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舍利五重寶塔

佛舍利五重寶塔為遼代建造，是遼代道宗皇帝耶律洪基為紀念其母蕭太后（道宗母，興宗仁懿皇后蕭氏）於1071年而建，原所在地在北京西郊八大處靈光寺內的“招仙塔”（又稱：畫像千佛塔）。寶塔為五塔重迭相套，由外及內依次為石塔、鐵塔、銅塔、銀鎏金塔、黃金舍利塔。最外層的石塔立在房間中央，全高1.75米。石塔四周，立青石圓雕四天王，高40厘米，表面彩繪貼金，保存基本完好。原先嵌套在內的鐵塔、銅塔、銀鎏金塔已經在3個保險櫃內分別置放，最為珍貴的黃金舍利塔由數名保安看守靜謐的安放在單獨的雙層保險櫃內。

塔這組雕像中有釋迦牟尼、大日如來，尤其是其中一組雕像是釋迦涅盤像，而與它正對的是大日如來。嵌套的層層內塔中也多次出現釋迦牟尼像，“這正是指引、暗示後人，塔中供奉的舍利不是別人，正是佛祖釋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舍利塔的套裝層數達五重之多，與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安放真身舍利容器重數相同；寶塔上有多處釋迦牟尼的涅盤圖；銀鎏金塔與金塔包裹以銀絲串綴珍珠的“天網”或“因陀羅網”，這是佛教考古史上填補空白的重大發現；五重塔身之上的佛像與紋飾融合顯密二宗，表明舍利供奉之日，漢傳、南傳、大乘小乘、顯宗密宗的四眾僧侶共同參與與安放佛舍利的法會。經過中國頂級考古專家、歷史學家和佛教界近三個月的研究，大家一致認定：能享有如此高禮遇的也不可能是釋迦牟尼以外的第二人。各界專家普遍認為：佛舍利五重寶塔供奉的是釋迦牟尼舍利，建造規格屬皇家級別，世所罕見，具有極高的文物、藝術、歷史和宗教價值。

【石塔】：高約173厘米，塔身分為兩層，刻有一幅佛祖涅

【鐵塔】：高約80厘米，塔身平座設欄桿，內佇立三尊青銅造像

【銅塔】：高約48厘米，剎尖為寶葫蘆，塔身設尖拱門一座

【銀塔】：高約23厘米，銀質鎏金，銀絲穿綴珍珠的因陀羅網籠罩

【金塔】：高約8.5厘米，塔身呈葫蘆狀，通體為菱形網目的珠網包裹

據了解，1900年八

國聯軍進犯北京，炮轟靈光寺，招仙塔被轟塌。金維諾先生認為，八國聯軍當年並非為鎮壓義和團運動而炮轟靈光寺，而是為了盜取塔內之物，可以推測八國聯軍盜走佛舍利五重寶塔后，一直存放在香港，而且在封閉狀態下受外界影響不大，得以今天還能保留了非常好的整體色彩和狀況。海峽兩岸同胞促國寶回歸之路

重金將國寶搶救回國並無償捐獻給國家的海外華人王崇仁先生，原籍山西。《環球時報》記者有幸在西安見到王崇仁先生，並探尋了國寶回歸的艱辛之路。“在2006年10月份蘇富比拍賣會期間，我偶然見到了這座五重寶塔的照片”，王崇仁先生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道，“雖然我僅對收藏青銅器有所研究，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佛教徒，但當我見到照片時，一種強烈的直覺促使我必須見見實物”。經過多處打聽，王先生終於找到了那位台灣收藏家。

“由於整套寶塔很大，我見到實物時，已被分散裝在密封的十個箱子里”，當台灣收藏家將寶物打開時，頓時讓王崇仁大吃一驚，直覺告訴他，這是一件稀世珍寶。隨著主人介紹寶物的內容愈多，就愈讓王崇仁覺得這必定是件國寶級文物。王先生說，“這件文物流失自大陸，由於是聖物也是國寶，收藏家們都是在民間私下轉手收藏，不敢公開拍賣”。當問到是否有“競購者”時，王先生笑了笑，“當然，途中經常會殺出程咬金競購”。“這位台灣的收藏家德行也很高，他也認為，聖物是沒有權力個人收藏的，作為從中國大陸流失出去的文物，有義務讓國寶回到祖國，回到家”，“但由於台灣的特殊情況，這位台灣收藏家一直在等待一個有緣分的大陸人能將聖物請回”。

“我承諾我請回聖物的原因是捐獻給國家”，王先生說，這也和台灣賣家的意志不謀而合，自然開始打動了這位台灣收藏家的心。“當然，國內也有收藏家也承諾請回並無償捐獻給國家，但我的心誠又一次打動了賣家”，王先生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前前後後我跑了26次，幾乎每星期一趟，恐怕再也沒有人像我這麼心誠了吧”，“一切都是緣份”。在2007年12月26日，王崇仁宣布，將他從海外搶救回國的一座佛舍利五重寶塔無償捐獻給國家。但按照收藏界的規矩，王先生一直不願意透露這位台灣收藏家的姓名，只是說，“整個國寶回歸的過程，海峽兩岸人心是一脈的，聖物應該回到它的祖國”。

●法門寺佛舍利出

土后的又一重大發現

寶塔由外及內依次套裝為石塔、鐵塔、銅塔、銀塔和金塔（卧獅托金瓶），外觀高約2米的石塔之外還立有四尊天王石雕像，其製作與裝飾集雕刻、冶鑄、錘鏨、彩繪、鎏金、珍珠編綴等工藝於一身，具有重要文物、藝術和宗教價值。由海外華人王崇仁先生從香港購回后，數十位專家學者圍繞其始制年代、舍利供奉形式、舍利主人身份、塔身形制與裝飾體現的佛教儀軌制度等問題進行研究。曾主持法門寺唐代地宮考古發掘的陝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韓偉認為，舍利塔的套裝層數達五重之多，舍利主人身份之神聖遠超大德高僧；寶塔上有多處釋迦牟尼的涅磐圖；銀鎏金塔與金塔包裹以銀絲串綴珍珠的“天網”或“因陀羅網”，是佛教考古史上填補空白的重大發現；五重塔身之上的佛像與紋飾融合顯密二宗，表明舍利供奉之日，漢傳、南傳、大乘小乘、顯宗密宗的四眾僧侶曾共同參與了安放佛舍利的法會。著名密教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羅炤認為，五重寶塔回歸是近年來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一個重大收穫，也是繼法門寺唐代地宮佛骨舍利出土后的又一重大發現。他說：“佛舍利五重寶塔不存在真偽問題，其發現學術價值非常重大。它一定是朝廷或皇家製作的，是護佑國家安寧的吉祥物，宜由國家收藏。” ●圓形塔身等是遼代舍利盛器的重要特徵

由於佛教的歷久彌盛等原因，我國中原地區目前發現了眾多的舍利及其盛器――舍利函，除了常見的如盒子一樣的函具之外，人們更易理解盛有舍利的中國化了的金棺銀槨。知名佛教專家、原龍門石窟研究所所長溫玉成認為，在中原地區至今沒發現一例舍利函是圓筒狀的，其中國化的最高形式就是皇帝才享有的金棺銀槨葬式，圓形的舍利塔必非中原之物。溫玉成說：“圓形舍利塔恰好表明了其時代是遼代。原因之一就是圓筒狀的舍利函在中原地區不見，而在遼代目前已有較多發現，譬如契丹人流行圓形的骨灰罐，這主要源於他們是游牧民族，生前所居都是圓形帳篷，死後的墓葬等都反映了這一習俗。根據其製作的精細程度和遼代文物的制度化特徵，我認為其時代應定在遼代早期。”

遼是中國古代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政權，舉國信奉佛教，在其統治區域內曾廣建佛塔。藏傳佛教專家、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李翎從圖像學的角度對舍利塔尤其是石塔進行了分析，認為寶塔基本符合遼代佛塔的特徵。她說：“石塔上的佛像與遼代佛像的特徵一致。譬如胸部露的面積較大，結跏趺坐的佛都是露出右腳，寶冠特別高大則可能與遼代王室戴的冠有關。”對於寶塔出現的地域，溫玉成認為只可能出土於遼國的北部地區，也就是南、北兩個大王分制的北大王的轄區之內。“用現在的話來講，其地域範圍應當在內蒙古自治區的赤峰到遼寧省的朝陽一帶，南北

可以波動。”他說。

作為一個游牧民族，契丹人在全國信仰佛教時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古老宗教――薩滿教。史載，薩滿曾廣泛介入契丹人的生活之中，尤其是精神生活，對於國家或民族前途的保佑或祛邪的功能在皇室大家更是盛行。杜斗城說：“石塔上雕刻的持劍女人形象，實際上就是薩滿形象。契丹人傳統信仰薩滿教，，很可能是皇室遇到了什麼大事，如皇帝或皇后死了，薩滿就與其時的佛教徒共同參與祈福法會，遂成就了如今所見的寶塔。”或許有人認為石塔上的女人應當是女供養人。杜斗城分析，石塔被四大天王護衛著，石塔就屬於天界，石塔上的女人不可能是供養人，她們所持之劍恰好是薩滿通靈的道具，其帶波紋的衣服也就是薩滿的道具之一。在寧夏的賀蘭山中存在許多古塔，其中一個塔的塔身之上就雕刻著比丘的形象。杜斗城說：“遼國改信佛教，但是遼國長期依賴薩滿做法。當重大政治事件發生之際，雖是佛教法事，請來薩滿一點也不奇怪。”

經初步鑒定，專

家們一致認為五重寶塔整體保存基本完好，塔的製作時代在五代至宋（西夏、遼）時期，其製作者應是皇家，按規制塔中供奉的舍利應是釋迦牟尼的舍利，是繼法門寺唐代地宮佛骨舍利出土后又一重大發現。長期致力於佛教美術史的專家說：“五重寶塔的埋藏地在我國北方，色彩保存基本完好說明是完全封閉的，可是沒有明確的文字和流轉史可供斷定，學者們數月來只好追索、考證寶塔的具體埋藏地點。根據圖像及製作技藝考定，寶塔是遼代修造的，研究發現在遼代造佛舍利塔的皇帝只有遼道宗耶律洪基。”

遼國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政權，舉國信奉佛教。公元1071年道宗皇帝“置佛骨於招仙浮圖”，而“招仙浮圖”（即招仙塔）建於遼國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的靈光寺，後人稱其為畫像千佛塔。北京靈光寺的招仙塔的塔身1900年毀於“八國聯軍”的炮火，1901年重修靈光寺清理塔的瓦礫時發現一石函內有佛牙舍利一枚，1957年在原塔北200米處重建一塔安奉佛牙。

五重寶塔可以說是融合佛教文化和中國文化研究的“活化石”，塔身上的佛像與紋飾顯示了顯密合一，金胎合一，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同時體現了宮廷派密法失勢。塔中圖像有顯有密，屬北方遼國特徵。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金維諾說，五重寶塔的製作，不是一般人力能做到的，而要有權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