯一正確戰略方案。朱元璋採納劉基之計，決定先征陳友諒，再攻張士誠，在全面勝利的道路上邁出了舉足輕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親率三軍溯長江西征陳友諒。先攻安慶不克，劉基知陳友諒重兵駐防安慶，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虛，便建言馬上轉攻江州，果然一舉而下，陳友諒棄逃武昌。不久，陳友諒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隊為條件前來議降，朱元璋從劉基勸，接受胡的條件。胡降，其他守將見此紛紛前來納款，整個江西很快併入朱元璋的版圖。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陳友諒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韓林兒安豐被圍之際，從武昌率軍傾城而出，圍攻洪都；想守回這一重鎮。守將朱文正力拒抵抗，兩軍相持多日。七月，朱元璋率大軍南下，與陳友諒決戰於鄱陽湖上。劉基日夜侍隨朱元璋左右，參與軍機。兩軍鏖戰，血染湖水，雙方死傷慘重，最後在湖面上相持不下。這時劉基向朱元璋獻計，建議派重兵扼守鄱陽湖四周出口之處，以困陳友諒。不久，陳友諒率殘軍突圍。想從小港汊口處逃竄，結果被朱元璋軍扼住。陳友諒戰死，余軍大潰。消滅陳友諒勢力以後，朱元璋馬不停蹄，立即又揮戈東進，征伐張士誠。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佔平江（今江蘇蘇州市），張士誠走投無路，自縊身死。自此長江中下游地區盡歸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對劉基說：“先生是我創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劉基還有許多出其不意的戰術，每遇戰事往往以奇計制勝。在打江州時，他見江州城牆沿江而築，又很低矮，便授意在戰艦上建造雲梯天橋。夜間駛到城牆腳下，將天橋架在城牆上，士兵緣梯而上，順利破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奔母喪從處州返金陵，途經嚴州（今浙江建德縣），正適張士誠部來犯，嚴州守將李文忠要出兵迎擊，劉基勸阻說，不出三日，敵人會自己退走，到時出兵追擊，可獲大勝。李文忠聽從了劉基的勸說。第三天黎明，敵軍果退，李文忠出擊，大勝而歸。

劉基的運籌帷幄、神機妙算不僅使同僚下屬欽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與尊敬。朱元璋將他比作漢代謀臣張良、尊稱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經常和他一起商量軍政大事，有時遇有重大決策，僅召他一人進密室相議，一談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時對他幾乎到了依賴的程度。劉基母親故世，他想告假回鄉奔喪，朱元璋捨不得他離開，婉言挽留而不準假。後來勉強准了，還不時寫信到青田鄉里請教軍政大計，劉基則詳細分析答覆，總使朱元璋非常滿意。儘管這樣，最後朱元璋還是提前召他回來。見人主如此誠意待己，劉基也以朱元璋為不世之遇，悉心輔佐，知無不言，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明代詩人。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元末曾隱居吳淞江畔的青丘，因自號青丘子。明初受詔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擬委任他為戶部右侍郎，他固辭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給。后被朱元璋借蘇州知府魏觀一案腰斬於南京。高啟為明初著名詩人，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其詩雄健有力，富有才情，開始改變元末以來縟麗的詩風。學詩兼采眾家之長，無偏執之病。但從漢魏一直摹擬到宋人，又死於盛年，未能熔鑄創造出獨立的風格。反映人民生活的詩質樸真切，富有生活氣息。弔古或抒寫懷抱之作寄託了較深的感慨，風格雄勁奔放。有詩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鳧藻集》，詞集《扣舷集》。

高啟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為本，兼受釋、道影響。他厭倦朝政，不羨功名利祿。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擬委任他為戶部右侍郎，他固辭不受，被賜金放還；但朱元璋懷疑他作詩諷刺自己，對他產生忌恨。高啟返青丘后，以教書治田自給。蘇州知府魏觀修復府治舊基，高啟為此撰寫了《上樑文》。因府治舊基原為張士誠宮址，有人誣告魏觀有反心，魏被誅；高啟也受株連腰斬。

高啟青年時代即有詩名，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其文學思想，主張取法於漢魏晉唐各代，師古之後成家，認為要"兼師眾長，隨事模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獨庵集序》）。但他死於盛年，尚未能夠達到自成一家的目的。他的詩體制不一，風格多樣，學習漢魏晉唐諸體，均有模擬痕迹。不過他才思俊逸，詩歌多有佳作，為明代最優秀詩人之一。

高啟作官只有三年，長期居於鄉里，故其部分詩歌描寫了農民勞動生活，如《牧牛詞》《捕魚詞》《養蠶詞》《射鴨詞》《伐木詞》《打麥詞》《採茶詞》《田家行》《看刈禾》等。這些詩沒有把田園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階級剝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陳太守》寫："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蕪，下田沒，中田有麥牛尾稀，種成未足輸官物。侯來桑下搖玉珂，聽儂試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終闋，幾家愁苦荒村月。"又如《練圻老人農隱》《過奉口戰場》《聞長槍兵至出越城夜投龕山》《大水》等詩，還描寫了農民在天災兵燹下的苦難。這些作品，是高啟詩歌中的精華部分。

高啟詩中十之八九是個人述志感懷、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這類詩歌，有時也對統治階級微露諷刺。如五古《寓感》其七云："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險□，杯酒出肺肝，須臾起相疑。田□排竇嬰，趙高誣李斯。傾擠不少假，權寵實災基。"對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進行了揭露。又如他去官后的《太白三章》之三："新豐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實際上是譏諷明朝新貴的。但高啟思想比較複雜，他也寫了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極的詩，未能擺脫自身的階級局限性。

高啟詩在藝術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詩崇尚寫實，描摹景物時細緻入微。如"江黃連渚霧，野白滿田冰"；"鳥啄枯楊碎，蟲懸落葉輕"；"犬隨春□女，雞喚曉耕人"等句，均產生於生活實感，新穎逼真。其次，注重含蓄，韻味深長。如《鑿渠謠》："鑿渠深，一十尋；鑿渠廣，八十丈。鑿渠未苦莫嗟吁，黃河曾開千丈余。君不見，賈尚書。"只是寥寥數句，收煞處戛然而止，給人以深遠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暢，有些只有數句的小詩，更具有民歌風味。如《子夜四時歌》之二："紅妝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話，親切動人。這些詩的創作，與他鄉居時多與下層人民接近有關。高啟的詩，對明代詩歌影響較廣，以致有人把他譽為明代詩人之冠。

高啟也寫詞，大多內容平泛，情調低沉，遜於他的詩作。他的散文，獨創性不多，但《書博雞者事》一文很有光彩，它塑造了一個敢同豪紳鬥爭的義勇少年形象，語言凝鍊，情節動人，有唐人傳奇之風。

高啟著作，詩歌數量較多，初編有5集，2000餘首；后自編為《缶鳴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遺篇，編為《高太史大全集》，今通行《四部叢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據此影印。高啟的詞編為《扣舷集》，文編為《鳧藻集》，另刊於世。

后因為文章觸犯朱元章，被腰斬與南京城！據傳說高啟被腰斬后並未死去，但是朱元璋親自監斬，高啟被攔腰截斷後，用手蘸自己的血連寫三個"慘"字。自此後朱元璋夜夜做噩夢不久就一命嗚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