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怡

敏怡（MichaelFriedrich）,當代德國漢學家，現任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德國漢學家做學問的特點，一是通，一是廣。之所以會如此，與德國漢學發展的路徑有關：漢學誕生之前，它被包含在東方學（Orientalistik）的範疇里，而東方學範圍之大，則令人瞠目結舌，現代地理概念中的東亞、南亞、中亞、西亞，都被一網打盡。這也是為什麼那時的東方學家，都是學富五車的“大儒”的原因，如賈柏蓮（HansCononGeorgvonderGabelentz，1840~1893），竟不可思議地掌握了不同語系的多種語言，所以其《漢語語法》（ChinesischeGrammatikmitAusschlußdesniederenStilesundderheutigenUmgangssprache）至今仍是不可替代的經典之作；漢學從東方學里分出后，仍然秉承著原有的學術路數，大師代有人出，如德國漢學之父福蘭閣（OttoFranke，1863~1946），大學學到的是梵文、法學和中文，其五卷本的通史——《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deschinesischenReiches），當時是歐洲漢學界的前無古人之作；除了中國，他的研究領域還延伸到中亞、東亞。

德國漢學的這一傳統，可謂火盡薪傳，綿延至今。漢堡大學漢學系的傅敏怡教授，就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自稱“雜家”，所謂“雜”，既是謙詞，也是對當今人文學科專業越分越細，專家越來越多而通家越來越少的委婉批評。他強調人文學者研究的領域要廣泛，要敢冒被人譏笑的風險。他尤其對德國漢學界的功利化傾向憂心忡忡，多次強調漢學不能回到重商時代的老路上去，大學是人文精神的養成所，而不是批量生產商貿“通事”的流水線。

中國學人結識傅敏怡教授，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時中國正處在文化研究的熱潮中，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剛剛三十齣頭的傅敏怡先生應邀與會。他的論文《傳統與現代：我對中國文化的一些體認》（TraditionandModernity：SomeViewsonChineseCulture），至今還被人引用，而他敢講真話、不惜得罪正在走紅的新儒家的錚言，恰好道出了國內學人當時不便說出的心裡話；他的《中國哲學的創造——當代儒學的一個主題》，也在海峽兩岸的學術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傅敏怡先生對中國歷史文獻的研究，不只是局限在已經整理流傳的經典著作上，鑒於歷史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的作偽和闌入，他更注重研究新發現的地下文獻。德國的東方學家，出了不少破譯古文字的高手，而傅先生對馬王堆、郭店簡牘和帛書的迷戀，正是東方學研究傳統路數在漢學領域的延續。從古典文獻的學習入手，或者說，從認字入手，這是德國漢學家研究的起點。傅先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寫過一篇論文《<道德經>兩種寫本的年代》，寫本研究的後起之秀李孟濤博士（MatthiasRichter）認為，這是“一篇重要的論文，在綜合解釋的基礎上，推斷馬王堆所出兩種《老子》帛書的年代。”

傅先生不僅自己致力於古典寫本的鑽研，而且還做了大量繁瑣細緻的組織工作。他多次將美國華盛頓大學著名的寫本研究專家鮑則岳（WillianG.Boltz）教授請到漢堡大學，給學生們講課。這讓鮑先生非常感慨，德國漢學界竟然還有這樣一片純學術的凈土！

二零零零年，傅敏怡先生為李孟濤博士申請了一個為期五年的馬王堆寫本研究項目，資金的提供者為“德國國家研究基金會”（DFG），該基金會通常只提供兩年的資助。德國各類基金會資助的對象，絕大多數是已經獲得博士文憑、或者是完成教授論文還沒有得到教授職位的年輕學者，這些學者都具有學術發展的潛能。有了這一類的資助，他們不至於在熬人的等待過程中失業或轉業。李孟濤博士在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四年兩次組織了相關的小型國際學術研討會（Workshop），既是展示自己已有的成果，也是與外國同行進行學術切磋。這種小型研討會的特點是人數少（十人左右）而與會者的國別多（學者包括德、美、中、意、法、英、瑞士和日本等國），這樣學術交流的多層面性和充分性都得到了保障。會議探討的重點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徑：“如何判斷所發現的竹簡殘片和帛書碎片屬於同一寫本？”、“寫本的篇頭和篇尾是否具有共同特徵？”、“是否存在一個地區性的製造寫本的標準？”、“寫本刻寫者的手跡是否存在著固定風格、是否可以辨認？”、“西方語言學的輔助學科——如寫本學、古文書學、筆跡學，在解讀中國寫本中的適用程度如何？”、“是否可能建立一套適用的術語精確地描述寫本？”，等等。

以中國古典寫本研究為契機，傅先生積極推動漢堡大學與湖南省博物館之間的國際合作研究。今年六月，他在德國奔波多年的研究經費終於落實了，於是再次飛往長沙，與對方簽署了合作協議。從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年，他擔任亞非學院院長，繁忙的行政工作之餘，他還得給本科生、研究生開課，每次往返，都是匆匆一個星期，長沙沒有直航的飛機，每次他都以上海為中轉，所以在上海並不能得到休息，而是應邀赴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社科院歷史所和上海博物館等單位進行演講、座談和商談合作的可能性。他的設想是，不僅要促成德中學者之間的學術合作，而且還要利用亞非學院多語種（除中、日、韓之外，還包括越南、馬來、泰、波斯、阿拉伯等語種）的教學和研究優勢，在亞非學院建立一個古典寫本的研究中心。

除了對古典文獻和寫本的興趣，傅先生的研究，涵蓋到了文史哲三個領域，而這三個領域又貫穿古今，相互關聯，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玄學》（Hsüan-hsüeh：StudienzurspekulativenRichtunginderGeistesgeschichtederWei-Chin-Zeit，3.-4.Jh.），他的教授論文是《語言與思想》（SpracheundDenken.ZueinemungeklärtenVerhältnisinderchinesischenGeistesgeschichte,insbesondereimNeukonfuzianismusvonChuHsi）。兩篇論文實際上是兩本專著，前者圍繞著魏晉玄學，對那一時期的哲學、文學和宗教（佛、道）的糾纏和關聯進行梳理，嘗試證明王弼、郭象的思想原料里有印度佛教的成份；後者是對從原儒到宋明理學的發展歷程的考辯，研究的切入口，則仍然是語言和文字，考察中國語言和文字自身發展的軌跡，外來語言對中國語言及其思維的影響，他得出的結論是，外來語言影響之深，已經進入到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之中，已經深入到體和用的兩個層面。

傅先生的兩部專著，至今仍沒有正式出版。不是沒人給他出版，而是他一再拒絕。他的理由只有一句話，“它們還有待修改完善。”他更看重自己的單篇論文，他已發表的二十九篇論文，涉及到《易經》、《漢書》、馬王堆寫本、漢語語法、瑤族文書、中國神話、道教、中國和日本佛教、新儒學、中國醫學史以及錢穆、錢鍾書等現代學人。他的一個學術貢獻，是將張載的《正蒙》翻譯成德文。

雖然涉獵的領域不同，但他研究的方法和路徑，則嚴格遵循傳統漢學的“家法”，從語言和文字入手，尋找歷史現象的源頭，梳理歷史演變的軌跡，最後，從語言文字史、哲學史、民族史、思想史的多重視角，去發現歷史事實之間的關聯，進而揭示歷史背後的意義。

曾經有一個時期，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我們大批特批所謂的“歐洲中心論”，忿忿不平地控訴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西方學者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歷史和文化，但是，我們在批駁了西方政客和學人的“狼子野心”之後，並沒有認真探究“歐洲中心論”的由來。其實，每個時代的人，都是帶著自己的現實問題研究歷史，每個國家的學者，同樣也是憑著自己的興趣研究外國的歷史和文化，克羅齊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是蘊涵著這層意義。我們國內目前正在走紅的所謂“中國學”研究，怎麼擺脫得了現實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呢？同樣，西方人認識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歷史和文化，又如何脫離得了其既存的知識和觀念體系的束縛呢？傅先生的小文《符號還是象形？西方人眼裡的中國文字》（ChiffrenoderHieroglyphs?DiechinesischeSchriftimAbendland），非常艱難和有趣地為我們梳理出了七百多年來西方人以“歐洲中心論”的眼光看待中國語言和文字的過程。

早在公元五到六世紀，義大利哲學家Boethius（約475-524）對語言和文字就有一個解釋：一個被感知的事物（Sache）被理解為一個概念（Begriff），這個概念有一個可以說得出來的單詞（Wort），這個單詞可以被寫下來，寫下來的單詞，能夠被說出來，這樣的單詞，才能被稱為文字（Schrift）。也就是說，西方文字的特點是記錄其讀音。

西方人比較完整地得到一個模糊的中國印象，是在十三世紀。芳濟各修士是首先向歐洲傳播中國形象的使者，而中國形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語言和文字。西方人從一開始，就是帶著Boethius的觀念來看待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用西方拼音文字來套比中國的文字。十三世紀中葉沿著中亞陸路到達中國元帝國領地的魯布魯東（WilhelmvonRubruk），他在給法國皇帝的信中是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字的：中國文字是用一種刷子畫出來的，這種文字是由許多字母組成了一個形體（Figur），這個形體就是一個詞。這裡，他顯然是用西方文字的構成來理解中國文字，中文的筆畫被看成是字母（Buchstabe），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單詞（Wort）。這樣的看法，自然有關公戰秦瓊的味道。

十三世紀後半葉的另一位芳濟各修士、英國哲學家RogerBacon（生卒年不詳）用Character來稱中國文字，至今仍有很多歐洲的語言稱中國文字為Charactere。在拉丁詞里，這個詞最初的含義是指字母的總和，Bacon也將中國文字看作是字母的總和。歐洲人對中國文字確實存在著一個“一以貫之”的認識傳統，但Bacon畢竟是哲學家，他稱中國文字非常真實（wahr）和符合自然（naturgemaess），也就是說，中國文字具備哲學特性。這句話當然不是在褒獎中國文字，而是將中國文字放在了西方基督教之前的歷史語境中，那時，無神論的認識是不奇怪的，而無神論也有對真理的認識，古希臘和古羅馬都存在真理學說，這些認識在基督教征服歐洲之後都湮沒和消失了。作為修士，Bacon超越了宗教，把中國文字看作是有哲學意義的現象。

西方拼音文字的發明，在Bacon看來，簡直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魔術（Magie），從此人的語言和思想都能夠用字母拼拼湊湊，記錄下來。也就是從Bacon開始，西方人就想把非字母的文字放進西方現成的科學系統中去，但他們走進了兩個極端：一是將非字母的文字等同於密碼式的符號、或者數字，而這個符號是表示概念的；一是具像的象形文字。這兩種看法有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即文字是脫離語言的。晚至十九世紀，在人們解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後，才認識到——中國文字是一種真正的文字，即能記錄語言的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

這篇文章是從思想史、科學史的角度，考察西方人認識中國文字的過程。在現有不多的材料中，傅先生憑藉著他對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的熟悉，通過西方思想史上的蛛絲馬跡，揭示出這樣一條歷史的實相：西方人對中國文字的理解和接受史，不僅應該成為西方中文文字學（chinesischePhilologie）早期發展史和科學史的一個部分，而且也應該成為歐洲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傅先生在文章中強調，他的勾勒和理解，這是一家之言，因為這一過程太曲折複雜，而他的研究還不夠全面和具有代表性。但他研究這一問題的視角，對中國學人無疑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文史哲不分家”，這是中國前輩學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這句話體現了他們治學的路徑和方法，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人在打通中國人文學術的同時，又兼具融合中西的雄心和能力，這才形成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群星璀璨、大師輩出的局面。那個時代，吾輩只能心嚮往之，永遠不可能身臨其境了。

“不能至”的原因，除了先天不足——“文革”的罪過，在應該讀書的年紀，那一代卻被鼓動到街頭、驅逐到鄉間，恐怕還有後天失調的因素，學術規範的缺席，尤其是看似規範化的學術考核體系的建立，正在一步一步地將中國的人文學科推向一個看似繁榮昌盛、實則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

我們的大學，努力要建成國際一流，錢花了不少，結果呢？校園裡國際一流的大樓倒是建了不少，大師在哪兒呢？我們恐怕只能仰望陳寅恪、傅斯年等前輩學人。正應了“禮失求諸於野”的古話，在尋找學術大師的焦慮和躁動中，我們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國外的同行，這或許也是海外漢學漸趨於顯的一個說不出口的緣由吧？

這樣的尋找方向沒有錯，因為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術傳統一直沒有斷，真正做到了孔老夫子說的“一以貫之”，我們可以如數家珍地講述國外的漢學大師，從法國的儒蓮一直數到美國的費正清。所幸國外同行沒有將健在的學者封為大師的習慣和愛好，否則，那個排行榜一定會讓國內的人文學者感到難堪。那還是不要這樣的排行榜吧！比較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借他山之石以攻錯，別人的治學路徑和方法，才是我們最應該注意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