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里

位於河南省汝南縣梁祝鎮。

梁祝傳說

相傳，在中國西晉時期，青年學子梁山伯辭家攻讀，途遇女扮男裝的學子祝英台，兩人一見如故，志趣相投，遂於草橋結拜為兄弟，后同到紅羅山書院就讀。在書院兩人朝夕相處，感情日漸加深。三年後，英台返家，山伯十八里相送，二人依依惜別。山伯經師母指點，帶上英台留下的蝴蝶玉扇墜到祝家求婚遭拒絕，回家后悲憤交加，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英台聞山伯為己而死，悲痛欲絕。不久，馬家前來迎娶，英台被迫含憤上轎。行至山伯墓前，英台執意下轎，哭拜亡靈，因過度悲痛而死亡，后被葬在山伯墓東側。

各種紀念

一千多年來，梁祝愛情故事久傳不衰。這一東方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不知被多少文藝作品作為經典愛情題材競相傳揚。小提琴協奏典《梁祝》可謂人間仙樂，千古絕唱，聽來蕩氣迴腸，餘音不絕，多年來一直蜚聲海內外。以這一故事為背景的地方戲、民間小調、評書小段、剪紙、繪畫以致民風民俗流傳甚廣。逢年過節，當地群眾都會到梁祝墓焚香燒紙，舉行各種文娛活動，以示紀念。

為此更名

1997年中央電視台“文藝採風”欄目又以《千古絕唱出中原》為題對梁祝故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報道，該台著名節目主持人周濤與軍事天地節目主持人張莉曾來此採訪。

2005年12月，汝南縣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梁祝之鄉”。2006年6月，汝南梁祝傳說又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了更好地保護和開發梁祝文化，擴大駐馬店和汝南在全國的知名度，汝南縣特申請馬鄉鎮更名為梁祝鎮。2007年4月3日，河南省民政廳下發文件：“經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汝南縣馬鄉鎮更名為梁祝鎮”。原馬鄉鎮行政區域，整體劃歸梁祝鎮管轄。這是中國首個也將會是唯一一個以梁祝命名的地方行政區。

2007年7月19日，梁祝故里河南省汝南馬鄉鎮更名為梁祝鎮揭牌慶典儀式在當地舉行。來自全省各地研究梁祝文化的專家學者，駐馬店市、汝南縣有關方面的領導，外地客商和當地干群2000餘人冒雨參加了慶典儀式。

探索歷史

關於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兩個人，有眾多權威專家學者考證歷史上確實真實存在過，而且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也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真實事件，並有眾多歷史資料及文物古迹可供佐證。如清乾隆、嘉靖時著名的經學家焦循，他在《劇說》卷二中引宋元之際人劉一表《錢塘遺事》及自己親身見聞，說全國至少有4座梁祝墓。當代民俗學家烏丙安先生在《論中國風物傳說圈》一文中指出：風物傳說流傳發展過程中，各民族歷史名人的風物傳說與各民族的風俗傳說混雜揉合，人、神、仙、佛、儒、道傳說互相交織，一般情況下都有一個傳說的基本中心，由此中心向風物圈邊緣擴張開來，形成傳說特有的走向。筆者查清吳騫《桃溪客語》、清焦循《雜說》、民國馮沅君《祝英台的歌》等典籍，了解了梁祝墓、廟、讀書處在全國共有9處。1．河南汝南(梁山伯與祝英台墓、故里、讀書處、十八相送舊址，梁山伯故里，祝英台故里，馬文才故里)，2．浙江寧波(梁山伯墓)，3．甘肅清水(祝英台墓)，4．安徽舒城(祝英台墓)，5．江蘇宜興(祝英台讀書處、祝英台墓)，6．河北河澗(祝英台墓)，7．山東曲阜(祝英台墓)，8．山東嘉樣(祝英台墓)，9．江蘇江都(祝英台墓)。很顯然，梁、祝風物圈所形成的基本走向是：東南走向：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東北走向：河南、河北、山東嘉祥、山東曲阜；西北走向：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民俗學家錢南揚語：山西、陝西亦有梁祝經過的痕迹可尋)。很顯然圍繞樑山伯與祝英台的傳說應有個風物“中心”，那麼這個中心到底在哪裡呢?

1．據魏晉史學家考證，“梁祝”故事發源於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馬鄉鎮，故里遺址現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馬庄、紅羅山書院、鴛鴦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橋(草橋)及梁祝師父葬地鄒佟墓等。

首先，粱祝故事“河南說”早在1932年已被著名學者馮沅君提出並論證，而且得到著名學者錢南揚、容肇祖、顧頡剛等人的首肯。馮沅君提出：“梁祝傳說以河南為中心，慚次向風物圈周圍擴張。這個故事之所以流傳得如此久遠，全由人們欽佩祝英台的貞潔”。錢南揚先生說：“三年前，承沅君女士寄來關於河南方面的祝英台的傳說。因時亂在中途遺失了，現把登在國學門周刊第3期上的馮沅君女士搜集的祝英台歌錄入。”(1932年上海書店《民俗》第93期)馮沅君所搜集祝英台的歌：日頭出來紫巍巍一雙蝴蝶下山來前面走的梁山伯後面走的祝英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裡頭好竹竿大的砍下做椽子小的砍下釣魚竿，走一窪，又一窪，窪窪裡頭好莊稼。是秫秫，低的是棉花、不低不高是芝麻。芝麻地裡帶打瓜、有心摘個嘗嘗吧。又怕摸著連根拔。走一河，又一河河河裡頭好白鵝前面公鵝咯咯叫後面母鵝緊跟著。走一庄、又一庄，庄庄黃狗叫汪汪。前面男子大漢你不咬，專咬後面女娥皇。走一井，又一井，沙木鉤擔柏木桶。千提萬提，提不醒。

查《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河南卷》，該民歌廣泛流傳在河南省汝南、淮濱、羅山、信陽、南陽一帶(晉朝均為汝南郡所轄之地)。該民歌中的植物、器物帶有明顯的河南地域特點。筆者在走訪汝南縣馬鄉鎮十餘位70歲以上老人，他(她)們均可以整段地傳唱民歌，而且都不約而同地說是從上幾輩老人口中傳下來的(有錄音)。我們從梁祝故事風物走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梁祝故事的走嚮應是：由河南至山西、陝西、甘肅；由河南至河北、山東；由河南至安徽、江蘇、浙江。毋容置疑，河南省汝南縣應該是梁祝故事風物圈的中心，即故事發生的源頭之地。

其次，查1932上海書店《民俗》錢南揚先生語：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間自有它特殊的勢力，而在文人學士中當然也會引起同情。故事的發生不在情節的動人，而在祝英台一死的貞烈。宋元明清的志乘中都稱祝氏為“義婦”。甘肅清水縣誌中也把祝氏的傳說收在“貞節”里。如果由於祝英台的“貞潔”才使得梁祝故事發展及流傳，那麼可以肯定地說，越是靠近風物圈中心，人們越是崇尚祝英台。如果運用這一觀點去分析梁祝故事走向圖，可以明白無疑地看出靠近風物圈中心的祝英台墓多，遠離風物圈中心就出現了“梁忠義王”墓或“梁祝讀書處”等與貞潔疏離的遺址。所以，河南汝南縣馬鄉鎮不但有祝英台墓，而且還為祝英台立了一座“白衣閣”，稱祝英台為“白衣菩薩”，成為貞潔之神的化身。而在周圍的山西、河北、安徽、江蘇、浙江均有祝英台墓，或祝英台讀書處。以此亦可以斷定，汝南縣應為粱祝故事發展的中心。

第三，中國古代四大傳奇孟姜女、梁祝、白蛇傳、藍橋會，其故事均發生在河南省。從文學作品的傳承和相互聯繫的角度看，梁祝故事發生在汝南縣亦屬必然。查《中國戲曲曲藝詞典》，有《五世姻緣》戲劇，該劇目為河南豫劇傳統劇目，該劇寫孟姜女與范杞梁的愛情悲劇未果，投胎轉世為梁山伯與祝英台；後梁祝愛情仍以悲劇未果，投胎轉世為白娘子、許仙；白娘子與許仙愛情未果，又投胎轉世為魏世秀與藍瑞蓮，藍橋會仍以悲劇終；魏世秀與藍瑞蓮又投胎轉世為商琳與秦雪梅，亦沒有結果。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原民間文學創作者在創作中是把梁祝作為中原文學牽鏈中的重要一環，是中原文化藝術中一部極為重要的藝術作品。著名學者黃朴生《祝英台與秦雪梅》(1932年《北大國學周刊》10期)中指出：祝英台故事之外，復有所謂秦雪梅故事者，梁祝故事之第二期也。民眾憫梁之痴，祝之苦也，於是秦雪梅故事以生。梁山伯一變為商公，祝英台一變為秦雪梅，此故事與前相仿。民眾意欲梁祝之團圓也，故有秦雪梅之故事，其結果與梁祝故事相同。錢南揚先生語：據我個人推想，祝英台的故事吸收了秦雪梅故事的情節，井由祝英台故事演變成秦雪梅故事，兩個故事是并行的(載1932年上海書店《民俗》第93期)。

文學創作中的借鑒、吸收與傳承的藝術特性，決定了梁祝故事與孟姜女、白蛇傳、藍橋會、秦雪梅這一集中於中原的故事群。同時也決定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無疑應發生在地處中原的汝南縣。晉干寶《搜神記》中韓憑妻裙化蝶是形成梁祝化蝶故事的重要藝術借鑒手段.

1932年著名學者錢南揚先生著述：據傳說，化蝶有兩種說法：—是裙化蝶；二是魂化蝶。考化蝶的故事發生很早，晉干寶{搜神記》云：宋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陰腐其衣，與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為蝴蝶。後世配梁山伯與祝英台化為蝴蝶，當由此演化而來。至於魂化蝶事，干寶著《搜神記》也有一則云：晉烏傷萬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仗下，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就是魂化蝶的傳說，也是從韓憑妻裙化蝶衍化而來。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云：俗傳大蝴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亡魂。又曰韓憑夫婦亡魂。李義山詩：“青陵台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為蝴蝶，等閑飛上別枝花。”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搜神記》只說韓愚妻衣化蝶，而此地不但從“衣”變“魂”，看李義山詩已有“莫許韓愚為蝴蝶”之句，則由韓憑妻牽連到韓憑了。可見韓憑夫婦化蝶的傳說，在唐朝已有了，到宋朝乃轉變為梁祝的魂化蟬。二是明彭氏的說法，乃以梁祝魂化蟬為主，李氏說韓愚而不說梁祝，可見唐朝化蝶的傳說，還是韓憑所佔有的。彭氏以梁祝為主體，可見到了明朝梁祝的勢力甚大，已取而代之。錢南插先生十分明確地斷定：梁祝化蝶皆由韓憑妻化蝴蝶衍化而來。

筆者查清嘉慶元年(1796)《汝南府志)：汝南縣秦屬穎川郡，漢置汝南郡，隸豫州，領縣37。查《晉書)、《中國小說史略》，得知中國第一部志怪誌異小說《搜神記》的作者干寶，字令升，汝南郡新蔡人也。干寶為何著得搜神記呢？清嘉慶元年《汝寧府志》卷二九“雜誌”載：干寶，新蔡人。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於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后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禽與之，恩情如生。寶時為著作郎，感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20卷。很顯然，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與自己的生活環境、社會實踐、人生經歷等因素關係極為密切，《汝寧府志》卷四云：汝寧負山面淮，控扼穎蔡，居天下之中。自古以來“汝南先賢、名流接跡占籍中州”。春秋戰國孔子有“眾多穎蔡弟子從之”，秦相李斯，輔秦王掃六合，一統中國，乃上蔡人。另外，根據汝南郡史料記載，當地曾經流傳的有山神、河怪、鬼狐、龍的故事，有老子騎鶴升仙處，小和尚醉酒升仙處、董永遇仙處等傳說。這些都構成了梁祝傳說的豐富文化積澱。從文學傳承學的角度來看，梁祝故事流傳在汝南是必然的。

可以說韓憑妻裙化蝶，干寶父妾死而復生，眾多貞女、神怪升仙傳說等民間故事群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誕生的豐厚沃土。梁祝故事最初的情節按錢南揚先生推想：“有一個女子喬裝成男子，到學堂里去念書，後來愛上了一個男同學，卻又不肯說出自己是個女子。父母不知就裡，將她另許了人。及到男人知道她是個女子，要想訂婚，可已經遲了。結果，兩個人鬱郁而死。”可是，這麼一種簡單的情節太平常了，不能滿足聽者的好奇心，於是就有了類似“干寶父妾入墓”、“韓憑妻裙化蝶”的增飾附會，因為所有故事的發生地皆在一處，極易聯繫在一起。於是梁祝故事就有了人墓、化蝶的情節增飾。

2．據山東省濟寧市文物局副局長、濟寧市梁祝研究會會長、著名的梁祝文化專家樊存常先生考證，梁山伯與祝英台包括馬文才，歷史上確有其人，他們之間的故事為歷史真實事件，而且他們的籍地都在孔孟之鄉。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濟寧市鄒縣(今微山縣)馬坡，有梁祝合葬墓，並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濟寧市梁祝讀書處鄒縣嶧山上有梁祝石像，陳雲琴游嶧山寫有七絕《萬壽宮梁祝像》云：“信是榮情兩未終，閑花野草盡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雙萬壽宮”。馬坡是祝、馬的故里，在古鄒邑西鄰微山湖北岸的馬坡村，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濟寧市鄒縣(今微山縣)馬坡有梁祝合葬墓，並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視濟寧馬坡時發現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舊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歷經淤積長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東省濟寧市梁祝文化研究會和微山縣人民政府，隆重舉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記碑”的復出儀式，這是全國現有九處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塊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為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為中國歷史上見證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職位最重、權威性最大的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劉魁立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賀學君女士，山東省民俗學會原會長李萬鵬先生，山東省民俗學會副會長、山東大學民俗研究所所長葉濤先生等專家學者參加了出土儀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聞媒體的極大關注，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等眾多的國內新聞媒體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外國新聞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轟動，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關注。這是全國現有九處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塊墓碑，全文843個字，與神話傳說戲曲截然不同，不僅載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還點明了地方官員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據碑文記載得知，作為獨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裝外出到鄒城嶧山求學讀書，自九曲村過吳橋東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嶧山授業，晝則同窗，夜則同寢，三年衣不解，可謂篤信好學者。一日英台思鄉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門拜訪，別後不一載，疾終於家，葬於吳橋東（據鄒縣誌載此橋在明隆慶年間被淹沒），英台眼見馬家迎親將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捨身取義，悲傷而死，鄉黨士夫謂其令節，從葬山伯之墓。

根據碑文記載和實地考察，傳說中的梁祝故事原地為宜興市。其理由是：在時間上馬坡石碑是記錄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說該碑根據外紀所記，即便是立於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於晚清時期的《寧波府志》、《宜興志》；從地理方位來看符合實際，梁祝合葬墓位於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約三公里，而距東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約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嶧山求學過吳橋與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關於梁祝故事的產生年代問題，樊存常認為，根據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測，此故事最早應產生於漢代。三國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沒有產生此類故事的社會背景，選官制度也不可能讓梁祝去追求讀書做官之路，唯有社會安定，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漢代才有梁祝故事產生的土壤。濟寧為中國漢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國大部分漢碑出自濟寧，作為孔孟故里的濟寧，漢墓眾多、規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國聞名，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龍山漢墓群、任城王漢墓群等，這些都是當時注重厚葬的社會風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考古專家在對梁祝墓周圍的墓地進行勘探發掘時，發現有很多漢代墓葬，並出土有陶罐、泥人、動物獸等。據此，可進一步推斷此墓為梁祝漢代合葬墓。以上均為“梁祝覓蹤”節目組電視台採訪馬坡梁祝墓的真實現場視頻報道。同時祝英台所在村莊九曲村發現了大量漢代石碑，微山縣馬坡鄉政府黨委宣傳幹事吳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發燒友，一直在當地民間探訪搜集梁祝的有關材料，至今已經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台墓記”碑出土后，吳琦又發現了新的重要線索，他從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塊殘破的漢代石碑，上面刻有幾個祝姓字樣。這塊小碑令他很興奮，這說明漢代九曲村的確曾經有祝姓人氏生活過。這是梁祝為濟寧漢代人極為有利的證明。

3．江蘇宜興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長路曉農則認為，從歷史記載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記載最早在宜興。江蘇學術界、史志界、旅遊界的多位專家認為：從宋咸淳《毗陵志》至明代馮夢龍的傳奇小說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證據顯示，梁山伯和祝英台系宜興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專家、寧波市鄞州區文聯主席麻承照說，根據他對《鄞州縣誌》的研究，梁山伯應是鄞州人，祝英台應是上虞人。

5．梁祝傳說產生於晉朝。現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載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張讀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學性渲染，可見其大致輪廓：“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友，方知其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逢裂陷，祝氏遂並葬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6．現存較早、也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寧波)知府李茂誠的《義忠王廟記》，文中說梁山伯生於公元352年農曆三月初一，死於373年農曆八月十六，終年21歲，未曾婚配；祝英台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廟(又名“義忠王廟”)修建於397年。如記載可靠，“梁祝傳說”當產生在公元374年至397年這20多年內，完全形成則在宋代到清末。此後比較重要的文獻記載，還有明代馮夢龍的《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傳》，後者出現了化蝶的結局。

7．1997年7月，寧波的梁山伯廟出土一座晉代墓葬，墓的位置、規格和隨葬器物與志書記載的梁山伯鄞縣縣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認為是可信的實物資料。

8．其他史籍記載：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載言《十道四番志》記載：“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時(公元552-554年)《金樓子》一書中有記載。明代徐樹丕《識小錄》中記敘：“按，梁祝事異矣！《金樓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二書已失傳)

（3）晚唐(公元851年)張讀《宣室志》記載：“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忍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晉丞相謝安表其墓曰‘義婦冢’”。

（4）北宋徽宗大觀年間(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寧波)郡守李茂城寫的《義忠王廟記》記載：“神喟然嘆曰：‘生當封候，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后簡文帝舉賢，郡以神應君，詔為鄮令。”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張津《乾道四明圖經》稱：“義婦冢，即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6）南朝齊武帝時(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記》：“齊武帝贖英台舊產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載言《十道志》記載：“善權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讀書處’。”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記載：“祝英台讀書處，號‘碧鮮庵’。皆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台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台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說》記載：祝英台為宜興人，梁山伯為蘇州人。並說祝英台是哥嫂將其許於馬家，文中還有地裂、入墳、化蝶之說。

（10）中國的梁祝故事，流傳到國外至今發現的最早要屬近鄰朝鮮、韓國了。新近研究發現，在五代十國至宋代(918一1200年)時期，唐代著名詩人浙江餘杭人羅鄴的七律詩《蛺蝶》，已被高麗王國時代人輯人了《十抄詩》，其中有“俗說義妻衣化狀”的詩句，指的就是梁祝的故事，並且衣化為蝶。到中國宋代，高麗人編輯的《夾注名賢十抄詩》，不但收入了羅鄴的《蛺蝶》詩，而且在註釋中加上了一段《梁山伯祝英台傳》。這是至今看到的最早流傳到國外的梁祝故事，而且從“女扮男裝”到衣裳“片片化為蝴蝶子”，比較全面完整地敘述了梁祝傳奇故事。可見，梁祝文化走向世界，歷史久遠。而且以後幾乎傳遍了整個朝鮮半島。

9．此外，關於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兩個人，有其他版本傳言：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兩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俠女，劫富濟貧，曾三去馬太守家盜銀，最後中馬之子馬文才埋伏死於亂刀之下。百姓將其厚葬並在墳前立碑，年久，該碑下沉於地下。梁為浙江寧波府鄞縣縣官，清正廉潔，中年喪妻，無子，死後入葬時刨出祝之墓碑，眾惋惜之餘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為梁擇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為梁，紅者為祝……從此敷衍出動人的傳說，據查證，此記載最初版本為82年報刊山海經搜集的浙東民間百姓口頭故事，並非歷史資料記錄，該文作者曾於86年從慈溪給編者來信說：“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兩個朝代的人，祝英台是女俠，梁山伯是清官，兩者墓穴碰巧在一塊的傳說故事”是年輕時曾做小販的同村的民間醫生講給他聽的，而這位鄉村醫生又是從寧波中山公園聽一位老人講的這個故事。當時公園內有好幾個人在講梁祝愛情故事，這個鄞縣老翁搖搖頭說：‘都是亂話！'這位鄉村醫生便上前動問：‘老伯，他們講的是亂話，那真話究竟是怎樣的呢?'鄞縣老翁便講了這個故事。”，因此該文作者便將這位寧波公園老翁講述的故事刊登在了報刊山海經上，而事實上根據晉代謝安有感於梁祝故事上報朝廷，封祝英台墓為“義婦冢”的歷史事實以及早在唐朝、宋朝、元朝均有眾多權威史籍及名家的文學著作明文記載兩人姓名及生平事迹，且梁祝傳說早已於唐宋年間傳入高麗，宋朝高麗史籍中明文記錄兩人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情況看來，此“梁祝屬於兩個朝代”的說法並非歷史文獻記載，而是民間百姓的主觀臆想，其可信度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