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消費理論

收入是決定消費的最重要因素。

平均消費傾向（APC）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減少。平均消費傾向（APC）是指消費總量C在收入總量Y中所佔的比例，用公式表示為：

APC=C/Y平均消費傾向可能大於1、等於或小於1（因為收入為0時，即使動用儲蓄或借債 也必須要購買基本消費品）

根據以上三個假設，如果消費和收入之間存在線性關係，則邊際消費傾向為一常數，這時凱恩斯的消費函數可以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C=a+βY

式中a代表必不可少的自發消費部分，就是當收入為0時，即使動用儲蓄或借債也必須要有的基本消費，β為邊際消費傾向，β和Y的乘積表示由收入引致的消費。因此，上式的含義就是，消費等於自發消費和引致消費之和。

凱恩斯指出：《通論》“分析之最終目的，乃在發現何者決定就業量。”“就業量定於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之交點。總供給函數主要繫於供給之物質情況，其中道理大都已為人熟知。”但是“一般人卻忽視了總需求函數之地位，”（《通論》第79頁）。所以，凱恩斯的重點放在總需求如何決定就業量這方面。

凱恩斯通過三大基本規律的揭示來說明有效需求不足。三大基本規律即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預期邊際收益率遞減規律和人們的靈活偏好。三者導致人們將收入以貨幣形態保持在手中，而消費和投資則減少，因而減少了有效需求，結果使經濟出現小於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均衡。

在凱恩斯理論的這三大支柱中，以其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最為根本。他固然把有效需求不足分為消費不足和投資不足，但他認為前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後者最終不過是前者引導出來的派生現象。因為“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的、唯一對象”（《通論》第90頁），“資本不能離開消費而獨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費傾向一經減低，便成為永久習慣，則不僅消費需求將減少，資本需求亦將減少。”（《通論》第92頁），由此可見消費理論在其理論中獨特的基礎地位。

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揭示，使推翻薩伊定理有了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認為總供給恆等於總需求，即“供給會自行創造其需求”。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說明了消費的增減不如收入增減之甚，從而打破了供給恆等於需求的教條，克服了理論觀念上的障礙。承認市場調節會帶來盲目失衡，即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從而為他的整個就業理論奠定了前提和基礎。同時，幾乎所有解決需求不足，增加就業的辦法都與消費有關，由此也可見消費理論在其整體理論中的重要地位。

消費理論的重要地位，還表現在通過邊際消費傾向的揭示，建立了乘數理論，從而為進一步分析經濟增長和周期理論奠定了基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作為經濟的內在穩定器，其波動的幅度比收入的波動幅度較小，從而說明經濟波動主要是由投資波動引起的。另外，邊際消費傾向的提出致使乘數可以計算，乘數：k =1/（1－邊際消費傾向），這為進一步分析增長周期理論提供了定量工具。

第一，凱恩斯理論建立在主觀的心理分析基礎之上，而且邏輯也較不嚴密。在概括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時，把它稱之為“正常心理法則”（《通論》第98 頁）。雖然也指出尚須若干修正，但也不是難事。但對此卻再沒有更充分的證明或修正了。只是歸結為“人類天性”。作為經濟理論的支柱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礎之上難以令人信服。

第二，凱恩斯局限於總量分析，只看到收入影響消費的現象，而不能進一步揭示影響消費的收入背後是收入的分配，進而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相互關係。所以，他不可能從根本上揭示收入分配和消費的結構差異及其資本家和工人的階級差異，而只是籠統地稱“公眾”、“居民”，雖也提及“富人”與“窮人”但也只是細枝末節。

第三，由其理論得出的許多結論也是不合情理的。如戰爭、地震之類都可解決失業問 題等等。這裡，值得指出的是，這些論斷看上去“奇怪荒謬”，但在凱恩斯理論中則是順理成章的，由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斥之為不近人情，凱恩斯由人之天性為基礎，結果推出不合人情的結論，足以促使後來者對其理論本身的反思了。

消費與其決定因素之間的函數關係。決定消費水平的因素很多，如收入、財產、利率、收入分佈等。其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消費函數實質上是指消費與收入之間的函數關係。

(一)自辟蹊徑的史料研究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的第六卷《一般理論引起的若干短論》體現了凱恩斯對前人消費理論獨特的借鑒研究。他對反經典的消費不足妨礙社會繁榮論進行了三個時期的考察。第一時期，是以曼德維爾《蜜蜂寓言》出版為標誌的消費不足論幼年期。凱恩斯談到，早在16、17世紀的赫克舍爾、拉菲馬斯、配第、巴爾邦、卡里等學者先後闡述了奢侈有利，節儉有害，如果每個人都多花錢，那麼所有人都會有更多收入的思想，經過《蜜蜂寓言》的渲染，流行起來。通過該書，曼德維爾闡發了他的道德觀——繁榮可以通過花錢而不是儲蓄的得以增大。由於該消費理論與主流理論的背離，遭到了嚴厲的批判。第二時期，以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為代表的消費不足論正式提出期。馬爾薩斯認為，消費不足會引起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因為財富的不斷增加只能靠對商品需求的不斷增加來維持，“如果每個人都滿足於簡單的食物、最破舊的衣服和最簡陋的住屋，那麼其它各種較好的食物、衣服和住屋就肯定不會存在。”然而，這種擔憂因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而受到李嘉圖的忽視。第三時期，以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業生理學》出版為標誌的消費不足論成長期。凱恩斯認為《工業生理學》提出的消費理論雖然未能撼動正統學派，但霍布森他們卻是第一次明確地宣稱“資本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儲蓄傾向所導致，而是它對實際的和將來的消費所造成的需求的反應”原理的人。

儘管前人的消費“反”論，受到了多方排斥和打擊，但凱恩斯卻因從表層看到了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消費不足，及致富的依賴路徑——多消費，而勇敢地挑戰經典，系統地提出了“消費不足危機論”的曠世之論。

(二)凱恩斯“消費不足危機論”的要旨

凱恩斯認為，社會總供給依賴於由消費和投資構成的社會總有效需求。就消費來說，短期內由收入決定。然而，由於消費者普遍受一種心理規律的影響，即“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麼多”，致使邊際消費傾向遞減(MPC)。假定投資誘導不變，由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引起的消費不足，就會使商業、飲食業不景氣，使投資者產生悲觀預期，降低他們的資本邊際效率，產生更強的流動偏好，誘發投資不足。也減弱投資及就業的乘數效應。可見，消費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源頭，又是產品滯銷、非自願失業、貧困屢屢出現、生產過剩危機頻繁爆發的直接原因，即消費不足→經濟危機凱恩斯“消費不足危機論”。為此，凱恩斯提出政府不能甘當“守夜人”，要施加宏觀干預，不斷注入新的購買力，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疏通流通渠道，拉動生產。他指出：“對於消費傾向，國家要部分通過賦稅制度、部分通過利息率的漲落，和部分通過其他手段來施加引導的作用。”換言之，通過實施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提高有效消費需求，拉動生產、就業、個人收入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形成多消費——多投資——高收入——高消費……的指數增長循環圈。事實證明，由消費不足論，引出的政府干預主義，快速修補了被大危機毀壞的生產鏈條，改良了與生產力不協調的生產關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世紀70年代前後，隨著資本主義世界“滯脹”發生而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對凱恩斯理論的質疑，也波及到在可持續發展命題中是否應該揚棄的問題，因為該理論旨在解決短期問題。

暢通的流通渠道是保持生產持續、不中斷的必備條件。馬克思指出：“交換過程是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價值的人手裡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價值的人手裡”，“商品一到它充當使用價值的地方，就從商品交換領域轉入消費領域”這“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即流通(交換)是連接生產與消費的橋樑或紐帶，如果紐帶斷裂、或橋樑過於狹窄，再生產過程就會中斷，G…P…W…G就無法實現。前已述及，可持續發展是無數連續的、短期生產點的連接，斷裂式的生產，不是可持續的生產。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已經進入更加富足的產品過剩時代，此時，“流通對生產、分配、消費不僅起被動的‘聯結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動的“調節作用”，“流通……是不斷啟動市場、促進需求和消費不斷升位的一個助推器。”因此，不斷向流通中注入購買力，疏導流通，實現產品從生產到消費的順利轉移，也是保持可持續發展曲線上的“點”連續.、不中斷的必備條件。

凱恩斯的刺激消費政策，為可持續發展暢通了流通渠道，為短期生產不中斷創造了條件。實際上，凱恩斯不斷為流通注入購買力的刺激消費政策，就是拓寬流通渠道的流通政策。首先，凱恩斯從宏觀高度確立了消費者的主體地位，為流通渠道的暢通奠定了基礎。凱恩斯消費理論蘊含著一張經濟方向圖：消費一生產一消費。該圖表明，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和對象。”制約 生產的也是消費——“資本是不能離開消費而獨立存在的事物。”消費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性質，把“人”真正擺在了“本”的地位，是對經典理論“生產→消費→生產”那種為生產而生產路徑的徹底揚棄。消費者宏觀主體地位的確立，易於從政策措施上引導生產，使生產結構與消費者需求結構統一起來，易於實現市場出清。其次，凱恩斯所發現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對於在流通中注入更多購買力起到了方向性作用。凱恩斯談到，相對來說，富人的消費傾向較低，窮人的消費傾向較高。那麼，增加窮人的收入，收入中會有更多的份額成為現實購買力，能夠為產品開拓更寬廣的市場。最後，刺激消費、拓展流通，避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導致的生產鏈條斷裂，滿足生產“連續性”要求。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使得西方國家大量企業倒閉、物資廢棄，造成生產鏈條大斷裂的例子觸目驚心的。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實施后基本避免的大的生產過剩危機。誠然，凱恩斯的刺激消費政策旨在解決短期產品過剩問題，似乎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精神——永續性，顯得格格不入。然而，長期是短期的累加，無數短期經濟的持續、不斷裂發展才可能構成長期的持續發展。可見，消費不足，不僅造成短期生產中斷，也會造成可持續發展的“斷裂”；凱恩斯刺激消費政策，或者說是，拓寬流通渠道政策，是促成短期無數生產點得以連續的外推力，也必然是可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

加劇資源匱乏的局限性

1.充裕的資源是保障產出持久增長的物質基礎。誠然，短期增長的連續性取決於旺盛的需求亦或暢通的流通渠道，但是，持久的增長則來自於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就連首創需求論的新古典學派馬歇爾也承認：“就一般而論我們所考察的時期越短，我們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對價值的影響；時間愈長，生產成本對價值的影響將逾加重要。因為生產成本……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表現出來。”當前，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因為，可持續發展要求，產出曲線不僅短期不能中斷，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應具有無限延長、增長的趨勢，如果資源逐漸走向耗竭，即使生產能夠不間斷的維持，那也是低位運行(斜率變為負值)，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只有保證資源數量的充裕，增長的持久性才成為可能。

2.消費不足論的資源環境負效應。如果說資源短缺問題早已存在的話，那麼，“滯脹”是資源危機凸現的標誌。該問題快速升級，與長期單方面實施刺激消費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凱恩斯對消費拉動經濟的強調，推動了資源環境惡化的進程。凱恩斯認為，一個社會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就業不足，“就業的機會必然受到總需求多寡的限制。總需求只能來源於現行的消費以及現在為將來的消費所作的準備。……消費不可能被無限期地推遲下去。”要“預先消費”就得“舉債支出”進行負儲蓄，但是，只要消耗就會促進生產，哪怕是浪費也會致富。這種對消費作用的強調，促成了后工業社會新意識形態“物質主義(materialism)”的形成，即，不顧及資源承載力、不顧及後代人福利的畸形消費——高消費、炫耀消費和浪費消費。這種消費，對一國資源環境的掠奪是貪婪和瘋狂的，且以其強大的感染力，促成資源難題全球泛濫。因此，“從全球變暖到物種滅絕，我們的消費者應對於地球的不幸承擔巨大責任。”對資源更具破壞性的畸形消費意識仍來源於《通論》：“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都可以起著增加財富的作用。”儘管，這些話是出於對那些固守經典理論的政治家的諷刺，但被相當數量的人所誤解，以至於，西方社會的軍備競賽、頻繁戰爭、浪費性政績工程等都以此為理論根據。儘管二戰后的德國和日本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美國也從二戰中得到了繁榮的好處，然而，破壞性消費對資源環境的摧毀卻是不爭的事實。其次，強烈的短期意識是誘發資源問題快速升級的又一原因。凱恩斯在《通論》中坦言，他所陳述的思想及政策主張都是針對短期經濟問題的，這無可厚非。然而，他在處理短期問題時往往把短期與長遠、當代與後代的利益對立起來，所形成的策略通常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只顧當代不顧後代人。例如，他認為古埃及的就業得益於金字塔的建造，中世紀就業得益於造教堂和做道場，為此他告誡道：如果“我們在為後代建造住房時，要是仔細考慮這樣做對後代所增添的‘財務’負擔，從而，我們就沒有象埃及和中世紀那樣簡便的避免失業問題的方法了。我們就不得不接受失業的存在……”。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在長期中，我們都會死去”，意思是說，既然到了那個時候，人們都會死掉，那麼，經濟事物的長期均衡狀態就沒有實際意義了。這種短視化的思想，既迎合西方政府政治利益集團的價值取向，也與西方大眾的人文價值觀相彌合，因此，在實踐中，消費上的吃光花光帶動資本的極度擴張，必然衍生大量投入、大量消耗的增長模式。第三，單方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忽視生產源泉的管理可能對持久消費的制約。必然帶來連鎖負外部性的全球傳遞。西方發達國家接受凱恩斯刺激消費政策，帶來了產業快速升級和信息化實現的良好效應。信息化似乎是減少甚至替代了資源的大量消耗，但事實上，支撐過度消費的產品加工和生產地點已經轉移到欠發達國家，並且，同時轉移的還有以資源高投入、高耗費、高廢棄物排放為特徵的增長模式，由此導致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堪重負的負外部性在全球範圍蔓延，留給其他國家乃至後代可發展的道路日益狹窄。

對於凱恩斯刺激消費政策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加爾布雷斯早有微辭，並指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雖然為改善開闢了無限的可能性，但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他們不能為解決當前困擾現代社會的經濟問題提供有益的指導。”的確，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凱恩斯的刺激消費政策是以大量閑置資源為條件，在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稀缺情況下，不加節制使用，必然造成資源的不可持續。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同中國或者亞洲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他對印度的情況比較了解，因為這曾是大英帝國的版圖，而且他在印度事務部做過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書是關於印度的金融問題，儘管他從未想過到印度去訪問是寫作這本書的必要條件。但是，他對中國的事情並不是一無所知。他對中國金融的了解來源於他的朋友——滙豐洋行的董事查爾斯·艾迪斯爵士，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了解則通過另一個朋友，曾在中國服務過的英國領事官員阿吉·羅斯。

1912年，他在《經濟學雜誌》上撰文評一位中國學者的著作，這就是陳煥章撰寫的《孔門理財學》(陳煥章是康有為的弟子，191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澤注)。凱恩斯在這篇書評中指出中國學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則” (劣幣驅逐良法則——譯註)和“貨幣數量說”。他引用了明初葉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價格下降，應當發行紙幣；價格上升，應把紙幣收回”。他對中國的人口數字大惑不解。他說，中國眾多的人口顯然是在近代產生的。中國人口從18世紀初的1億上升到1842年的4．13億。他發現在中國並沒有發生西方世界的那種經濟或自然條件的巨大變化。因此，中國人口的迅速發展令人無法解釋。他擔心“中國的黃金時代恐怕一去不復返，因為享受這個條件的人口太多”。

凱恩斯是作為一個貨幣經濟學家開始他的職業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國的貨幣問題才讓他感興趣。他從一開始就是一位貨幣改革家。他設計的第一個貨幣計劃是1910年的中國“金匯兌本位”計劃。他不贊成在中國發行紙幣，因為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表明，紙幣“將無可避免地帶來經濟不穩與最終的災難。而且它將阻撓農村地區從實物貿易到貨幣貿易的過渡”。他建議“一種以白銀為流通的貨幣，但以黃金為本位貨幣”。他認為中國不應當積累黃金，而應當在倫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對外支付時可把這些存款轉換為黃金。他舉日本為例，說它把大多數的儲備都轉換成英國的國債券。凱恩斯的這個計劃一直被鎖在一個抽屜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們發現。

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看，凱恩斯對W．S．傑文斯筆下的亞洲十分著迷。傑文斯把亞洲稱為“貴金屬的巨大儲藏地和市場”，他還認為“東方產品的低廉價格引起了貴金屬向東方的不斷流動”，“從我們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萬的金磚。而這些金磚在西方放在那裡毫無用處”。這種強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凱恩斯的腦子裡觸發了一個經濟史的“貨幣”理論，把長時段的經濟興衰同黃金和白銀的升降聯繫在一起。儘管西方的貴金屬不斷向亞洲流失，但由於亞洲人偏愛囤積貴金屬而不使用之，所以他們仍然很貧窮。西歐則在16世紀充分利用從南美洲流入的金銀，和在18世紀攫取的印度黃金財富開始了商業和工業革命。凱恩斯關於利率的流動性偏好理論也許就是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產生的。1918年，中國又一次進入凱恩斯的視野。他反對在德國賠款問題上援引強加於中國的“庚子賠款”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國和美國在日本不願放棄對中國的侵略時，中斷與之的全部貿易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參與了對中國發放貸款的討論。總體而言，他確實是中國的一個朋友，不過他對中國知之甚少。

儘管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後果》已被譯成中文，我並不知道他的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如何。凱恩斯本人留下來的凱恩斯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短期的就業理論。他把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設為“已知條件”，僅僅尋求保證對該社會的工業產品的足夠的有效需求。因此，凱恩斯主義似乎同經濟發展所涉及的問題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經濟發展要求對傳統經濟結構做大規模的改造。凱恩斯的弟子瓊·羅賓遜和羅伊·哈羅德在凱恩斯經濟學的結構里加上了長時段的發展視角：我不知道他們的理論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思想有何影響。

凱恩斯理論也許對今日的中國沒有多大用處，中國面臨的是轉型問題— —即摒棄低效率的國有經濟，推進同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經濟融合。然而，假定政府是稱職和誠實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凱恩斯政策能夠通過為基礎建設項目提供臨時工作來幫助經濟結構的轉型——這就是人們過去所說的“公共工程”。在20年代的英國，老的出口工業被新型的消費品出口工業所取代，產生了大量的失業。凱恩斯認為，政府額外支出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能夠加快新型工業的發展步伐，最終能夠吸收老的出口工業所丟棄的勞動力。英國一直沒有採納這個政策，但對一個總需求由於傳統工業領域( 或社會主義經濟的畸形發展的工業領域)的失敗而長期受壓抑的經濟來說，這個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華盛頓共識”似乎已經把凱恩斯主義徹底埋葬。但從那以後發生的大量事件某種程度上駁斥了90年代初的那種簡單的思路。我在這裡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國經濟的長期停滯，1997—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崩潰以及2001年的華爾街股市的崩盤。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資本主義已進入全面的危機”，但它們也顯示出在很多領域裡，經濟潛力得不到發揮，經濟狀態十分不穩。凱恩斯如果還活著，對此一定有話要說。

凱恩斯的三個信條同今天特別有關係。

第一，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自由貿易鼓吹者。他認為，由於沒有保障充分就業的國內政策，很多國家不得不過分依賴出口推動的發展方式，最終引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強烈反應。他寫道，在推動一個國家同國際經濟的融合過程中， “強有力的自我節制”是必要的。在中國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時刻，凱恩斯的這個警告是適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業活動受到無法降低的不確定性的制約。生意上的決定取決於長遠預期，而對長遠預期“不可能找到科學根據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可預測的概率”。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市場的波動是一種特有的流行病。

最後，在匯率問題上經濟學界至今似無定論。凱恩斯本人信任用國際協定來調節的固定匯率制。他經歷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貨幣戰，親眼目睹了國家操縱匯率以達到貿易上的競爭優勢的手段。他把英國在1921年的經濟衰退歸罪於東亞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因此，他必定會反對一個國家利用匯率偏低的貨幣來不斷積累外匯儲備以達到出口推動型經濟發展的目的。他不厭其煩地指出，外匯儲備不是為了囤積而是為了使用。因此我認為他一定會敦促中國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中所說的，“只要這個世界有需要，凱恩斯的思想就會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凱恩斯的傳記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經濟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婭·盧波科娃用她那種帶俄國腔的英語所說的，他“不僅僅是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哲學。他在這些領域裡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而這些領域也對他思考經濟學和經濟問題的方法產生了影響。儘管經濟學家都致力於“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倫理學當成一回事。經濟學家們以為，只要能讓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對他們有好處。然而凱恩斯堅持認為，經濟發展只有在當它能夠使人們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時，才算是正當的事業。從某種程度上講，經濟學和倫理學應當攜手並進。但當人們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標準時，經濟學和倫理學就開始分道揚鑣。今日的西方出現了失控的消費主義浪潮，文化和精神價值成了“酷愛金錢”的犧牲品。凱恩斯對此一定非常不快。

在哲學方面，凱恩斯是一位直覺主義者，相信人們對善與惡、真理與謬誤、對與錯的行為有直接的、先驗的認知。這種直覺是在一個人的經驗之外就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義而不是功利主義。他對艾薩克·牛頓的評價是： “他的直覺肌肉最強壯，最有韌性。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受到上天如此的厚愛。”這段話對凱恩斯也適用。他的朋友奧斯瓦爾德·福爾克懷疑他的腦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虛表”。凱恩斯認為對任何問題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結構的外表，而不是實 質”。這更像藝術家的頭腦，而不是科學家的頭腦。

從個性上看，凱恩斯具有審美家和管理人才的雙重性格。他的情趣和愛好是唯美的：他的經濟學佳作都有一種詩意。但這些藝術火花是為保衛受到威脅的社會秩序這個任務服務的。他常常願意犧牲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以換取他認為可以得到的東西。他在這方面的直覺十分敏銳。他意識到：“文明是少數幾個人的個性和意志建立起來的一種單薄、脆弱的外殼。人們只能通過巧妙地制定和不擇手段地維護規則和習俗來維持文明。”他之所以能夠繼續引起我們的注意是因為他正是屬於那“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將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貢獻給了捍衛“單薄、脆弱的”文明外殼的事業。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國哈爾濱一個俄籍猶太富商家庭，嬰兒時就同父母一起被日本關東軍拘押在日本一年。戰後由於無法拿回在哈爾濱的巨大家產，移居英國，六十多年後才重新訪問幼時的故園(2005年9月曾來華講學)。

他的《凱恩斯傳》使他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之一”，享譽國際學術界，並被英國女王封為勛爵。這本積三十年功力的著作只有一個中心思想：經濟學不是“科學”，而是倫理學的一種應用，經濟學家首先應該具有文化和道德觀。