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受到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他們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籍。自1923年顧頡剛發表《與錢玄同論古史書》，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問世，標誌著該派的正式形成。以後，《古史辨》又持續出到七冊，當時有不少知名學者參與了這項活動，在學術界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傳統所謂的“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構成的中國古史系統。其中，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著重地考察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源頭，認為：“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雖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據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於一統“地域向來一統”、“古史為黃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參見《古史辨》第一冊)。

古史辨派對儒家經學涉及的內容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係　認為“六經”是周代通行的幾部並不相干的書，它們既不是如古文經學家所謂的“六經皆周書之舊典”，也不是如今文經學家所說的“六經皆孔子之作品”，孔子沒有刪述或製作過“六經”，“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後期(參見《古史辨》第一冊)。

在《古史辨》中，發表了錢玄同、錢穆、周予同、王伯祥等人的論文，對這個問題展開了十分熱烈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當推錢玄同的《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參見《古史辨》第五冊)

在《周易》方面，顧頡剛的《論的比較研究及與的關係書》錢穆的《論非孔子作》、李鏡池的《易傳探源》及《周易築辭考》、余永梁的《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容肇祖的《占卜的源流》等，屬於有相當影響的作品。在《尚書》方面，較多地討論了《今文尚書》各篇如《堯典》、《禹貢》、《盤庚》、《金滕》等的時代及其真偽諸問題。

在《詩經》方面，《古史辨》第三冊下比較集中地討論了《詩經》和《毛詩序》的問題，發表了胡適、錢玄同、顧頡剛、劉大白、鄭振鐸、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鍾敬文、魏建功等許多學者的文章，他們各抒己見。主調是否認《詩經》即所謂聖賢的“遺教”之說，認為它不過是民歌而已；也否認孔子刪《詩》之說，以為《詩》與孔子無關。在《春秋》方面，著重討論的是《春秋》的性質、孔子與《春秋》的關係，此外還有關於《左傳》的考辨問題。在其他諸經方面，有關於今古文《孝經》的真偽、差異及作者的討論；有關於《論語》的考訂；有關於《大學》和《中庸》的年代問題的討論等等。古史辨派對破除長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傳統觀念、將經典作為歷史文獻來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古史辨派的許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儒家經典方面很有參考價值的學術文獻。當然不能否認，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夾雜著一些武斷片面的東西。

古史辨派是活躍於本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其宗旨是運用近代科學知識和方法，疑古辨偽，揭示有關中國上古史記載的真面目。它肇端於1923年在《讀書雜誌》上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古史討論。而由於“古書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須把古書的本身問題弄明白，始可把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採用而無謬誤”。所以，隨著討論的進一步深入，辯證古代文獻資料之年代及真偽等問題，便也成為該派古史討論的主要內容之一。

1929年，顧頡剛在《燕京學報》發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對《易經》的成書年代及《易傳》中涉及上古史的部分材料進行了考辨，引起廣泛的注意。錢玄同、胡適等紛紛撰文與之討論。顧先生的弟子李鏡池也沿著顧氏的思路，對《易傳》的成書進行了全面的探討。於是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易學研究熱潮。1931年，顧氏將1926年12月至1929年12月間有關易學討論的16篇文章，與有關《詩經》的討論文章合編為《古史辨》第三冊出版。顧氏在該書“自序”中指出，這些文章的編纂，目的是要“打破漢人（指漢代經學家——引者）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而建設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總之一句話，就是“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可見，這些辯證都是針對著傳統易學而來的。

如所周知，傳統易學向來有“人更三聖，事歷三古”之說，所謂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傳。在其看來，《周易》（包括經傳）成書於多位聖人之手，滲透了多位聖人的心血。因此，在經學史上，它始終穩居思想學術的核心地位，受到歷代經學家的尊崇和維護。但古史辨派認為，古人的這種觀點，證據不足，值得懷疑。“打破漢人的經說”，無疑是要剝奪傳統易學賦予“三聖”的《周易》製作權。“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則使傳統的八卦起源說重又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建設其（指《易經》——引者）卜筮的地位”，則意味著歷代經學家從卦爻辭中發揮出來的微言大意都是毫無根據之談。“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則無疑於宣布，二千多年來經學家所遵循的“以傳解經”的研究模式從一開始就是誤入了歧途。可見，古史辨派的研究，使傳統易學中本來都有定論的成說均成為不足憑信的東西，也使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都成了問題。對於傳統易學而言，這種“破壞”無疑是毀滅性的。

綜觀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他們涉及的問題雖然很多，但歸結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周易》經傳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周易》經傳的性質及關係，孔子與《周易》經傳的關係，《周易》一書的結構等。

史辨派的易學研究，目的是要“打破漢人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而建設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一句話，就是“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應該說，他們的研究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對《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的梳理，對《周易》筮辭與甲骨卜辭的比較，對《周易》一書的編纂過程的研究，揭示了其卜筮的本來面目；對《經》、《傳》性質的探討，對《經》、《傳》兩種古史觀的比較，辯明了《易傳》的不合於上下經；對“聖人觀象繫辭”說的考證，破壞了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對於《易傳》成書年代的考證，剝奪了孔子的《易傳》著作權。總之一句話，在古史辨派看來，《周易》經傳與傳統所謂的三位聖人沒有什麼關係。真可謂是“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

古史辨派對傳統易學的這種無與倫比的“破壞”，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學，基本上是在消化他們提出的問題。同意也好，反對也好，這些問題都不能繞過。就此而言，古史辨派提出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擊中了傳統易學的要害。然而，這裡所謂的“要害”，與其說是傳統易學本身，不如說是傳統易學賴以存在的觀念信仰。換句話說，古史辨派所擊中的，是聖經的地位、聖經的信仰，而並非“經”之本身。所以，在本世紀的易學研究中，不管哪一流派，都可以而且都必須把古史辨派提出的問題當作問題來研究。即或你不同意他們的考證結果，但你必須認同他們的考證精神。這種精神及與之俱有的思想解放就是古史辨派留給本世紀易學研究的最大財富。

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其結論大有可商量之餘地。前面提及的四方面問題，除《易經》的成書年代和《周易》經傳性質的討論尚能部分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外，其它幾項則很難說有令人心悅誠服的證據。如孔子與《周易》經傳的關係問題，古史辨派的考證顯然有失偏頗。如他們依據《魯論》，釋《述而》的“五十以學易”中的“易”字為“亦”，就很值得懷疑。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指出：“‘易’‘亦’音近而訛，從古音上來看，只能是兩漢之際以後的事。《史記》既然作‘易’，作‘亦’的異文是沒有多少價值的。”這樣看來，古史辨派懷疑孔子與《周易》的關係，這條證據是失效了。

然而，對古史辨派的“辨明”的“辨明”，絲毫也不影響該派易學研究在本世紀易學研究史中的思想意義。我們毋寧說，這種對於“辨明”的“辨明”，恰恰是對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實證方法的認同和發展。而古史辨派易學研究的價值也正在這裡。

“古史辨派”的古史辨偽工作，對於推翻舊的臆造的古史體系，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推進中國史學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績。《古史辨》第1冊於1926年出版以後，胡適評論說：“這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的精神。”（註：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古史辨》第2冊，第334頁。）以後，郭沫若於1929年評價顧氏的“層累說”“的確是個卓識”，“他的識見委實是有先見之明”。（禹的問題》。）至1957年，徐旭生評價說，“古史辨派”的治學方法雖存在有問題，但是取得的成績很大。“最大的功績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權威，《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的寫定歸還在春秋和戰國的時候。……由於疑古學派（廣義的）歷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雙方的努力，才能把傳說時代和狹義歷史時代分開。”（註：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第22頁。）自從顧頡剛發起古史大討論以後，再也沒有人糊裡糊塗地將“盤古氏，開天地”的傳說作出真實的歷史講起，啟發人們審慎地將傳說材料進行抉擇，結合考古發現，仔細地考辨其中的“史影”，從而逐步地“重建”科學的古史體系，這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一項重要成果。由於臆造的舊史體系，是與一千多年來束縛人們頭腦的封建“道統”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偽工作就具有掃蕩長期毒害人們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的意義，與“五四”運動反封建的偉大潮流相一致。尹達先生對此有中肯的評論，他說，顧先生“繼承了今文學派的傳統，吸收了實驗主義的方法，大膽懷疑古文經書，從而發展為懷疑傳統的古史，否定了這些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這一來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義。”（註：見楊向奎《論“古史辨派”》“後記”，《中華學術論文集》。）

“古史辨派”尤其是顧頡剛本人，對於古史辨偽和古書辨偽，作了範圍廣闊的考辨工作，涉及許多歷史問題和各種重要典籍，積累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推進了學術研究。多年來，許多研究《詩經》、《尚書》，研究古代禮制、民族、歷史地理和古代神話、傳說等問題的論文，都每每引用顧氏等人的論著，即因為這些論著具有學術價值。

顧氏在學術上“求真”的精神；對於學術問題確實有“平等”討論的態度，如，當南京東南大學的劉掞藜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二先生依據經典作文批駁，顧氏對此很高興，在致胡適信中誠懇地表示這是給予他修正自己思想和增進自己學問的好機會，只當作好意的商榷而不當以盛氣相勝的，又如，錢穆先生作《劉向歆父子年譜》，與顧之觀點實際上針鋒相對，顧卻不以為忤，不惟迅將文章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又立即推薦到燕京大學任講師，繼而推薦到北京大學任教，錢之成名實與顧之誠心推薦直接相關，成為學術史上的佳話，說明顧氏有磊落的襟懷；顧氏對晚輩大力獎掖，培養了學術界許多人材；他又關心國家民族前途，抗日期間，先在北平，后輾轉至綏遠、西北及西南地區，宣傳抗戰，建國後學習馬克思主義，把工作重點轉到古史建設上來，尤其在《尚書》整理和研究上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這些方面也都是應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