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濆

於濆，字子漪，邢州堯山人，后遊歷至京兆（今陝西西安）。會昌末應進士舉，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方得進士及第（一說會昌中鄉貢進士），終泗州判官。善以古風體為詩，一反“拘束聲律而入輕浮”的唐代聲律詩之風。曾“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以矯弊俗”，自號“逸詩”。

於濆現存詩僅四十五首，收錄於《全唐詩》599卷中。論及晚唐詩壇，於濆並不為時人所重，但他卻是一位具有顯著現實主義創作特色的詩人。其作品古樸無華，明快直切，顯受漢魏樂府及中唐張籍、王建、白居易影響，與曹鄴、劉駕等形成晚唐詩歌一個流派。明胡震亨《唐音癸簽》謂諸詩人“其源似並出孟東野，洗剝到極凈極真，不覺成此一體”，其詩“多有愜心句，堪擊節”。其作品中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詩，占居多一半比重，較同一流派詩人如曹鄴，顯得更有份量。

代表作有《苦辛吟》《田翁嘆》《隴頭水》等，今傳《於濆詩集》一卷。生平事迹散見於《新唐書》卷七二、《唐詩紀事》卷六一、《唐才子傳》卷八。今人梁超然、毛水清有《於濆詩注》。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

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

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

高樓齊下視，日照羅綺色。

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鑒賞

《古宴曲》是於濆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詩名寫“古宴”，實刺時弊，它通過對豪門窮奢極侈 生活的抨擊，表達了詩人對統治者任意揮霍百姓血汗的憤慨憎惡和對黎民疾苦的無限同情。

詩的前四句寫朝廷中君臣不以朝政為懷，他們草草退朝，便慌忙奔赴迎賓聚朋的豪華宴筵，暗示出這些重權在握者均是一些酒囊飯袋。中間四句，採用特寫鏡頭和對比的方法，描寫宴會上的“服務人員”的嬌態和服飾。這樣的宴會，不寫賓客與主人的豪華，只寫美女如雲，則足見其與會者的荒淫奢侈；不寫宴會者的華麗服飾，只寫“燕娥”的一隻鳳凰釵能使“十戶手胼胝”，就足以暗示出其一個宴會的所耗巨 資。最後四句寫樓上飲宴者與樓下負薪者的極端懸殊的階級差別，一個“笑”字，生動地刻畫出身居高樓的統治者麻木不仁、不恤民苦的可憎與可惡。

這首詩採用對比的方法塑造形象，使形象分外鮮明、突出。其中有暗比，如“重門集嘶馬”，而百姓 卻要牛馬不如地“負薪”以歸；有明比，如燕娥“低鬟若無力”，鳳凰金釵耀眼明，而“十戶手胼胝”，方抵“鳳凰釵一隻”，又如樓上羅綺者，樓下“負薪人”.，像白居易的“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一樣，這些雙雙對立的形象，使統治者的奢侈浪費，與黎民百姓的悲慘生活所形成的對比愈鮮明，就愈具有警策人心的力量，就愈能“深刺當世之弊”。

壠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

窗下投梭女，手織身無衣。

我願燕趙姝，化為嫫母姿。

一笑不值錢，自然家國肥。

鑒賞

這句表現下層人民的饑寒，后四句表現上層社會的糜費；兩相對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的不合理現象。全詩用的是對比手法，不僅前半首和後半首將下層與上層情況作了鮮明的一般性比較，而且前半首與後半首又分別用了不同的特殊對比手法，具體表現下層和上層的情況；前半首用的是“推理對比”，後半首用的是“轉化對比”。

前四句說，在田地里扶犁耕種的男兒，理應有飯吃，吃得飽，但是實際上卻挨餓；在窗牖下投梭織布的婦女，理應有衣穿，穿得暖，但是實際上卻在受凍。

情理本應如此，而實際卻正相反，情理與實際形成強烈的對比；這種情理並非直接表現出來的，只寫出條件，由讀者推理，然後與實際情形比較，可稱之為“推理對比”。這種對比，讀者會對不合理現象發出“豈有此理”的感嘆，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動人，頗具藝術效果。

推理對比，早就有此傳統。《淮南子·說林訓》說：“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者缺盆，匠者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為。”這裡就包含了推理對比。

這手法在詩歌中普遍運用，如孟郊《織婦辭》“如何 織紈素，自著藍縷衣”，杜荀鶴《蠶婦》“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薴麻”，都是表現用者不肯為，為者不得用。張俞《蠶婦》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首詩歷來膾炙人口。它之所以能如此耐人思索，也正在於採用了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的推理對比手法。表現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不合理現象，多用此手法。《辛苦吟》就用此法表現了食、衣兩方面的不合理情況。后四句說，我希望燕地趙地的美女，都變成面目醜陋而德行賢惠的嫫母；那麼，她們的笑，就不可能再那樣值錢，也就再不至於有一笑千金的揮霍現象了。

這樣於國於家都有利，都會好起來。古時傳說燕、趙（在今河北省）出美人，這裡以美人之錦衣玉食，一笑千金，典型地表現出上層生活的奢侈；詩人對此現象十分不滿，因而富有想象地提出這樣的假設：但願有朝一日，燕、趙所出美人，轉化為黃帝的妃子嫫母：

貌美轉化為貌丑，無德轉化為有德，笑值千金轉化為笑不值錢。到那個時候，社會上富者窮奢極侈、貧者衣食無著的現象，也許可望有所變化吧。詩人馳騁想象，從現實的境界轉化為理想的境界。巧妙地使兩種境界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手法可稱之為“轉化對比”。

詩人有意通過浪漫的想象來構成這種轉化對比，藉以批判上層社會的腐敗。

轉化對比也是傳統的對比手法，“滄海桑田”是 自然界的轉化對比，經常被用來說明古今人事轉化的對比；李白《登金陵鳳凰台》“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則是直接表現古今人事的轉化：“吳宮花草”變為“幽徑”，“晉代衣冠”成了“古丘”，這也是一種轉化對比。此詩通過想象中的轉化，來構成轉化對比，在藝術效果上使所表現的形象鮮明而又突出，使抒發的感情惋轉而又強烈，富有藝術感染力。

吾聞池中魚，不識海水深；

吾聞桑下女，不識華堂陰。

貧窗苦機杼，富家鳴杵砧。

天與雙明眸，只教識蒿簪。

徒惜越娃貌，亦蘊韓娥音。

珠玉不到眼，遂無奢侈心。

豈知趙飛燕，滿髻釵黃金。

鑒賞

詩的開頭，富於民歌比興色彩。詩以“池魚”比“桑女”、“海水”比“華堂”，表明貧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貴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貼切。民歌經常重複詠唱。詩中“吾聞”、“不識”，重疊兩次，音節優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五、六句中“苦機杼”扣“桑下女”、“鳴杵砧”扣“華堂陰”，形成了鮮明對照，揭發了富貴人家與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況。“機抒”，織布工具。 “杵砧”，搗衣工具。“苦機杼”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種“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孔雀東南飛 》）的辛勤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勞動成果，卻全給富貴人家剝奪了去。“鳴杵砧”的“鳴”字，既形象地表現搗衣之聲，又暗示富貴人家不養蠶，不織布，反而遍身羅綺，有做不完的衣服。這是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晚唐時期，朝政日衰，國勢日微，賦斂日重，勞動人民終年勞苦，不得溫飽，而豪門貴族“繒帛如山積”（白居易《重賦 》），“銜杯吐不歇”（鄭遨《傷農》）。“苦機杼”與“鳴杵砧”對照，正深刻地反映 了這種罪惡的社會現實。

以下是通過形象進行議論。作者以“天與雙明眸，只教識蒿簪”慨嘆桑下女天生一對明亮的眼睛，但因為她貧苦，只能見到野蒿製成的簪子，見不到精緻的束髮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神情。“只教”，一個轉折，點出勞動婦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精緻的工藝品，一生只見識過粗賤的飾物。

接著，以“越娃”（西施）、“韓娥”這兩個形象的比喻，承接“雙明眸”，並在“越娃”“韓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處野里；有韓娥之音，而湮沒無聞。“惜”而徒然，表明了作 者的無限感嘆與無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兩句，從字面看，並無難解之處。

“遂”字很重要，它將兩個否定詞“不”與“無”緊密聯結起來，貫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顆純潔而質樸的心，而這顆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結尾兩句，與“華堂”、“富家”照應，並與桑下女恰成對比，這是全詩精神的結穴處。趙飛燕是漢成帝的皇后，受寵幸，尚奢侈。“滿髻釵黃金”，“釵”作動詞用，是說趙飛燕髮髻上插滿了黃金製成的裝飾品。這些裝飾品從何而來？美人“兩片雲，戴卻數鄉稅”（鄭遨《富貴曲》），不正是從千萬個“桑下女”式的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的嗎？作者不便說明當代，所以假託“趙飛燕”。紀昀認為，古人為詩，不廢議論，只是“不著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